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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海瑞罢官》的艺术表现错在哪里？
吴荫循
提要 吴晗同志所承认的《海瑞罢官》创作思想方面的三点“错误”，都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
一，问题不在于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在于吴晗同志对当时的基本矛盾的看法是错误的，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抹煞和调和了农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二，问题不在于把海瑞“突出得过分”，而在于歪曲了海瑞的阶级本质。
三，海瑞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应美化，而不是什么表现单干、突出个人的问题。剧本突出海瑞的不怕孤立的单干精神，是为了鼓励陷于孤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言不及义地“承认错误”，正是掩盖真正错误的烟幕。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引证史料，对姚文元同志反驳了一通之后，终于谈到了《海瑞罢官》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把他（海瑞）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剧本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
这就是吴晗同志关于创作思想的所谓“自我批评”！
《海瑞罢官》真的就错在这三个问题上了吗？不对！这三点结论，貌似检讨，其实是在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先看第一点，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可不可以作为历史剧的主题呢？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不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题材，但我们并不反对去描写它。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通过这种描写正确地反映历史，有什么不好呢？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明末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至少应当明确以下几点：第一，斗争的双方都是剥削阶级的一员，他们的矛盾和斗争，都无损于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第二，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没落腐朽的时期，无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具有何种性质和表现着不同的形式，都无力挽救封建王朝的必然灭亡。第三，这种斗争决不代表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又同当时的基本矛盾，即日益尖锐、正处于大爆发前夜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吴晗同志是怎样看待和描写当时的基本矛盾的呢？他说：“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所以，他认为如果写了“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好象就算正确了。谁都知道，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乡官的斗争，只是同部分地主的斗争，这个斗争当然也是很激烈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只承认农民与乡官的矛盾，而掩盖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矛盾。如果吴晗同志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即使写的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也仍然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仍然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
何况吴晗同志所说的农民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吴晗同志关于苏松地区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从那里土地兼并严重这一情况推论出来的。正如有些同志指出的，土地兼并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到海瑞那里去告状的也主要是这些人。海瑞所说的“民”主要也正是指这些人，他的“爱民如子”、“为民请命”实际上就是代表这些人要大地主作些让步，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
吴晗同志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当时的矛盾，反而抹煞农民和整个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又把中小地主和富农当作农民，这样他就在《海瑞罢官》里，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海瑞荒谬地写成了农民的代表，凭借皇帝颁发的大印、凭借“三尺皇家法”保卫了农民的利益。吴晗同志勾画出了一幅奇妙的图画：矛盾的一方是乡官徐阶；另一方是清官海瑞，海瑞的身后站着一大群鹑衣百结的农民，还有一个身穿龙袍的皇帝，而这三者又是如此和谐一致，似乎只要王法伸张，海瑞胜利，农民也就幸福了。在这里，突出了海瑞和徐阶之间的矛盾，而农民和海瑞的矛盾，农民和皇帝，和整个封建王朝、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却被剧本一笔勾销，无影无踪了。许多同志的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出戏美化和歌颂了封建统治阶级，调和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问题的实质。可是吴晗同志避开这些，不谈他的观点和立场的根本错误，而说什么他的“错误”只是不该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这难道不是避重就轻吗？
再看第二点。吴晗同志认为剧本错在把海瑞“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照这个说法，海瑞其人本来是“高大”的，只是剧本写得“过分”了一点，也就是夸张得过火了一点，才出了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吗？
如果海瑞真是一个高大的人，那么，在剧本里夸张一点，突出一点，又有什么错呢？艺术创作从来是允许夸张的，很多优秀剧本对它的英雄人物也往往是夸张地、突出地加以歌颂的。但是，夸张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必须服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根本原则。夸张是为了使艺术形象比生活中的原型更高、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意义，更鲜明深刻地揭示人物的阶级本质和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更好地展示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夸张和突出海瑞的什么呢？它夸张地、突出地刻划海瑞这一形象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呢？吴晗同志在剧本中把海瑞写成农民的代表，突出地表现海瑞如何“为人民”操劳，以此来说明海瑞是农民的救星。把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统治集团的官吏，说成是被压迫者的救星，这只能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歪曲，毫无阶级观点的胡诌。这已经远远不是什么艺术上夸张、突出的问题，而是歪曲人物的阶级本质，歪曲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宣扬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了。
吴晗同志也许要反驳说，剧本不是也“强调了”海瑞维护国脉报圣上的思想吗？他在“自我批评”里摘录了许多这方面的唱词，分明就是反驳批评他的人。可惜的是这些唱词帮不了吴晗同志的忙。剧本写了海瑞的忠君思想，却并没有揭示出他是封建王朝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恰恰相反，剧本告诉人们，为皇帝和为农民是一致的，海瑞越维护封建王法，农民就越得到真实利益。在这里，被美化和歌颂的岂止海瑞一人而已？更荒唐的是，剧本不但大写海瑞如何赐给农民“何愁衣饭”的“好光景”，而且最后还编造了一个处死恶霸，以胜利英雄姿态下场的结尾。吴晗同志杜撰这些历史上没有、也决不可能有的情节，来美化海瑞的一些改良措施，难道不是在宣扬改良主义吗？难道不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唱反调吗？吴晗同志把问题说成什么“过分突出”、“过于高大”，只不过是掩盖立场错误的一种金蝉脱壳之计罢了！
再看第三点。吴晗同志说《海瑞罢官》错在“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显然，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也没有要求吴晗同志赋予古人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谁也不打算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个人？单干些什么？
如果是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在保卫祖国方面或者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祖国文化发展方面有过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之中不少的人出身于剥削阶级，甚至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我们也不反对对他们的个人作用作出适当的评价，肯定他们的贡献，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东西。
海瑞是个什么人呢？不过是一个封建官僚。他单干些什么呢？不过是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他对历史的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对于海瑞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去美化他，而不是什么表现单干、突出个人的问题。试问，如果象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的那样，去大力表现海瑞的社会基础，描写他的集体活动，难道就不是宣扬阶级调和、改良主义吗？如果表现海瑞大走群众路线，而农民群众也支持他维护封建王朝的改良措施，这岂不是对当时的农民群众的极大污蔑吗？
当然，剧本把海瑞写得孤立是另有原因的，这里头藏着比个人英雄主义远为见不得人的货色。《海瑞罢官》的主题是“罢官”，联系它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正是通过海瑞的被罢官寄同情于当时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剧本越是把海瑞写得孤立，不见容于社会，最后被迫孤零零地罢官而去，就越强烈地发泄了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同情；同时，它越卖力歌颂海瑞不怕孤立的单干精神，也就越是给陷于孤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鼓励他们一意孤行地单干下去。这难道只是什么“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吗？吴晗同志这样说，只不过是企图把政治问题轻轻化作小小的思想问题罢了。
总起来说，《海瑞罢官》的错误是根本性的立场错误，但是吴晗同志通过上面的三条结论，却把它解释成艺术表现上的和思想上的问题。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的结尾，回答“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时，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评价五四运动的一段话，用来辩解自己的错误，说什么自己所以犯错误，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当然，吴晗同志的方法论是形式主义的，但是，《海瑞罢官》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的形式主义问题。还需要看到，五四运动虽有形式主义，但它表现了坚决的反封建精神，向封建制度、封建礼教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而吴晗同志却在美化封建制度，歌颂海瑞这样一个封建王朝的忠实鹰犬，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充当辩护士，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恶毒的暗箭。这岂是一顶形式主义的帽子所能掩盖得了的？
在“自我批评”里，吴晗同志也不得不说几句“立场错了”、“是立场性质的错误”等，但错在哪里，始终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吴晗同志既然谈到了立场问题，那么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写这个剧本？要让它发挥什么样的现实政治作用？自己和谁站在一起？拥护谁？反对谁？然而，对这些问题，吴晗同志何其讳莫如深！他抽象承认的“立场问题”，转眼之间就又具体地否认掉了，反过来还极力表白他的立场没有问题。仔细分析了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三点“错误”之后，人们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他急忙“得出”的三条“结论”，正是掩盖真正错误的烟幕。但是他越卖力表白，人们就不禁越要发问：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何必那么着急地剖明心迹呢？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原来是一篇言不及义的抵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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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
方史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岂不是说，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一号货色吗！？
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呢？因为古人的地位，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削弱农民的反抗”，“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起贪官来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让历史上尽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息地举行起义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取得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如何发展？封建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又如何向前推进？
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对“清官”、“贪官”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里的“清官”，不也应该这样看吗？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田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生产毫无好处吗？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不符事实。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没有这样讲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清清楚楚地写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有“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化”。其具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隶属于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凭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史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吴晗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一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竟然作出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一想……就知道……”！屈原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汨罗江自杀后，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船，那会有赢粮，而且还是上好的糯米扔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候怀念、热爱屈原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么？岂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屈原并不受我国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热爱吗！？
显然，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棒去格斗，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的衣襟闹“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要“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硬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把《海瑞罢官》读一读，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借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认为剧作者是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闹“翻案”。退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尚有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天灾、克服困难呢？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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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论
邵鼎勋
提要 陆雨先生认为，海瑞站在民的一边与官进行“退田”的斗争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陆雨先生也认为“退田”斗争只有利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所以“难能可贵”这一赞词显然出于他们之口。陆雨先生认为，海瑞在“断案”时起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在这里，陆雨先生把仁政主义思想说成是一个“超阶级”的东西。陆雨先生认为，海瑞得到前朝后代的人歌颂，因而不只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事实上，歌颂海瑞的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所有这些，都说明陆雨先生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的。
读了陆雨先生的《〈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一文，我们禁不住要问：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话？
海瑞的斗争究竟对谁“是难能可贵的”？
陆雨先生一开始就承认“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然后就肯定说，“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毫无问题，“官”和“绅”有权有势，一般没有做过“官”的中小地主和富农是敌不过他们的，现在忽然有一个做“官”的海瑞出来替中小地主和富农“打抱不平”，要官绅“退田”，那末，这批中小地主和富农看到自己的田产“失而复得”，当然就会在内心上激动。因此，“难能可贵”这一赞词显然出之于当时一般中小地主和富农之口，同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群众是丝毫也不相干的。但是，陆雨先生竟追问道：“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了，陆雨先生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吗？如果在陆雨先生所使用的“我们得想一想”这一追问口语中“我们”两字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那当然有你的自由——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要是你要劳动人民“想一想”，那末“我们”劳动人民就同你的想法不一样——劳动人民的想法是，只有农民群众在封建统治的淫威下奋不顾身地起来抗争，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陆雨先生认为，“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据他说，这是因为“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而“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但是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海瑞有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而在于他的政策和措施是不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既然海瑞的“退田”只是为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那末在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看来，在今天无产阶级看来，他实在谈不到有什么“价值”。
陆雨先生一口否定海瑞的措施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认为他的“退田”斗争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从而帮助农民阶级去联络中小地主和富农组成一个“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这真是一种奇谈怪论。第一，陆雨先生既然承认海瑞说的“民”是指中小地主和富农，为什么又否定海瑞为这些人的利益所采取的措施即是为巩固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服务呢？第二，官僚地主固然也迫害中小地主和富农，但最根本的还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就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群众的罪恶来说，中小地主和富农同官僚地主相比，实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陆雨先生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话，为什么要如此美化那些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清官”呢？第三，当时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王朝之所以需要设立象巡抚之类的官员去“弹劾”贪官污吏，只不过是因为贪官污吏的行为超过了这个制度所允许的剥削制度，需要加以约束，以维护封建制度的长远利益。如果陆雨先生不是有意识地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话，怎么会说出以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起码的常识的话来呢？
在以《〈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为标题的这段文章中，逻辑混乱，达于极点。推测他的原意，似乎是说《海瑞罢官》并不是宣扬阶级调和。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细加分析他的全段文章就可以看出，原来他比《海瑞罢官》更加公开地在宣扬着阶级调和论。
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是“超阶级”的吗？
陆雨先生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勉强承认：“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然而，他却玩弄了另一套诡辩术，说什么海瑞在“断案”时“起着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据他说，“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这种思想构成了海瑞“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他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当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意思就是说：尽管法律是阶级的法律，仁政主义思想却是超乎阶级之上的、甚至是完全为“小民”服务的，而海瑞的“平冤狱”、“为民昭雪”，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这里，人们不禁要反问一句：究竟有没有“超阶级”的仁政主义思想呢？
在一部人类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包含着各色各样的“学说”或“主义”，要认清这些五光十色的“学说”或“主义”的实质，就必须牢牢把握住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大家知道，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仁政主义思想主要是反映了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思想在促成奴隶主专制政治的解体方面，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过此以往，它一直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精神工具，它在这方面的作用甚至比封建王朝的法律还要更为广泛，更为有效。如果说海瑞的一切措施不是根据朱明王朝的法律而是根据儒家的仁政主义思想，那末这倒恰恰说明了他这样做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试看，“弱不为扶，强不为抑，安在其为民父母哉！”这就是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为什么要“抑强”、“扶弱”呢？一是为了替封建王朝增刮钱粮，所以他说，“衣食不充，钱粮何出？”二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所以他说，“衣食不窘，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一举而合省之民均有利焉，是亦抚绥一盛举也”。由此可见，海瑞的所谓“爱人之心”、“恻隐之心”等等，并非真情实意地有爱于身处农奴状态的老百姓，而是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劳动力的需要，并为这个阶级的残酷剥削裹上一层甜甜蜜蜜的糖衣。毛泽东同志说得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陆雨先生竟然把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说成是一个“超阶级”的东西，仿佛它既可以为压迫阶级服务，又可以为被压迫阶级服务。这岂不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大相背离吗？
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当《海瑞罢官》所宣扬的阶级调和论遭到猛烈批判时，陆雨先生就情不自禁地赶快跑出来“打抱不平”，企图以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把《海瑞罢官》包得天衣无缝。不料弄巧成拙。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和朱明王朝的法律，同为当时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积极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陆雨先生这样做，把吴晗同志的观点弄到更为荒谬的地步。
“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真正歌颂“海青天”？
陆雨先生对于“海瑞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正确论断，感到很难接受。他反问道：“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他以为这一诡辩式的问法就可以把对方难倒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是始终难不倒的。
应该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是存在着阶级差别的。既然海瑞所说的“民”是指中小地主和富农，那末歌颂海瑞的“民”当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富农了。封建统治阶级从来就把自己冒充为全体人民的代表。现在陆雨先生居然也把地主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等量齐观起来，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完全违反科学的说法吗？
即使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那也并不奇怪。几千年来，封建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思想，一直支配着中国社会，它不可能不对一部分劳动人民发生影响。这部分劳动人民受到空洞骗人的诺言所诱惑，一时随声附和，对于那种最准确地反映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最能代表他们的真实利益的思想反倒难于理解、难于接受，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真正“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不，绝对不！农民群众的利益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水火不容。他们之所以也喊一声“海青天”，不过是由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还不清楚而已。
不错，如陆雨先生所说，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对当时的现实“寄于无限的幻想”。但是必须指出，这种幻想主要的还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散播的。他们为维护本阶级的长治久安，不能不在群众面前制造种种假象，散播种种幻想，同时还不得不狡猾地求助于一部分还没有觉悟起来的群众的支持。而我们的吴晗先生、陆雨先生竟然如此羽于轻信，把封建统治阶级所散播的幻想加以宣扬。难道你们不觉得自己正是充当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吗？
在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时，必须牢牢记住列宁所说的一段话。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页）就各种有关史料看来，海瑞这个“清官”，在更大程度上是执行了牧师的职能。认清刽子手的职能，并不难；识破牧师的虚伪面貌，就比较不容易。这就是一部分“前朝后代的人民”被“清官”所迷惑的原因，也就是“海瑞戏”在一部分人当中“经久不衰”的原因。不去识破海瑞的虚伪面貌，不去认清海瑞全部行动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本质，这就说不上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