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
——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武慰萱
提要 吴晗同志说他强调要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谎话。首先,他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从而抽掉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其次,以反对“唯成分论”为借口,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第三,反对指出古人的阶级局限性。他所主张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当时当地标准”,主要是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是同阶级分析方法根本对立的标准。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里,仍然认为他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他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只是所谓“当时当地标准”有问题,没有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同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这两件事区分清楚,没有把地主官僚的标准同人民大众的标准区分清楚。
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自我辩解。只要研究一下吴晗同志近几年所发表的有关意见,就可以看到他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观点不是基本正确而是根本错误,错误也不仅是所谓“当时当地标准”,更不仅是没有把不同的问题区分清楚,而是系统地散布历史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至于所谓“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则不过是吴晗同志借以散布其错误观点的一个幌子而已。
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要看他们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只有弄清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弄清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才能真正给予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和恰当的评价。离开阶级分析,必然要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坚持阶级分析,还是不要阶级分析,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
吴晗同志写了很多有关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吴晗同志在文章中,十分强调以下三个论据。
片面强调人物的个性,闭口不谈阶级性
第一个论据,是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特殊性、个性,片面强调必须逐个地进行研究,而不提历史人物的共同性、阶级性,不把他们放到特定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来研究。实际上这是抽掉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吴晗同志说:
“评价的对象是人。这人和那人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
不可能存在思想意识、行动和作用完全相同的人,以此,分
析了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代替对其他人物的分析。人很复杂,
不象解剖一个猪就可以了解猪的生理那样。而且历史也很复
杂,不同的历史人物产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
条件,不同的历史作用。从每一个具体人物说,又有不同的
家世、性格、思想、政治情况和社会根源。因此,光是了解
个别历史人物是不能说明整个历史进程,也无从继承这份珍
贵的遗产的,还必须对不同历史人物作逐个的具体的研究、分
析和评价。”①
在这一大段话里,吴晗同志只讲如何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没有一个字提到人的阶级性,和对历史人物要进行阶级分析。
的确,人比猪要复杂。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两只完全一样的猪。解剖一只猪能够了解猪的生理,无非是抓住了形成猪的生理特征的那些共同的东西。分析人的社会属性自然比了解动物的生理特征要复杂得多,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也比动物之间的差别大得多。但是,同样也必须首先抓住那些共同的属性,然后再考察那些属于个人的特征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人的最根本的共同属性就是阶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到个人的作用时曾经说过:“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②列宁曾经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使得“‘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阶级的活动”③。可是,吴晗同志只强调历史人物的特殊性,强调这个人跟那个人不同,强调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逐个的研究来了解整个历史的进程,却完全抹杀了历史人物的共同性、阶级性,这实际上是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反对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用这种方法去进行研究,既谈不到对个别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更谈不到对整个历史进程有所了解。因为,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无法掌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这样去对历史人物进行逐个逐个的研究,势必要在无穷无尽的史实和史料的汪洋大海中灭顶。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不是别的,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吴晗同志这种用特殊性来反对共同性,用个性来反对阶级性的理论并不新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者,如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人,就用这种所谓“个别记述方法”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一九六三年冯友兰先生也曾用这种理论来反对研究历史的规律性④。吴晗同志搬用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来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方法,真可算是“吾道不孤”了。
在反对“唯成分论”的幌子下,混淆阶级界限
吴晗同志反对评价历史人物要用阶级分析方法的第二个论据,是反对所谓“唯成分论”,或者叫做“把阶级分析片面化、庸俗化”,“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
在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些人由于主客观的因素,是可能改变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在农民战争高潮中间,个别地主分子背叛自己的阶级投身农民革命阵营,或者农民起义领袖背叛自己的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这样的事例都不是个别的。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应当看他们的具体表现,而不应当仅仅看他们原来的阶级出身。
但是,吴晗同志反对“唯成分论”,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所谈论的,是古代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同上面所说的,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古代封建地主的代表人物,他们一般出身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出身、成分,同他们自身的思想、活动是一致的。这里一般并不存在改变阶级立场问题,并不存在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或者摆脱自己阶级的思想影响、接受其他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剥削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不能因为他们出身剥削阶级而否定他们的成就。但是,也决不能因为他们有成就而忘掉了他们及其成就的阶级性质,或者因为他们有了成就而认为他们阶级立场已经转变。如果把分析历史人物及其成就的阶级性当成是“唯成分论”,那不是反对阶级分析方法又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的所谓反对“唯成分论”,正是这样。请看他的这段话:
“阶级出身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条件。人是可以
改变的,过去、今天、将来都是如此。一个地主官僚阶级
出身的人可能成为坏人,但不一定都是坏人,曹操、武则
天、海瑞出身全不好,过去有些大画家、书法家、美术
家,也都是大地主阶级出身。因为在过去社会里,只有他
们这些人才享有文化学习的机会。我们决不能为这些历史
人物的阶级出身而片面否定他们的历史成就,要有区别。同
时,也要有联系,家世和社会的影响对一个人的发展或多
或少都会是有的,也不可以说阶级出身和个人的发展毫无
联系,这样说,也是不对的。”⑤
对于吴晗同志所说的那些帝王将相的活动,阶级出身和他们本阶级给予他们的影响是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什么“或多或少”的影响的问题。不论这些帝王将相对历史起过什么作用,有过什么贡献,也不论他们个人如何努力进行思想道德的修养,他们终归还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们的成就、贡献、修养不可能越出地主阶级利益所划定的范围,他们也不能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
可是,照吴晗同志的说法,阶级出身并不是评价帝王将相的决定条件。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不成为“坏人”,而成为“好人”。什么是吴晗同志心目中的“好人”呢?这就是曹操、武则天、海瑞、况钟等等。在吴晗同志的笔下,这些人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地主阶级利益的范围,成了“人民的救星”,“违反当时统治集团的利益”,“打击官僚地主、保护中小地主和贫农中农以及市民”,“打破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为人民谋福利”,“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把他们“看作天神一样”。地主阶级的代表,甚至是最高的代表——帝王,竟然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向自己出身的阶级进行斗争,他们已经改变了阶级立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这是十分荒谬的说法。
可见,吴晗同志的所谓“反对唯成分论”,反对“胡乱替古人作阶级鉴定”,实际上是替帝王将相改变阶级成分,把他们拉进人民群众的队伍中来。
吴晗同志只谈到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出身剥削阶级,就否定他们在专业方面的成就⑥,却完全不提应当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这些成就。不错,对于某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在专业方面的成就应当肯定,但这种肯定同样不能是抽象的,必须分析这些成就属于哪个阶级,带着哪个阶级的烙印,它们不足之处与消极乃至反动的方面又是什么。由于这些成就往往带有浓厚的个人特色,探索这些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的阶级出身、经历和本阶级的影响,就有重要的意义。
以吴晗同志举过的王维为例。他的诗和画中那种恬淡闲适、脱离现实生活的题材和风格,正是从他清顺的仕宦经历和安适的大地主官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离开了王维的阶级出身和地主官僚社会经历,就无法对他的成就和局限作出正确的评价,就会导致对古人的美化和无原则的歌颂。
吴晗同志对古代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如司马迁、徐霞客、谈迁等人的评价,正是如此。例如,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这篇文章里,吴晗同志对司马迁的为人行事、学问文章,作了全面的肯定,甚至提到我国历史著作中史学和文学是统一的这个优良传统,“经过司马迁的努力而更加发扬光大,永远值得后人继承、学习和敬仰”⑦。可是,通篇文章就是没有一个字提到司马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没有一个字谈到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的局限和不足之处。用这种态度来号召我们继承司马迁的传统,向司马迁学习,不是美化地主阶级,引导人们向后看,号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工作者向封建史学家看齐,又是什么呢?
可见,吴晗同志标榜反对“唯成分论”,把评价古人的历史成就同对古人进行阶级分析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实际上是以此为借口,混淆阶级界限,反对阶级分析方法,来宣传复古主义,散布封建毒素。
借口人人都有局限性,反对分析古人的局限性
吴晗同志反对以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三个论据,是反对分析古人的局限性。
吴晗同志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反对谈论历史上人物的缺点、错误和局限性。吴晗同志的理由是:
“哪个时代的人没有局限性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又
何尝没有局限性呢?……应该明确,局限性不限于古
人,是任何时代人都有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有局限性,将来
的人还会有,拿这个来要求、批评古人,我看并不是合于
原则的。”⑧
为了证明他的这个论点,吴晗同志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⑨他认为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根本原则。
但是,列宁这段话指的只是判断历史人物功绩的原则,并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原则或全部原则。列宁这段话是评价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时讲的。就在同一篇文章里,列宁指出西斯蒙第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局限和错误。因此,吴晗同志拿列宁这段话来反对分析古人局限性是错误的。
不错,古人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能不能因为都有局限性就不必或者不许分析古人的局限性呢?不行。局限性是个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的局限性是不同的,不能因为大家都有局限性,就根本取消分析局限性。正同不能用强调个别人物的特殊性来反对历史人物的共同性——阶级性一样,也不能在历史局限性问题上,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共同性而反对分析其特殊性。
更重要的是,历史局限性是有不同的内容的。有随一个时代社会实践水平而来的时代局限性;在同一个时代,有随不同阶级利益及其历史地位而来的阶级局限性;就每个个人来说,在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之外,还有个人认识和活动能力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同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局限性同地主的局限性就不相同。农民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坚决反对封建剥削,要求革命,却认不清自己革命的前途,无法推翻封建制度;而地主的阶级地位则促使他们贪婪地剥削农民,坚决地反对农民革命。至于无产阶级,由于他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一致,永远代表一切新生的事物,永远站在社会发展潮流的顶端。在这个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之后,他们的认识活动就永远能同社会实践所能使人达到的限度一致。因此,无产阶级没有阶级局限性,但是他们所在的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水平所能达到的限度,则仍是他们所不能超越的,因而仍旧有时代的局限性,无产阶级每个成员也仍然有个人认识和活动的局限性。这种种都有本质的区别,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如果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时代的局限性同阶级的局限性混为一谈,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同今天无产阶级的局限性混为一谈,这实际上就是否认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有阶级局限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对历史人物要进行阶级分析。
所谓“当时当地标准”,主要是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
吴晗同志是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历史人物的,那么,他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呢?这就是所谓“当时当地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应当站在今天的高度,即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评价。自然,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不能用当时的标准而只能用今天的标准即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可是,吴晗同志却把条件同标准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叫做今时今地标准加以反对,而用所谓当时当地标准来同它对立。
对于所谓当时当地标准,吴晗同志作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一会儿说,要从当时当地人民的意见或者利益出发;一会儿说,要从当时当地的记载出发;一会儿说,要从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出发;一会儿又说,要从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出发。其实说穿了,主要就是主张用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今天流传下来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剥削阶级的记载。从当时当地的记载出发,只能意味着从剥削阶级的记载出发。
如何了解当时当地多数人的意见呢?还是只能根据剥削阶级留下的记载。从当时当地多数人的意见出发,只能意味着从当时当地大多数剥削阶级的意见出发。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而且吴晗同志更错误地认为,统治阶级的道德论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论。这样,照吴晗同志的看法,从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出发,只能意味着从剥削阶级的道德标准出发。
至于所谓从当时当地人民的意见或者利益出发,这也不过是一个借口。从剥削阶级的记载中怎么能了解到人民的意见呢?即使有记载,也多半是那些被剥削阶级歪曲了的、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即使真正照着当时人民的意见或者利益来评价历史人物,也无非是把今天的我们降低到历史上的奴隶、自由民、农奴或者市民的认识水平,或者只是强调当时人民的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忽视了这种利益与人民长远利益之间的区别和可能出现的矛盾。总之,这仍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因此,这种所谓“当时当地标准”的错误,并不象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所说的那样,仅是没有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同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这两件事区分清楚,把地主官僚的标准同人民大众的标准区分清楚,而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根本对立的标准,同阶级分析方法根本对立的标准。
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并不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是坚决反对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而不是象吴晗同志自我批评所说的那样,是基本正确的,错误只是部分的、次要的。
在历史科学领域里,从来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了又一次猖狂的进攻。学术领域不是世外桃源,当时也同样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正好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写了大量的文章,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是当了资产阶级在历史科学领域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先锋。正因为这样,就必须对吴晗同志的错误观点展开讨论,明辨是非,肃清影响,以便做到兴无灭资,使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水平提高一步。
①《论历史人物评价》。《学习集》,第二九九至三○○页。
②《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八四页。
③《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八九页。
④冯友兰:《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⑤《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灯下集》,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页。
⑥见《论历史人物评价》。
⑦《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学习集》,第八四页。
⑧《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习集》,第二七一页。
⑨《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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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同志美化海瑞的手法
问青
提要 吴晗同志违反最起码的科学态度,为了美化海瑞,不惜任意歪曲史料,伪造历史。本文从他的《海瑞的故事》一书揭发几件事例。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和一系列历史论文中,对海瑞极尽美化之能事,把他说成是人民的“救星”,让人们对他顶礼膜拜,真是荒谬!吴晗同志美化海瑞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伪造历史,歪曲史料。本文仅从他的《海瑞的故事》一书揭发几件事例。
其一、把“令老仆艺蔬自给”,竟改为海瑞“自己种菜”。海瑞的传记、行状等都记载海瑞任淳安知县时,“官署中有隙地,课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自赡”。《明史·海瑞传》也记载有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些记载都明明说海瑞是“课”或“令”他的仆人在衙门里种庄稼和蔬菜,取以自赡。但是,吴晗同志却明目张胆地把它篡改为“自己种菜”。不仅如此,《海瑞的故事》中还附有一幅海瑞亲自浇菜的插图,这真是惊人的捏造。
其二、把不可信的“传闻”,当作真事来宣扬。吴晗同志大肆宣扬“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闻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南,老百姓人人称快,贵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按照吴晗同志的介绍,这件“新闻”的内容是: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作威作福,嫌驿吏“供应不周到,大发脾气,喝令跟人把驿吏捆了,倒挂在树上”。海瑞就把他拿办了,把他“箱子里的几千两银子都充了公,交给国库”。海瑞还写信给胡宗宪,“胡宗宪看了,气得说不出话,怕海瑞真个把事情闹大,自己理屈,只好算了,竟不敢声张”。
这件“新闻”是真的吗?不是。所谓它“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南”,实际上是连淳安人也不知道。当时亲自到过淳安并为海瑞写传的黄秉石曾对这一传闻作过分析,他说:“予尝闻人言海令事,曰:胡总制公子过淳安,怒其供应不备,鞭驿丞。公(海瑞)囚公子,使不得去,为文以请于胡。”“然淳无驿也,问之淳人,亦绝不闻此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盖天下之善归焉,所闻公(海瑞)事之戾于情者,大约此类,而不知其非公(海瑞)之真也。”他还说:“又记公(海瑞)为令时,有都御史过县而发其箧中赃,刚正动一时,想亦传闻偶异耳。”这就说明,吴晗同志所宣扬的这件“新闻”,只不过是各种传闻的综合而已。
其三、把海瑞要皇帝“讲求天下利害”,曲解为要皇帝“为人民谋些福利”。吴晗同志说海瑞在《治安疏》中教训嘉靖:“你要知道,修道没有什么好处,应该立即醒悟过来,每天上朝,研究国计民生,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其实,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只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请看原文:“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所谓“讲求天下利害”,正是研究如何加强封建统治的办法,哪里有什么要嘉靖“为人民谋些福利”的意思呢?
其四、把官僚地主伪造为“时常吃不饱”和“挨饿”的穷人。海瑞罢官家居十多年,过的是地主阶级的悠闲生活。吴晗同志却把他描绘成一个“时常吃不饱”和“挨饿”的穷人。他说“海瑞一生除有祖田十余亩外,自己没有添置过田产”。又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这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同乡青年来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
海瑞“自己没有添置过田产”吗?不对。仅根据《海忠介公年谱》记述,海瑞就用过“清俸所存”中的“一百二十金”亲自“买第一区”。他母亲死了,官僚地主陈复升“捐助赙金”,他亲自“为置墓田数亩”。这难道不能算海瑞自己添置过的田产吗?
海瑞一家“时常吃不饱”吗?这也是捏造。海瑞一直过的是官僚地主生活。你看他娶过好多个妻妾,相传他“居家九娶而易其妻”(《万历野获编》),或传他“六娶七娶”,至少是“娶惟三而慎选,辄易则侧室”(《海忠介公行状》)。他临死时还有“二媵四仆奉侍”(《海忠介公年谱》)。他在家“不吝金购书”。他的“斋西小圃命二三童艺瓜蔬”。他虽然“居常不治酒肴,或蔬饭杯茗,与客对谈而已”(《海忠介公传》),但也有时与客人“设鸡黍相对食”(《海忠介公年谱》)。甚至还能弄些钱“以周族之贫者,或助之婚嫁,而时及于邑之贫士”(《海忠介公传》)。海瑞哪里有穷得“时常吃不饱”的事?
吴晗同志所说的海瑞“挨饿”一事,是根据《海忠介公行状》中的记载。“(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意思是说海瑞家居时期,每天好接待同乡讲说艺文、经义,讲饿了困了,就用手撑住腹部,还是言无倦厌。最后送客出门,还站着谈论很久,不知疲倦。吴晗同志硬把这解释成海瑞“挨饿”并“不让人知道他挨饿”,真是想当然!
吴晗同志是一个历史家。但是,为了美化海瑞,他竟如此任意篡改史料,违反最起码的科学态度,骨子里藏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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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稿摘编

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徐肇庆
提要 “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自从《海瑞罢官》问题展开争辩以后,人们好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封建时代,“清官”、“好官”都只能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清官”也好,贪官也好,本质上是一丘之貉。
这一番话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千真万确的。那末,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争论不休呢?理由很简单,政治上的理论跟数学上的公式不同,在某些场合不是绝对不变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时,应该斟酌具体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点就在这里。明了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后,再来谈谈“清官”“好官”的概念吧。
所谓“好坏”跟“快慢”一样,都是相对的概念。过去是快的,现在可能是慢的。同样,过去是好的,现在也可能是坏的。在封建王朝时代,人民不接触官员也罢了,假使非接触不可时,那末只有两类人物:一种是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还有一种是“奉公守法”的所谓“清官”。广大人民喜欢的,不用说是后一种。因此说“清官”、“好官”受到过去人民的拥护,这完全是科学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然,这种“清官”、“好官”在目前看来,也成问题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并不等于当时人民的想法呀!假使广大人民不爱戴“清官”的话,那末他们倒会喜欢强凶霸道的贪官污吏吗?因此“好坏”问题,主要应该拿当时人民的选择标准来作决定,不能单凭我们目前的政治眼光来作判断。
有人会说,“清官”既然为地主阶级服务,怎么会站在人民那一边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地大人多,历史又很悠久,出个把象包公、海瑞之类的傻瓜,专门跟上司顶撞,替老百姓办事,那有什么稀奇呢?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谈谈罢,有些在反动政权里工作的官员,因为看不惯上司的胡作非为,激于义愤,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向“清官”跪下来告状不是办法,只有参加武装斗争,发动农民革命,粉碎封建制度,才有真正的出路。这几句话,初听起来倒很漂亮,却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农民的出路问题,跟官员的“好坏”概念,根本是两回事。其次,陆雨同志说得很对,“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九日)。何况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况且那时候的农民军队,根本不可能接受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最后即使革命成功,旧的王朝推翻,结果新的政权仍旧是一个封建王朝,地主阶级依然统治着广大人民。新的政权是否好一些呢?绝对不会。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是吃人的。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只不过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你怎样争辩,也是无法推翻的。
有人又说,“清官”、“好官”能够迷惑群众,削弱人民斗志,调和阶级矛盾,起了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作用,因此,应该严厉批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完全同意陆雨同志的说法:“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流反而值得表扬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何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假使全国各地都是一批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类,那也不成体统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这竟是利多害少呢,还是害多利少呢?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让我再来强调一下,我这一番话并不是叫过去的农民不要去革命,事实是我国极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诞生以前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农民群众又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搞来搞去,始终跳不出封建王朝这个圈子。结果占便宜的还是地主阶级,吃亏的还是农民群众。现在叫广大人民不去向“清官”告状,却要来一个彻底革命,去争取自由,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在千百年以前,难道做得到吗?
至于说“清官”、“好官”起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都知道“清官”、“好官”打击的对象,正是豪门权贵之类的大地主。他们实在是封建王朝的当权派。他们既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怎么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地位,反而来得巩固些呢?海瑞虽然把大地主的田地退还给中小地主,但是当权派的大地主受到沉重打击以后,整个地主阶级的地位,难道反而来得巩固吗?还有“清官”、“好官”对于广大人民,有时候也可能做出一些有利的事情来。冤狱案件中的受害人,难道都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吗?修桥铺路开河,难道对于广大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吗?因此,说“清官”、“好官”的所作所为,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只能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跟实际情况核对以后,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以上种种分析,我认为“清官”、“好官”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呀!应该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就是主观唯心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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