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周扬妄想用毒草挤掉香花
上海江南造船厂 池再生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抹煞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阶级内容。他挥动一面黑旗，叫做“题材广泛论”。在这面黑旗下，他竭力鼓吹所谓“写自己熟悉的题材”，鼓吹什么“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责任，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选择什么题材和采取什么表现形式”。周扬的用心是非常恶毒的。
所谓“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不过是周扬玩弄的一个大花招。他从来是最反对我们工农兵作者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的。
谈到写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我们工农兵是最热爱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的。我们写了歌颂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作品，写了有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但是，竟被周扬一伙恶毒地污蔑为“简单化”，指责为“庸俗化”。他们挥棍舞棒，大加压制，这是为什么？
谈到写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我们对三大革命运动最熟悉，对三面红旗最拥护，对当代的英雄人物最崇敬。我们工农兵作者写了反映三大革命斗争、歌颂三面红旗和英雄人物的作品，但是，周扬一伙对这些作品一再扣上“公式化”、“千篇一律”、“没有生命的稻草人”等等帽子，拚命扼杀，而对于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鸟鱼虫的形形色色毒草，却大捧特捧，这是为什么？
谈到写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我们工人每天生活在工厂里，每天接触机器，生产大批工业产品。我们经常召开小组会，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对机器声和小组会是最熟悉的。然而周扬一伙却拚命反对我们工人作者在作品中写机器声和小组会，这又是为什么？
拆穿西洋镜，周扬嘴巴里说的什么“写自己熟悉的题材”，“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选择什么题材”，其实就是不许我们工农兵作者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只许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那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失去了的“天堂”最熟悉，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最感兴趣。他们正是按照周扬所说的写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大肆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拚命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大肆推销电影《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这样的货色。
那些封建主义的孝子贤孙，他们对被剥夺了的寄生生活最留恋，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最感兴趣。他们拚命提倡封建主义文艺，竭力为那些厉鬼僵尸涂脂抹粉，把它们一个个搬上舞台。
周扬这些拜倒在修正主义膝下的奴才，他们对修正主义的货色最感兴趣。他们最欣赏《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那样的作品，鼓吹叛徒哲学，宣扬活命主义。
一句话，周扬鼓吹“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就是让牛鬼蛇神大出笼，让毒草挤掉香花，把无产阶级文艺变成资产阶级文艺，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
今天是亿万工农兵掌握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的时代。周扬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想大放资产阶级的毒草来变人、变天，这是白日做梦！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在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文艺的斗争中，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出现更大的繁荣，放射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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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周扬的“题材广泛论”
胡经之
周扬抗拒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蓄意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借“题材广泛论”之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一九五六年，他大肆鼓吹“提倡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又说什么“在题材等方面，我们提倡多样化，鼓励自由创造”。一九六○年，周扬在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上，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题材广泛论”，要作家“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选择什么题材”。到一九六一年，正当国内外牛鬼蛇神都在蠢蠢欲动的时候，周扬竟然公开号召作家可以拒绝配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叫嚷什么“如果你正在写长篇，却让你丢掉长篇，写配合中心的东西，你就可以不写”，攻击“写中心的要求，势必限制文艺的题材范围”等等。为了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了篡改和攻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周扬的反党活动一年比一年露骨，一年比一年疯狂。
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完全有自由选择题材的权利，完全有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为什么周扬却口口声声叫嚷不自由，大声疾呼要“彻底破除”什么题材上的“清规戒律”呢？他提倡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呢？他要争取什么样的“自由”，把题材“广泛”到哪里去呢？
周扬提倡大写特写“中间人物”，实质上就是要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反对大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周扬一方面大肆污蔑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人”，反对我们的文艺创造完美的英雄形象，鼓吹要写工农兵人物“品质上的缺点”，要写劳动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另一方面，又竭力美化剥削阶级，说什么“任何阶级、任何集团，都有先进方面”，“资产阶级工商界中也有先进的一面”等等，要我们的文艺大写资产阶级。周扬的爱和憎，在这里不是很清楚吗？
周扬竭力抬高和提倡大搞历史题材，反对和排挤现代题材。一九五八年，周扬就提出了所谓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三者并举，实际上是要大演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挤掉和反对现代剧。周扬一方面鼓吹“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熟悉古代的写古代……要很好地搞历史题材”，甚至要部队话剧团也演历史剧；另一方面却说什么对现代剧“不能演出的也不要勉强它”，大泼冷水。周扬对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真可算是忠心耿耿，时刻在怀，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兴趣。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周扬长时期拒不执行这一指示，解放后反而变本加厉地吹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让他们牢牢统治舞台、文坛。周扬就是要拚命提倡封建主义黑货，好挤掉社会主义的东西。
周扬提倡大写特写三十年代，以此来排挤五十——六十年代，即不许文艺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周扬一方面拚命吹捧三十年代，把三十年代说得天花乱坠；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在关于现代题材问题上大做文章。他自己说：“我看现代题材，还是从‘五四’算起比较好，……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反对那些人把现代题材限制得太狭窄，我把现代题材延伸到‘五四’时期，也是用心良苦。”好一个“用心良苦”！原来这里周扬有说不出的“苦衷”。这个“苦衷”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柯庆施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在一九六一年提倡要大写特写解放以来的十三年，亦即大写特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周扬对此非常恼火，但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就提出要写三十年代，来排挤和反对写十三年。
周扬歪曲生活的真实，把剥削阶级的需要冒充成群众的需要，要作家去大肆散布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毒草，这就是周扬的所谓“题材广泛论”的实际内容。周扬要让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毒草黑货，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幽灵厉鬼、文人墨客、恶棍流氓等牛鬼蛇神充塞舞台、文坛，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就是周扬鼓吹所谓“题材多样化”的真实意图。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周扬的反动的“题材广泛论”，在文艺界流传了这么多年，毒害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现在，是我们举起铁扫帚，扫清这个“反动的东西”的时候了。革命人民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一定要把什么写“中间人物”论，什么反“题材决定”论，什么“无害有益”论等等的修正主义灰尘，统统扫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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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什么”是大是大非问题
海军某部 李孝树 张兴良 宿淑箴 赵振生
周扬竭力鼓吹文艺“自由”，号召他的娄罗们“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说作家“写什么，是次要的问题”，甚至污蔑党提倡作家写社会主义重大题材是“指手划脚”，就像在“医生开刀”的时候，“党委书记在旁边告诉这样开，那样开”一样，“非把人开死不可”。周扬恨不能一下子把党的领导反掉，好让他们这些反动的家伙搞“创作自由”“自由竞赛”，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毛主席早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个作者，站在什么立场，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动机，就会去选择什么题材。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作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周扬当真认为“写什么，是次要的问题”吗？不！他深知写什么极为重要，所以对社会主义的重大题材才那么切齿痛恨，对“儿女情、家务事”，风花雪月的题材才那么拚命提倡；对歌颂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作品才那么横加指责，打上“二分”，对歌颂地主资产阶级的作品才那么津津乐道，大声叫好。他哪是认为题材问题只是一个“次要问题”呢！我们不能忘记，周扬一伙在题材问题上，作报告，写文章，一直积极得很，“辛苦”得很。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写什么”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的话，他们会有那么高的“闲情逸致”来谈论这些“次要问题”吗？
写什么，歌颂谁，反对谁，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为哪个阶级说话，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党一定要管！我们亿万工农兵群众一定要管！如果不管，让周扬一伙“自由”地写、画、演、唱，“自由”地传播封建主义的货色，“自由”地传播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由”地传播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那末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这万万不允许！万万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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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战报
欧阳山是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干将
《红卫报》和《南方日报》最近连续发表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文章，揭发和批判欧阳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红卫报》和《南方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大毒草《三家巷》和《苦斗》的作者欧阳山，是个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他长时期来，利用他所窃踞的前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的领导职位和他那些反动小说，猖狂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泽东思想，在广东文艺界积极地推行周扬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三家巷》和《苦斗》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严正批判以后，欧阳山在他的后台老板周扬的庇护下，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连续射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把这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修正主义分子揪了出来。下面是欧阳山的主要罪行。
反党的急先锋
欧阳山是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的一员干将，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疯狂对抗党的领导。
一九五九年，欧阳山的大毒草《三家巷》出笼以后，就受到当地党的领导同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批评。可是，一九六○年，周扬竟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将《三家巷》捧为“优秀作品”。后来周扬来到广东，在一次座谈会上，欧阳山便当着他的面，大肆攻击地方党委，说“一九六○年文代会，中央（指周扬）对文艺工作鼓励很大，但具体到地方就不够了。写出作品后受到冷淡待遇。”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还大叫大嚷说对他的作品“喷香水”不够，反而喷了许多“臭水”。
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对《三家巷》和《苦斗》这两株大毒草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周扬就连忙给欧阳山打气，给他出谋划策，煽动他继续向党进攻。周扬说：“你吃了亏，作品五部只写了两部，这是很难得到人们理解的。”指示他将毒草继续写下去。欧阳山领旨回来后，就按着他的后台老板周扬的调子，对党对工农兵的批评疯狂反扑，扬言“五部才写了两部半，就说是阶级调和，第二世（下一辈子）也不服！”他对广大工农兵的严正批评，不仅置之不理，而且狂妄地说“有许多批评文章我还没有看”，“所有文章没有一篇能说服我。”
一九六○年，欧阳山写了一株美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毒草——短篇小说《乡下奇人》，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的“鼓励”下，送《人民文学》发表。而一九六四年，当广大工农兵群众要求拔除欧阳山这株反党毒草时，林默涵就出来包庇，公然利用职权，将《乡下奇人》从批判计划上删掉。
十几年来，欧阳山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窃踞广东文艺工作的领导要职，却拒不执行党的政策和党交给的任务。他目无组织，跋扈嚣张，“要挟”、“拒绝”、“不理睬”、“不参加”、“顶回去”，就是欧阳山对党的态度。一句话，他不是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而是要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精神面貌来改造党。
劳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
解放以来，欧阳山一直做官当老爷，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而对于深入生活，同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则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欧阳山一九五四年前后在当时的南新农业合作社“深入生活”，很多贫下中农就说他不像个革命干部，倒像旧社会的“老爷”。他总是找“理由”溜回广州去，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农村。他从来不参加劳动，住了几个月，根本没有交过贫下中农的朋友。
当时正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欧阳山在如此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竟然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参加群众的大会小会，可是从来不讲一句话，从来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欧阳山在村里干些什么事呢？第一是照相，看见朝霞和晚景，他就照上几张；第二是找寻资产阶级低级趣味的东西，例如发现某些结婚旧风俗、旧习惯，他就兴致勃勃，寻根究底问个不休；第三是划着小艇上茶楼，听人家谈话。欧阳山就是这样“深入生活”的，难怪他一下笔就写出毒草来。
更令人气愤的是，欧阳山明明到农村去当老爷，却大耍流氓骗子手段，欺骗组织和群众。一九六二年春天，他带着老婆、孩子和几个人，乘了小汽车下乡。和他同去的人对群众说：“合作化时期，欧阳山在这里劳动生活过，没有留下照片，现在要补一补。”于是欧阳山颤抖着让人扶上水车、扶到田地里，装出劳动的样子拍了照，后来刊登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号的《广东画报》上。看，这是多么卑鄙的灵魂，多么丑恶的嘴脸！
培植毒草的能手
在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的那几年，欧阳山除了抛出大毒草《苦斗》以外，还连续射出《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骄傲的姑娘》和《金牛和笑女》等一支又一支毒箭，竭力配合国内牛鬼蛇神，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他在《乡下奇人》里，肆无忌惮地污蔑大跃进是“大跃退”，胡说人民公社是“儿戏”，“一点儿也谈不上鼓干劲”，诽谤农村干部是官僚主义者，放空炮，吹牛皮。他的《在软席卧车里》，把社会主义社会丑化成“不公平”的“黑暗世界”，他甚至疯狂地攻击党和毛主席。在《骄傲的姑娘》里，欧阳山暴露了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刻骨仇恨和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野心。在《金牛和笑女》里，他恶毒地歪曲历史，大肆渲染战争恐怖，宣扬阶级调和和资产阶级的爱情至上，力图腐蚀革命人民的斗志。
败坏文艺队伍的腐蚀剂
一九六一年，欧阳山抛出了他的《对专业作家工作的五点意见》。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是欧阳山妄图按照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文艺队伍的阴谋的大暴露。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应该明确作家的性质”是“脑力劳动者”。“但这种脑力劳动者与一般干部的脑力劳动应该有所区别。应该清楚地在制度上明确规定一条：专业作家是艺术家，应当作艺术干部专门人材待遇。”诸如生活方面等问题，“都可按这一级的规定来照顾。”这是要把作家变成特殊阶层，扩大“三大差别”，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社会条件。
二、“专业作家的学习每年集中一次，两个月到三个月”，“一方面可作度假，恢复体力或者避暑，这样学习精神更集中。”这是假借“学习”之名，到处游山玩水。
三、“取消文艺级，一律改为行政级，一般应以文艺级加七为原则。部分的人政治待遇还可提高一级到二级。”这是妄图使文艺界的高薪阶层永远固定下来。
四、“要建立‘创作之家’（又叫‘文学院’或‘翰林院’），使专业作家创作、生活、学习都得其所。”这是要使作家协会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团体。同时，要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把他们当作贵族老爷供奉起来，使他们脱离火热的斗争，逃避思想改造。
欧阳山为了实现这个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狂妄地声称要把这个纲领用作家协会党组名义向上“建议”，如省委文教部不能解决，就找省委书记；省委书记不能解决，就找到中央，直至解决为止。其气焰之嚣张，反动立场之坚定，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