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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米尼加人民英勇不屈又掀起反美新风暴
圣多明各再次爆发反美大示威要美国侵略军滚蛋
美国帮凶“泛美部队”和多反动军警悍然开枪镇压打死五名示威者
新华社十日讯 圣多明各消息：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干涉的多米尼加人民，不顾美国侵略军的刺刀威胁，九日在首都圣多明各再次举行了激烈的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这次示威斗争充分显示了多米尼加人民不畏强暴、坚强不屈的英勇气概。
圣多明各近一千名学生九日在美国扶植的反动政府所在地国民宫前面举行示威，要求美国侵略军撤出多米尼加，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愤怒的示威群众高举“美国佬，滚回去！”的巨型标语牌，他们不断高呼反美口号，其中包括“基斯克亚（多米尼加）和越南联合起来必将战胜！”群众在国民宫前举行了大会，并且在集会开始前为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中牺牲的南越解放战士默哀。当一名学生领袖登上石台准备讲话时，美国控制的“泛美部队”的士兵和多米尼加反动军警悍然向参加集会的群众开枪和投掷催泪弹，当场杀死了五名示威者，至少有四十多人受伤。学生们英勇地用石块和棍棒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展开顽强的搏斗，打伤了一名警察。
美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多米尼加人民的极大愤怒。参加示威的学生重新集合起来，他们和首都市民一起，在市中心的闹市区举行反美游行。示威者高呼“杀死美国佬”和“罢工！罢工！”等口号。“泛美部队”的士兵再次开枪镇压群众。愤怒的示威者再次进行回击。他们狠狠地揍了一名一贯歪曲报道多米尼加人民爱国斗争的美国通讯社记者，并且打死了一名反动警官。
示威者还推倒垃圾箱，点燃垃圾，设置路障。他们烧毁了美国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并且袭击了帮助美国干涉多米尼加的一名联合国代表的车辆。激烈的示威从早上一直继续到晚上。由于惧怕多米尼加人民强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国侵略军九日晚间把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人员从圣多明各闹市区悄悄地撤走。
从去年九月美国把所谓“和解法”强加在多米尼加人民头上之后，多米尼加人民的反美示威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示威显示了多米尼加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他们誓死反对美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的不可动摇的决心。（附图片）
二月九日，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学生在美国扶植的反动政府所在地国民宫前面举行示威，要求美国侵略军撤出多米尼加，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激烈的示威从早上一直继续到晚上。
传真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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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厄瓜多尔人民扩大反美反独裁斗争
大学生联合会号召举行总罢课反对独裁统治
新华社十日讯 基多消息：厄瓜多尔大学生联合会号召全国各分会继续开展公众示威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独裁政权。
厄瓜多尔大学生联合会在七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不打倒独裁政权，学生“决不休战”。声明还号召厄瓜多尔大学生举行全国总罢课。
据报道，厄瓜多尔大学生联合会同瓜亚斯省工人联合会在瓜亚基尔组成了“阶级统一战线”，以进一步展开反美反独裁斗争。
厄瓜多尔人民上月二十七日从首都基多开始的反美反独裁斗争，目前已经扩展到瓜亚基尔、昆卡、乐哈、安巴托、阿索格斯等属于五个不同省份的重要城市。
据新华社十日讯 基多消息：厄瓜多尔自由党瓜亚斯省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阿夫东·卡尔德隆最近在自由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议上，强烈谴责美国控制的泛美开发银行掠夺厄瓜多尔财富，干涉厄瓜多尔的内政。
卡尔德隆指出，泛美开发银行是蹂躏着拉丁美洲的那些军政府的直接的唆使者和它们的经济支柱。
自由党领导人这样公开地谴责一个美国控制的机构，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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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反面教员
本报评论员
多米尼加又一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美风暴。
去年九月，美帝国主义把所谓“和解法”强加在多米尼加人民头上。它采取了收缴爱国军民武器、排挤起义军官等手法，以为从此可以太平了。但是，多米尼加人民并没有同美帝国主义“和解”。几个月来接连不断的反美斗争，表明多米尼加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多米尼加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无法抑止的。
多米尼加的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多米尼加人民的觉悟正在不断提高。去年四月，多米尼加人民的斗争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接着，约翰逊政府进行了武装干涉，圣多明各的街头响起了“美国佬，滚回去”的吼声；现在，多米尼加人民又走上街头，不仅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的侵略，并且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
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主观愿望上，是想扼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在客观效果上，恰恰是促进了革命斗争。在多米尼加是如此，在南越是如此，在刚果（利）也是如此。美帝国主义就是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
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反面教员是不可缺少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反动的势力，也是当代天字第一号的反面教员。它到处进行武装侵略，那一个国家的人民起来革命，它就要派兵镇压。它到处进行颠覆和干涉，恣意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政变，把它所豢养的走狗强加在各国人民头上。它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侵犯各国的主权，威胁各国的安全。这样，它就最广泛地动员起了全世界的人民，推动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凡是它搞得穷凶极恶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就特别尖锐，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美帝国主义充当反面教员，是它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了的。尽管有时它也采用各种政治欺骗手法，企图瓦解各国人民的斗志，制止各国人民的斗争。但是，美帝国主义同各国人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它的欺骗手法是不能得逞的。这就使它又不得不乞灵于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对革命人民来说，不管美帝国主义的软的一手也好，硬的一手也好，都是最有意义和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从去年四月以来，美帝国主义这个反面教员已经给多米尼加人民上了好几课了。数万大军侵占圣多明各，这是一课。炮制“和解法”，成立“临时政府”，这是一课。现在，美国侵略军在多米尼加首都镇压示威群众，枪杀爱国人民，这又是一课。美帝国主义还是会继续上课的，多米尼加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将随之而不断深入发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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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墨西哥农民开展夺地斗争
农民用砍刀镰刀棍棒反抗军警镇压
新华社墨西哥城电 据墨西哥报纸三日报道：在墨西哥中部特拉斯卡拉州华曼特拉地区，几百个农民展开夺地斗争。
这些农民不顾军警镇压，用砍刀、镰刀和棍棒武装了自己。他们高举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政府和农垦事务移民局没有公平地分配给我土地”。镇压当地农民的墨西哥第二十二军区军队逮捕了四十五个农民。
据报道，墨西哥目前有二百万农民没有土地。而美国大庄园主却在北部科阿韦拉州与美国交界的地方霸占着墨西哥一百五十多万公顷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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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哥伦比亚游击队加强战斗伏击反动军队
游击队在政府军兵营里散发许多宣传品
新华社讯 波哥大消息：哥伦比亚北部桑坦德省和西南部考卡山谷省的游击队最近不断出击，打死打伤政府军多人。
桑坦德省的游击队一月二十一日以来在这个省的中部地区同属于政府军第五旅的部队进行了多次战斗。在这个省的圣维森特·德丘库里市附近，游击队伏击了政府军“波哥大营”的一支巡逻队，打死打伤政府军四名。
考卡山谷省的游击队一月十五日在瓜卡里市附近主动出击，打死政府“反游击”部队的士兵数名，然后有秩序地撤退。游击队还在政府军的兵营里散发了许多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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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共新领导鼓吹苏美合作的两本书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版了一大批宣扬苏美合作的书籍。《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
这些书，以论述美国对外政策和苏美关系史为名，极力掩盖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关系史说成是一部“全面合作”的历史，鼓吹苏美联盟主宰世界。这些书肆意歪曲现实，篡改历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苏美“全面合作”的路线辩护。
这些书，虽然也用了不少篇幅，谈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但是说来说去，结论总是：美国统治集团的当权派是“明智派”，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可以改变的，苏美“全面合作”的路线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揭穿了苏共新领导装出的一副反美姿态，不过是欺骗世界人民的障眼手法而已。
苏共新领导出版的这些书籍，在散布崇美、媚美、恐美、联美的谬论方面，比起赫鲁晓夫时期出版的同类主题的书籍来，不仅一脉相承，而且更加露骨，更加彻底，更加肉麻。贯穿着这些书的一条黑线，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和《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两本书，已经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翻译出版，在全国发行。现在，把这两本书的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H·列明主编
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改变
这本书说，“认识‘核世纪’的现实性——这是有利于维护和平和改善苏美关系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苏联拥有的“绝对武器”，“迫使美国领导人大大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美国认识到，“火箭—核战争对美国来说是自杀，因此必须寻求战争以外的某种出路”。书中说，“只有疯人，只有自杀者，才能把战争作为自己政策的工具。和平共处政策成了客观的必要性，历史的必然性”。“美国政府在许多情况下都表示出了妥协的意愿”。
书中说，“美国国际政策的主要动力”、“决定着美国当前行动方针的主要因素”，是“两种制度的斗争和竞赛”。“美国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地开始理解到，当前世界阶级力量的具有决定性的斗争场所是和平经济竞赛。资本主义的命运正是在这里来决定”。
把美国统治集团分为“明智的”和“好战的”两派
这本书强调“不能抽象地看待帝国主义本性”，认为“在美国垄断集团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况”。书中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分为“冷静的、明智的”和“好战的、侵略的”两派，说“我们不能把整个美国社会都说成是一丘之貉，不能不看到美国社会内部的斗争，即统治阵营中两种趋势——好战的、侵略性的趋势同温和的、清醒的趋势之间的斗争”。书中说，“在美国统治集团、大生意人、国会和国家机构里都存在着稳健派和侵略派的斗争”。
这本书认为，“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中冒险主义的和侵略的趋势同冷静的和明智的趋势这两者之间的斗争，正日益强烈地席卷着美国的真正统治者队伍——国内最大垄断组织”。“美国社会生活中两种对外政策趋向，即两个集团——极端反动的疯狂侵略派和倾向于明智地估计现有力量对比、倾向于和平共处的温和冷静派之间的斗争已达极点。”
书中说，“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好战、侵略、反苏以及温和、清醒、愿同苏联和平共处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并将尖锐化”，“苏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两个对立倾向、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过程和结局”。
对美国民主党大肆吹捧
书中说，美国“近几年来，出现了两党之间划清某种界限的趋向”，“民主党开始更多地指靠工会、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群众基础，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民主党成了比较灵活，比较慎重和自由主义的国家管理方法的体现者”，“民主党在选举中则受到工人、职员、知识界、黑人的广泛支持，比较温和而冷静的资产阶级集团都向民主党靠拢”。这本书还说，民主党“表示准备‘欢迎’任何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的迹象”。书中甚至引用肯尼迪临死前一个星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我们并没有发誓要对红色中国采取敌对政策”的谎言，来掩盖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华政策。
极力颂扬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
对于艾森豪威尔，书中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在当时代表比较温和的、无意实行自己的冒险主张和冒大战危险的人士”，“似乎不能把他归入极端军国主义分子一类”。书中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透过‘冷战’的浓雾，第一次露出了阳光，出现了某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最初征兆”。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实质上是不公开的两党反孤立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
对于肯尼迪，全书从头到尾不遗余力地加以吹捧。书中说，肯尼迪是“受人民欢迎的”总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了解核时代的现实性，了解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在自己的讲话和信件中一向为举行关于有争论的国际问题的谈判敞开着大门。肯尼迪在一九六○年选举中曾答应保证持久和平，他表现出他是一个比他的前任更善于同苏联打交道的人。”“如果把肯尼迪政府发表爱好和平的言论和采取爱好和平的行动仅仅看成是竞选动机，那是错误的”。
书中吹嘘肯尼迪上台后，极力要同苏联进行合作，说什么“在他惨遭毒手之前，旨在认真改善美苏关系、消除‘冷战’的路线是日益明显而清楚的”。书中说，肯尼迪“呼吁停止冷战，寻求裁军的途径。肯尼迪极力说服人们必须重新审查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肯尼迪认为可以而且必须用和平方法消除现有分歧，也就是保障和平共处”。
书中引用所谓“美国温和的、头脑清醒的人士”的意见，说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及时止步，因为他了解入侵古巴会引起热核灾难”。书中吹捧“肯尼迪在加勒比海危机最后阶段所起的作用”，“使他的声望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有一定的理由可以说，一九六三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书中还吹捧“肯尼迪总统眼界宽阔，冷静地对待国际生活的迫切问题，愿意谋求某种同社会主义世界的‘临时协定’”。书中还引述了赫鲁晓夫在肯尼迪被刺丧命后打给约翰逊的电报中的话：“肯尼迪的逝世是对所有珍视和平与美苏合作事业的人的打击。”
对于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的美国现任总统约翰逊，书中说，他“是一个能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中随机应变而不倾向于政治冒险的活动家”，他“很注意于履行自己的竞选诺言”。“在竞选运动期间，约翰逊非常坚决地主张和平共处，主张防止热核灾难，主张停止‘冷战’，主张彻底改善苏美关系”。书中说，美国“一九六四年的大选，成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全民投票，而在这次全民投票中，约翰逊得到人民的绝对委任，去实现旨在巩固和平、消除‘冷战’、谋求苏美接近的政策”。书中还说什么“应该为约翰逊这位富有经验而且非常慎重而温和的政治家说句公道话：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运动中，他至少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接受了戈德华特的挑战，并且以多少明智一些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口号来对抗了政治冒险主义和好战的侵略性纲领”。
书中对约翰逊寄予很大的希望，说“约翰逊和民主党将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换言之，应该认为，在最近八年中（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二年）美国对外政策的领导权将操在约翰逊和民主党手里。约翰逊在大选中获胜主要是由于他的对外政策纲领，他应许遵循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对外政策的方针”。
此外，书中还吹捧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富有魄力”，甚至把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美化为什么“温和、冷静、现实政策的拥护者”。书中还把美国现任副总统汉弗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等人美化为什么“国会中的‘左翼’自由派”，说他们常常“从左的方面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活动进行批评”，“往往本着和平共处的精神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并反对美国的侵略性挑衅行为”。
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书中为了替所谓“温和的”、“头脑清醒的”美国总统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上的“独立作用”制造理论根据，强调美国政府的“独立性”，实际上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书中说，“对外政策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增长了，统治阵营中围绕着国际问题而进行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些情况都进一步加强国家（例如总统，政府机构，特别是外交机构和军事机构）在制定和实行对外政策方针中的相对独立的作用”。
书中诬蔑斯大林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胡说斯大林的这种理论“轻视国家的作用，贬低国家的意义，否认国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积极性，把国家贬低为某一个私人银行或托拉斯的奴仆”。
宣扬苏美的“共同利益”和“友好合作传统”
书中在描述苏美关系的“历史性质和历史传统”时写道：“美国和俄国曾经是由传统的友好和合作联系着的”，“除开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美国参加对苏俄的军事干涉这个污点之外，俄美和苏美关系没有为任何军事冲突和战争的乌云所笼罩。相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苏联曾经是战友，这可以证明两国民族利益的共同性”。
书中认为“苏美关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就是在现在，两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的、经济的争执和冲突，它们的民族利益，无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任何局部地区的范围内，都没有互相冲突。”
鼓吹苏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书中说，“无论两个体系的对抗有多大，也有解决它的一把可靠的钥匙，就是列宁的天才的发现——和平共处原则”。书中说，“如果认识到热核战争的毁灭性而不容许热核战争发生，认识到和平共处作为国际生活的不可违反的准则是必需的，那么国际舞台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的竞赛和两个主要敌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将限定在没有流血冲突与战争的、广泛的经济、外交、科学和文化的竞赛与合作的范围之内”。
书中迫切祈求扩大苏美贸易，实现苏美合作，说“一九六三年底，美国国会同意向苏联出售粮食并允许总统给予相应的贷款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又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有九十二名美国银行及工业团体的著名活动家访问了莫斯科”后，“美国实业家们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苏美经济联系正常化并扩大这种联系”。
吹嘘苏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
这本书说，“苏美关系，世界两大最强国家的关系，是世界政治的轴心，是国际和平的主要基础”。书中引用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话，强调“两大国——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对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书中说，“用他的话说，两国领导人‘了解到苏联政府的任何一个首脑和美国的任何一个总统，由于必要而承担着保持普遍和平的特殊责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前的核世纪承担着维护北半球生存的责任’。说得很好。”
书中说，苏联“致力于同美国的和平与合作，认为苏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首要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关键”。
书中一再吹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耻行径。书中说，苏美英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是美国政策上出现某种变化的标志”，“是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表现出和平共处政策的生命力”，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巨大胜利”。
《苏联和美国——它们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批准出版
B·A·瓦里科夫著
苏联《科学》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宣称苏联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这本书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认为苏美关系的正常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书中引用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决议中的这一论点：“改善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对于促进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对普遍和平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
书中强调说，“苏联旨在同美国建立全面合作的政策是不变的”。
书中说，“苏维埃国家从其成立最初之日起就始终一贯地奉行同美国全面合作的方针”。“苏维埃国家从自己存在的最初之日起，就曾力求并且现在继续力求同美国建立事务合作和友好关系。苏维埃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关于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和发展全面合作的建议”。
书中说，“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苏美关系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既符合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
宣扬美国统治集团愿意同苏联共处和合作
这本书反复宣传“在美国过去发生作用和现在继续发生作用的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实行公开反苏政策”的趋势，一种是“同苏联建立合作和发展同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趋势”。
这本书说，“美国的许多国务活动家承认，象美国和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无论在战争年代，或者在战后时期，都能够共处和合作”。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苏美合作，为永远结束美国统治集团战前的不现实的和缺乏远见的对苏政策、为发展战后时期卓有成效的苏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本书赞扬美国统治集团中“比较有远见和头脑清醒的代表人物，都主张实行比较现实的对外政策，即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寻求同苏联进行有效谈判的途径的政策。他们清楚地理解到，在现时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苏联之间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基础是和平共处及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方面进行竞赛”。
吹嘘苏美勾结联合行动的事实
书中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建议，并且列举一九五九年以来苏美两国在联合国的联合行动，以及一系列相互勾结的事例，来证明必须实现苏美合作。
书中说，“为联合国制定的关于全面彻底裁军决议的共同草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联合国关于为和平目的利用宇宙空间的共同决议（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苏美向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裁军原则的共同提案，以及专为和平目的利用南极洲的协定，苏联科学院和美国国家航空与宇宙空间研究局之间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缔结的关于宇宙的协定，都是苏美两国间可能进行事务合作的标志”。
书中大肆吹嘘臭名远扬的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说“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根据苏、美、英三国政府的协议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以及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相互谅解并在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十八届联合国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不把带有核武器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投入环绕地球的宇宙轨道的决议，在全世界得到重大的反应。这些决议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各国间，其中也包括苏美间的相互关系，为巩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说为采取新步骤来使国际空气健康化，创造了前提”。
书中最后吹嘘说，苏美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对苏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人类的命运，都是生命攸关地必要的”。
（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