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史学工作者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
石松
毛主席说：“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①。
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五月，我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五个多月中，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和他们一起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大革命运动。通过这一段革命实践，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是十分正确、十分英明的。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到工农中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当前改造知识分子的最好途径，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达到又红又专的必由之路。下面就来谈一谈我的一点粗浅的体会。
端正阶级立场，培养阶级感情
我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家庭，由于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劳动人民，因而劳动人民的形象在脑子里逐渐模糊起来。
听到有人说：“贫下中农落后、自私、肮脏”，“大学生的觉悟比贫下中农高”，我觉得这些话也有道理。读了几年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起工农，工农感情日益淡薄起来。既然缺乏深厚的工农感情，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日益淡薄，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却日渐抬头了。
这次下乡，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从道理上我也知道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是我的老师，但是在开始时，我还有点看不起他们，和他们格格不入。及至相处的日子久了，“日久见人心”，我才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就是说，从看不起贫下中农到尊敬贫下中农，热爱贫下中农，思想感情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我深切地感到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十分坚定，阶级观点十分鲜明。我在访贫问苦的时候，一提到解放前的苦，个个都是未语泪先流，甚至泣不成声。他们悲愤地控诉了地富反坏分子在解放前怎样用高额地租、高利贷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敲骨吸髓，迫使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悲愤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鬼子怎样鱼肉人民、欺压百姓，逼得许多贫下中农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他们又以激动的心情告诉我，共产党和毛主席怎样把他们救出苦海，又怎样指引他们走上合作化、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使生活一天天得到改善。他们深深懂得应该爱什么、恨什么。他们对党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忠诚和无比的热爱；而他们对阶级敌人是万分地痛恨的。生产队里有个地主分子溜到女儿家里去了。她在女儿家消遥自在，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我虽然知道有这回事，但是只把它当作耳边风，吹过去了。贫下中农见我不理会这件事，就向我提意见说：“地主吃我们队里的粮，可是她不但不在队里劳动，而且连尿也不撒在我们队里，她依旧过着过去地主的生活，为什么不把她弄回来，让我们监督她劳动？”这一责问，真使我脸红耳赤，只好惭愧地低下了头。贫下中农的阶级观点是这样鲜明，而我这个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到哪里去了呢？回想起自己过去在学校里，读了一点马列主义的书，就以为很了不起了，但是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自己就会懵头转向，分不清是非，站不稳脚跟了。不仅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前几年刮“包产到户”的黑风时也是如此。今天走出校门到农村来，我的阶级观点又远不如贫下中农。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②难道贫下中农不是比自己更有觉悟吗？怎么能说他们落后呢？
通过与贫下中农的“三同”，我也懂得：正因为他们在旧社会受的压迫和剥削最深，所以他们最痛恨旧社会，最痛恨压迫他们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过去革命战争的年代里，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了革命战争，为祖国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里，也正是贫下中农在农村中风里雨里，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下乡，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积极地起来跟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生产队的一个贫协代表说：“我不怕地富反坏分子，就是豁出我的命，也要跟他们斗到底。”贫下中农不顾情面，大胆揭发阶级敌人的罪恶，严格监督阶级敌人的活动。他们不辞辛苦，白天劳动，晚上还常常开会到深夜。为了击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他们不惜牺牲一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确，正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中农，团结了干部的大多数，击溃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巩固和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我也亲眼看到贫下中农为革命而起早摸黑地种田，为发展集体经济而忘我地劳动，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今天，贫下中农在农村中仍然是革命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怎么能说贫下中农落后呢？
通过与贫下中农的“三同”，我还深切地感到，在他们身上有着热爱集体、公而忘私和勤劳朴素等许多优秀的品质。关于贫下中农热爱集体、公而忘私的事例是很多的。今年春节，生产队里的一条母牛生了一头牛犊，由于先天不足，牛犊十分虚弱，不会吃奶。贫下中农象自己的婴儿得了病似的，三番五次地跑到牛棚里去看望，有的还主动地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让出来，送给队里的小牛吃。几个贫下中农一边不停地用火烘牛犊，一边蹲在母牛的身边，把牛奶一滴一滴地挤下来，一口一口地喂给牛犊。这样连续护理了好几天。其中有一位贫协代表整整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过牛棚一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的眼睛熬红了，大家劝他休息，他不肯。他自己的小孩病了，他爱人叫他把小孩送到医院去看看，他说“队里的牛要紧”，还是不肯回家。一直到第六天上，牛犊会吃奶了，他才回家。我看着这位把队里的小牛看得比自己的小孩还重的贫协代表，觉得他的形象非常高大，他简直象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联想到我自己，过去甭说叫我几天几夜蹲在又脏又臭的牛棚里，就是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值班，叫我多坐两个钟头，我也不高兴。相形之下，我是何等的渺小啊！
俗话说：“花中最美是牡丹，人中最美是勤俭”。这次下乡，我还深切地感到，贫下中农和工人一样是最勤俭的，因而也是最美的。贫下中农不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是闲人。生产队里有个姓孙的贫农老大爷，今年快七十岁了，他的大儿子在上海工作，每月都给他寄钱来；二儿、三儿在家劳动，一家生活十分富裕。他完全可以不劳动，在家颐养天年。可是他闲不住，只要队里有活计，他什么都干。有一天大清早，我碰见他在路上拾粪，我就对他说：“孙老爹，你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歇歇？”他笑呵呵地回答：“待在家里没事做，闲得怪难受的，出来动动倒是蛮惬意咯。”的确，对贫下中农来说，劳动不但已成为习惯，而且已成为一种愉快，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贫下中农对待生产是“思想大解放，干劲大鼓足，措施大加码”，可是对待消费，那怕是一粒米、一根线都十分珍惜，他们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们脑子里所想的，除了生产还是生产，除了贡献还是贡献。虽然他们成年累月地劳动，已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还比较艰苦，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国家应该给他们多少钱，应该给他们多高的地位和多大的名誉。他们也从来不主动地向国家伸手。可是，我脑子里却经常盘算着工资、地位和名誉，被名缰利锁所束缚，甚至借“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个人主义之实。这真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③现在，我和贫下中农用同一个碗喝水，在一张床睡觉，盖同一条被子，也不觉得脏了。相反地，倒觉得贫下中农要比我纯洁得多，高尚得多。我体会到贫下中农不仅是我的衣食父母，而且也是值得我学习的老师。我决心彻底抛弃剥削阶级偏见的恶劣影响，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虚心向工人、向贫下中农学习。我决心鄙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我的一切乃至整个生命，都献给我的衣食父母，献给我敬爱的老师。我甘愿做一辈子工农的牛，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一辈子！
显然，光坐在书斋里，思想感情的这一变化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我觉得，工农感情对一个没有接近过工农的知识分子来说，好比“夏虫不可与语冰”，是根本谈不上的。只有深入到工农中去，跟工农同生活、同劳动、同战斗，才能真正了解工农，才能培养起深厚的工农感情。这是我下乡后第一个较深的体会。
农村是社会科学最好的实验室
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是社会。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走出书斋，投入了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通过五个多月的社会实践，我信服了。的确，农村是社会科学最好的实验室。
下乡以前，虽然我也知道，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但是由于自己没有到工农中去参加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这些东西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把“阶级分析”置诸脑后了。例如，刘节先生在贩卖“抽象继承法”的时候，捧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古话。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本心出于爱护人”，不能说这个原则根本“不能适用于阶级敌人”。当时，对刘节先生的这号“货色”，我也有点欣赏。直到史学界对他的谬论进行批判，我才知道自己是上了他的当。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只不过是孔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而规定的一个准则，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而在今天，在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今天，我们更不能不加批判地继承这句古话。这次下乡，贫下中农以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目前，尽管表面上看去阶级敌人都很老实，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死心。他们时刻都在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时刻都在梦想夺回他们已失去的“天堂”，他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对我们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进行报复。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匪帮阴谋窜犯大陆的时候，甚至有个别地富反坏分子得意忘形，公开叫嚣要杀害我们的干部。在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贫下中农个个义愤填膺，怒火千丈。这怒火烧掉了披在阶级敌人身上的画皮，也照亮了我的眼睛，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阶级敌人的丑恶本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目前阶级敌人的豺狼本性并没有改变。我们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他们就要对我们实行专政。所以，“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④。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对阶级敌人，我们只能实行专政，而不能无原则地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这里也可看出，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⑤。所谓超阶级的思想，能够代表两个对立阶级的思想，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广大的贫下中农说“好得很”，而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却说它“糟得很”，真是“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由于阶级立场不同，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言行也就截然不同。阶级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丝毫不能含糊。回想起在下乡的前夕，讨论李秀成问题的时候，“功过论”者认为李秀成虽然在狱中投降了敌人，写了自白书，但是他在被俘前的“功劳是很大的”，还“不愧是一个英雄”，因而不能把叛徒和英雄“合二而一”，硬加在李秀成一个人身上。那时，我觉得“功过论”也有点道理。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的荒谬，多么的幼稚啊！通过五个多月的革命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在历史研究中，“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⑥。遗憾的是，现在竟还有人说：“当前哲学界、文艺界和史学界的大论战不是阶级斗争”。这实在是荒谬到极点。
下乡以前，虽然我也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但是，这仅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自己还没有参加过工农群众的革命实践，所以领会不深，更不会很好地应用。在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我总认为诸葛亮才是真正的英雄，至于广大的士兵，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群“阿斗”。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往往把自己估计得过高，而把群众估计得过低，有点看不起工农群众。这次下乡，刚进村时，我还以为农民群众思想落后，脑筋不开窍，所以顾虑重重，怕群众发动不起来，怕打不垮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后来实践证明，我错了。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只要认真地按党的政策办事，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农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贫下中农，很快就能领会并掌握党的政策。贫下中农一旦掌握了党的政策，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就大为提高，他们纷纷起来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而广大的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广泛的群众运动一经形成，其势真如暴风骤雨，无坚不摧，无敌不克。
在与贫下中农“三同”的日子里，我还深切地体会到，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不但是阶级斗争中的英雄，而且也是生产斗争中的英雄。起初，我以为自己虽然算不上农学家，但多少学过一些农学、生物学，简单的农业生产总是对付得了的。所以刚入村时，我喜欢指手划脚地指挥别人，而不肯虚心向农民学习，结果使我常常碰壁。记得有一回，几个贫下中农跑来跟我商量如何夺取秋熟丰收的问题。他们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说：“对，肥料很重要，你们要尽力开辟肥源，多积肥。”于是他们又谦虚地问我怎样来开辟肥源，我思索了半天，却答不出一句话来。后来，还是贫下中农有办法，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大搞“草塘泥”。他们利用河边、路边、田边的一些小洼田，挖成了一个个小塘，把切碎的稻草和豆秸等放入塘内，中间夹几层烂泥和粪便，上面用泥土覆盖，浇上水，经过一定时期的发酵，就沤出一塘塘价廉物美的肥料来了。真是多快好省！一个生产队起码总有上千担的草塘泥，基本上解决了肥料不足的问题。
以上这些事实，都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真正懂得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⑦。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句话几乎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口头语。但是，过去我对这句话缺乏具体的感受，领会不深。这次下乡，我亲眼看到了广大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积极起来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进行斗争。通过这一场阶级斗争，揭露了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并且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使这些矛盾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这样，不仅劳动管理、工分定额、分配、财务和仓库保管等各项制度得到了改进，人民公社的各项制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阶级敌人更孤立了，干群的关系更密切了，干群的思想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从而使全公社都取得了夏熟的特大丰收，——三麦的总产和单产都打破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有了这样一些亲身的感受，现在可以说，我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真理，比下乡以前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领会了。
通过上面一些事实，我深深体会到：实践，只有实践，才是认识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⑧
× × ×
五个多月的革命实践使我体会到，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读毛主席的书，虽然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光坐在书斋里闭门读书，还是不行的，必须把读书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就当前来说，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才能真正了解工农，才能培养起深厚的工农感情，才能很好地为工农服务，也就是说，才能使自己旧的世界观得到改造。同时，也只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才能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才能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不仅是思想改造的最好途径，而且也是达到又红又专的必由之路。
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八页。
②同上书，第六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五三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一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⑥《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三四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页。
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九页。
编后
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彻底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仅仅从书本上学习。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今天登载的这两篇文章，是南京大学的两位青年同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写的，以生动的事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才能使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逐步地发生变化，逐步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如石松同志所说，知识分子“光坐在书斋里，思想感情的这一变化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工农感情对他们来说，“好比‘夏虫不可与语冰’，是根本谈不上的。只有深入到工农中去，跟工农同生活、同劳动、同战斗，才能真正了解工农，才能培养起深厚的工农感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还能够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会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头脑中的唯物辩证法增多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减少了。刘林元同志在这一方面的体会，对大家是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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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几点体会
刘林元
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同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主观上也很努力，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就是调查不出名堂来，搞出来的东西往往不能反映客观实际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调查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错误的，唯物辩证法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缺乏实际工作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如此。现就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吃过形而上学的苦头，尝过唯物辩证法指导工作的甜头，谈几点体会。
不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
调查研究是为了认识客观实际情况，找出它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调查研究必须自始至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不带框框。
框框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它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们头脑中虚构出来的。框框又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因为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而框框据说是永久不变的，到处可用的。带着框框下去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决不会象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详细地占有材料，通过分析研究，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必然是主观套客观，主观地、片面地搜罗一些事物的现象，去填充预先设计好的框框。这种主观主义加形而上学的调查研究，必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塞豆，不闻巨雷，偏听偏信，取其所需。“调查研究”的结果，除了背了一筐东拚西凑的材料回来，剩下的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和错误的结论。
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带框框。但并不是在调查研究之先就不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要学习外地成功的经验，不要有明确的目的或初步看法。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学习，它是我们工作的思想指导。但是，党的方针政策适合于全国一般情况，而要在本地区具体贯彻，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找到具体的工作方法。外地的成功经验也要认真学习，但学习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矛盾有它的特殊性，具体表现不同，因此，学习外地成功的经验，不是去记取某些具体材料和现成结论，把它当作框框来到处搬用，而是学习他们发现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之先，总会有某种目的或初步意见。但是，我们应该在实际调查研究过程中，不断检验原有的看法，或者加以补充、丰富，或者修正以至根本推翻它，而不是把它作为框框来套客观现实。
框框的产生，有的是认识方法上的问题，也有的是态度问题。有的人有个人主义情绪，为了个人的目的，带着框框下去收集材料，搞调查，为他的观点找证据，以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这就是态度问题。但在我们革命队伍中，更多的是属于认识方法上的问题。有的人之所以有框框，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经验或者别人的经验捧若神明，视为永久不变的东西；或是由于他们把书本当成框框，书本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是框框产生的两个根源。前者属经验主义，后者属教条主义。知识分子很容易被书本框住，理论脱离实际，好搬死教条。又因为年轻，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也容易为别人的经验框住，对别人的经验不加分析，全盘接受。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
调查研究是为了认识客观事物。客观事物本来是一分为二的，所以我们也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观察事物、分析事物，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当前我国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基层干部在当前阶级斗争中受到不同的影响，有不同的表现。群众中由于阶级立场不同，觉悟水平不同，认识方法不同，所以对干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映。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就会接触到这些不同的现象，不同的言论，我们都必须好好听一听，想一想，作客观的分析，才能对客观事物取得全面的认识，否则就会犯片面性的错误，把事情搞坏。
我在农村工作时，社员群众对一个生产队的队长有各种反映。当时，我们听到群众反映他有一系列缺点和错误，就认为问题一定严重；听到有人说队长是好的，就充耳不闻，根本不去考虑。在这种“问题严重”的思想指导下，我就对他缺少积极热情。这样一来，事情反倒不好办。我心里还以为自己的阶级观点很明确，一定是他有鬼！
是他有鬼还是我没有对他一分为二呢？分析结果，是我没有一分为二对待他，只看到他的问题，而没有看到他的成绩、优点，他当然不服。
我们又用一分为二的观点重新认识了这一个队长。他贫农出身，祖辈三代要过饭，父亲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本人一九四八年参加解放军，到过朝鲜前线，立过二次三等功，入了党。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时期，他一直走在前头，吃苦耐劳。一九六一年任生产队长之后，一贯劳动积极，从不计较工分。他爱护集体。一九六三年冬他去仪征为队里买牛，本来可以连人搭牛乘汽车回来，但为了给队里节约四十元钱，牵牛徒步走了五天，一路上怕牛挨冻，在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脱下自己的棉大衣披在牛背上。社教运动中，生产队母牛下了小牛，他彻夜不眠，守在牛棚里细心照料。但由于文化水平低，工作方法有些简单，得罪了一些人。把他的成绩和缺点比，成绩是主要的。经过这一次分析，眼睛一下亮了许多。他基本上是个好干部，是我们的阶级弟兄，有缺点错误，应该热情帮助他。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对他的态度也随之转变了。首先肯定了他的成绩和优点，也严肃地指出他的问题，要他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革命，并且热情地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具体困难。他更加积极起来，主动搞好生产，自觉革命决心也很大。
我深深体会到用一分为二观察事物和分析事物太重要了！离开一分为二，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就会犯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给工作带来损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就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对一定的阶级、一定的人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对这个生产队长来说，也就是既看到他的阶级出身，在过去阶级斗争中的表现，也看到他在当前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并以当前的表现为主。既看到好的方面，又要看到他的缺点错误，从这两方面中找出基本方面，确定他的阶级本质。对于他的缺点错误，既要分析主观原因，又要分析客观原因；既要分清阶级根源，又要分清认识根源，而不是一概归于思想意识的不好。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法。离开一分为二的阶级分析，必然得出片面的错误结论。只有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坚持一分为二，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客观实际情况，做好工作。
紧紧抓住主要矛盾
我们在一个生产队蹲点，发现这个队的生产不够理想，比别的生产队落后。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想把原因找出来。
根据初步了解，队里生产搞得不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部分土地土质不好，肥料不足，出勤率不高，生产资金不充裕。另外，队里还有个“队办”副业——纸厂。但这些因素中，哪个是主要因素呢？影响生产的主要矛盾在哪里？
我们原先以为是土质和肥料的问题。但是跟别的队一比，这个队土地多，除了土质差的以外，每人平均数还比别队多。肥料应该也不成问题，五条牛的牛粪，集体还养了二十多头猪，社员家还养猪。猪粪人粪之外还有两只泥船可扒泥，加上国家供应的化肥，这些肥料全用上并不少啊！那么是什么问题呢？出勤率不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关键究竟在哪里，一时找不出来。后来，专为生产开了个贫协、队委、积极分子和老农联席会议。会上一个贫协委员说：“纸厂不关门，生产就难搞好！”到会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这下提醒了我，经过与群众一起分析，认定纸厂是队里生产搞不好的关键。因为办厂的方向道路不对头，纸厂不恰当地占用了生产队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的劳力。有手艺的社员出去了，他们担心集体农业生产搞不好，还是自己出去做工，赚几个钱过日子。在家劳动的社员也有点泄气。这样，生产怎么能搞好呢？不仅如此，纸厂还抽调了集体生产资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过这一分析，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矛盾不解决，农业生产就搞不好。生产搞不好，其他矛盾也解决不了。事实证明了这一着抓得对。纸厂停办以后，我们对社员进行了种田为革命、以革命精神种田的教育，加上其他组织措施，出勤率就迅速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一百，肥料也能及时下田，社员们的生产劲头很高。今年麦收，三麦平均亩产较去年增产七成以上。
我们深深体会到，调查研究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就要占有丰富的感性材料，透过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调查研究中一定要努力捕捉事物的主要矛盾。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只有紧紧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了它，其他矛盾才会迎刃而解。所以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捕捉主要矛盾的过程。
不断反复地调查研究
事物的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藏在现象的后面，光靠我们对它一次两次的接触，是捉不住它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事物更是如此，必须反复进行多次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到它的真实情况。
一个下中农出身的贫协委员，我们通过了解和跟他本人接触，觉得这个人劳动很积极，社会活动也能积极参加，给我们一个好印象。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了解得更多了，觉得这个人自私，要补助粮食。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的本质是好的，积极参加运动，敢于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关心集体，但他也有个人主义思想。不过，要补助粮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他夫妻两人都是大劳力，又没小孩。我们不了解情况。没有关心他的生活，他把困难提出来了，这怎么叫自私呢？
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这样，对一个复杂的事物或者社会现象，更不是一次调查研究所能完成的。因为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了、变化了，我们就不能守着老一套，而必须重新到实际中去，对变化了的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取得新的认识。所以，一次调查研究之后，就不能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切问题，而必须不断反复地调查。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主观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情况，客观形势变了，而人们的认识还没有变，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但在通常情况下，则是由于人们懒于对客观情况作经常地、反复地调查研究，守着老一套，凭着老经验办事。这样，认识上没有不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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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方法对调查研究是重要的，但方法要人去掌握和运用。假如对调查研究没有正确的态度，再好的方法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毛主席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九○页）我们应该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和虚心、踏实的正确态度。有了正确的态度，掌握了调查研究的方法，才能真正把调查研究工作搞好。
（上面两篇文章，原载一九六五年《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九卷第一期，本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