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革命而跳高
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 吴浮山
编者按：吴浮山同志是著名的跳高运动员。这次她出席了北京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在这篇文章中，她以自己不断地提高跳高成绩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的道理。
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吴浮山同志照着毛泽东同志的话去做，在战略上，她藐视困难，具有敢干、敢闯、敢于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在战术上，她重视困难，把每一个成就当做“零”看待，从难从严，苦练基本功。正是由于她善于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就能够不断地从一个高度跃进到另一个新的高度。
把跳高和革命联系起来
从小我就爱蹦蹦跳跳。上小学时，整天不是爬竿，就是蹦高，什么都玩，其中比较喜欢的要数跳高了。那时只图玩的痛快，要说对跳高真感兴趣，那得从郑凤荣打破世界纪录说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正在初中学习，听到郑凤荣打破世界纪录的消息，特别佩服，一个中国姑娘比世界上任何女子跳的都高，战胜了美国人，真过瘾。谁要还说中国是东亚病夫，那就请他瞧瞧郑凤荣的跳高吧。我又自豪、又敬佩，暗暗下了决心：向她学习，努力学习和锻炼身体，将来也为祖国争光。
第一届全运会后，领导上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学院运动系学习。一九六○年全国田径运动会时，正赶上开第十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领导上要求这一年的全国田径运动会，要和奥运会比出水平。过去自己也听说体育要为政治服务，也是政治斗争，可自己并不明白，这一次才真正体会运动场上的较量，就是比政治。当时我国女子能跳过一点七○米的只有郑凤荣和我，比出水平的任务，我们应该承担起来。离比赛只剩几天了，可我偏偏得了重感冒，直到比赛那天，还是昏沉沉的。在比赛的时候，横竿升到一点五五米，我两次没跳过去。按照规则，每人在每个高度上最多可以跳三次，如果第三次还跳不过去，就算吹了。能不能跳过呢？这时我看看身上印有“北京”两个大字的红背心，又看看台上的观众，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想想党和人民的要求，想到我跳的成绩好坏是关系到祖国的荣誉和向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的大问题，顿时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跳，而是代表了全北京、全中国的人民，劲儿变得大多了，最后以一点七○米的成绩获得第二名。虽然跳出了水平，但觉得任务完成的不好。比赛后，我下决心加倍苦练，为北京争光，为祖国争光。
一九六三年五月的一次比赛中，我跳过了一点七三米，提高了成绩。横竿又升到一点七五米，又是前两次试跳都失败了，第三次我刚跑了几步，觉得步子跑错了，不得劲。我当时想，如果这样凑合跳，肯定跳不过去，但别人谁也不会责怪我；如果我停下来重跳，别人一定会讲我是胆小鬼，害怕了。但我马上意识到稀里糊涂一跳，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为了对革命负责，争取跳出好成绩，就不能怕别人说，不能怕丢人。于是我跑到竿前还是停了下来，在走回去的时候，重新想想动作，马上又站在起跑线上。我要求自己一定要跳好，要象乒乓球队的同志在零比二时那样。第三次试跳是成功了，但自己想：跳高那么短短两秒多钟的事，思想上还有杂念，真是不应该。要干革命就不能掺假，每一跳，每一个动作都必须兢兢业业为革命，来不得半点私心。每一跳都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必须珍惜这每一跳，越是困难，就越是考验和锻炼的好机会。
新运会召开了，我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第一届新运会。在这次比赛中，使我对为革命而跳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少国家的运动员，不怕反动政府的阻挠，担着很大的风险来到印度尼西亚；有的在比赛前几个钟头才赶到，还创造了较好的成绩。他们这种与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在新运会期间，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民注视着新运会，盼望着它成功。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也在注视着新运会，盼望着它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代表的不是我们个人，也不只是北京，也不单单是代表中国，而是代表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民。我在这次比赛中跳了一点七○米，虽然取得冠军，但没有跳出我的最高成绩。我觉得这绝不是差几厘米的小事，而是和世界革命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我一定要加倍苦练，以自己的成绩，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长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我决心作一个无产阶级的跳高运动员，坚决抛弃“我”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立下愚公志，誓攀最高峰。
对客观条件要一分为二
攀登高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去完成呢？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我的个子不高，只有一点六八米。对从事跳高来讲，是个先天的不利条件。在起初的两年里，由于组织上的关心，为我们创造很好的学习条件，加上接受了老队员的经验教训，自己进步的比较快，成绩很快提高到一点七○米，超过我的身高两厘米。但是跳过一点七○米以后，整整一年，成绩没有提高。这时，“她大概到头了”，“她那个儿也就一点七○米的水平”的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开始是不服气，但过了一阶段，还是没什么进展，自己对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觉得“我这人不适合干体育，更不是干跳高的料”，还认为“我这个人跳个一点七○米已经不简单了”。那一阵因为思想上低标准，所以成绩没长进。后来，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联想到自己：我感到主要不是个儿太矮了，而是思想太矮了。思想上的矮比个儿矮还可怕。一九六三年我的成绩由一点七一米提高到一点七五米，这点进步也反过来教育了自己。但这以后有些人又议论开了。他们说：“这回她可完成了历史使命了”，“没啥潜力了”。自己听了以后想，领导上相信我，我就要拿出全力来。个儿矮，条件差，就比别人多流点汗，多下点功夫。于是自己天天坚持锻炼，节日假日别人回家，我还是坚持早起锻炼完了才回家。平时练习负重摆腿，别人在腿上绑一个沙袋，我就绑两个。我每天记训练日记，每周、每月作小结，不仅记下了训练情况，而且认真分析研究训练中的问题，提出加强训练的意见，以便使教练更好地掌握训练。这样干，开始时还挺有信心，但是不久，由于训练不得法，得了病。去医院检查，大夫说这是过度疲劳造成的。我想：象我这个病鬼样，大概真的不成了。跳高真难啊！比干什么都难，干别的工作，好好地干就得了，可跳高拼命练，还不一定能提高一厘米。这时，正好系里组织学雷锋。我把自己的思想和雷锋同志对比，把自己练跳高的精神和雷锋同志练手榴弹的精神对比，觉得自己在困难面前就动摇，急躁，是对条件陷入了盲目性。雷锋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的个子比我还矮，都能带着敌情，苦练杀敌本领，把手榴弹越投越远。他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来的。因此，学雷锋先要学毛主席著作。我又仔细地读了《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我想自己干体育就是干革命，要没有困难还叫什么革命？今后成绩还得继续提高，个儿不会再长，困难的确很大，但要知难而进。出现伤病说明训练方法不科学，没有从自己的身体条件的实际出发；个矮是个客观实际，既不能被它吓倒，也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要正视它，又不是推脱责任，而是要具体分析它。这样我冷静下来，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逐渐恢复了健康，又鼓起干劲，接着练习了。
一九六四年在太原，我跳过一点七九米，打破了全国纪录。有的人又说：“这回可是超水平发挥，是蒙上的，再也提高不了啦”。这时我再不怕别人说了。我觉得个矮固然不利，但它可以激发我的积极性，奋发图强，何况自己还有有利的条件呢，比如象我这矮个儿，比大个子体重轻些灵活些，反应快点等等。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因素，发挥特长，去弥补不足，这样就能不断进步。特别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这是最最有利的条件。用它武装起来，就会天不怕、地不怕，浑身充满革命干劲，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这两年人仍旧是那么高，但自己信心反倒足了。条件是死的，而人却是活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以有利弥补不利，变不利为有利，让条件为你服务。
对于其他条件，如训练和比赛时的场地，气候和观众等也是一样。我觉得人不能脱离客观条件去工作和生活，也不能脱离客观条件去训练和比赛，问题是怎样根据这些客观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比如下基层测验和表演，看的人很多，有时挤的只留下你能跳的一小块地方；有的场地很软，很松。这时我就想，怎样充分利用这些客观条件来锻炼我的硬功夫，提高我的技术水平。观众“挤”点、“嚷”点，并不是坏事，这里包含着关心和希望，把它变成动力，就会跳的更好。关于场地，自己倒愿意在软场地跳，因为跳高不同于其他项目，你的成绩越高，就越得后跳，等别人把场地捣烂了才轮到你。后跳时场地就不会是平平整整的。所以要准备在最坏的场地上跳出好成绩。多在差点的场地上跳，也是从难、从严，是实战的需要。至于天气冷热、风大等也没什么坏处。条件越差，越是锻炼意志和技术的好机会。再说比赛时的场地、气候等条件，对大家全一样。你越计较条件，越跳不好。你不怕它，敢和它挑战，就越能得到锻炼。死的条件被活的人所掌握和运用了，反倒促使你前进。
在发挥特长的前提下攻特短
几年来，我的跳高成绩，出现过较大的起伏。一九六五年四月份的一次比赛，我才跳了一点六五米，比当时的最高成绩低了十四厘米。当时不少人都替我着急。我冷静地想：这次比赛从成绩看很不好，但收获还是蛮大的。一是前段受伤的反应不大，经住了比赛的考验；另外是经过实战考验，平时训练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比的不好是坏事，但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不是好事吗？实战检验了我的训练是不过硬的，特别是自己的起跳技术不好，抓了一冬，没见改进。原来我的技术特长是摆腿作用较大，一悠就把身体带上去了，而现在却没有了。这说明没有摆好两者关系，就特短而抓特短，把特长和特短截然割裂开来，结果把特长也丢了。经过分析，头脑清楚了，信心更足了。毛主席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变好事。自己想把这坏事变好事的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信心坚定，第二就是踏踏实实地进行基本功训练，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去促使它向好的方向转化。明确了应该在发挥特长的情况下攻特短，我就天天坚持一套基本功训练。经过了一个多月，特长发挥了作用，特短有所改进，五月间我就跳过了一点七八米的高度。回想起来，要是没有那次失败，也许还不会那么快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技术。毛主席说的真对，抓住了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我觉得提高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要敢闯、敢比，在比和闯中去有所发现。认识了矛盾，解决了矛盾，我们也就有所前进了。
思想上的横竿要天天向上
接受了跳一点六五米的教训，抓住了基本功训练，情况渐渐好转，在连续几周下基层的比赛中，成绩一周周回升。不少同志关心地问：“啥时跳一点八○米？”这包含着鼓励，也包含着要求和希望。自己也感到肩上责任的分量。面对领导和同志们的希望和实际训练情况，自己觉得应该跳过一点八○米，但不免也怪紧张的，怕自己完成不了任务，身上有压力。我想一个人如果无所用心，无所作为，那是干不好工作的。身上如果没有“压力”，是要失重的，但要看压的是什么？是沉重的包袱呢，还是重担子？背上包袱只会是屈膝、弯腰，两眼只看到自己的脚尖，准要栽跟斗的；而挑上担子，那怕是重些，但我们会抬头挺胸腰杆直，眼光远大，步伐坚定。我们肩上的“压力”，应该是重担子，而不该是包袱。我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敢于承担重担，攻一点八○米的任务。那自己为什么有点怕呢？准是背了包袱。翻开毛主席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对照，我确是背上了成绩的包袱，认为自己是跳多高多高的，所以才怕跳不好。这时我想起辅导员对我说过：“成绩和荣誉，只能代表你的过去，而不能说明你的未来。”对，跳一点七八米，一点七九米，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快卸下包袱，挑起担子。今后应该象国家乒乓球队那样，对于继续提高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雄心，敢于藐视新高度，同时又要以从零开始的态度，在具体战术上非常重视。于是我在赛前制订作战计划时，就订了一个指标——一点八○米，一定要争取跳过去，而具体在跳每个高度时，都要集中精力认真跳，抛开过不过的问题，落实到注意技术的正确发挥上，并争取每个高度都第一次就跳过去，为跳一点八○米创造条件。在比赛的时候，第一次试跳没有过去，第二次又失败了，但我的脑子里没别的杂念，只想怎样接受前两次跳不过去的教训，注意一步步地扎实做好动作。这样，在第三次试跳时，我完成了预定的计划，跳过了一点八○米。我体会到，离开具体重视的藐视是空洞的，而离开敢于对敌人的藐视，那也做不到真正的重视。
几年来自己有了些进步，党和人民给了自己很高的荣誉，我的每一点进步中都浸透着党的关心、培养，和同志们的严格要求、耐心帮助。我现在更加热爱跳高了，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培养我们不断革命、天天向上的精神。谁都知道，跳高比赛是以一个高度上三次不过而结束比赛的。我的同伴跟我开玩笑说：“跳高这项目有意思啊！总是以失败告终。”我觉得这玩笑倒挺有道理。这“以失败告终”意义深长，它提醒我们时时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特别是进步大时，更要看到自己的问题，不能满足现状，故步自封。无论你跳的多么高，可你也得有个高度是三次不过，才算比赛结束。打破了纪录不是没有问题了，要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还会碰三次竿呢？这三次“失败”不正说明还有问题吗？这“失败”提醒我们，即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绝不能自以为是，骄傲起来，要看到差距还很大。你提高了成绩，说明你有进步，解决了一些矛盾。但这“失败”告诉我们，又有新的矛盾等待我们去解决，要准备以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虚心，去迎接新的困难，要不断革命，要彻底革命。竹横竿许可碰掉，但思想上的横竿永远不能掉下来。只有思想上的横竿天天向上，迅速地升高，才能促使跳高横竿的不断升高。
现在我跳过了一点八○米，一点八○米只是自己前进中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是我国跳高运动水平提高的序幕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高潮还在后头。第二届全运会前夕，上海的女子跳高运动员旋晓梅跳过了一点八一米，把全国纪录又提高了一厘米，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当我坐在看台上，看旋晓梅跳过这个高度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不仅看见旋晓梅创造了这个进入世界前三名的好成绩，而且还发现她的技术中有很大的潜力可挖。我坚信在比学赶帮超的运动中，我国会出现更多的旋晓梅，出现更多的优异成绩。现在我国的田径运动水平还很落后，改变落后面貌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但是我知道，只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好好地武装起我们的头脑，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什么担子都敢挑，我要和我的同伴们一起，挑起重担，勇敢地去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要为革命去闯，为革命去争时间，抢时间，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发扬穷干、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为我国体育早日攀上世界高峰搭个大台阶。我坚信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一定能成为世界跳高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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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农业要靠毛泽东思想
北京平谷县门楼庄公社南张岱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体伦
在我们国家里，发展农业，增产粮食靠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挂帅；突出政治，也就是让全体社员学好毛主席的书，懂得种地为革命、种地讲科学的道理，别的路是没有的。
靠毛主席著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去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突出政治也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群众有了思想问题，你给他讲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这也叫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拿出毛主席的书来，让群众知道毛主席是怎么说的。这样，一讲就灵，而且解决得彻底，长期起作用。我们觉得这是因为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说的话是真理，讲得深，讲得透，容易懂。当然，这要有个宣传和组织的过程。宣传毛主席思想，也要通俗易懂。我们采取的是用具体事例说明问题的方法，比如，毛主席过去说能打倒日本、打倒蒋介石，就打倒了；提出打倒地主，我们就分得了土地；说组织起来好，我们就有了今天的好生活；说农业机械化，我们就有了电井能浇地等等。毛主席又领导我们搞三大革命运动，也一定能实现。群众一点就通，越听越信服。
一九六二年，我们大队受涝灾，社员情绪低落，有些人指望政府救济。当时，我就组织大家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的一段：“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里的：“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大家又对比了新旧社会受灾后的不同遭遇，一致认为：毛主席说的对，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提出“洼地丢了上地找，粮食丢了蔬菜找，早的丢了晚的找”的口号。我同社员逐块查灾情，订措施。把冲倒的玉米、谷子一棵棵扶起来，给晚玉米削尖、追肥；给白薯地中耕，减少土壤含水量。结果粮食反而比上年增产，不但没要国家救济，还卖给国家二十一万五千斤粮食。就是这样，有了毛主席思想，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受了灾也可以顶住。
过去我们大队有个老贫农，经常说怪话，骂骂咧咧，谁也奈何不得。有些同志认为对这样的人只有批评，压一压。我想，越批评疙瘩会越大。我分析，他出身好，思想上也必然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一定要抓住他思想上的积极因素，按《矛盾论》的观点，促使矛盾转化。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在地里赶走一头吃麦苗的猪，就表扬了他。第二天一早，他又挑水浇了门前的两棵树，又表扬了他，并且号召社员向他学习。他很高兴，回家又教育他儿子要服从领导，好好干，按时出勤。他儿子练兵好，也得到了表扬。从此，他完全转变了，经常扫街，给军属和困难户挑水。结果在一九六五年被评为五好社员。
由于我们注意了用毛主席思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社员中政治空气大大加强，“种田为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已成为实际行动。一心为集体，关心别人的好人好事不断出现。社员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
靠辩证法种田
种什么粮食收什么粮食，这是肯定的，可是收多少，就得由人来决定。只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敢于革命，敢于改造自然，就能改变不利的条件。我们提出“夺高产，穷变富”的口号，措施是彻底改洼换沙。有的群众说：“没有千顷地，别想打万石粮。”“我们庄条件不好，没法改变。”我们就组织群众学习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一段话。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具有革命精神的人能掌握土地，改变土地。地靠人去种。同样的条件，决定粮食能不能高产的是人，不是土地。有的举例说：“园子地也是地，为什么能高产，还不是水肥条件好？”这样一说，大家的劲头就起来了。社员说：“今冬流点汗，明年保增产。”结果，二百亩岗地，用了一冬一春的时间就改成梯田，四百亩洼地也改成台田，六百来亩沙地铺上坑泥，改成了好地。土地变，产量就上去了。一九五八年，亩产一百五十八斤，还要吃国家供应粮；到一九六五年，亩产提高到六百七十斤，卖给国家余粮四十七万五千斤。社员说：“毛主席著作力量大，瘠薄土地能搬家。”
在生产中，新旧思想、进步与落后思想之间的斗争是经常存在的。一九六三年，我们推广密植和种两茬作物时，就遇到这个问题。群众对密植还接受不了，他们说：“垄大苗稀秸秆粗，粮食不少打，秸秆不少出。”硬推行当然不行。毛主席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怎么办？我们就组织老农、干部、技术员三结合共同试验，用事实改变社员的看法，推动内因起作用，使采用新技术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开始，有些社员不相信能成功，要跟我打赌。到秋后，一百二十多亩小垄密植的小麦中，有六十亩亩产四百二十八斤，有十五亩亩产五百二十三斤，另五十五亩亩产三百二十斤。没密植的地，产量就低。有的社员又说：小片可以增产，大片就不行了。我们又组织大家学习了《矛盾论》里认识事物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规律的论述，使大家认识到既然小片能增产，大片地一样种法，也能增产。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全改成小垄密植，产量比过去提高一倍。一九六三年，我在二队搞了几十亩小麦套种玉米，亩产五百九十多斤。一九六五年又搞大麦、稻子两茬，亩产一千六百多斤。这时候社员反而说种少了。
一九六五年，棉花种得细，种得好，增产的决心也大。可是不能按时现蕾。技术员抱着书本说：“现蕾最晚不能过六月二十日，不然霜后花减产。”群众却说：“棉花不害羞，里里拉拉长一秋。”不管哪种看法，都把棉花生长期看成是不变的、死的。我们就学习《实践论》，毛主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我想，棉花为什么不现蕾，参加劳动后不就知道了吗？于是我就参加棉田管理，经过观察，看出来是下种时天寒，以后又天旱缺水，又套书本经验，老蹲苗，因此不现蕾。我们分析，天时不是绝对的，要改变条件，促使它生长，争取按时现蕾，消灭霜后花。我们采取了浇水、追肥的措施以后，一下子就长上来了。结果亩产达到一百一十八斤。运用唯物辩证法大破形而上学，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结果，不仅棉花得到丰收，而且再一次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
一九六五年春季，我去上海参观，看到了上海人民种田为革命、实干苦干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南汇县搞的格子田对我吸引力最大。回村以后，我就到二队去搞格子田，初步方案是埂上种玉米，埂边种豆子，沟底种水、旱稻。群众一听就说不行，他们告诉我：垄小、苗密不能中耕，一刮风就要倒伏，上海无霜期长，北方无霜期短，稻子熟不了，又耽误种麦。我也打了闷雷，是我错了，还是群众不接受新鲜事物呢？于是，我就看《实践论》，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我就想，我主观上想搞好，却不顾气候、品种，也没跟群众商量。毛主席这话就象专批评我一样。于是，我就在社员会上检查了主观主义、盲动主义、风头主义的错误。大家一块研究计划，按格子田的基本要求和做法，因地制宜，改变了作物安排。结果亩产八百六十多斤。而一样的地，老种法只收七百多斤。这一次，我不仅摸到了种格子田的一些规律，更重要的是使我进一步懂得种田必须老老实实，依靠群众，这对我来说比多打几百斤粮食的意义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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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狠和私心杂念作斗争
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班长 王道明
我们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大家争着学好人好事、做好人好事。但是，有的同志还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觉悟，还没有真正懂得为什么要做好人好事。有一天，一个新战士提了一个建议：明天是星期天，咱们组织一伙人，把团部大礼堂的灯泡擦擦。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团首长若问，灯泡这么干净是谁擦的？都说是八班擦的，多光彩呀！这说明：有的同志做了很多好事，但不是自觉去做，而是带着私心去做，象做买卖一样，做一件好事想得一点好处。这样去做好事，越做私心越重。一个人要是常常在私心上作文章，天长日久，不就变成个利己主义者了吗！当时，我们就提出：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就要狠狠地和私心杂念作斗争，在思想改造上狠下功夫。
和私心杂念作斗争，要从小处着手，但是要从大处着眼，不能就事论事，什么小事都抓。不然，就象毛主席讲的，会把大家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忘记党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从那些小事当中找出大道理，然后用一切为了革命这个大道理，来管住小道理。我们从小事看根子，事情很小，根子很大，应该抓；从眼前看将来，眼前很小，发展起来很大，应该抓；从表面看实质，表面看很小，实质是个人主义，应该抓。打个比方说，要分清“大头菜”还是“大头蒜”。大头菜，一眼就看到很大的疙瘩，挺刺眼，但是你把它拔出来，根子却很小。象这样的事，不要抓那么多。有个新战士，年龄小，贪玩。有一天中午，他在窗台上坐着，看到二排那里很热闹，他就光着脚，从窗户里跳出来，跑去看。有的同志批评他：你这个人，有鞋不穿鞋，有门不走门，你还要不要作风了！其实，这个新战士刚来部队，不大懂事，只要告诉他以后注意这些事就行了。但是，有些事象大头蒜，表面上看起来它很小，拔出来一看，它的根很深。这样的活思想就要狠抓。有一天中午，我和一个老战士到伙房把饭抬回来。他一看，有一部分油炒饭，就把全班的碗拿来，盛了一碗又一碗。我感到奇怪，这个老战士平时表现很少私心。我问他为什么今天这样做呢？他说，我是为了全班。我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只顾局部的小团体主义，就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吗！这样一讲，他把十碗油炒饭统统倒回去啦。下午，我们又学习了《纪念白求恩》。大家说要象我们这样只顾小集体，白求恩就不会到中国来啦。党要求我们不但做一个国内的革命派，而且要做一个国际的革命派，我们不但对班里的同志要没有私心，对排里、连里的同志，对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也都要没有私心。
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私心杂念少了，风格也就高了。遇到事情，都能把集体放在前面，把个人放在后面。有一次扑灭山火的时候，大家的阶级友爱精神非常好。有半包仁丹，拿出来给大家吃；有半壶水，也给大家喝；任务重，很疲劳，班里同志就利用休息时间，给全连背水。有一天行军，赶上下雨，棉袄棉裤都淋透了，我们和二班住在一个房子，只有半铺火炕。大家说，我们要让给二班住。二班坚决让我们住。我对二班长说，我们身体比较好，还是你们住吧。大家互相推让，最后我们只好派一个新战士作代表，同二班一起住在火炕上。我们大家穿着湿透了的棉衣，整整站了一个夜晚的哨。那个当代表的新战士睡了半小时也爬起来了，悄悄地把二班同志的棉袄棉裤都给烤干。
我们体会到，只有完全彻底挖掉私心杂念，才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私心可以不知不觉地产生，但是不能不知不觉地跑掉。必须一点一滴地改造。有的同志讲：“私心是吸血虫，私心增一分，革命血液就少一分。”我们感到私心不仅影响团结，更重要的是影响打仗。我们军队要打仗，如果有了私心，到战场上就不能象董存瑞、黄继光那样不怕死。所以我们提出：克服私心的过程就是培养勇敢精神的过程。私心少了，勇敢就多了。私心减一分，勇敢就会增一分。如果私心没有了，刀山火海都敢冲！
（摘自二月七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