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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戏剧界的“祖师爷”、反党分子田汉斗倒、斗垮、斗臭
编者按：自封为戏剧界“祖师爷”的田汉，是文艺界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艺界反党头目周扬的庇护下，田汉一直窃踞着前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在戏剧界招降纳叛，兴风作浪，推行着一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
建国十多年来，戏剧界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的。在历次斗争中，田汉总是顽固地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猖狂地进行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田汉留恋资本主义，仇视社会主义。他对维护旧制度的反革命戏剧艺术，热心提倡，拚命鼓吹。他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革命现代戏，横加指责，疯狂反对。他对改革旧京剧的伟大革命创举，百般阻挠，竭力破坏。田汉拚命鼓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戏剧艺术，反对无产阶级的戏剧艺术，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从京剧革命开始的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破了周扬、林默涵、田汉等人的重重阻碍，摧毁了他们一伙的反革命复辟阵地，揭出了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但是，要彻底斗垮他们，彻底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还要经过严重的斗争。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使文艺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全胜。
田汉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戏剧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一切隐藏在党内的反党野心家阴谋篡党、篡政、篡军，篡夺文艺领导权，就一定要贬低、歪曲、攻击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田汉也是如此。他咒骂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诬蔑毛泽东思想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周扬的指使和庇护下，田汉在戏剧界，在他所到的地方，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一九五六年，田汉发表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等大毒草，还亲赴湖南、广西等地私自召开所谓“老艺人”座谈会，煽动和指挥戏剧界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充当了右派进攻的主帅和急先锋。
他诬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空气不浓，有人不敢说话”；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空虚的东西”，是“头脑发热”。
一九六一年，田汉采取了借古讽今的阴险手法，打着历史戏的幌子，炮制了大毒草《谢瑶环》，疯狂地煽动一切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的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田汉肆意诋毁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这个光辉的著作，诬蔑为只是“纠”一时一地之“偏”的讲话，现在已经过时。毛主席指示我们：
“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田汉则说：“我们今天的创造，如果离开传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毛主席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田汉却说：“我们传统的东西是那里来的呢？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讲的，它是‘封建艺术’。”等等。
田汉全面否定革命现代戏，把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现代戏，诬蔑得一无是处，一塌胡涂。他胡说革命现代戏有“危机”，是“开水戏”，是“一阵风”，诬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号是“徒然使话剧题材越来越窄狭，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好尚”。田汉顽固抵制戏剧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诋毁我们不演或少演资本主义的外国戏是国耻；他还辱骂戏曲改革是不“尊重”封建主义的“戏剧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
田汉一有机会就大肆吹嘘和贩卖“三十年代”戏剧的资产阶级黑货，什么三十年代的戏剧有“革命性”又有“文艺性”呀！什么三十年代的戏剧工作者早已找到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工农兵结合”了呀！什么“三十年代”的戏剧已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开辟了道路”呀！田汉及其一伙，就是用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黑货来抵制毛主席文艺思想，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在文艺界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
一九五七年，田汉在与周扬进行策划之后，纠合夏衍、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联名抛出了“话剧运动五十年纪念”的建议书。田汉不仅是这次阴谋活动的主谋者，而且赤膊上阵，公开叫嚷要总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经验，来“改正当前的工作”。这次纪念活动是解放后戏剧界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复辟预演。
田汉是一个党和人民的可耻叛徒，是一个反共老手。自二十年代起，他就投靠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一九三二年，他混入党内，一九三五年，在南京被捕时叛党，出狱后就大写大演反共戏剧。一九三八年，田汉发表了《春帆楼上的对话》，这个剧本通过卖国贼李鸿章和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伊藤博文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的对话，辱骂革命人民对卖国贼的揭露是讲“便宜话”；直接配合了当时蒋介石匪帮搞的对日妥协投降的大阴谋，和毛主席对于蒋介石的民族投降主义的揭露和斗争唱对台戏。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田汉选集》里，还收入了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的反动剧本《芦沟桥》。
田汉还费尽心机地为叛徒、汉奸卖国贼涂脂抹粉。他宣称：“一个人，有很长的历程，选他一点好的，略掉其他，这就是批判。”他把侯方域、李秀成、杨延辉、曾国藩、李鸿章、陈独秀、胡适……当成大人物，大英雄，要给以“肯定”，要为这些人写戏立传。他对美化叛徒、胆小鬼，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活命哲学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也非常赏识，甚至无耻地提出要向苏联修正主义的文艺“学习”。他的这些活动，在国际上是为了配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推行假反帝真投降的叛徒路线，在国内则是为了给资本主义复辟创造精神条件。
田汉一贯自封为戏剧界的“老头子”和“祖师爷”。他招降纳叛，收买、拉拢戏剧界和社会上一批牛鬼蛇神，结成死党，合伙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田汉疯狂叫嚣“今天要逼得我们非成立自己的组织不可”，并且无耻鼓吹“话剧界要有自己的领袖”。很明显，田汉策划的“自己的组织”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党，他自命为这个复辟党的领袖。
田汉极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顽固地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极力抵制、疯狂反对。在一九六三年底召开的剧协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他直接对抗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田汉却说：“十四年来，都有些成就。”
毛主席指出：“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田汉却说：“死人也要”。他甚至混淆是非，说“现在我们写雷锋，他也是死人呀！”
毛主席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田汉却说：“一条腿走路，也会出毛病的。”他嘴上讲要“两者并举”，实际上是继续推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艺术。田汉甚至丧心病狂地诬蔑毛主席的批示“没有多大价值”。他还赶赴上海，公开反对和破坏提倡革命现代剧的华东话剧会演。
田汉在一九六四年文化部门的假整风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顽固的抵抗，毛主席批评文艺界：“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田汉在他的“检讨”中却说：我总觉得自己十几年来基本上还是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我早就写文章、讲话，强调要深入工农兵了。并说：“倘使错了，至少是迷途未远。”假整风结束后，他又在周扬等人的庇护下依然坐在戏剧界“祖师爷”的宝座上。
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丑恶面目已经原形毕露。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这个戏剧界的“祖师爷”、反党分子田汉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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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怒斥叛徒田汉
何成
早在三十年代，周扬、田汉等一伙，为了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竟对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伟大文化战士鲁迅，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进行围攻。
鲁迅是看透了他们的。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曾经憎恶地写到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对他的一次找上门来的挑衅：“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鲁迅当面给以痛斥。说他们打着“左联”的旗号，“借革命以营私”，“不是正路人”。
田汉的丑恶嘴脸，在鲁迅的笔下曾经多次地给以揭露。一九三五年二月，鲁迅在一封信中说：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①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他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②。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村人③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化名绍伯④，说我已与杨村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⑤，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让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村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对于田汉的这种背后射暗箭的鄙劣行径，鲁迅又公开怒斥道：“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后来，鲁迅在通信中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按即田汉）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鲁迅在另一封书信中愤慨地写道：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⑥，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鲁迅对田汉的公开回击，真正刺痛了这一伙背后放暗箭的射手，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说：“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鲁迅在这里所提到的为田汉辩护的“‘战友’之一”和
“姓沈的‘战友’”，正是指同田汉合穿一条裤子的周扬、夏衍等人。在鲁迅的笔下，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披着“左联”外衣的“革命作家”，究竟是那一营垒中的人了！
①反动文人苏汶等，一贯
反对左翼文艺运动，自称为
“第三种人”。
②即廖沫沙化名“林默”写的《论“花边文学”》。鲁迅说：“花边文学”“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③是一个叛徒，鲁迅斥之为“革命场的一位小贩”。
④即田汉。鲁迅的信刊载在刊物的头一篇，末尾是杨村人的。田汉像抓住什么把柄似地便在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大晚报》上，污蔑鲁迅替杨村人的“压轴子”戏“打开场锣鼓”。
⑤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曾经对田汉的污蔑给以回击。
⑥指田汉被捕后在南京叛变投敌的事，鲁迅曾经不齿地斥责田汉为国民党充当吹鼓手，“在南京大演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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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踢开戏剧革命的绊脚石
高红扬
十几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一直窃踞着戏剧界的领导职位，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他与周扬、林默涵等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采取了各种手法，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抗。他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竭力推崇“名”、“洋”、“古”，千方百计反对革命现代戏，百般阻挠和破坏京剧改革，在戏剧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
术的狂热鼓吹者
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必须积极为经济基础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指示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但是，多少年来，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这是由于周扬、林默涵、田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地抵制和抗拒的结果。
为了保持这种历史颠倒的局面，田汉一直抗拒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及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恶毒地攻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艺术发展的“障碍”；咒骂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宗派主义”，是“一家鸣锣的非民主倾向”，竭力鼓动人们起来“积极去反‘左’”，去扫除这些“障碍”。他对于传统戏曲不分精华糟粕，全盘肯定，诬蔑我们对传统“推翻有余，推进不足”，甚至发出“不要忘记了祖宗”的反动叫嚣，声色俱厉地威胁说：“有些戏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去改。”田汉妄想借此吓住我们，束缚我们的手脚，好让牛鬼蛇神大肆出笼，各种毒草任意泛滥。其实，对于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文化，我们何止是“改一下子”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跟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是势不两立的。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的任务，就是要扫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不破不立，经过这种革命，荡涤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才能创造真正有人民大众的内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戏剧来。
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必须革命；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就必须改革。这是历史的要求，历史的权利。可是田汉死抱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放，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企图使它得免于死亡。我们反对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出现神仙鬼怪，田汉却说：“神也好，鬼也好，戏剧上都是允许的。”我们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田汉却说：“不能说忠孝节义全是封建道德，写神仙鬼怪的全是宣传封建迷信”。我们反对帝王将相，田汉却说：“从帝王将相到清官都不应该一概否定。”……总之，田汉处处唱反调。他打着“批判地继承”的幌子，进行着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我们认为传统戏曲的内容有许多是很难继承的，例如鬼神、宗教，我们怎么能批判地继承和推陈出新呢？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共产党员，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上帝。又如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们的天经地义的道德，是要压迫人、剥削人的，难道我们能批判地继承它们吗？田汉要我们把这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其目的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让我们永远成为旧世界的奴隶。
压制革命现代戏的罪魁祸首
田汉在大肆吹捧传统戏曲的同时，竭力贬低革命现代戏；在狂热提倡传统剧、历史剧的同时，拚命压制革命现代戏。他反对作家去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题材，说这些剧作“题材重大而思想内容不高，甚至是低劣的”；他反对歌颂党、歌颂三面红旗，说这些剧作是“失败”的；他反对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说这些剧作是“不成熟的、畸形的产物”。他胡说我们搞革命现代戏已经脱离群众，面临危机，造成混乱局面，甚至叫嚷：我们坚持现代戏的方向是个“错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批评：“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而田汉竟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剧协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抗拒这一批评，恶狠狠地叫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死人、外国人也要。”直到一九六三年，他还贼心不死地作诗来攻击党：“堪笑明明两条腿，走来常是不均匀。”
一九六四年，当革命现代戏蓬勃发展的时候，周扬、田汉一伙的破坏活动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时，上海正举行规模空前的华东区话剧会演。田汉在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授意下，去上海纠集瞿白音、周信芳等一伙开会，与华东话剧会演唱对台戏。他们一起说黑话，写黑诗，无耻地吹捧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恶毒诬蔑华东话剧会演中的优秀剧目，妄图把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的革命现代戏赶出舞台！
长期以来，田汉等人利用职权，制造了种种理由，反对京剧革命，破坏戏剧改革。每当我们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进行革命，他们就跳出来挡住我们的去路，百般阻挠，横加压制。因此，我们在戏剧革命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例如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等革命京剧的样板戏，便是在江青同志等亲自主持和指导下，同周扬、林默涵、田汉等一伙进行艰苦的斗争，冲破了重重困难和阻挠才搞起来的。
被推翻了的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田汉之流从他们那种反革命的政治敏感出发，预感到被他们加倍保护的牛鬼蛇神，就要被革命的人民像打扫垃圾一样，从社会主义戏剧舞台上清除掉，而革命现代戏骂又骂不倒，挡也挡不住，于是他们就耍尽花招，用“平起平坐”，“两条腿走路”作幌子，以达到他们最后把革命现代戏挤掉，扭转社会主义戏剧方向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九六四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举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高高举起了京剧革命的大旗，这就给田汉之流敲起了丧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兴起，使田汉之流更加惊慌失措，他们便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企图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但是，革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终于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及其一伙揪出来了。只有把这些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脚踢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戏剧才能胜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