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周扬在阶级斗争中的反革命真面目
东锋
任何人，他的阶级本质和政治面貌，无不在阶级斗争的严重时刻，最清楚地显露出来。尖锐的阶级斗争，迫使人们不能不表明自己真正的立场。
只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认真观察一下周扬在文化艺术战线上阶级斗争各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清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一
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艺术战线上多次重大斗争。
在一九五○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中，毛主席不仅批判了这部影片所宣扬的极端反动的思想，并且尖锐地批评当时许多党员文化艺术工作者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放弃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严重事实。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一九五四年，毛主席领导了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反对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了党内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权威”自居，垄断文化艺术，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领导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胡风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并且通过驳斥胡风“舆论一律”的反动谬论，进一步阐明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光辉的著作。毛主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并且又亲自领导了反右派的斗争。
文艺战线上这几次重大的斗争，决不只是针对几个人、几本书、几部电影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几个重大回合，它的中心问题，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
周扬这个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奸巨猾的修正主义分子，表面上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多次重大斗争，实际上，却竭力歪曲斗争的意义，转移斗争的目标，同党中央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电影《武训传》是在周扬直接支持下拍摄并经他审查后在全国放映的。影片一出现，毛主席立即指出它的反动性，号召全国人民展开讨论批判。周扬看风转舵，立即抛出一篇样子很凶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实际上，却是为他的罪责开脱，说什么“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但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和我们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所存在的事务主义的作风有关系”。他把这部政治上极为反动的影片说成是“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借此继续宣扬他那套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黑货，顽强地和毛主席的批评相对抗。
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周扬不但不反对那种拜倒在资产阶级“权威”面前的可耻行为，相反，他借此大吹大捧“传统”和“遗产”，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为了反对“贬低《红楼梦》的客观价值。”以后，他又到处吹嘘《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说贾宝玉、林黛玉就是这种“比较有人性”的人，竭力兜售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货。而且，批判刚结束，他就到处作演讲，写文章，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为资产阶级“权威”争地位。
反胡风斗争，更是直接刺到周扬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深处。周扬和胡风在一系列根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样鼓吹“写真实”；同样主张人民身上有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同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同样竭力反对所谓“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会学”。因此，尽管周扬和胡风过去不断有些狗咬狗似的争吵。但是，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极力包庇胡风的。解放初期，党中央一再指示要对胡风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周扬却阳奉阴违，假打真拉，把党中央给他的关于如何批判胡风的信件拿给胡风看。在一九五二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周扬说：“胡风一向的确抓到了我们文艺运动中的真正的弱点，就是公式化概念化。”又说：我们“并不是说胡风在政治态度上就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在反胡风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他一忽儿说：胡风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同我们有矛盾，而在于他们搞秘密组织”；一忽儿又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放肆地进行攻击，说什么这次斗争搞了个肃反，思想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周扬以后推行的，仍然还是和胡风同样的一条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向党发起进攻的时候，周扬自以为已经有了在过去几次斗争中所捞下的政治资本，就变本加厉，更直接更露骨地向党进攻。他亲自出马，大肆叫嚷：“党有没有领导得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一定要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他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肆鼓吹“多样化”，积极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周扬的亲信钟惦棐，首先以《文艺报》评论员名义，经过周扬审查，敲起了《电影的锣鼓》。田汉提出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邵荃麟到浙江等地放火，煽动文艺工作者攻击地方党委。夏衍也极力攻击党的领导。周扬一伙十分狡猾，后来发觉形势对他们不利，就看风转舵，暂时收敛，蒙混过关。他们就是这样一伙漏网的大右派。
长期以来，周扬掩盖了文艺界这几次重大斗争的真相。他写文章，作报告，大肆吹嘘，竭力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的。直至去年，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他还恬不知耻地大谈开国以来文艺界的几次重大斗争，歪曲斗争意义，为自己涂脂抹粉。但是，谎言终究掩盖不住事实，现在是把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拿出来示众，作彻底批判、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二
资产阶级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越是死到临头，它越要疯狂挣扎。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遭受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国际上掀起了一阵反华大合唱。周扬一伙以为时机已到，又一次十分嚣张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在城市和农村中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反复”。
一九六二年，周扬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三面红旗，污蔑大跃进是“主观唯心主义”，人民公社“办早了”，极力鼓吹单干、包产到户。他和赫鲁晓夫完全唱着同一个调子。与此同时，周扬一伙又抛出了一个以“全民文艺”论为中心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加紧精神准备。当时，文化艺术领域中牛鬼蛇神霸占舞台，各种毒草大生大长，搞得乌烟瘴气。
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艺术战线上的重大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接连作了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批示，极其深刻地指出了我国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扬把持下的文艺界这种极端严重的状况。
然而周扬死不回头，他费尽了心机，耍出一套又一套的花招，极力抗拒毛主席的批示，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继续守住阵地，伺机反扑。
第一，他直接反对毛主席的批示。一开始就加以封锁，不把指示往下传达。封锁不住了，瞒不下去了，他又大唱反调，极力鼓吹十五年来文化工作的“成就”。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周扬却说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是“按照党的路线发展”的，“不要算老账”；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周扬却恶毒地说“不能因为搞文化革命，就把队伍看成漆黑一团”。在文化部整风运动总结中，他还恶毒地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说什么“到底有什么路线错误啊？我们要议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就修改。”准备随时翻案，以便把一切化为乌有。
第二，极力保护党羽，力图蒙混过关。在毛主席第二次批示下达后，他就亲自指挥党羽们作假检讨，说：现在“形势变了，过不去了”，只有“自己救自己”。“文化部只要有一个好的检查，再搞出几部好电影，几出好戏，几套好书，就可以了。”“我是要扶你们的，你们不主动，中宣部作靠山也靠不住”。后来，他看到夏衍已经保不住了，就提出：文化部的问题主要在电影方面，而电影的问题主要又在夏衍，准备“丢车保帅”，来保住全局。到文化部其他反党头子齐燕铭、陈荒煤等也一个个被揪出来后，周扬一面假惺惺地“整”了他们一下，暗中又向他们表明“苦衷”：“我要是不整你们，就会跟你们一起犯错误。”一面又一再给其它党羽打气，说：“中央派人来，也只能派一、二人来”，“我们在这里不是孤雁，是一群雁子，而且不是小雁，是一群老雁。”鼓励他们争取继续“在这里做领导工作”。等到文化部假整风结束时，周扬又想把已经决定调动工作的陈荒煤再拉回文化部来，他对陈荒煤说：你“可以到附近搞几期四清，再回文艺界来嘛！”周扬就是这样步步为营，顽固地坚持着他的反党阵地。
第三，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打掩护，尽力给自己开脱罪责。在文化部假整风中，他为着欺骗中央，严格规定：凡中宣部召开的会议材料和发的文件，一律不得印发；凡群众揭发中涉及中宣部的材料，一律不登简报；在印发的材料中，凡引用周扬讲话的地方，一律删除。他为着欺骗群众，又在大小会议上极力表白，把自己的问题说成只是“对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觉察迟了，行动慢了，有认识问题，也有官僚主义。”他耍尽种种手法，尽力诡辩。例如，他在文化部整风总结会议上说：“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为各阶层服务，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里边愿意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服务，不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服务。”真是语无伦次，无法自圆其说。谁都懂得，用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其目的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什么“为资产阶级服务”。周扬这个鼎鼎大名的“权威”，他的“理论”原来竟如此蹩脚！
第四，打击革命左派，压制群众运动。假整风一开始，他就扬言：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群众运动起来后，会出问题的”，“到一定火候，要注意掌握”。宣称：“整风主要依靠司局长”，规定不贴大字报，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把斗争始终约束在少数人的小圈子中。对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人的批判，周扬也强调“不要揪住不放”，而匆促收场。他还一再强调批判“过火了”，“打击面太宽了”。到最后，就打出“整风要落实到生产上”的旗号，把这场假整风慌忙结束。
在施展了一套又一套的花招以后，周扬洋洋得意，自以为这回又顺顺当当地滑过去了，而且想趁机捞上一笔新的政治资本。于是，他到处讲话，大肆吹捧由他领导的这次“整风”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后第二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比批判右派和批判胡风在某种意义上更深远”。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讲话中，他又歪曲毛主席的批示，大肆吹嘘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功劳”；接着连忙出版了这个讲话，印行三十多万册，想把自己抬到更高的地位上去。
周扬是从来不肯死心的。假整风一结束，他又重新发动新的攻势，他在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座谈会上大讲“要敢于创新”，“要敢写矛盾”，“要敢讲不同意见”。这三个“敢”，是周扬的反动主张。所谓“敢于创新”，就是他一贯提倡的“离经叛道”！所谓“敢写矛盾”，就是他一贯鼓吹的“写真实”，写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所谓“敢讲不同意见”，就是鼓励人们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周扬在这篇讲话中，做贼心虚地说：“最怕的是一开口就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真是不打自招，这一来，倒把他顽强地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狼子野心，更清楚地露了出来，这个钻进党内的文艺界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的末日也就临头了。
三
周扬十分懂得资产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策略。他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时，他就加紧幕后活动，积极配合，煽风点火，大肆放毒。当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反击时，他又找一种颜色把自己掩护起来，装扮成党的代言人，转移斗争的目标，捞取政治资本。直至斗争烈火向他逼近，末日临头，他还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作垂死挣扎。
毛主席教导我们：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于我们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认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真面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他们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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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批判摘编
彻底肃清“国防歌曲”的流毒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三十年代提出的阶级投降主义口号“国防文学”的流毒，渗透到三十年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在出现什么“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的同时，音乐界也有人打出了“国防音乐”的黑旗，制造了许多反动的“国防歌曲”，散布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一九三六年，就在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前后，《生活杂志》上出现了一期“国防音乐特辑”，以后在其他杂志上又陆续出现了不少鼓吹“国防音乐”的论文。他们完全按照周扬所定的投降主义的调子：在政治上，执行着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出让给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艺术上，贯彻着“国防文学”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音乐路线。这条音乐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从三十年代一直贯穿到六十年代。解放以后，在周扬的支持和倡导下，音乐界的某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继续大肆吹捧三十年代的音乐理论和创作的“成就”，胡说什么三十年代的音乐家已经实现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已经“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
当时聚集在“国防音乐”黑旗下的音乐界队伍里，一部分原来号称是“左翼”音乐家的，其中一些人则全盘接受投降主义路线，公开抛弃了“左翼”的外衣，成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另一部分是借“国防音乐”搞政治投机的，如反共老手、国民党忠实走狗刘雪庵、叛徒贺绿汀等人。周扬黑店的老伙计田汉等人则是“国防歌曲”主要的歌词作者。这些人创作的大量“全民族”牌号的“国防歌曲”，挂的是“抗日”的招牌，干的是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这些“国防歌曲”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直接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些歌曲对反动透顶的国民党政府和极端阴险、极端残忍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竭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如贺绿汀的《募寒衣》和另一个反共分子写的《拥护领袖歌》，把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歌颂为“民族英雄”。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垦春泥》更是颠倒黑白，狂热地为反动派涂脂抹粉，无中生有地歌颂所谓“军民合作”的景象。
第二类是在暴露日本侵略军队的残暴的幌子下，肆意美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社会的。这些歌曲总是第一段写过去的生活如何“美好”，第二段写日本侵略军来了以后生活如何痛苦。通过对比，给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涂脂抹粉，美化人吃人的旧社会，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斗争，蓄意麻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志。
第三类是竭力宣扬阶级调和、鼓吹阶级投降主义的。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在第二段词中就喊出了：“不分穷，不分富”、“不论党，不论派”的反动口号。有些“国防歌曲”甚至用国民党的反革命腔调，恶毒地诬蔑阶级斗争是少数人的“私仇”，把蒋介石发动十年内战的累累血债，称为“旧债”，居然要大家“不记私仇旧债”，拚命想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一笔勾销。如由田汉作词的《公仇》，大肆叫嚷“停止私斗”，要无产阶级、革命群众放下武器，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面前束手待毙。
“国防音乐”在三十年代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可耻的角色。可是，到了六十年代，文艺界的“祖师爷”、“老头子”们竟然把它打扮一下，换上了“革命歌曲”的旗号，鱼目混珠，夹杂在“革命歌曲集”里大量发行。一方面妄图用它来抵制、排斥、以至取代真正的革命歌曲，扩大“国防歌曲”的反动影响，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另一方面，妄图通过“国防歌曲”在群众中的广泛流传，重新肯定“国防音乐”、“国防文学”口号以及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正确”，肯定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正确”，以此来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是一个大阴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肃清“国防文学”、“国防音乐”的流毒，让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革命歌声永远在工农兵群众中激荡！
（摘编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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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批判摘编
周扬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康濯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康濯，是周扬反党集团的一员干将。他长期挂着“作家”的招牌，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的罪恶勾当。
长时期来，康濯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对三面红旗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和污蔑。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没有按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去做”，是“鼓足干劲，力争下游”，是“空想”，是“悲剧”；他无耻地污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革命干部和先进人物是“奸臣”。他还公开反对根据总路线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工农业并举”的正确方针。他疯狂地同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英明论断相对抗，胡说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是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与农民实际要求的矛盾”，根据这个十足修正主义的谬论，他狂热地鼓吹单干，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
他一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仇视农民，丑化农民，污蔑广大贫下中农“所看到的前途、榜样，就是怎么发家”。在他的“作品”里，总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最丑陋的形象来丑化农民。他辱骂农民“很落后”，“难发动”，污蔑农民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
康濯还禀承他的主子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反党意旨，到处煽风点火，兜售黑货，鼓动作家写所谓“揭露性文学”，要大写什么“反面教训”，大写什么“十分痛心的事件”和“血淋淋的悲剧”，也就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描绘成乌烟瘴气，漆黑一团。
他自己的“作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本。大毒草《东方红》（长篇小说），严重歪曲农业合作化，咒骂合作化“长不了”，丑化贫下中农“一个个全是又泼、又野、又辣、又邪”的人物，在猖狂逞凶的牛鬼蛇神面前“软弱无力”；他甚至露骨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康濯的另一批小说，如《太阳初升的时候》、《新传说录》、《第一户社员》，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康濯出身于一个残酷镇压农民起义、掠夺民脂民膏的官僚地主家庭。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反党老手。他混入革命队伍以后，一直进行反党活动：投靠过胡风反革命集团，投靠过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后来就成为周扬反党集团的一个急先锋，先后被周扬一伙派到河北、湖南，窃踞这两省文艺界的领导职位达七、八年之久。
（摘编自《湖南日报》《河北日报》）报刊批判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