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战斗的城
  ——访问越南通讯:《人民战争花最红》之五
  魏巍
司机同志一面加快速度,一面兴奋地告诉我们:前面不远,就是荣市了。
荣市,是闻名的义静苏维埃运动的故乡。今天,在新的考验中,它又创立着新的光荣。在我们来到以前,包括这座城市在内的义安省,已经击落了八十九架敌机。加上沿路义静时代老党员给予我们的深刻印象,使我们愈加敬重、愈加向往这座英雄的城市了。
汽车开足马力在一号公路上飞驰。过了禁河渡口只不过三十分钟,就看见远处出现了闪闪烁烁的灯光。公安员丁文利同志,不禁充满喜悦地喊道:
“电灯!你们看见电灯了吗?”
我顺着挡风玻璃向前望去,灯光点点,愈来愈密,终于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出现在面前。在和平生活里,看到这种景象,那是很平常的;而在敌机如此频繁的轰炸之下,能看到这样灿烂的灯火,叫人多么激动和兴奋呵!这哪里是平凡的灯火,这是越南人民的抗敌意志闪放着光华!
车子开进荣市。我几次提醒司机开得慢些,以便好好看看这座英雄城的姿容。
城市是镇定而安详的。交通壕随处可见,街道两边,每隔不远,还有一个圆形的单人掩体。背着枪的民兵们,走来走去,配合着人民警察维持秩序。街上行人不少。自行车来往奔驰。三五成群的女民兵,一路走,一路说说笑笑,还不时听到她们的歌声。那些白天疏散的人们,正刮风一样骑着自行车纷纷从城郊归来,后面坐着他们披着长发的妻子。尤其别具风味的,是那些卖鲜茶叶和土烟的小摊,在街道两边点着小油灯,招引顾客。这些小油灯,每隔三五十步就有一盏,点缀着越南夜市特有的景色。小饭馆更是显得喧闹,有的把桌子一直摆到路边。大家围着一盏小油灯,象家人一般地团聚着,吃着说着,准备着夜间的工作和第二天的战斗。……
我们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下车,等待利同志取联系去了。司机同志从车上抱下两张凉席,大家席地而坐,闲谈起来。今晚大家看到荣市沸腾的战时生活,都显得兴奋非常。尤其何茂涯同志,他老是望着电线杆上的路灯出神,显出深深感动的神情。他告诉我们,二十天前,他离开这里时,荣市发电厂刚刚被炸,今天忽然看到这么灿烂的灯火,想起工人同志的战斗精神,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我被涯同志的谈话所吸引,不由得也仰起头来,望着一盏一盏的电灯。心里想,能够亲眼看看那些工人同志该多好呵!
正谈话间,忽然电线杆上的喇叭发出短促有力的喊声:
“本市市民注意!本市市民注意!现在发现敌机,正沿着海岸飞来!立即准备战斗!立即准备战斗!……”
差不多与这同时,全市的电灯,象谁喊了一声口令似地一齐熄灭了。
我们兴奋地仰起头来,等待着将要来临的空战。时间不大,由远而近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几支探照灯柱,象陡然从地面上伸出的银色的长剑,横扫天空。随后是一串串象火龙腾空一般的高射炮火。
只不过几分钟工夫,敌机就逃遁了。荣市的灯火又大放光明,仿佛比刚才还要明亮。
多么美丽引人的灯火呵!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在城郊的一个小村庄里,同荣市发电厂的一位党委委员和几位工人同志会面了。
这个小村庄,傍着一条溪水,座落在青青的稻田中。农舍外面,一抬头,就可以看见一簇簇清雅的竹子,都长得象茶杯那么粗细。显得很是清幽。这里的布谷鸟,似乎比清化还多。昨天啼唱了一个夜晚,今天早晨,还在远一声近一声地啼唱着。
党委委员向我们介绍了荣市发电厂的情况。从他充满自豪感的语调里,我们了解到,这个厂,在一九三○年的革命中,就是一个战斗堡垒。敌人空袭北方以来,已经对它进行了三次大轰炸,它都经受住了考验,并且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单位。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党委委员着重地说:
“这是因为我们厂党的基础好,党员和团员占一半以上;而且我们十分重视思想工作。我们让每个同志都懂得自己岗位的重要,只要机器停止运行几分钟,就立刻会影响到各个方面。因此,我们提出口号:要象炮盘上的战士那样去进行生产,进行战斗……”
说到这里,机器工人、二十三岁的团支部书记范春耀说:
“让我谈谈黎氏美槐同志吧。你们听听她的事迹,就会知道我们厂是用什么精神来进行战斗的。”
我忙问:“她今天怎么没来?”
“她已经牺牲了。”范春耀说。
“她是我们厂的女技术员,又是我们团支部的委员。她平时就表现得很好,时时刻刻都想到把成本降低。人又活泼大方,能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她牺牲的时候,全厂的同志都很悲痛。……”范春耀停了一停,回忆着说,“那天是六月四号。早晨敌机来了一次,我们刚跑上阵地,它就飞走了。我们正吃早饭,它又从我们预料以外的方向、从决山后面突然扑过来,先喷出一股黑烟掩护自己,接着就向厂里投弹。随后四架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煤屑飞扬,尘土弥漫,一时什么也看不清。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停止战斗。我们循着敌机扑下来的啸声向它猛烈射击。敌机飞走以后,听说有人负伤,我连忙跑回厂房,沿着满是碎砖烂瓦的楼梯爬上三楼,看见一个人站在楼梯那里。原来这就是黎氏美槐。我连叫了几声,没有回应,才知道她牺牲了。但她却仍然一只手提着警报锣,一只手抓着楼梯,披着长发,象一尊铜象站在那里。……”范春耀沉了一沉,又继续说,“她的任务本来是敲警报锣,是完全有机会走开的;可是她不但没有走开,反而在轰炸最紧的时刻,跑上了四楼,检查了压力电表,把电表关好,然后才离开。不幸牺牲在楼梯那里。……”
大家都为黎氏美槐的事迹深深感动。在我的脑海里,立时树起一个多么伟大的形象!这是比传说中的、手执火炬的自由女神,还要崇高还要圣洁的形象呵!
党委委员点点头,接着说:
“是的,我们的工人同志就是用这种精神来进行战斗的。”他指指坐在我身边的一个高个儿的老工人说,“就拿我们的电工窦克欣同志来说,也是这样。他这工作与别人不同:别人是躲着炸弹走,他是要迎着炸弹走,哪里轰炸最激烈,就赶到哪里去。去年‘八·五’,敌人第一次轰炸荣市,他看到横过蓝江的输电线断了,电杆很高。要按平时,需要先把线卸下来,至少要用两三个小时,才能把线接好。他觉得这样太费时间,就借了一个救火的梯子,爬到半天空里。头上是俯冲的敌机,下面是高射炮阵地,弹片刷刷地落着。他只用了八分钟的时间就修复了。现在敌机不断轰炸,这些事对于他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窦克欣谦逊地笑了一笑。他的头发已经花白,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粗斜纹布的工作服,皮腰带后面带着工具兜儿。无论从他挺拔俐落的神态,或是从他粗短有力的手指,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地道的工人。我凝望着他,心中想道:这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能够在浓烟烈火中奋力爬上高空,趴在电线上,真不是件容易事呵!
“这是我本身的工作。”窦克欣把这些看得十分平常地说。“我在这厂里当过八年小电工。有一次,因为没有给法国人送礼,把我赶出去。我到处流浪,又学驾驶汽车,当了二十三年司机。八月革命后,我才回厂。我知道,过去是给谁干活,现在是给谁干活。一九六三年,厂里发生了一件事故,我作了处理,厂里评我是模范,我没有接受;就是刚才党委委员谈的这些事,我也觉得都不过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个工人就应当这样做,更别说是党员了。……”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问。
“五十九岁了。”窦克欣说,“本来明年该退休了,从敌人轰炸北方以来,我想,我不能退休!这样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现在敌人天天都在轰炸北方,南方也还没有解放,退休不是时候!”他象同谁争辩似的,又说,“退休,不能只看年龄,要看环境,要靠条件。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没有献出最后一滴血,我就得干下去!”
党委委员刚点起一支烟,准备说什么,这时候,听见外面响起一阵激烈的高射炮声,人们一片喧嚷:
“打下了!打下了!”
“一架!一架!”
“不不,两架!你朝那边看!”
人们纷纷离座,向院里跑去。亲眼看看打落敌机,是多么痛快的事呵!可惜在清化有几次好机会,我都没有看清。这回可要抓紧。谁想我刚刚踏出屋门,公安员利同志就叫:“同志巍!伪装!伪装!”我刚抓起绿色的伪装布,他又叫:“帽子!帽子!外面有弹片。”等到我又拿起软木军帽跑出去时,看看天空,敌机已经飞走,在碧蓝的天空里,只留下两缕长长的黑黑的烟痕。这是哪位大艺术家,蘸饱浓墨,刚刚扫过粗犷的两笔呵!看看烟痕旁边,点缀着白白的圆圆的高射炮的烟朵,象是秋天蒲公英的绒毛一般被吹上天空悬在那里。
我对利同志真是埋怨不止,而他却不作声,只是得意地微笑。布谷鸟象是传报捷音一般,在绿色的田野里,一声声地啼唱着。
大家回到屋子里,燃起“奠边府”牌的香烟,继续着刚才的谈话。
在我斜对面,坐着一位工人,圆胖脸,大眼睛,眉目清俊,活泼聪明。他自己说三十四岁了,看去却年轻得多。党委委员指指他说:
“这是我们的透平组长黄玉足同志。让他谈谈吧,他也象黎氏美槐那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党委委员简略地告诉我们:在激烈的轰炸中,黄玉足让组里的三个同志撤退到安全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做四个人的工作。他工作的地点是二楼,一颗炸弹在离他十几米处爆炸了,又是烟,又是火,玻璃片子乱飞,周围什么也看不见。他就在这时摸上了三楼,把发电机关上。他看不见别的同志,就摸到电话机旁,从电话上鼓动别人。他喊:“同志们!我们的枪炮就是机器,我们的阵地就是机床,我们要用阮文追的精神来坚持呵!……”
“我是南方人。”黄玉足说,“我的家就在岘港。直到现在,敌人还在糟踏我的家乡。”他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一九五四年,我集结到北方,满以为只过两年就可以同家人团聚,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不要说回家,好多年连个音讯都得不到。”他已经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直到一九五八年,我才得到一点消息:敌人逮捕了我的父亲,打断了他的左臂,硬逼着同我脱离父子关系。他们还在那里剖腹挖肝,其中就有我的亲人。……同志,你想想,祖国被人分成两半,家庭被人分成两半,这是什么滋味?我能安安静静地睡好觉吗?我屡次提出回到南方参加战斗,同志们安慰我,劝解我,叫我把对敌人的仇恨变成力量,好好在北方搞社会主义建设。这话也对。我恨不得把自己的全副力量都使出去。我经常想:我究竟如何做,才能对得起正在南方浴血战斗的同胞们呢?才能不愧是一个南方人呢?我只要这样一想,就什么也不害怕,把命豁出去也行。……”
说到这里,黄玉足同志把他父母和妻子的照片拿给我们看。并且告诉我们,这些照片是一九五八年从家乡秘密捎来的。从那以后又是音讯杳然,大家看后,感情越发沉重起来。
黄玉足同志收起照片,沉了好大一会儿,才继续说:
“我们一定要保卫北方,解放南方。我们统一祖国的意志,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住的。六月四日,敌人轰炸了我们的电厂。奇怪的是,有些外国记者,竟把我们的荣市说成是如何如何荒凉了。当时,我们工人听说这事非常气愤,七号就让电灯亮起来了。让大家都来看看吧,我们的荣市究竟是一座什么城市!”
提起这事,大家纷纷补充说,那些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电厂其实还没有被炸,只不过为了防空的关系,路灯比平时少一些罢了。
“还有怪事哩。”另一个同志气愤地说,“他们在前面一个地方,还叫我们的战士坐下,把步枪懒散地靠着肩头,装出愁容满面的样子,来拍一张照片。当时,战士非常愤慨,对这个记者说:‘我们越南的战士没有这种姿态!你要看我们的姿态,就到高射炮阵地去看,就在敌机飞来的时候去看!’……”
其实,这些丑事,我也听到不少。有的苏联记者到越南“访问”,除了吹嘘对越南的援助,就是给越南人民泄气。他们到处散布战争恐怖。说什么从荣市到河内以北的道路上,“汽车司机、摆渡水手、旅客、行人等纷纷死在美国的炸弹和子弹之下”,“天空上布满了‘空对地’火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说什么“道路在轰炸中震动了半小时之久”等等。而且在散布战争恐怖时采取了极其狡猾的手法。例如在东京出丑的那个茹科夫,他那篇关于清化的通讯,表面上好象是批评麦克纳马拉轰炸非军事目标,实际上却是借这个题目大肆宣扬战争的“惨状”。说这个越南人“弹片穿透了肺部”,那个越南人“锁骨被火箭片击碎”,再不就是“被炸弹炸断了两腿”。这些先生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不是明明在那里配合美国强盗飞机的啸声,来吓唬越南人民吗!可耻的是,他们不但用自己的笔来污蔑英雄的越南人民,还要造出一张越南战士的垂头丧气的照片,用来说明越南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前途的。难怪引起越南同志的莫大愤慨。其实,茹科夫想要这样的照片干吗要那样费事呢?他们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拿去发表,不是挺合适挺现成的吗!
傍晚时分,我们结束了这场热烈的谈话。临别之前,发电厂的同志们又紧握着我们的手说:
“我们向中国同志保证:我们将永远让荣市灯火通明,让电灯照亮每一条大街和小巷!”
工人同志们,骑上脚踏车在月色中归去。我在村边目送着他们。远处,荣市已经亮起了繁密的灯火,并且隐隐传来欢愉的闹声。在这一霎时,我觉得这些灯火,显得更加灿烂,更加可爱了。在那灯火之间,我仿佛看见黎氏美槐崇高的圣洁的形象,她一手提着铜锣,一手高举着火把,披着长发,高高地立在荣市的上空,那点点的灯火,就好象是她的火把飞出的火星一般……
我在心里默默地赞颂着:呵,荣市,你有着这样英雄的儿女,我怎能不称你是一座战斗的城,英雄的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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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处都是战场 徐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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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的心姐
  西虹
在越南南方,到处传颂着不朽的女烈士心姐的英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在河内的日子听到的,是完全真实的。我将尽量按照讲故事人的朴实的语言,把它转述给各方面的读者。
心姐是一位三十二岁的贫苦劳动妇女,家住广义省的德隆乡战略村。她的丈夫七年前被美帝国主义杀害了,身边只有一个七岁的遗腹子阿祝。在美伪政权的迫害下,心姐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屈辱的生活,她做了解放军的秘密联络员,又把自己的家作为解放军的秘密联络站。在心姐的带动和支持下,战略村的革命工作很快地展开了。白天,这个战略村还是敌人的,一到晚上,情况就不同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和解放军战士,进出来往,都很自由。
一九六四年五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大约十一点钟光景,一位叫阿光的解放军战士,象以往一样放心地赶到德隆乡战略村来找心姐。心姐的家在村头上,住的是一幢陈旧的小草屋,草屋周围遮罩着高大的菠萝蜜树的浓荫,距离其他乡亲的房子少说也有三、四百米,是个十分隐蔽的去处。阿光踏着月色,来到心姐家门口,隔着竹门轻声问:“今天有谁上市场?有几个人哪?”心姐马上从屋里说:“有人上市场,只有一个人。”暗号对上了。心姐上前打开竹门,阿光跟着心姐进了屋里。心姐知道,阿光这回是来村里召集秘密游击队的,午夜一点钟,他和游击队员们要去迎接民族解放阵线的干部来村里搞武装宣传。心姐说:“我们早都准备好了,只要我在炉子里一烧火,游击队员在五分钟里就能赶来。”说着,就去厨房升火烧开水。转身出来,心姐指了一下在床上睡得正香的小祝,对阿光说:“小祝等你不来,他先睡了。他拾了两发子弹,说要送给解放军叔叔。”阿光这时才看到,小祝手里还捏着两发冲锋枪子弹。两人说着话,听到从屋外传来一阵紧促的脚步声,有一个声音说:“明天不能上市了。水开了,把火炉灭掉吧。”紧促的脚步声随后就消失了。心姐知道这是秘密游击队来报信的,意思是说今晚他们不能来,村里出现了意外情况。心姐立即去厨房把炉火灭掉。阿光跑到竹门外向村里观察,子弹也上了膛。不一会,耳边传来一阵阵的狗叫声,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心姐一看事情不好,赶紧跑出去把阿光拉进屋里来,把他带到自家屋里的小房子,叫他藏在那个秘密地洞里。然后走出小房,熄了灯,上床和小祝一起睡觉。
这工夫,驻在战略村的伪军连长阿启,已经带着一个排的伪军赶到,把心姐的房子团团包围。伪军连长用手电在草房周围照了照,随后带着三个伪军闯进心姐屋里,呼三喝四地把灯点着,把心姐喊起来。伪军连长用枪指着心姐说:“你把‘越共’藏在什么地方?”心姐假装刚醒来,她说:“我那里知道有‘越共’?”伪军连长说:“我刚得到信,‘越共’刚来你的家,快把人交出来。”心姐佯装不知。伪军连长生气地说:“你不交出人来,我要烧掉你的房子!”当下命令三名伪军满屋搜查,又叫外面的伪军缩紧包围圈,狡猾地对心姐说:“你把
‘越共’交出来,我赏你五千块钱。”心姐摇摇头说:“我们妇女家,听不懂你说的话。”伪军连长跺着脚,骂了一声,又亲自在屋里搜查一遍,还是什么也搜不出来,神情沮丧地出了屋子,带着伪军走了。
心姐刚刚舒了口气,那知伪军连长带着伪军又转回来。他在屋外向伪军说:“你们继续包围房子!别让‘越共’逃跑了。”他再跨进心姐的屋子,指着床上说:“这是谁,盖着草席睡觉?”心姐说:“我的孩子。”伪军连长上去掀开草席,看见是小孩,就去拉了一把,想不到,小祝把手里的两颗子弹掉在了床上。伪军连长一时变得很高兴,他把这两颗子弹捡起来,猛地用手抓住心姐的头发,把她的头压下来,高声说:
“这是‘越共’的子弹,‘越共’一定在你家里。”心姐镇定地回答:“这子弹是孩子在外面捡到的,想等你们来还给你们。”又对刚刚醒来的小祝说:“你还没有还给他们呀!”伪军连长把两颗子弹放在手掌心,对小祝说:“是不是解放军给你的?”又从衣袋里掏出一袋糖果,递给小祝,说:“你说,这两颗子弹是不是解放军给你的?”小祝把子弹和糖果都接过去,然后,把糖果甩到地上,说:“这是美国糖果,里面有毒药,我不吃。这两颗子弹是你们的,我还给你们。”把子弹也扔在地上。伪军连长从地上捡起糖果和子弹,吓唬小祝道:“我亲眼看见‘越共’跑到了你们家里!”小祝抱住母亲说:“我不知道,我在睡觉呀。”伪军连长越发生气,当下叫两个伪军返回据点去,拿来六只又长又尖的铁笔,准备在屋子里面插,往地底下钉,找寻地洞。心姐在一旁说:“你们找吧,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伪军拿着铁笔,墙上地下到处乱捅乱插,伪军从秘密洞口那里把铁笔往地下一插,下面发出一种空洞洞的声音,接着,洞口上盖着的那块大土块就被他们掀开。秘密地洞被发现了。伪军连长得意地笑了,高声向外面说:“小心,大家把屋子围紧点,我们已经发现了地洞。”翻身出来,一把扯住心姐的衣服,把她拉进小房,指着洞口说:“你看这是什么?”心姐拨开伪连长的手,白了他一眼,就跑出小房,坐在床上,镇静地吃着槟榔,又催小祝睡觉。伪连长跟着出来,用枪指着她,问:“这是什么,你为什么把‘越共’藏起来?”心姐机智地回答:“噢,这是避弹的。”伪连长不信,说:“这是秘密地洞,里面一定有‘越共’,你们妇女骗不过我们受过美国训练的眼睛。”心姐知道敌人不敢下地洞,就说:“你要说是秘密地洞,就下去找吧。”在屋里的其他三名伪军都怕伪连长要他们下地洞,偷偷地跑到了外面。伪军连长对心姐说:“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把‘越共’喊上来,赏你一万块钱;一条是杀死你母子俩,烧掉你的房子,两条路随你选吧。”心姐拉长声说:“算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们想找就下去找吧。”伪连长生气了,一把抓住心姐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拉下来,用拳头打,使脚踢。心姐大喊大叫,周围的乡亲们听到了都赶来看心姐家里出了什么事。在屋外的伪军挡着乡亲们,端枪威胁道:“这与你们无关,不准进去!”伪军连长和三名伪军还在屋里毒打心姐,心姐死不告饶。后来敌人把心姐压在地上,把三根铁笔刺向她的颈部、胸部和小腹,心姐被折磨得口鼻流血,不省人事,敌人还往心姐嘴里灌肥皂水。小祝抱着母亲,狠狠地向敌人骂道:“越奸,为什么打我母亲!”伪军劈头盖脑地把小祝打了一顿,一脚把他踢开,继续拷打心姐。伪连长又派两名伪军点起油灯,守住洞口。乡亲们在外面嚷嚷着,挤到心姐的屋子周围,要进去救心姐,伪军就向群众开枪了。
解放军战士阿光,在秘密地洞里听到枪声以后,才知道外面发生了严重的情况,他很担心心姐和小祝母子俩的生命安危。他想:可不能让心姐为着掩护自己而受了迫害,我得上去为心姐报仇!……外边枪声响后,心姐也苏醒过来了。心姐马上就想到,阿光在地洞里听到枪声,一定以为自己被敌人杀害了,一定会从地洞里上来,这样,这个秘密联络站就会彻底暴露。她就向敌人说:“好吧,那就让我下去,我尽力给你们找吧。”伪连长高兴地说:“这很好,把人找上来,一定赏你一万块钱。”心姐忍着伤痛站起来,一步一步走进小房里,下了地洞,伪连长还给她递去一个手电筒,指望她能把里面的解放军叫上来。
阿光从弯弯曲曲的地洞里面,听到了上面的人声,就想:心姐一定给打死了,这是敌人要下来找人。马上把随身携带的文件,点火烧毁。他身上还有四十发子弹,准备坚守在地洞里,下来一个敌人打一个,下来两个打一双,把子弹打光为止。他手勾着扳机等了一会,看到洞里有手电筒的白光闪动,以为真的是敌人下来了,决定等敌人来近了打。手电筒的白光越闪越亮,越闪越近了。阿光正待要开枪,心姐压低嗓门“阿光,阿光”的迎着他叫了几声。阿光有点发怔了,心姐没有死呀!两人很快会到一起,坐在下面商量对策。心姐讲了上面的情况,阿光非常气愤,要上去为心姐报仇。心姐说:“我要你好好坐在里面不要动,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呀。你一定要活着,你是战士,还要杀敌!他们毒打我,我不怕。”阿光感动得落泪。敌人在上面等得着急,向洞里呼喊着。阿光只得同意留在洞里,暂时不上去。心姐从里面返回洞口,伪军伸手把心姐拉上来等待后面的人。等了一会,下面一点动静没有,伪军连长问心姐:“‘越共’在哪里?”心姐不答。“‘越共’在哪里?”伪军连长又问。心姐说:“谁呀,你问哪一个?这里面就是个避弹洞,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不信,就派你的士兵下去看看。”伪军连长又一把抓住心姐的头发,把她按倒在地,再进行毒打。心姐喊叫得更响,想让屋外的乡亲们来帮她一把。渐渐地她又不省人事了。乡亲们围在心姐的屋外,连声高呼:反对“国家”军队毒打人民!心姐醒来后,敌人还逼着她下洞里去,她挣扎着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隐蔽在洞里的阿光,听到敌人在上面毒打和折磨心姐,在洞里再也待不下去,决心豁出一切,一个人上洞外去。时间已经是夜里两点,这时候心姐和小祝都在地上躺着,两人周身是伤,动弹不得。伪军连长和屋里的三名伪军都很累了,躺在心姐的大木床上休息。守卫地洞口的两个伪军也在打盹。阿光慢慢地摸黑出来,轻轻地上到洞口,照准两个打瞌睡的伪军扣动扳机,当当两枪,两个伪军给打死了,油灯也给震灭。他立即冲出小房,端枪向床上扫了一排子弹。刚刚坐起来寻找手枪的伪军连长和伪军,四个人全被打死。接着,阿光绕过躺在地上的心姐和小祝,一个箭步冲出房门,在一片芭蕉丛中隐蔽起来。正在蜂涌着向屋里冲进的伪军,在房门口一时又遭到了意外的打击。讲故事的人说,他曾访问过心姐的孩子小祝,小祝告诉他这样一个情况:屋里敌人被阿光消灭以后,心姐就被胜利的枪声惊醒了。心姐爬起来,把小祝藏在大木床下面,又从床上拿起一支伪军的卡宾枪,躺在地上向门口瞄准。阿光这时也从芭蕉丛中走出来,在伪军的后面端枪对准了伪军,两人一枪一个,瞄准敌人打,配合得很好。在屋外的二十四名敌人,一阵工夫被他俩打死十八名,打伤五名,只剩一名逃回了据点。
再说留在据点里的伪军副连长阿广,听到村边枪声激烈,又带了一个排的伪军,向着心姐的家跑来,支援伪军连长阿启。这二十名伪军刚刚遭到心姐和阿光的狙击,阿光的火力点就被他们发现了。敌人用一挺轻机枪向着阿光所在的芭蕉丛猛烈地扫射。阿光还击了一会,子弹打光了,又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两名敌人。后来,他也挂了重花,躺下了。敌人听到阿光所在的芭蕉丛中好长时间没有什么动静,派了几名士兵慢慢地走上前去搜索。当他们看到阿光满身是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才放心地走开,把那挺轻机枪撤走。在屋里,心姐的枪还在不停地响着。打完一支枪的子弹,她又拿起另一支卡宾枪来打。门口冲上来的敌人,被她打倒几个,其他都退下去了。敌人从正面上不来,又绕到侧面,从厨房那个方向向屋里逼近。为首的一个敌人,被心姐一枪打倒。后面的敌人跟着朝心姐打了一梭子弹,心姐倒下,英勇地牺牲了。接着,敌人把伪军的死尸一个一个地从屋里抬出去以后,就把心姐的房子烧着了,大烟大火很快地从屋里升起来,草屋周围的菠萝蜜树的枝叶,也被烧得哔哔剥剥响。在床下的小祝再也受不住火烤烟呛,他刚哭叫着爬出房门口,乡亲们喊叫着跑上来救火。有一位叫七姐的邻居,不顾伪军的阻拦,跑上前去,把小祝从烟火中抱起来。刚出房门,着火的房顶就塌下来了。小祝哭着诉说道:“我的妈妈呀,还在屋里哪。”哭声未停,村里几位勇敢的妇女已经钻进屋里,从烈焰中抢出了心姐的遗体。心姐的家转眼变成了一堆废墟。成百的乡亲们围着心姐哭泣,小祝也趴在母亲身边痛哭。接着,乡亲们涌向伪军,指着敌人的鼻子气愤地说:“你们这些越奸,平白无故烧房子,杀害良家妇女,小心解放军来了,要你们的脑袋!”伪军副连长有点着慌,因为前两天,有两名作恶多端的伪警察给游击队秘密地处死了,所以他的部队,这两天就没有敢出据点。这时就扔下一大堆伪军的死尸,赶紧带着还活着的十几个伪军,逃回据点去了。这时候天刚拂晓。
德隆乡战略村的男女乡亲们,连夜为心姐料理后事。好心的七姐把小祝抱回自己的家里将养着。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一位老人听到从芭蕉丛中传来一阵轻微的呻吟,老人就着心姐的草房里还未熄灭的火光,走前去一看,见一位穿着解放军服装的战士,他就找了四个人,把伤员抬到就近的七姐家里。这位解放军战士就是阿光。他在七姐家里,看到了心姐的孩子小祝,也听到了心姐的不幸消息。天亮以前,他带着无限留恋、无限悲痛的感情,被乡亲们送出了德隆乡战略村,而后由战友们送到了医院里。天亮以后,乡亲们又含着热泪把心姐埋葬在她家那幢被烧毁的房子的地基上。
一九六四年八月间,德隆乡战略村解放了。正好阿光也参加了这场战斗。他的伤三个月就养好了。在胜利的欢乐声中,他又看到了小祝、七姐和德隆乡的乡亲们,同时也想起了他永远怀念着的心姐。
一九六五年开春,阿光从他所在部队赶来已是战斗村的德隆乡,从七姐家找到了八岁的小祝,然后和他一起去心姐的墓地,悼念这位活在人们心头上的亲人。正是春光诱人的时节,心姐墓地周围那几棵被烧焦的菠萝蜜树的枝叶已经还青了,少先队员们在心姐墓地栽种的各种花木,正在争芳吐艳,抽蕊怒放。以心姐名字命名的明心小学校,也在心姐的墓地旁边修建起来。这些新的景象,都使阿光感到深深地快慰,受到巨大的鼓舞。他和小祝把手里扎好的花束,敬献到心姐的墓前,然后站在那里,长时间地向心姐默哀。讲故事的人说,他在一九六五年春天访问了阿光,阿光说他站在心姐墓前,止不住流下了热泪,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心姐呀,阿光已经回来解放了你的家乡!……你是不是知道,在你的房子旁边,有一座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校,孩子们正在民族解放阵线的红蓝金星旗下,幸福愉快地在那里念书?你是不是知道,在你的墓地上,少先队员们栽种了许多的花,现在这些花正在盛开着?同时,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孩子,正在健康地成长,和我一起来看你?”悼念完了,阿光指着心姐的墓地问小祝:“你知道你母亲怎么死的吧?”小祝说:“美帝国主义杀害的。”阿光又问:“你父亲呢?”小祝说:“妈妈在世时给我说过,爸爸也是美帝国主义杀死的。”“小祝,你现在想做什么?”阿光追问着。小祝用祈求的目光,望着阿光说:“我想跟着叔叔一起,拿起枪杆为父母亲报仇!”阿光点点头,向心姐的坟墓投去最后的一瞥,就把小祝带走了。
从此,小祝变成了解放军的孩子,阿光也就朝朝暮暮地和他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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