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惊涛骇浪看新人
——评川剧《急浪丹心》
刘厚生
川剧《急浪丹心》在舞台艺术上是有独创性成就的好戏;在戏剧文学上,《急浪丹心》有些缺点,但基本上也是好的,它在戏剧样式风格上做了若干试验,取得了一些经验,也很值得探讨。
《急浪丹心》剧中,人用假名,事是真事。实际上写的真人真事。过去曾争论过真人真事能否写戏的问题。一般说来,用真人真事写戏局限性较大,不便于进行概括、典型化,比较麻烦。然而,从近年来戏剧创作实践看来,如果把这种说法绝对化,也是会成为一种框框的。
《急浪丹心》写的是川江老船工驾长何忠民在船行险滩遇险时,为了全船船工、国家物资以及后面船队的安全,舍子救船的事。看来这是一场在舞台上十分难办的人同自然的斗争。但《急浪丹心》处理得很好。作者写了人同自然的搏斗,但更主要的是把人同自然的斗争作为背景,而在写人的不同思想的矛盾。戏中的人物都是正面人物,但在对待洪水、险滩的威胁上意见却不相同,归根到底还是正确与不正确,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这就构成了整个戏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具有教育意义和能够感动人的戏。
由于真人真事的局限,整个戏似乎缺少一贯到底的矛盾冲突。前半部的几个矛盾(以救不救红生的矛盾为主),都是发生了随即解决了;后半部则转为找不找得到红生的矛盾。因而整个戏在矛盾冲突的结构上,缺少反复纠葛、一步深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弱点。尽管如此,这些似乎不相串连的矛盾冲突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何忠民有退船让漕,帮助兄弟船只的思想,到了紧要关头,也就会有舍子救船的思想。情节的贯串性不强,但思想的贯串性很清楚;戏剧行动的有机发展不够,但人物性格却在这一个个矛盾冲突中显示出来了。在“战滩”一场的结尾,何忠民在红生落水后,众船工要救他时,压住自己的痛苦,高声滚白:“不许乱动!保船要紧,莫管娃娃。以艄代舵(这时舵已打坏),沉着冷静。架桨!”这些断金切玉般的语言,表现出他那豪迈的社会主义精神、慷慨的无产阶级襟怀!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象高山似地屹立不动的战士性格的庄严,揭示了何忠民的最高的思想境界。这样,《急浪丹心》尽管情节比较简单,几个矛盾冲突相对地显得孤立,后半部缺少发展,然而通过这些具体行动,何忠民忠心耿耿、满怀热情、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的刚强坚定的英雄形象,却刻划得相当突出。而他的性格,显然又典型地体现出那同船十几个人和广大的川江船工的共同的思想感情。
《急浪丹心》的成就在舞台艺术方面是更为突出的。以导演为主,无论是表演、舞台美术和音乐,都很富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又突出地表现为导演和演员等在生活的基础上,活用传统,同时吸收新的艺术因素,刻意追求具有民族风格的形式美。形式美决不是形式主义的“美”。形式主义的“美”是必须反对的,但为思想内容服务、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的形式美,则是越美越好。形式越美越能表现出内容的美,也才能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引导观众更深地理解思想内容。
舞台背景是美的。设计者很有匠心,他在或殷红或天蓝的一色天幕上,用最简明的白线条画出云彩,太阳,松树,远山,近水,巨浪等等景物的轮廓。色调明朗,气势豪放。虽然悬崖陡壁、急水险滩的环境烘托得不够些,但嘉陵江大水时的辽阔浩淼表现得很有意境,点染出我们祖国的好看的关山胜景。这样的景,既有装饰意味又能同剧中人物感情相呼应;既指明地点又有回旋余地;既有民族画法的笔意又有生活实感。同整个戏的歌舞风格很谐和,很能为主题思想和表演服务。
服装是美的。青年船工们一色的蓝色短袖小衣,黄腰带束得紧紧,敞胸露出红背心当中的一个大“奖”字,很有思想性,说明这是个先进集体。暗色草鞋上还点缀一个绒球。在岸上背纤时还戴上一顶淡黄大草帽。这都是生活中来,又都是提炼美化了的。给人以整齐、有力、谐和的美感。但是又不单调,因为在船工之后忽然出来一个穿白衬衣的红领巾,整个色彩更加活泼起来;最后出来的何忠民则在船工服装外加上一件较大短外衣,显出驾长的稳重。这是很成功的服装设计。
唱腔曲调和演员音色也是美的。演何忠民的谢正新、演杜滩师的王起久、演周大刚的任庭芳,还有那伴唱队女声领唱王代全,都有一条好嗓子,音域宽,嗓音厚,配上雄壮的男声齐唱,很能显示川江船工的气魄。川江号子大量吸收进来,同川剧唱腔结合得很好。前三场中,全部是男声唱诵,但偏偏用上音色浑厚的女声伴唱;好几处地方,如第二场何忠民同杜滩师的对唱,在高腔打击音乐中加进了弦乐,这都使得戏在粗犷中抹上一些柔和的色彩,十分动听。
最美的是舞蹈。《急浪丹心》把我国民族戏曲歌、舞、剧三者结合的传统中的舞蹈因素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它大大发展了戏曲中歌舞剧这种样式,并且为在舞台上表现人同自然斗争的题材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人同自然斗争的题材,在戏剧舞台上可以说是个困难问题。《急浪丹心》中何忠民和船工们在狂风巨浪中拉纤、掌舵、划桨、撑篙,在生活中就充满着大幅度的动作变化,完全可以成为舞蹈创作的素材。如果没有变化激烈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戏是很难成立的。以人同自然的斗争作为戏曲题材,在矛盾冲突的结构发展上必须把握住人物之间的思想冲突,而在艺术表现手段方法上则需要充分发挥舞蹈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戏剧动作的美化,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更细致地体现出人同自然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从而才能使看来比较单纯的矛盾冲突显示出其严重的深刻的意义,才能使英雄人物(个人或集体)的性格得到更绚烂的描绘。这个经验也许还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同自然斗争的题材,不能适用于一般的话剧,但最少对于象《急浪丹心》这类的戏曲是很重要的。
我国传统戏曲中的舞蹈因素,一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中某些如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穿针引线等动作的适度美化;一方面表现为某些强烈感情的抒发,如甩发、捋须、跪步等,而更大量的则表现为战斗舞。表现劳动的舞是极少的,歌颂劳动的舞更是没有的。《急浪丹心》第一场,一群船工背纤上场,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旧中国的船工。他们一样背纤,但背的是剥削纤,走的是死亡路,“嘉陵江中水,船工血和泪”。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同样是背纤,却显示着无产阶级的力量,社会主义青年的力量。船工们同样是匍匐前进,甚至全身都伏到地上,而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为社会主义运输财富的喜悦,焕发着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光彩。他们的舞蹈动作,并不复杂,但棱角鲜明,节奏感很强,处处显示着劳动的欢快,显示着人在同自然斗争中发挥出来的无穷威力,显示着昂扬的时代精神。
作为戏剧舞蹈,《急浪丹心》不仅歌颂了劳动,而且塑造了人物,并通过人物表达了思想。这是一群普通船工,但又是一群英雄船工,因此舞蹈必须表现出他们的英雄气概。第三场《战滩》最是酣畅地做到了这一点。当何忠民一声“同志们,准备进滩罗!”立刻,划桨动作越来越急,全体船工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然而,正当整个舞台上似乎需要依靠更多的人来造成更紧张的气氛时,舞台上却象电影中的推镜头似地向前推进,两行划桨船工逐渐隐没到舞台以外,只剩下何忠民一个人突出在台口。掌舵的驾长是全船的灵魂,尽管台上只有他一个人,但他的行动和思想,却集中显示了全体船工的共同要求。因此,我们觉得台上非常充实,他一人的力量重逾千钧。英雄的形象由于英雄的行动而得到树立,英雄的思想由于英雄的形象而得以体现。
《急浪丹心》作为地方戏中的歌舞剧,散发着清新刚健的新鲜气息。它的成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首先,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尽管这个戏运用了不少传统的身段、手法,但它的新鲜气息主要是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生活。剧团同志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川江航运生活,同船工们相结合,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们排出戏来,先请船工们提意见,把着手改正缺点。因此,尽管是运用了动作夸张的歌舞剧形式,但仍然给观众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活泼的生活实感。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生活的基础上,他们对传统进行了正确的推陈出新,有破有立,同时向新舞蹈艺术借鉴,吸取新的艺术因素。这样的努力给我们一个启发:即我们在创造革命现代戏时,必须正确对待思想、生活同传统和新的艺术因素的关系。
其次,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急浪丹心》尽管有着较坚实的生活基础,但剧团的同志们不满足于把生活的自然形态搬上舞台,他们在艺术上进行了艰巨的劳动。这是十分可贵的。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急浪丹心》在舞台艺术上所下的功夫,不仅表现在许多舞蹈动作的设计和调度上,也不仅表现在整个戏的节奏掌握上,更主要的关键在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的运用。特别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在这个戏中是有着很好的体现的。导演在这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英雄形象的理想化,唱腔歌诵和舞蹈动作的壮美化,时代精神的昂扬,以及无产阶级思想气魄的体现,在整个演出中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努力给了我们又一个启发:要真正反映生活,就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特别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去发掘、表现生活中的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
《急浪丹心》在文学上还有些困难尚待解决,在舞台艺术上也还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我们希望,剧团的同志们更广泛地听取工农兵群众和各方面的意见,继续加工修改。我们相信,戏一定会改得更完整、更精彩。
(附图片)
红生落水后,众船工要去救他时,何忠民高声说:“保船要紧,莫管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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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剧舞台上兴无灭资的战歌
——谈贵州花灯戏《平凡的岗位》
闻希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先进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看了贵州花灯戏《平凡的岗位》以后非常激动。他到舞台上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并且讲了一段充满阶级感情的话。他说:过去戏剧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根本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地位。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哪能有我们掏粪工人的今天?哪能把我们这一行的事儿搬上舞台?你们的戏演得很好,我一边看戏一边想着旧社会的苦,想着今天的甜,我是流着眼泪看戏的。
是的,对于这个戏,时传祥同志是最有发言权的观众。他的评价是中肯的。听了他的话,使我想起王杰同志观看戏剧演出以后所记的那些日记。工农兵群众最能欣赏和理解革命现代戏,他们是革命戏剧的知音,革命的戏剧工作者以此而感到自豪。
《平凡的岗位》第一次把掏粪工人的劳动与斗争生活搬上戏曲舞台,为我国社会主义戏剧开拓了一片新的生活领域。这首先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的戏剧创作只有从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从工农兵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广泛地汲取素材,才能显示出它的题材丰富多彩,也才能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的伟大风貌。
这个戏的成就,不仅在于题材新颖,还在于它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揭示了比较深刻的思想内容。知识青年魏安来到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思想感情曾经历过种种矛盾和斗争,他在党支部书记康英和老工人的耐心帮助下,逐渐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意义,克服掉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健康地成长起来。在魏安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受到以刘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冲击;由于魏安同刘华珍的恋爱关系,更加重了矛盾的错综复杂。
什么叫平凡,什么叫伟大?什么叫艰苦,什么叫光荣?什么叫臭,什么叫香?什么叫低,什么叫高?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世界观,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魏安在闹情绪的时候,写了一首打油诗:“空怀凌云志,黯然掏粪池,劳动脏且累,人前地位低”。康英见了以后,是这样改的:“胸怀凌云志,欣然掏粪池,何惧脏且累,汗为人民滴。”几字之易面貌全新。这里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思想,两种精神状态。魏安是由于年轻,政治思想觉悟不高;而刘母却不同,她的剥削阶级思想是无法隐蔽的,认为挑粪的人臭、没有出息,甚至骂魏安是“臭挑粪的”等等,实质上反映出她自己思想上的丑恶与可卑。象刘母这样的思想,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源,在漫长黑暗的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模糊阶级的对立,有意制造等级观念,把人划分为等级。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即使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很快就肃清。不仅如此,这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还会影响到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青年,象魏安前期表现的那样。整个剧本在真实的、生动的艺术描写中,贯串着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在清洁队、街道居民同刘母之间展开、也在魏安的思想领域里展开。我们说这个戏的思想比较深刻,正是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勇敢地向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挑战,运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回答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歌颂了劳动人民崇高的精神品质。
《平凡的岗位》的剧本和演出的艺术表现比较朴素、明快。它所着力刻划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康英、魏安、耿志忠、刘母等,都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有些细节经过细心挑选,音乐也流畅动听,导演和演员都很认真努力,所有的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个戏还有一些不够丰满的地方;对于刘母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得也不够有力。这是有待以后改进的。年轻的贵州花灯戏剧团,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令人高兴的。希望他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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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康英说:“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无论干什么工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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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帮手》好
廖菁
看了西南区话剧、地方戏会演优秀剧目:独幕方言话剧《好帮手》,受到很大的教育。戏写得好,也演得好。是独幕话剧创作上又一个可喜的成就。
剧本通过一个小小“胡豆叶”事件,婆媳间一场反对干部家属特殊化的思想冲突,揭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问题。有力地批判了有的干部家属存在的自私心理和羡慕特殊的旧意识;揭露了资本主义习惯势力见缝插针、腐蚀干部的丑恶行径;歌颂了坚决维护集体利益、永葆普通劳动者阶级本色的基层干部及先进干部家属的高贵品质。戏虽小,小中寓大,短短篇幅表现了一个深刻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主题,把看来是一件普通的事,提到杜绝资本主义思想对干部队伍的侵蚀,保证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永不变色的思想高度。
生产队副队长张贵德的母亲,长期认为儿子当干部,出工走前头,收工走后头,不好做的活还要家属带头;辛辛苦苦为大家办事,又受劳累、又担风险,还耽搁家里的活路,……在这种“吃亏”心理的驱使下,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特权思想便乘虚而入,逐渐在头脑中滋长,自以为:干部嘛,多得点把子特殊“照顾”也在“情理”。加上富裕农民张富贵窥伺其隙,有意挑唆、怂恿,便私将集体的胡豆叶捋了点做饲料。张富贵呢,则乘机以“干部屋里头的人捋得,我也捋得!”作为护身符,竟偷窃队上的胡豆。当儿媳李群芳发现这个“干部屋里头的人”就是自己的婆婆时,立即从几片胡豆叶子上洞察到它的严重后果: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的、当家属的闹特殊就会脱离群众,就会为资本主义打开泛滥的决口。她便毫不犹豫地、怀着满腔热情和捍卫贫下中农永不变色的阶级感情,对婆婆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对这种既损害集体利益又败坏贫下中农阶级意识的思想行为作了坚决斗争。
李群芳,这个一想到山区电气化就恨不得自己能长出十双手来做活路的普通农村妇女,在作者饱含阶级感情的笔下,塑造得十分感人。这个自认为:“哪一天拿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书,就能从头到尾认得完”,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一心向着集体,向着共产主义的未来,她那为革命而种田的精神境界是很高大而动人的。她是人们仿效的好榜样!
全剧虽只四个人物,情节也较单纯,但整个戏却显得丰富多采,新颖生动,矛盾揭露得坚实可信、分寸适度。农村新人风貌刻划得栩栩如生、血肉丰满,带有浓郁的川北风土特色。在质朴平易中蕴蓄着耐人细品、发人深思的严肃主题。
为什么这个小戏的思想深度及艺术感染力能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出于专区一级剧团青年业余作者之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四川省达县专区农村文工团的同志们,在中共达县地委的领导下,一贯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上山下乡,十年如一日,面向川北广大农村,在农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作者和演员与炽热的斗争生活息息相通,与深山老峪的基本群众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是一个可以演出音乐、舞蹈、话剧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而且在川北的山水风雨中,培养出大批既会创作、演戏、能歌善舞;又会劳动,又会做基层群众工作的革命化的文艺新军。《好帮手》的执笔者就是扮演李群芳的青年演员陈秀澄同志。如果没有比较雄厚的生活基础,没有跟群众的密切联系,没有坚持不懈的思想改造,是写不出这样的《好帮手》的。
达县专区农村文工团不断地创作出一些优秀剧目,他们坚持政治挂帅,联系群众,联系生活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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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芳:“我一想起那电气化呀,我也就恨不得长出十双手来做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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