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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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科学工作上的洋框框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 童第周
形而上学,是束缚科学发展的绳索。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一样,其指导思想不是辩证唯物论,就是形而上学、唯心论。要迅速发展我国科学,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把毛主席的书作为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指示。
所谓“现代科学”,在我国仅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自己这方面基础很差,在解放以前,一切都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现在国内年龄比较大的科学工作者,他们的科学知识,多数直接学自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思想观点,工作方法,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工作者一个体系。年青的科学工作者跟年老的一辈学习,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影响。同时因为学外国,模仿外国,就崇拜外国,迷信外国,从而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枷锁,成为一种习惯势力,束缚了我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有了上述的自卑心理,和思想上的束缚,因而,在工作上大都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摸索进行,不敢大胆设想,大胆创造,在别人做过的工作中,找一些可以继续或扩展的问题,作一些修正工作,提供一些补充资料。这就是所谓“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样做,一般可以做出一些小的成绩来,但很难有大的成就。因为从别人残羹剩肴中找来的骨头,不会有很多肉可啃的。
对某一学说或某一学派的态度,往往也会盲目崇拜。学习某一学说以后,就信奉某一学说,把它视为圭臬,孜孜不倦地在这个框子内钻研,结果也往往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提供一些修补资料,做不出有创造性的成绩来。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在科学战线上要赶上或超过国际水平:第一要消灭我们的自卑感,树立起人家能干,我们也能干,人家没有干,我们也要干的精神;第二要解脱思想上旧学术体系的束缚,使思想奔放,在广大的科学领域中,能驰骋自如。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大大地前进一步,便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面。
我过去受到形而上学,特别是机械唯物论的影响不少。例如对遗传或发育上的问题往往强调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或重视部分作用,忽视整体关系。以后在工作中逐渐发现生物上的许多现象,不符合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同时又觉得各种事实也非新生论、生机论等学说所能解释。而自己又没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可以说明问题的基本性质,所以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一直迷惑不定,只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有时因自己说不出所以然,也就人云亦云,随着各派的观点,去理解各种自然现象。
解放以后,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开始认识到生物界的现象是完全合乎唯物辩证法的。只有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方法去分析生物,才能真正说明生物的现象,也只有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方法去研究生物,才能真正认识到生物的规律。有许多过去怀疑的问题,一直不敢作出结论,现在得到了解决。比如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这是生物学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很多有影响的权威性学说,强调细胞核的作用,忽视细胞质的功能。但在个体发育的工作中,有不少事例说明细胞质在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它不但不完全受细胞核的控制,而且还能影响细胞核。虽然如此,由于旧学说的威力,我在过去还不敢直接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认识到事物的作用或发展,同它周围的其它事物都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因此,看问题必须一分为二,不能绝对地、片面地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对细胞核和细胞质关系的看法,也必须如此。细胞核和细胞质都应当各有它的作用和重要性。这样便加强了我对细胞质看法的信心,鼓舞了我敢想、敢说、敢干的勇气,使我们在工作上有独立的方向,不再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并得到了一些发展。
此外有一些问题是我过去所无法理解的,现在也理解了。比如,生物发展(包括进化和发育)的动力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解释,都不能说明它的基本根源。读了毛主席的《矛盾论》以后,很快就使我觉悟到矛盾便是生物发展的动力。生物个体有它自己内部的矛盾,生物个体与个体之间有矛盾,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经常地存在着,没有一刻停止,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产生。正是矛盾推动着生物的发展。
生物不能离开环境而生存,因此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或矛盾便成为生物学上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强调环境条件对生物变化或发展的作用,这样的看法,也使我在一个时期内感到迷惑。现在我也明确地认识到,内部矛盾是生物变化或发展的根据,外界因素是生物变化或发展的条件。毛主席说:“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这个简明的例子,解决了生物学上的大问题。
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说明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对 各种问题的看法,思想上所起的变化。当然,我的学习是很不深入的,领会也是很肤浅的,对问题的看法还不会很正确,而且还会有错误。但无论如何,经过学习以后,使我深切地认识到要打破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的洋框框,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同我们思想上的观点和方法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了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也随着迅速发展。要使我国科学很快地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快速的途径,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因此,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成为我们科学工作者目前最迫切的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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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锐利的武器
吉林大学副校长 唐敖庆
学习毛主席著作,贵在“用”字。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所以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唐敖庆同志说:“在用的时候,也可能由于理解不深,因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从不动摇。”这种精神,大可提倡。
我是研究理论化学的。我读毛主席著作,是从一九四六年在国外留学时开始的。从那时一直到解放初期,我看了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但是由于没有同自己的活思想联系起来,没有注意在“用”字上下功夫,而往往是当着一般的理论书去读的,因此,效果不好。后来逐渐地明确了为革命而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意了带着问题学(如对共振论的批判)。我在实践中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如学了《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努力在工作中体会毛泽东思想,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我过去不愿做行政工作,怕影响提高业务,把担任行政工作看成是额外的负担,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显然是错误的。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逐步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九五六年不仅接受了行政工作的任务,还积极努力去完成。同时尽力在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毛主席提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就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近两年来我的教学、科学研究任务都比较重,我每周都能坚持参加半天的体力劳动。参加劳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劳动,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培养劳动的习惯,在思想感情上、生活习惯上缩小同劳动人民的距离。又比如,我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指示后,我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努力突出政治,把政治放在首位,以身作则,引导青年按照五条标准、按照又红又专的要求去学习、锻炼。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我也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虽然,在用的时候,也可能由于理解不深,因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从不动摇。我相信这样坚持下去,就会逐渐地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把毛主席思想真正学到手。
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毛泽东思想不仅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锐利武器,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
我在物质结构和高分子物理化学方面做过近二十年的工作,先后做了四十多项研究工作,其中只有两项是回国前做的,但水平不高,意义不大,现在都不大愿意再提它了。我在回国后,特别是近十年内,业务上成长得比较快,研究领域扩充了,在一个领域内也做得比较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比较地有意义,这完全是在党的教育下得到的,是自觉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结果。我现在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唯物辩证法,不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是探索自然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能自觉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就能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中洞察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少走或不走弯路,在科学上不断做出贡献,加速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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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实际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李连捷
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同时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当对思想改造不自觉的时候,对实际的理解是一种样子;当对思想改造处于自觉的时候,对实际的理解则又是另一种样子。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要同头脑里的个人小天地进行不懈的斗争。
通过参加两年的生产实习,逐步使我摆脱科学研究的死胡同,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究系何物。建国之初,就听到党号召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许多科学部门,根据自己研究理论的要求,进行着大量的调查研究,以期使所要求的理论,得到实际实物的佐证。这恐怕就是大家认为的理论联系实际。土壤工作者为了探求土壤肥力阶段性变化的理论,也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了土壤发生演变的历史和土壤肥力性状关系。这也就是土壤学的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绘制了大量的图表,编写了大量的报告,甚至制定了土地利用规划。但是,土壤研究成果却很少直接利用在生产上,经常的是被当作仅供参考的资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还在于脱离实际。
两年的生产实习,使我接近了农民群众,看到了农村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就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科学研究中,只有实物,而无实际。土壤科学研究工作者所应该了解的实际,主要是群众在生活和生产斗争中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实际,就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广大的贫下中农中去,进行调查访问,和他们同甘共苦,了解他们的需要。真的这样做了,我们就不会再把几棵草木、几条虫子和几个土壤剖面的研究,当做天下大事。在我们的思想里,就会出现了人,就会有人有物,而不是见物不见人了。
土壤学或任何学科为生产服务时,都需要理论。许多学科还要加强理论的研究,使它成为过硬之矢,以射生产实际之的。这样的矢也只能是在生产斗争的磨刀石上磨出来的,单纯的书本教学创造不了这样的矢。道理很简单:脸盆里学不会游泳。
摆脱脑子里的个人小天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绝不是一般的送往迎来,而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中,认真而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教导,才能有所收获。当我们第一次在生产实习中,把土壤调制图等让位给跟班劳动这一课的时候,尽管我确实知道做得对头,但暗中仍有顾虑,担心抓不到理论,提高不了教学质量。可是当我们发现锄头底下刨出了高产,也刨出了土壤学的生产理论,锄头把我们与劳动人民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党的政策的伟大,也看到了锄头比土钻是更有价值的科学仪器了。
这一收获提高了我们的政治觉悟,使我们感到站得高了,也看得远了,思想领域有所开阔,爱憎的界限也比较分明。因之,也就甘心情愿地舍弃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的烦琐哲学,立志要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我们去年在北京郊区怀柔县东南沟大队,敢于同群众一起大搞三田运动,并在思想和生产上取得较好的收获,就是进一步打破旧框框,变革工作方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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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实践中去学习就能变不懂为懂
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朱觉
认识来源于实践。尽管书本也可以给人知识,但没有经过亲身实践,是不可能真正领会的。只在书上见过真空自耗炉,不是真正懂得真空自耗炉。怎么办?要想变不懂为懂,就要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去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我虽然学习过《实践论》,却不太愿意到工厂中去参加生产实践活动。并且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要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向同学传授专业知识;而要有丰富的教学内容,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坐在图书馆里读书,多看文献。看文献时,别人劳动几年的科学研究成果,自己花上几个小时最多几天时间就能学到手了。如果到工厂里去向实际学习,做科学研究,时间花得多,成果不一定大。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多年以来自己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我带领同学去上海搞结业工作,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在真空自耗炉上进行的。对这种炉子我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知识,怎么办呢?毛主席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要照毛主席的话去做,首先就要解决向工人同志学习的态度问题。开始我觉得自己是老教师、教授、电冶金教研组主任,到这里有好些东西还不懂,不好意思。后来我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还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拜工人为师的决心的表现。记得毛主席说过:“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使我鼓起了勇气去向工人交心交底。我对工人同志说:真空自耗炉我只在书上见过,没有实际搞过,今天到这里来是小学生,向你们学习。工人立即热情地帮助我,毫无保留地带我看各种设备,看不清的,还给我拆开来看,诚恳地介绍操作中的各种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在书本上没有找到过的。由于工人师傅的热情帮助,我很快地掌握了这个新的冶炼设备的许多实际知识。对科学研究和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工作都有很大好处。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只要听毛主席的话,就能变不懂为懂。如果我摆上架子,不懂装懂,结果一定还是个不懂。
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了自己的实践观点,也注意了改变思想方法,防止主观主义。在教学工作上,我逐步地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而且对课程体系的改革也作了一些尝试,开始收到一些效果。例如,我讲铁合金课时,过去是搬国外教科书的那一套课程体系,比较分散地讲各个铁种,并列硅、锰、铬、钨、钼、钒、钛七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铁种,每一铁种又讲几种冶炼方法,十分烦琐庞杂,结果是学生记不住,教师超学时,效果不好。原因在哪里?当时有人怀疑是“内容多”和“学时少”的矛盾。为了找出问题的症结,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进一步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我又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反对主观主义、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的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和教研室的有关成员一起来到生产现场,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决定将原来的以铁种为纲的庞杂体系,改为以“一个理论(即选择还原理论)三个方法(即电热法、金属热法、电金属热法)”为纲,加强基础理论,重列组成新课程。经过试讲的情况来看,教学效果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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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花碱土改良工作的几点认识和体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 赵守仁
群众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
江苏省的淮北平原地区,有一种盐碱质的低产土壤。这里在历史上受过黄河泛滥的影响,这种土壤就发育在这些黄泛沉积物上,同好地插花分布,含有盐碱分,盐渍类型复杂。根据性态,群众分别称之为瓦碱、面碱、卤碱等等。由于在分布上是花花搭搭的,盐渍性态又比较复杂,能扫盐提硝,又能熬盐取卤,所以群众统称之为“花碱土”。这种土壤,最初我生搬硬套所谓“发生学土壤分类”,认为它既非盐土,又非碱土,把它归之于草甸土类,并给它取了个洋名叫:“发育于石灰性黄河冲积物上的盐渍化浅色冲积草甸土”。说起来颇费劲,听起来也别扭。特别是,种植在这种土壤上的庄稼,由于返盐冒碱,缺苗严重,出了苗也长不好。明明是盐碱的问题,硬要叫它草甸土,也不切合实际。一九五八年,我们在一次棉花缺苗问题的考察中,调查了七十七块典型田,发现很多不出苗或者是死苗的田,往往含盐量并不高,而主要是碱性重。虽然这种土壤不具备书本上所说的那一些碱土的典型特征,那时我们也没有承认它是碱土,但群众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对“碱”的危害性,体会得特别深刻,明确称它“碱土”。群众这样叫是完全有道理的。我们觉得“花碱土”这个名称,比草甸土更能形象地反映这类盐渍土壤的生产性能和性态特点。所以尽管受到一些同志的责难,我们还是毅然采用了“花碱土”这个很科学的名词。这是在接触和认识花碱土过程中,群众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我们深深感到,事实的确如毛主席所教导的:“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这一事实也说明洋框框、老概念对我们影响之深。
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是科学研究的丰富宝藏
改造花碱土,首先就得正确地认识花碱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但对花碱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花花搭搭分布,今后盐渍动向怎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初上来,我们可以说一点也不了解。解决这个问题,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书本,是深入实际从调查研究入手,还是钻故纸堆查资料,从关门作试验入手,这是工作方法问题,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主席早就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前几年,我们违背了毛主席这一教导,不是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向祖祖辈辈和花碱土打交道的群众请教,而依然是翻书本,找“洋拐棍”。当时我们千方百计找到一本外国的所谓盐渍土权威的关于盐渍土发生与演变的巨著,如获至宝,朝夕死啃,结果除了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把我们的脑筋弄得更糊涂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灵感和启示。直到一九五九年,在雎宁县蹲点期间,偶尔听到几个老农谈“牛瘦生癞,地薄起碱”,“粪多能压碱”等,才启发我们,联想到是不是土壤的盐碱动态同肥力变化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在花碱土发生因素的研究中,初次引入了“肥力”的概念。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又发现大田盐碱斑下的地下水含盐量常较其四周的好地高的现象。结合学习《矛盾论》,我们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我们进一步联想到,土壤的肥力、耕层的水分平衡同盐碱化可能有密切关系。在耕层土壤水分平衡中,蒸发和渗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个作用本身又是对立的统一,蒸发大于渗漏,会导致土壤的盐碱化;相反,蒸发小于渗漏,会导致土壤的脱盐。就影响耕层土壤水分平衡的各种因素分析,耕层土壤本身的属性,特别是肥力,是内因,其它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即通过肥力的变化,影响耕层土壤水分平衡,使土壤脱盐或盐碱化。这些想法在一九六二年所进行的花碱土扩大问题的专题考察中,在总结群众翻黑土改良的经验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作出了“土壤肥力是影响耕层土壤水量平衡的主要因素”,“花碱土的形成是在耕层土壤不同的渗漏蒸发条件下,所引起的盐碱积累、再分配和转化的结果”等有关花碱土发生的若干推论,突出了培肥在花碱土改良中的作用和地位。它体现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补充和发展了已有的改良盐碱土的论点,为今后较好地制定花碱土改良措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使我们开始体会到广大群众的经验是科学和智慧的丰富宝藏。科学家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上升到理论而已;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便什么也搞不成。
科学研究要结合当前的生产实践
研究花碱土是为了改良花碱土,但研究花碱土应该走什么路,是先研究规律再研究措施呢,还是结合措施研究规律?问题的实质是“学科带任务”,还是“任务带学科”。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思想认识上解决得很晚。我们曾经一度想关起门来搞土壤的“盐分平衡”、“水—盐动态”、“碱性转化机制”等所谓理论性的课题。对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前的事,兴趣很大,认为一谈盐碱土的发生和改良,不追溯远古,不谈古地理、古地貌、水化学、盐化学一套,便不足以表现科学上的高水平。相反地,对当前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却兴趣不大。当时我们错误地认为,只有把这些摸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提出措施来。结果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特别是和地方生产上的需要对不上口径,工作费劲,到处碰壁,自己也很苦恼。另一方面,在一些比较切合生产需要的小课题上,却打开了花碱土改良研究的局面,如研究棉花的保苗问题,认识了花碱土土层盐分分布上重下轻的特点。研究花碱土的耕作措施,认识了花碱土“七八月地如筛,九十月爬上来”的盐分动态规律。推广田菁,从几十亩到上百万亩,初步总结出大面积的田菁栽培利用和保苗经验。从大面积推广应用“以磷增氮”的方法,初步认识了花碱土上田菁、苕子等绿肥施磷增产的作用和有效施用条件等等。这些都大大地丰富了花碱土改良研究的内容,同地方生产对上了口径,也为农民所欢迎。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们对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话:“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只有结合措施研究规律,结合盐碱土改良的生产实践研究盐碱土的改良,才能真正认识盐碱土,使盐碱土改良学科生气蓬勃,不断向前发展。单纯为学科而学科的作法,只会使学科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干巴巴的教条。
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
对于花碱土改良,在不断碰钉子的过程中,终于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对如何改良,也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是:排水是改良的重要途径,培肥是改良的根本措施,强调水肥结合综合治理,提倡浅排,结合雨季排水,除涝防渍排盐,加强耕作控制返盐等。我们把这些论点放在铜山县花碱土改良试验站的大面积生产实践中进行了验证。通过开沟、种绿肥、深耕、松土等农—水结合综合治理的办法,原来不能长庄稼的地,绝大部分开始能长庄稼了,土质显著变好。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夏熟三麦等作物,都比邻近生产队成倍增产。这一成绩,加强了我们工作的信心,也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过去我们认为盐碱土的形成与一定的水文地质条件有关,不彻底改变土壤的水—盐状况,就不能彻底地改良盐碱土。只看到“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一方面,看不到人在调节水—盐动态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把盐碱土改良看成是盐碱的数量上的增减,看不到耕作培肥对土壤改良所起的质的变化。一谈起改良,就是排水,一谈排水,就是“临界深度”,搞烦琐哲学,故弄玄虚,乱发议论,说这个措施是治标的,那个措施是治本的,而没有体会到“标”和“本”也是相对的。有的措施从当前来说是治标的,从发展来看又是治本的,治标为治本创造条件,治本即寓于治标之中。在一定条件下,“本”和“标”也可相互转化。
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毛主席指示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以前我总认为政治和盐碱土改良业务的本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不然。早在研究花碱土改良以前,我们还曾搞过好几年的滨海盐土的改良研究工作,虽然当时我们也曾在调查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过滨海盐土处于自然脱盐过程等一些初步的推论,提出过一些改良的途径和措施;但我们的工作却是到此为止,没有把这些初步的认识再回到滨海盐土的改良实践中去继续验证和发展,去进一步完成“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再如以前我们在农村中也蹲过点,但老是“只见点搬家,不见点开花”。对蹲点下不了决心。仔细检查起来,主要的毛病也都是立场和观点问题,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事实上,不突出政治,具体业务工作也搞不好。以农业区划、规划工作为例,老一套的搞法是图表数据一大堆,旷日费时,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阶级,搞出来的区划,基本上是纸上谈兵,作用不大。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盐碱土地区改变低产面貌的规划调查,工作方法主要是从抓生产、抓阶级斗争、抓典型调查入手,扎根在贫下中农中间,走群众路线,坚持领导、技术干部、群众三结合,作历史的调查,从生产实践中调查,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找出了这个地区在农业生产上主要的病根子是:“土地瘦,涝渍重,碱地多,耕作粗,种子杂,布局乱”,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方针和措施。这样作出的规划,有广泛的群众生产实践基础,比较切实可行。这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同样性质的工作,一种是政治挂帅,一种是政治不挂帅;一种是走群众路线,一种是脱离群众。两种立场、观点、方法,两种结果,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少慢差费。我开始体会到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确也存在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抬头。所以必须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迅速改变花碱土地区的低产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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