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揭穿侯外庐鼓吹“异端”的反动实质
石卫东
编者按：今天本报揭发的史学界反党分子侯外庐，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他既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侯外庐和史学界的一小撮牛鬼蛇神，从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创刊以来，就在这个杂志上大量散布资产阶级反动的史学谬论。一九六○年前后，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们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侯外庐特别活跃，他和邓拓、吴晗等反党分子相互呼应，射出了一支又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侯外庐一直以“老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但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一个奴才。侯外庐也是一个民族败类，反共老手。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把侯外庐之流的反动史学“权威”和他们的反动观点彻底揭发出来，把他们斗倒、批透，一定要把史学界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侯外庐一贯挂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的牌子，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一九五九年以来，他在“思想史研究”的幌子下，狂热地吹捧所谓“异端”，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社会都有它的统一的思想。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是以孔子所代表的思想作为它的统一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叫作“正统”，凡是反对这种思想的被叫作“异端”。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只有代表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异端。侯外庐所大肆鼓吹的“异端”，却仍旧是那些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这种“异端”和所谓“正统”的思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也是要巩固封建统治，最多有时故作姿态，小骂大帮忙而已。侯外庐把这种思想说成封建社会的“叛逆”，正像把“清官”说成“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是一样的。侯外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鼓吹“异端”，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必须有统一的思想。林彪同志提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的思想。一九五九年以来，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和复杂。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十分害怕，他们就要出来反对。侯外庐挖空心思，改铸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古代思想家，“战战兢兢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马克思），就是要想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罪恶活动制造历史的理论根据，为反革命复辟作舆论准备。他一再鼓吹的“异端”思想家的“优良传统”，拆穿来看，无非是一条一“骂”二“罢”三“复仇”的反革命黑线。
鼓吹“骂皇帝”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一小撮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配合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的反华大合唱，适应国内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反动需要，向我们党发动了猖狂进攻，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大将吴晗急忙上阵，抛出了《海瑞骂皇帝》这株大毒草，宣扬敢于“骂皇帝”的反革命精神。
这时，侯外庐也在竭力鼓吹“骂皇帝”。
他在一九五九年定稿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挖空心思地塑造了一个敢于“骂”皇帝的南宋官僚陈亮。他说什么陈亮“敢于直斥皇帝的一切‘独断’”，“指骂皇帝的一套‘仁义礼智’是腐败统治者的蒙昧主义的传统”。
陈亮果真骂过皇帝吗？翻开他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赫然在目的是这样的话：“陛下厉志复仇，足以对天命；笃于仁爱，足以结民心；而又仁明足以临照群臣一偏之论，此百代之英主也。”如此歌功颂德，哪里有一点点“骂”皇帝的味道呢？
历史上的陈亮，像海瑞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奴才。他们都是出于对封建王朝的忠心，向他们的主子出谋划策，为巩固封建统治效犬马之劳。
侯外庐笔下的陈亮是一个假陈亮，正与吴晗笔下的海瑞是个假海瑞一样。他们都是借死人之口来发泄他们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宣扬
“骂皇帝”是假，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真。
侯外庐不仅精心炮制了一个敢“骂”皇帝的假陈亮，而且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搜罗了一大批所谓敢
“骂”皇帝的“异端”，竭力讴歌他们的“叛逆精神”，把他们打扮成“为民请命”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四月，侯外庐抛出了《中国历代大同理想》这本恶意诋毁人民公社的黑书，别有用心地宣扬鲍敬言和邓牧“尖锐地抨击暴君与酷吏”。同年九月，侯外庐在给邓牧《伯牙琴》作序时，继续宣扬他的“骂皇帝”精神。他引用邓牧的一段话，加上重点，影射现实：“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同时，他又吹捧明代官僚李三才敢于“批判”皇帝：“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
侯外庐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他在《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一书中，恶毒咒骂人民公社化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空想”；又在这里疯狂诅咒党的领导（“理民者”）给社会带来了“危”和“乱”，“使小民无朝夕之安”。这和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说的“弄得老百姓都穷的光光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官”鸣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党的庐山会议上，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击败了。他们被党和人民罢了官，撤了职。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可耻失败，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悲鸣。
一九五九年九月，吴晗抛出《论海瑞》，叫嚣“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先丢官，这是海瑞所没有预料到的”。吴晗刚刚出马，侯外庐紧紧跟上。同年十月，他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御用刊物《哲学问题》上，抛出了《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见《历史研究》同年第十期），为四百年前的一个“兵部尚书”王廷相“遭受”“迫害”喊冤叫屈，胡说什么这个“兵部尚书”“对于人民具有着正义感”。侯外庐还极力渲染“东林党争”。他赞颂东林党人的“反对派”立场，对他们“政治改良运动”遭到破产失望不已，为他们“‘讽议朝政’遭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镇压”愤懑不平。
一九六一年初，吴晗的《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出笼之后，侯外庐就于三月九日化名“常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谬文，与吴晗、廖沫沙一伙称兄道弟，跟“三家村”黑帮结成死党。他极力吹捧《海瑞罢官》，并对“三家村”的反党阴谋报以会心的微笑，说什么“戏剧造型的高峰在倾向性的答案”，而他自己也要到“历史研究”中去寻求这样的“科学的结论”。他抛出《中国古代不怕鬼神的思想传统》，疯狂污蔑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处罚为牺牲或人肉祭品”。他赤裸裸地宣称，“我们要向那些牺牲品说：推翻祭坛，拆毁庙宇，打倒神灵！”这是同吴晗一样，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鼓吹他们“失败了再干”。
五月，在“三家村”众兄弟带动下，侯外庐抛出了《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他别有用心地捏造汤显祖“敢于骂明神宗的糊涂昏庸”，极力宣扬“离经叛道”的反革命精神，并为汤显祖、杜甫、柳宗元的“罢官”高唱挽歌。
七月，侯外庐又抛出《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大肆描绘一个主张“均田活民”的赵仲一被“权贵豪右”“用种种奸计陷害”“去官”，“而人民惟恐赵仲一离开他们”。同时，他又极力渲染“清官”淳于棼被罢官后“众父老卧辙坚留”而“留不住的情景”，什么“留不得！只早晚生祠中跪祝赞”。这就是侯外庐通过他所谓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的“科学的结论”！
八月，继吴晗提出明代一位“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罢官之后，侯外庐又在《论汤显祖〈邯郸记〉的思想与风格》中，就一个“开边千里，封为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的卢生大作文章。他替这个“幸进的勋贵”被“计害”“远谪南陲鬼门关外”喊冤叫屈，恶毒地咒骂说：“这正是恩之害之，反复无常。”并且幻想这个卢生式的人物，有朝一日会“被召回朝廷”做“宰相”。这和邓拓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翻案”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权，岂不是互相呼应的吗！
讴歌“东林”精神，叫喊“复仇”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间，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逆流，蒋介石匪帮妄图窜犯大陆。国内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妄图“变天”，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邓拓抛出了《事事关心》，对明末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赞不绝口。反革命的“风声”、“雨声”，唤起了这伙反党分子对“东林”精神的强烈共鸣。
侯外庐这个反共老手，闻风而动。他也极力宣扬东林党人“改良现实政治”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活动”有“积极意义”，应给予“科学的估价”。
东林党人是一些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封建士大夫，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争权夺利的狐群狗党。他们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为了挽救朱明王朝的反动统治。
侯外庐所津津乐道的东林党人的“积极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种敢于“讽议朝政”的“骂皇帝”精神；那就是一种与“权臣抗争”，被“指为邪党”的“反对派”立场；那就是一种受到“严酷的迫害”，被罢官革职甚至“冤死狱中”的“悲剧遭遇”；那就是一种“结成团体”，“自由讲学”，“广泛地向群众散布他们的思想影响”，“用笔来砍伐世界的”“文化斗争”。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借这些历史僵尸来宣扬侯外庐之流的反革命精神。
这些所谓“积极意义”，也就是邓拓的反革命黑诗所说的：“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侯外庐和邓拓之流，如此呕心沥血地为东林党人大唱赞歌，目的在于：激励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起来疯狂地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抗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六二年六月，正当蒋介石匪帮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侯外庐抛出了《傅山荀子评注手稿序言》。紧接着，他又按照反党头目周扬的意旨，抛出了《汤显祖剧作的人民性和思想性》。在这两株大毒草中，侯外庐恣意发泄他的反革命情感，狂呼“茫茫四海似无声，且把长歌代痛哭”。他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是“山河尽”了，是“要导致覆灭了”，他们卷土重来的良机已经到来了。因此，侯外庐通过吹捧封建文人傅山，向那些反共知识分子暗示：不做投降的“奴儒”，坚持反革命立场，伺机而动。
侯外庐特别在朱之渝这个人物身上大做文章。他说什么“朱之渝看到了‘民心’的重要，指出明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是：缙绅
（地主官僚）罪恶贯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因此，他认为只要群策群力，就能取得反清斗争的胜利。……‘天下之赤子与天下之英雄豪杰，皆我襁褓之子、同气之弟，安有不合群策，毕群力，以报十七年（按指清统治年数）刺骨之深仇哉’？”这是侯外庐表白他反革命心迹的自供状。他宣称他对共产党不共戴天，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这是侯外庐公开号召反革命暴乱的宣言书。他要纠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合群策，毕群力”，向党和革命人民动刀枪，报仇雪恨。这也就是侯外庐在这一年写的方以智《东西均》序言中所表白的：“自负要提三尺剑，纠集志士，改造黑暗世界”。
杀气腾腾！磨刀霍霍！侯外庐之流就是这样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视，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好：“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我们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伟大国家是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是任何反动势力所动摇不了的。侯外庐之流的反革命叫嚣，到头来都只不过是黄粱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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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侯外庐一贯披着“专家”“学者”的外衣，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他和邓拓、吴晗以及史学界的牛鬼蛇神早已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配合得十分密切。
你看：当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把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时候，他们突然大讲其历史上的“异端”，鼓励人们“离经叛道”。离什么“经”？叛什么“道”？还不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所一再歌颂的“异端”是什么呢？就是一“骂”二“罢”三“复仇”。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都研究起“骂皇帝”来了；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了官的时候，他们又一个接一个地抬出被罢了官的历史僵尸，大肆赞扬；当阶级敌人纷纷出笼的时候，他们这一伙又都出来提倡“东林精神”，要“复仇”，要“用笔砍伐世界”。一句话，就是要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我们把侯外庐的反革命面目揭露出来，再一次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历史学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
侯外庐、翦伯赞之流，一直反对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们说什么“历史学研究的是在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规律，是不能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但是我们所揭发出来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他们这种“理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他们这套“学术要和政治分开”的谬论是骗不了人的。这些反面教员倒是给了我们一条教训，就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研究历史必须古为今用，历史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当前，我们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史学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侯外庐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个揪出来，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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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是反共老手
史红兵
长期以来，侯外庐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的面目到处招摇撞骗。但是揭开画皮一看，他原来是个反共、媚蒋、崇美的老手。
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侯外庐就恶毒地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英明指示。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和帝国主义却百般美化。
一九三七年五月，毛主席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毛主席明确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人民进入抗日战争，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必须立即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实行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并且指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那时候，侯外庐却跳出来大肆攻击毛主席的指示。他胡说什么：“所谓抗日高于一切，是指对内民主的奋斗不妨害于对外民主的争取，具体讲来，对内民主一定是一个低级的形式，……没有什么‘抗日第一，民主第一’的争论价值。因为极高度民主形式的主观提出，实在有碍于抗日运动的。”他还竭力为蒋介石涂脂抹粉，说什么：“中国没有法西斯的社会条件，自然亦没有法西斯的独裁。”既然没有法西斯独裁，争取民主岂不成了一个无的放矢的口号？这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为蒋介石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进行辩护。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叫嚷“一个主义”，要以他们的反动的三民主义来反对共产主义。托匪叶青立即出来效劳，他说：“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在这嚣张的反共声浪中，侯外庐也紧紧跟上，捧场帮腔。他胡说什么三民主义“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一性与发展性”，“民生主义是客观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领导系统”，“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更大的一部分”。他还胡说什么“俄国革命成功是俄国性的三民主义的实现”。侯外庐和叶青之流在“一个主义”的招牌下，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们的险恶用心，正如毛主席批驳的：“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民主主义论》，驳斥了蒋介石反动派想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指出中国决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时候，侯外庐又出来反对了。他叫嚣：“有些人常说，中国建国是‘非资本主义的’，这等于说是非牛的，非马的，而没有规定了的问题。”正当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纷纷出动，极力准备舆论，以所谓“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侯外庐也按照蒋介石的需要，公然叫嚷：“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各党各派，由国民党领导抗日，是基于民众的要求；宣布为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统一机构下参加抗日，执行民族解放任务，亦是民众的要求。”左一个“民众的要求”，右一个“民众的要求”，无非是要肯定国民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他还威胁共产党说：“如果有一党违背历史的使命，违反民众的要求，这一党便是人民的公敌。”侯外庐的这一段文字，是他反共反人民的自白书，把他为人民公敌蒋介石充当帮凶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了。
侯外庐吹捧蒋介石，达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一九四○年，蒋介石与日寇、汉奸紧密勾结，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侯外庐在这年五月，竟对这个独夫民贼、民族败类大肆吹捧。他说：“中国人民用全民族的团结力量，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和日寇决战，……洗清国耻，而为独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及至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以后的一九四二年，侯外庐还说：“中国人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对于反抗世界暴政的贡献，是把自己的利益和全世界人类的光明生活联系无间。”
侯外庐挖空心思地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居然声称生活在那种法西斯统治的环境中是一种“幸福”，值得“自傲”。他这样说：“我们的政府现在领导青年抗战建国，领导青年革命，领导青年反法西斯战争，我们的精神是不痛苦的，我们比之世界上法西斯国家的青年在黑暗地狱中过生活，我们还是自傲的。”
侯外庐把蒋介石这样一个反共卖国的罪魁，着意改扮成为民族英雄；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的人间地狱，竭力美化为天堂乐园。这真是反动透顶，无耻之尤！
侯外庐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极尽美化之能事。他胡说什么：“中国，‘进步的亚洲’，感谢帝国主义的鸦片圣品麻醉剂夹着民主主义的自由输入中国，更感谢法西斯主义的海洛英吗啡针配合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输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是日寇侵略中国的根本原因。侯外庐却颠倒黑白，把日寇的侵略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竟然说什么“中国的内乱，唤起日寇的侵略”。他甚至把蒋介石与英美帝国主义所签订的卖国的中美、中英条约，吹捧成“中国近代史的新页，亦是国际关系间的宝贵贡献，更是人类理想世界所必不可忽视的一步境界”。他无耻地说这些不平等条约是：“已将百年来加于中国人民的枷锁与不合理的负荷，由此解除。”侯外庐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他已经完全堕落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了。
所谓“一贯进步”的侯外庐，原来是蒋介石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帮凶。我们伟大的国家成立十七年了，但是侯外庐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仍霸占着史学阵地，大放毒草，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头痛击侯外庐这个一贯反共、媚蒋、崇美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阵地上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