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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做自觉的革命者
——再谈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
本报去年十月十一日的社论《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发表以后，各地许多群众和干部来信说，他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眼光看得宽了，看得远了，劳动和工作的目的更加明确了，因而工作干劲更大了。
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这个思想，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标志着我国广大的群众和干部，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政治觉悟空前高涨。这是目前我国革命和建设高潮蓬勃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我们国家，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一切工作，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都是革命工作。战斗在各个战线上的广大群众和干部，他们的劳动和工作，都是直接地和间接地关系到中国革命事业和世界革命事业的。
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是为了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从阶级观点出发的。在我们国家，阶级还没有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仍然进行着。在国际上，我们也正在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在国内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实现这个伟大目标，需要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我们中国，需要全国人民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具体工作。每个人的日常劳动和工作，都是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这样的远大目标联系着的，都是同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联系着的。
革命是全体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的事情。革命不仅是干部和解放军的事情，也是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事情。在我们国家里，当兵，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种田，做工，当护士，当保育员，做各种服务性的工作，没有一样同革命没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职务，是社会的分工，也是革命的分工。每个人懂得了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同革命的关系，努力劳动，努力工作，为革命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这就会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这个口号，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口号。这个口号能使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的伟大意义，认识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的远大前途。
认识了自己的劳动和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并且用革命的精神尽力劳动和工作，为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真正的自觉的革命者。
广大的群众和干部有了这样的革命的自觉性，才能够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才能够完全服从革命的需要，时时刻刻按照革命的需要来想问题，办事情。革命需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不管这个地方多么辽远，多么艰苦，都能够愉快地服从分配，四海为家，努力适应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当地的群众结合起来，为那里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革命需要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不管这项工作多么脏，多么累，多么平凡，多么不引人注目，都能够兢兢业业，全力以赴，象雷锋和王杰那样，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虽然能力有大小，但只要努力劳动，努力工作，就会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并且能够在劳动和工作中互帮互学，共同前进。革命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
总起来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另一层意思是说，每个岗位上的劳动者和工作者，都应当用革命的精神从事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每个劳动者和工作者从不自觉到自觉都要经历一个思想改造的过程。千千万万的工农兵群众是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逐步自觉起来的。在毛主席著作当中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对于提高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的革命自觉性，起了巨大的作用。学好了这三篇文章，就能够树立起完全为着解放人民、彻底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观点；就懂得了要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也就懂得了要有愚公那样的革命毅力，去同阶级敌人和自然界作斗争。用这样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来对照我们自己的思想，进行自觉的改造，就能够在不断的实践中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能够把革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中，象雷锋、王杰那样，一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改造思想，指导工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处理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自觉地想一想毛泽东思想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什么，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只有在长期的反复的学用过程中，才能逐步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做一个真正的自觉革命者。
目前，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思想，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广大的群众和干部，革命热情高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各个战线上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和工作。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是十分宝贵的。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战线、各个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一定要爱惜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同革命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一切劳动和工作，做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人人都这样做，人人都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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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大寨精神 走大寨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用革命精神种田
——记“天府之国”四川温江专区闹革命
编者按：四川盛产粮食，对国家贡献很大；温江专区历年提供的商品粮，又在全省数第一。温江人民对于我们国家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称赞的。
最近两年来，温江人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大寨精神鼓舞下，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发扬了革命精神，自觉地扫除满足于现状的精神状态，决心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说得好：“大寨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还嫌不够，我们不能叫好条件遮住眼睛。”他们说得好：“为了革命，我们这样富庶的地方，更应当加倍努力，勇于挑重担子。”他们说得好：“种田为革命，我们‘金温江’这样好的田地，那能一亩只拿五、六百斤谷子。”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树立起来，用革命精神去种田，那种“稳而不进”的生产局面就被突破，生产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温江专区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我国，无论是自然条件好的或者自然条件不好的地区，无论是高产的或者低产的地区，都是大有潜力，大有可为。为了把这种增产潜力挖掘出来，最根本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提高人们的革命自觉。人们有了高度的革命自觉，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坚持不懈地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争取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永不停止，永远向前。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山穷水恶的地方在闹革命，富饶的平原也在闹革命。
四川省富饶的温江专区近年来勇往直前地走在闹革命的道路上，并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富饶的高产区能不能更高产？温江专区的事实是，他们能够突破产量“稳而不进”的局面，阔步向前。这里的各项作物在一九六四年已经达到和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一九六五年，水稻、油菜、小麦又分别增产了一成、两成三、两成七。五十万亩小麦样板田，在原有基础上增产了四成，比一九六四年全区平均亩产高出七成。
高产区要再高产，一定需要国家大量投资，供应充足的化肥吗？温江专区的事实是：他们并没要国家增加多少投资，也没有依赖化肥供应，而是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一九六四年每亩耕地平均由国家供应的化肥不到八斤，一九六五年更少。他们主要是靠着增种绿肥、发展养猪、积造自然肥料和社队自己投资兴建小型化肥厂，来解决缺肥的问题。现在全区平均每一个半农业人口就有一头猪。这两年，温江专区改造四十多万亩低产的死黄泥、白膳泥、粗砂土和下湿田，也基本上没要国家投资。
人多地少的平坝区，缺少放牧地和宜林地，也不是不能繁殖耕牛和大量植树造林的。温江专区在最近三年内，破天荒地自己繁殖四万头耕牛；两年内全区植树造林十二万多亩，零散植树两亿多株，河边、路边、田边，出现了成片成行的树木。
温江专区人民对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后人。历年提供的商品粮油，在全省都是最高的。
“没有全国利益就谈不到本地利益，没有整体的富就谈不到局部的富，为了革命，我们这样富庶的地方，更应当加倍努力，勇于挑重担子。”这就是温江专区人民闹革命的动力。“停”下来，还是“革”下去
温江专区，在祖国多山的西南地区是一块难得的大平原。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书上记载的“天府之国”，就是指的这个地方。
解放以后，这里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充分发挥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人民的“天府”，一年年建设得更加富饶。古老的都江堰，解放前经历了二千二百多年，它的灌溉面积最多时不过三百万亩，而现在扩大到六百多万亩，各项农作物产量都有所增长。
但是，温江专区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有一部分人就产生安于现状的自满情绪，踏步不前。他们曾有五个满足：满足于各项工作“过得去”，满足于年年完成国家“任务”，满足于“生产超过了过去的富裕农民”，满足于“每人分口粮五百斤”，满足于
“一个劳动日值一元钱”。有了这种情绪，就耳听不聪，眼看不明，先进经验推而不广，耕作技术改革不大，农业生产陷入
“稳而不进”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油菜、小麦和水稻的平均单位产量，分别停留在一百、二百、四百多斤的水平上。
究竟“停”下来，还是“革”下去？广大人民的愿望自然是“革”下去。最近两年，果然“革”出很大的成绩来了。他们是怎样打破安于现状的情绪而闹起革命的呢？中共温江地委负责人说：“这是经历了一个内外促进，自我革命的斗争过程。”
中共四川省委在重要时刻，一再帮助温江专区明确前进方向，指明奋斗目标。几年前，四川省委就在温江专区的大门口——金牛坝，田挨田，土挨土的建立了一批试验田。这些试验田的产量，一年超过一年。到一九六三年，油菜、小麦、水稻平均亩产已经分别达到三百斤、五百斤、八百斤。这在人们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干部和社员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参观，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能不能把温江专区变成大金牛坝？
接着，由江苏苏州专区、珠江三角洲、上海市郊区连连传来了大面积高产的消息。上海郊区在一九六○年是跟这里挂钩竞赛的对手，同是自然条件相似的高产区，过去各项农作物互有高低，但是他们很快地走到了前面。这样一来，所谓高产区不能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更多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了。
一九六三年，大寨大队依靠双手，战胜穷山恶水的英雄事迹震撼了全国，也震撼了川西平原。著名劳动模范、新都县新民公社党委书记罗世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发言，当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大寨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做出这样大的成绩，自己为啥办不到呢？他把陈永贵的发言稿连读三遍，并马上寄回公社，建议公社党委组织全体干部、社员讨论，立即开展学大寨的运动。以后，有人问他：“大寨搬石头，我们没有石头搬什么？”罗世发说：“我们要先搬思想上的石头，克服满足不前的思想。”
平原上的另一位著名劳动模范张青山，到大寨参观回来以后，到处向人宣传说：“大寨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还嫌不够，我们不能叫好条件遮住眼睛，光看到自己生活改善了，就认为差不多了。我们要象大寨社员那样，心里随时想到将来，绝不能只看到今年、明年，而要看到几十年、几百年。”光是张青山就给十几万人作了介绍大寨的报告。
不过，这个专区闹革命的决定性因素还是来自内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干部和社员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广大贫下中农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革命责任感，要为革命种田。他们说：我们的祖先能修都江堰，敢和老天扳手劲；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有人民公社当靠山，还能不叫生产大变样？温江、郫县、新都、灌县等最早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运动还没有结束，许多社队就纷纷要求上级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水系，供应良种，传授先进经验，……有些贫下中农还跑到县人民委员会“告状”，批评基层干部不积极领导他们进行生产改革。
坚定地站在群众前面领导革命
群众的行动要求各级领导表明态度，是站在他们后边徘徊？还是站在他们前面积极领导？
中共温江地委认真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指示，重读《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并要求各级干部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坚定地站在群众前面领导运动。地委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动各级干部大种试验田，样板田，深入蹲点调查研究，使许多同志通过实践，扫除了前进中的思想障碍。
温江县县长杜文光是当地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对传统的生产技术比较熟悉，栽秧、打谷、使犁、踏耙都有一手。他多年来比较重视参加劳动，作风比较深入，深受群众爱戴。可是，在他的脑子里，过去总认为在川西，水稻亩产五六百斤已经算是到了头，年年能保住这个水平就不错了。因此有人管他叫“老五六百斤”。
一九六四年春天，杜文光来到清平公社万春大队五生产队蹲点劳动。许多贫下中农对他讲出了自己对生产的想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有些土地改革时的老积极分子跑来说：“过去我们给地主种田，收多收少都是他的，谁也没心肠提高产量；现在种田为革命，我们‘金温江’这样好的田土，那能一亩只拿这五六百斤谷子。”有的贫下中农说：现在，我们的粮食虽说够吃有余，可是还缺钱用，不继续提高产量，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办？你到底支不支持我们走这条路？
贫下中农的意见，使杜文光的脑筋开了窍。他想：党把这样富饶的地方交给了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天府之国”，难道生产就只能停滞在“老水平”上？
他下定决心要“闯闯看”。他认真地和社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道参加劳动，种试验田。过去，他从没种过矮秆水稻良种。为了取得经验，一九六四年他和群众一道试种了十三亩，结果亩产平均达到八百多斤。革命的实践，使杜文光看到了增产的潜力，看到毛主席的思想一旦武装了群众，会形成怎样巨大的力量。一个以“稳”出名，盲目相信老技术、老产量的干部，就这样变成了一名革命闯将，在领导农业生产上力争上游。
象杜文光这样的人物，在温江专区是很有代表性的。
重 新 认 识“天 府”
实践，斗争，使人们对“天府”的认识产生了飞跃。许多同志说：以前我们长期做了“天府”的俘虏，现在才开始做“天府”的主人。
成都平原的生产“铺排”在历史上是比较先进的。都江堰的出现，使大面积农田较早地过了水利关，再加上这里人口比较稠密，人们不能不设法挖掘土地潜力，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水旱轮作制度，前后茬的作物、品种组合得也比较严密。过去，也有人试图做种种改变，但由于对于规律认识不清，或者没有力量创造改革的物质条件，因而没有成功。这样，就使许多人产生了维持老办法的盲目性，做了小农经济习惯势力的俘虏。
要在生产上闹革命，就得领导亲身去做试验，从中摸索规律，并按照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才能革出成果，产生真知，使自己从盲目状态中解放出来。
就拿品种改革来说吧。
以前，有些人“改”劲不足，不大敢改，怕出了乱子，使许多良种几年推广不开。后来，许多领导干部抱定不怕“捅马蜂窝”的精神，迎着困难，勇于实践。中共郫县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共种了一百多亩矮秆水稻良种的试验田。他们不光想办法夺取高产，而且仔细观察推广矮秆水稻良种后究竟会带来多少“麻烦”，看清采用良种以后，要增加多少劳动日和多少肥料？在什么时候需要？怎么解决？在经营管理上要相应地进行哪些改进？等等。他们逐个剖析和动手解决采用良种后带来的新矛盾，终于找到了较好的解决办法。这样，随着种子的改良更新，也促进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加强了劳动管理，并相应地发展了养猪、养牛和种绿肥作物，赢得了比较显著的增产效果。
温江专区的人们，就这样在实践中，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进行了一些重大的生产改革。人们走出了狭窄的小天地，看到了“天府之国”的巨大潜力，看到了人的伟大作用。
坚持试验示范才能又快又稳
温江专区在进行生产改革中，始终注意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进行每项生产改革，都坚持采取试验、示范的方法。当领导干部心中无数时，就通过种试验田，参加劳动，取得第一手资料，实现领导思想上的飞跃。他们严格注意防止把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强加于群众。每当领导上摸清了方向，找到了办法，便特别强调对群众的宣传和示范工作，耐心启发和等待群众觉悟。这样，就使各项先进生产措施能得到比较快又比较稳的推广。
温江地委一再提醒各级干部，注意在带有根本性的增产措施上多下基本功，把钢加在刃上，进行最有效的劳动。比如这里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由于地下水位过高、泥土过于板结等原因，产量比一般田地要低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全区实现稳产高产的主要障碍。怎样改造这些低产田？一九六四年春天，地委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首先到新都县新民公社一个低产队进行改土试点，带头挑沙面土，并向群众宣传改土的意义。一开始，他们只说动了十几个人，跟他一起改土，有些社员只是跟着看，总觉得“死”泥巴改不“活”。社员康茂生开始以为地委书记下来改土，只是做个样子就走了，搞不出啥子名堂。可是他看了一段时间，地委书记并没有走，反而越干越起劲。眼看着田块平整了，他抓起泥巴一捏，握在手里泡酥酥的，心想真有效果，地委书记都能这样干，我们为啥不跟上去。这一年，他们改造的一片低产田平均增产百分之六十以上。
其实，何止康茂生一个人在注视地委领导同志的行动。各级干部都在看他们。因为他们“带下来思想”，“带下来作风”，“带下来革命精神”。一个个、一批批跟着他们学。各级领导纷纷上了改土前线，亲身挖沟担土，亲手摸群众思想，亲口说服动员群众，亲自检查有关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于是，广大基层干部动起来了。各地社员动起来了。一九六四年冬天和一九六五年春天，全区出动了三十八万群众，对四十一万亩低产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一九六五年小春播种前，全区又改了六万亩。目前，改土运动的进展速度和成效之快之大，又远非往年可比了。
鞭策，鼓励，动力
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展出了这个专区大面积样板田获得高产的事迹以后，在当地领导和群众思想上引起很大震动，认为在全国人民面前受到了最大的鞭策，决心把鞭策、鼓舞变成前进的动力。
“我们究竟有多少大寨精神？”上上下下都在反躬自问，并且根据这个精神总结、检查和安排工作。
地委书记和委员们说，我们跟大寨比，相差很远。我们有大寨大队所没有的许多条件，如果完全把大寨精神学到手，就会对人民、对革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而全区要想把大寨精神学到手，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地委要带头学，各级领导要带头走革命化的道路。
现在，全区人民意气更加风发，你追我赶，要把川西平原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新天府”。
新华社记者 宗棠 范眭 焕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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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七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和日本北海道议会副议长塚田庄平，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廖承志、赵安博、王晓云等。
在北京的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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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外交部驳斥印方造谣诬蔑
严正揭露：印度政府最近疯狂地采用武装手段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并开动造谣机器大肆诬蔑中国，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乞求援助，应付国内日益严重的粮荒和扩军备战的需要。
新华社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六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驳斥印度外交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十三日之间的六个来照中编造谣言诬蔑中国，并且断然拒绝印度方面根据这些谣言提出的无理抗议。
照会指出，印度政府最近疯狂地采用武装手段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制造紧张局势，完全是为了它当前内政和外交的需要。照会再一次严正地告诉印度政府，如果印度方面继续对中国进行入侵挑衅，中国方面将坚决给予回击。如果印度方面继续对中国造谣诬蔑，甚至妄想利用中国为缓和紧张局势所采取的措施诽谤中国，只能进一步暴露印度政府的不光彩行径。
照会说，印度政府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十二月十三日的六个照会中，编造了一大套中国对印度进行“入侵”活动的谣言，诬蔑中国在中印边界和中国—锡金边界制造紧张和冲突，并据此向中国不断提出“抗议”。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愤慨，并且断然拒绝这些无理抗议。
照会说，中国边防人员和民政人员不论在中印边界还是在中锡边界，都没有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和边界线。印度政府在来照中对中国方面所谓入侵的指控，全部是有意捏造的谎言，毫无事实根据。
关于中印边界东段，印方指责中国人员越过桑山口、西翁拉山口、更巴拉山口和桑多洛山脊等地方进行“入侵”。首先，中国政府根本不知道印方所说的桑山口和西翁拉山口在什么地方。所谓桑多洛山脊以南的娘江曲河同桑多洛河的汇合处，则位于沙则以北，显然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至于说中国人员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越过更巴拉山口，“袭击”印度警察队，并且
“打伤”一名印度警察的手臂，更是凭空捏造，根本不值一驳。特别荒谬的是，印方还攻击中国军队进入朗久和扯冬地区，说什么中国“破坏了在东段久已确定的印度国界”。早经证明，朗久历来是西藏马及墩地区的一部分，位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以北。扯冬则一直属于西藏错那县勒村所管辖，即使按照一九一四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也在线北中国一侧。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到朗久和扯冬，并且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称之为中印东段边界线，这只能暴露它对中国领土的扩张野心。中国政府再次正告印度政府，这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方面从来就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至今还被印方非法霸占着，中国政府永远保留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
关于中印边界西段，印方罗列的一大堆所谓中国“入侵”的事例，都是指责中国人员进入了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事实上，中国方面从来没有越过自己的边界线，更没有进入印方的斗拉特别奥里地地区。
至于中锡边界，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就明确指出：中锡边界早经正式划定，在地图画法上既没有分歧，在实际上也没有纠纷。中国一向尊重锡金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越过中锡边界。相反的，倒是驻扎在锡金的印度军队，从一九六○年以来，不断越过中锡边界，侵入中国境内，并且在中国领土上构筑了大批侵略工事。只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国政府限期印度方面拆除这些侵略工事的情况下，入侵印军才仓惶撤走。但是，在此之后，印军又卷土重来，仍然不断越界侦察，甚至向中国边防人员发动武装进攻。事情很清楚，正是印度利用锡金领土不断向中国进行入侵挑衅，制造中锡边界紧张局势。不管印度政府捏造多少谎言，都不能掩盖这一铁的事实。
照会说，印度政府在来照中还胡说什么中国“公开违抗了科伦坡建议的规定和否定了中国自己的停火声明”。印度政府在这里恰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众所周知，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印度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第四天，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郑重建议中印双方武装部队自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其后，中国方面即单方面地进行后撤，并且空出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连民政站也未设立。中国方面的这一系列措施，远远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中国政府曾屡次声明，中国主动采取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便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同时，中国政府还声明保留进行自卫的权利，并且要求印度方面正确理解中国方面的和平努力，作出积极的响应，绝不能利用中国单方面的行动进行入侵挑衅。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印度方面不仅对中国方面的和缓措施没有作出丝毫的响应，反而利用中国方面的主动后撤加紧对中国进行入侵挑衅，制造紧张局势。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在中印边境实行主动停火至一九六五年九月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印军的地面和空中入侵竟达三百多起。在印方这种猖狂入侵挑衅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完全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措施。老实说，印度政府只准它自己肆无忌惮地加紧武装入侵和制造边境事件，不准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加强戒备和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是绝对办不到的。
照会说，必须指出，印度政府最近疯狂地采用武装手段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制造紧张局势，完全是为了它当前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几年来的事实表明，印度政府什么时候需要向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乞求援助，什么时候就加紧对中国入侵，制造紧张，并且开动造谣机器大肆诬蔑中国。目前印度政府加紧对中国的入侵活动，正是为了应付国内日益严重的粮荒和扩军备战的需要。
照会最后说，中国政府再一次严正地告诉印度政府：如果印度方面继续对中国进行入侵挑衅，甚而再次向中国边防人员发动武装进攻，中国方面将坚决给予回击。如果印度方面继续对中国造谣诬蔑，甚至妄想利用中国为缓和紧张局势所采取的措施诽谤中国，那根本损害不了中国的一根毫毛，只能进一步暴露印度政府的不光彩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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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非博卡萨政权悍然撕毁两国建交协议
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提出严重抗议
决定撤回我使馆全体人员和专家，声明严正指出，中非政府必须对两国关系的破裂承担全部责任。
新华社七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七日发表声明，对中非共和国政府悍然单方面撕毁中国和中非两国建交协议，无理断绝两国外交关系，提出严重抗议。
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抗议中非共和国政府无理断绝中国、中非两国外交关系的声明
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
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中非共和国外交部长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面交照会，通知中非政府决定断绝中非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宣布自通知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孟英和中国大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还限期中国大使馆在两天内撤离中非。中非政府悍然单方面撕毁了中国、中非两国建交协议，背弃了通过它的外交部长于一月五日向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明确作出的“中非共和国新政府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的诺言。中非政府的这一行动，是毫无道理的，是不符合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众所周知，自从中国与中非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两国建交协议，致力于发展两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应中非政府的要求派专家到中非工作，受到了中非人民的普遍赞扬。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中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从不干涉中非共和国的内政。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的这种立场是光明磊落的，是大家所公认的，是任何人都污蔑、歪曲不了的。中非政府在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提不出任何理由。中非政府的这种无理行为，不仅损害它自己的国际信誉，而且也是与中非全体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
中国政府严正指出，中非政府片面无理地作出了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决定，就必须对中国、中非两国关系的破裂，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决定，将中国驻中非共和国的大使馆全体人员和中国专家撤回。我们深信，中国和中非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终究是要失败的。
新华社七日讯 班吉消息：中非共和国最近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博卡萨政权六日悍然单方面撕毁了中国和中非两国建交协议，无理断绝两国外交关系。
中非新政府外交部长安托万·吉马利本月六日约见中国驻中非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面交了一份照会，通知中非政府决定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并宣布中国驻中非大使孟英和中国大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中国大使馆在两天内撤离中非。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当即对中非新政府这种蓄意破坏两国关系的严重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中非陆军参谋长博卡萨本月一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以达科为首的政府，并且宣布废除现行宪法，解散议会。他在三日宣布成立新政府，由他自己担任总统、总理兼国防、司法部长。随后，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安托万·吉马利在五日约见中国驻中非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君毅，明确表示：“中非共和国新政府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但是，就在第二天，博卡萨政权就不顾自己的诺言和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无理断绝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中非共和国是非洲中部的一个拥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的内陆国家，在一八八五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由于中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法国在一九六○年八月被迫同意这个国家独立，但仍留在“法兰西共同体”内。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同中非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随后互派了大使。中国政府一贯支持中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并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两国政府互派代表团访问，受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接待。一九六五年底，中国经济建设展览会在中非首都班吉展出，受到中非政府和各界人士热烈的欢迎。中国政府应中非政府的要求，派农业专家到中非工作，也受到了中非人民的欢迎和赞扬。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中国和中非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发展十分害怕，一直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力图破坏两国之间的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