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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突出政治？
在大庆，政治工作无所不在，时时事事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
编者按：怎样在企业里突出政治，是很多同志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本报今天登载的《怎样突出政治？》一文，从各个侧面，介绍了大庆的政治工作。大庆油田党委把政治工作放在议事日程的第一位，主管行政、技术的领导干部也是首先抓政治思想工作，家属也很关心政治。总之，在大庆油田，政治工作无所不在，时时事事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这是他们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突出政治，就是做人的工作，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组长时士敏帮助王清芳进步的事例，生动地说明了，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仅仅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是很不够的，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突出政治，就要做人的工作，进行阶级教育。用什么武器去做人的工作呢？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提高群众觉悟，解决思想问题的最有力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把群众武装起来。在群众中造成读、讲、用毛主席著作的风气，遇到问题，先讲毛主席的著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是大庆突出政治的基本经验。
政治的位置
来大庆之前，经常听到过一种说法：“政治是软任务，生产是硬任务。” “生产和政治比，是政治重要？还是生产重要？”
大庆早已不存在这个问题。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不是什么硬任务、软任务的问题，也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没有政治，就没有社会主义生产的问题。一位钻井队司钻魏光荣同志把他的经验和教训作了生动的概括。他说：“光抓钻头，不抓人头，吃了苦头；抓了人头，再抓钻头，尝到甜头。”他所说的“人头”，就是做人的头脑里的政治工作。
大庆在日常工作中是这样处理政治和生产的关系的：抓生产从政治入手，抓政治从生产出发。要谈领导，就不能单纯地谈什么“行政领导”，“技术领导”；我们说的领导，首先就是政治领导。离开政治领导，实际上也就不成为行政领导或技术领导。政治工作者同行政工作者、技术工作者要有分工，但是，分工不是“分家”。如果分工的结果，分出了“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或“空头政治家”，那就很不好了。主管行政、技术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政治形势，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主管政治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人员也必须熟悉生产，推动生产工作。
我们曾经问过大庆党委同志：“党委会多少日子讨论一次政治工作？”
想不到，这个问题竟使对方感到为难。他想了一会儿，才说道：“也可以说，我们每次开会，都是讨论政治工作。我们不管布置什么工作，都是首先研究它的政治意义，研究怎样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由群众自觉自愿地完成这个工作。”大庆党委会总是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仅仅推给政治部门去做。
党委抓政治工作，行政、技术领导也抓政治工作。有一位非党的总工程师说：“过去我下去第一是抓生产；第二是抓数据；第三是抓图纸。到大庆以后，首先是抓政治思想，第二是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第三是抓作风。然后，才抓技术工作的问题。这样抓法，逐渐就出现了高标准的技术水平。”
紧跟毛泽东思想
在大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都能经常学习毛主席著作，职工家属也注意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职工群众中，读、讲、用毛主席著作成风。大家以阶级斗争为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是突出政治的根本标志。
这里，人们常说：“要跟毛泽东思想、跟党中央和毛主席”，而且要“跟得紧，跟得快，跟得准，跟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马上就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学习了，讨论了，立即见诸行动。在行动过程中，继续学习和讨论。这里还有所谓“九热一冷”的说法，意思是在热热烈烈地干一段工作（也不一定是九天）之后，就要冷静一下，运用毛泽东思想把工作总结一下。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跟得准，跟得好”。
大庆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极其认真。他们认为，解放军跟毛泽东思想，跟党中央和毛主席最紧、最快、最准、最好。这正是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共性。这种共性，是主要的、基本的、大量的。从这一点出发去学解放军的具体的政治工作经验，就感到亲切了，就能用得活了。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后，进一步使毛泽东思想在人的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深深扎根。
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中，广大群众采用了许多好经验、好方法。如：“带着问题学，心里有了钩，挂得住，学得懂，记得牢，用得上。”“没事不出门，出门书跟人”。“大地当书房，有空读几行。”“语录好，容易懂，记得牢，费时少，见效快。”这些话，一经出口，不胫而走，形成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浓厚的政治空气。
群众的政治
多数人做政治工作，而不是少数人做政治工作，这样，政治才能突出。
毛主席说：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大庆领导机关曾经提醒干部注意解决“我们到底是靠群众，还是管群众”的问题。大庆多数人自觉地做政治工作，正是靠群众而不是管群众的结果。
一些外地同志到大庆考察政治工作，不是先找职工谈，而是先去看家属。因为，这是企业中政治工作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
现在，大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家属都已经参加了农副业生产和其他劳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宿舍是家属动手盖起来的。家属是大庆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引起同志们注意的是家属们那么认真地学毛主席著作，那么关心政治。家属把劳动当作革命干，这表明政治工作真正做到了家。许多同志认为，大庆妇女不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而是在思想上和劳动中彻底解放了的妇女。这些来访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动例子。
有一位职工家属，为集体放牛，成了劳动模范。她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见了还害怕。后来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把放牛看作是自己干革命的任务，勤学苦练，一个人可以放五十多头。放牛要起早，可是梳辫子耽误时间，决心把它剪掉。丈夫不同意，说是剪了辫子“男不男，女不女”。她从政治上跟丈夫讲道理，丈夫还是不同意。一天，她自己把辫子剪掉了。丈夫大为生气。附近的家属听说他们为这件事情闹了别扭，都来做政治工作，打通男方的思想；家属干部告诉这位丈夫，他的妻子是劳动模范、标兵，是值得学习的人，为什么因这件小事跟她闹别扭呢？男的受到教育。第二天上工时告诉妻子说：“咱们年底见，我一定当上‘五好’工人来见你。”
家属们过去碰到一起，常常评头论足，比吃比穿；现在大家闹革命，比对国家的贡献。过去职工是“班上刮东风，家里刮西风”，现在却是男工女农，共同学习，携手并进了。工人说：“我们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有天天督促自己进步的亲人了！”不放松小事细事
时时事事突出政治，政治才能突出。
大庆的同志认为，在生产高潮中，固然要突出政治，在大量的、日常的、具体的、细小的工作中，同样要突出政治。
机器上掉了一个螺丝钉，图纸上漏了一个不重要的“点”，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件小事，可是，在大庆，却经常被当做不能放松的大事。他们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思想上看问题，认为这是丢了革命作风，丢了革命传统，丢了革命责任心的问题，所以要从思想政治的角度进行检查，直找出教训为止——当然，这仅仅是为了接受教训。正因为人们一再被这种教训所提醒，才逐步认识到时时事事突出政治的必要。一二○五钻井队司机苏顺国说得好：“我以前对‘小事’从不放在心上，认为干工作哪有不疏忽一下的？现在认识到事在人为，只要我们在工作中有高度负责的思想，就不会出问题。”
在大庆，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一类的故事：
有一个叫王清芳的女同志，开会常迟到，工作上有时精力不集中。组里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务事都要自己干。事一多，孩子一闹，就提不起精神来干工作。他们热情地帮助她减轻了家务负担，她就积极起来了。可是，过了一个时期，她的工作劲头又下降了。一了解，原来她的宿舍取暖设备差，房子冷。组长时士敏半夜下班后给她拣柴禾，大家把热菜热饭送到她家里。这样，她又积极起来了。她这两次转变，使组长不能不想到：她为什么一碰到具体问题，情绪就低落呢，现在的进步能巩固吗？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到了答案：要帮助一个同志进步，光解决具体问题还是不够的，只有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帮助她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才能使她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经得起任何困难的考验。于是，组长就和她一起学习《纪念白求恩》，帮助她认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样，她逐渐地解决了工作和家务事的正确关系，持久不懈地作好了工作，把家务事安排得有条有理，而且还能帮助别的同志。
人们不放松小事细事，还因为大事常常是小事细事发展来的。平常有了锻炼，到生产高潮的紧急情况下，就过得硬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法：生产高潮必须是突出政治的高潮，必须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生产高潮越深入、越发展，思想斗争就越尖锐、越复杂，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就越要出来表演，因此就越要突出政治。反 复 的 斗 争
要突出政治，就要同忽视政治的老习惯作斗争。在大庆，这种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大庆从会战第一天起到现在，已经反复进行了许多次，看来这种斗争，他们还准备继续进行下去。
有这样一个队长，他领导的队，五年来工作一直上不去，总跟着别队的“屁股后转”。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曾发生五次事故，第一次，他的结论是“岗位责任制不严”；第二次，他认为是“平常对工人批评得不够”；第三次，他又说是“井长、技术员检查不严”；第四次，他责备工人“技术不过硬”；第五次，他说是“工人搞技术革新造成的”，宣布以后“不许在工作时间搞技术革新”。五次“苦头”没有把他教育过来；领导同志、指导员、工人同志的多次批评，也没有能打动他。他向领导同志说：“你体谅体谅我们吧，基层的事情太多了！”又向给他提意见的党支部委员（工人）说：“你说做思想工作，我也同意；可是，我们的‘刮腊片’掉到油井里了，你用思想工作给我捞上来吧！”直到最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才慢慢想通了。工人向他提出要求说：“希望你用毛泽东思想带我们！”这话对他震动很大。他说：“我参加革命二十一年了，还不会革命。不会革命，就表现在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从此，他才懂得，突出政治不仅可以使大家又快又好地处理事故，而且可以防止事故、消灭事故。
这样的例子说明，忽视政治的倾向，既有阶级根源，也有认识根源。因此，必须反复地进行斗争，一劳永逸的办法是没有的。有的地方没有进行这种斗争，却轻率地宣布已经突出了政治，这只不过是因为没有突出政治而已。
此刻，大庆正在进行“冬季政治整训”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全面地检查突出政治的情况。全体同志正用表扬和批评的武器，通过评选“五好”职工和五好单位，突出政治，并且对忽视政治的倾向作斗争，广泛地表扬突出政治的人和事，批评忽视政治的人和事。毫无疑问，经过这次检查，大庆必将更进一步地突出政治。
本报记者 安岗 郭小川 程晓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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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厉惩罚窜扰华东上空之敌
我空军击落美制蒋机一架
林彪副总理嘉奖空军部队的胜利
新华社九日讯九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了窜入我沿海骚扰破坏的美制蒋机一架。敌机残骸坠入海中。
新华社九日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嘉奖令，表扬九日下午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蒋机一架的空军部队。
嘉奖令说，你们在这次战斗中，行动迅速，动作准确，战斗勇敢，指挥正确，取得了战斗的圆满胜利，给敌人的骚扰破坏活动以严厉的惩罚。这是你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把各项工作落实于战备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把各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争取在今后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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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接见一些会议的人员
新华社九日讯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叶剑英、谢富治等领导人，今天下午接见了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农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化学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一些会议的全体人员，以及来北京演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的全体人员。（附图片）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叶剑英、谢富治等领导人，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部门在北京召开的一些会议的全体人员和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的全体人员。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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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
说明中古贸易问题的事实真相
卡斯特罗总理在哈瓦那群众大会上所谈一九六六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所谓中国将长期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和米糖交换比例，以及所谓中国拒绝商谈古巴利用经济贷款弥补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召开前夕，卡斯特罗总理突然异乎寻常地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双方正在进行的初步贸易谈判情况，我们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相信古巴人民完全能理解中国人民的立场，中古人民的深厚友谊必能加强。
新华社九日讯 一月二日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在哈瓦那庆祝古巴解放七周年群众集会的讲话中以很大的篇幅谈到了中古贸易的问题。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本社记者特地访问了我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谈话，问题和答复全文如下：
问：卡斯特罗总理在一月二日群众大会的讲话中提到，一九六六年中古两国的贸易额比一九六五年下降了，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是否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一九六六年中古贸易谈判情况。
答：由古巴对外贸易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伊萨梅尔·贝略同志率领的古巴对外贸易部代表团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来北京，同我对外贸易部相应的代表团就一九六六年的两国贸易进行初步商谈，这一商谈正在进行中。
根据我部代表团的报告，目前双方代表团初步商谈的一九六六年中古两国的贸易额比一九六五年是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而相当于一九六四年的水平。卡斯特罗总理说，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下降到了“比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何贸易年度都低的水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每个国家都根据它当时的经济状况，安排各自的对外贸易。因此，在国际贸易中，贸易额有时高有时低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几年来，中古两国的贸易额也是这样，一九六一年高一点，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低一点，一九六四年高一点，一九六五年又高一点。如果一九六六年有所下降，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在贸易上是相互支援的，同时又是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互通有无的。在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一方不能满足对方需要的情况是常有的。这种情况在中古过去几年的贸易谈判中发生过，在这次商谈中也碰到了。我们有一些商品没有满足古巴的要求，同样古巴也有一些商品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在这次商谈中，古方提出要求我们在一九六六年供应古巴二十八万五千四百吨大米，这比前几年我们一般每年供应古巴十二万吨到十三万五千吨大米的数量多了一倍。一九六五年我国的粮食收成虽然比较好，但仍不能满足我国各方面、包括援助其它国家的需要。我部代表团在同古巴对外贸易部代表团谈判中，一方面坦率地说明了我们的困难，另一方面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提出在一九六六年提供古巴十三万五千吨大米，保持了一九六四年的水平。这些情况古巴同志是完全清楚的。
问：卡斯特罗总理说，他曾经建议用两吨古巴食糖换一吨中国大米，并认为这个交换是“长期的”。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
答：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卡斯特罗总理向我国驻古巴大使王幼平同志建议，古巴希望每年用三十七万吨糖交换我国二十五万吨大米；交换的比例是一吨半糖换一吨大米，而不是象卡斯特罗总理在一月二日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用两吨古巴糖换一吨中国大米。当时中国政府慎重地考虑了卡斯特罗总理的这个建议，同意在一九六五年一年内给古巴提供二十五万吨大米，但未答应每年照此数供应，也未接受卡斯特罗总理提出来的米糖交换的比例。一九六五年中国提供的二十五万吨大米按实际合同价格折算，而糖的价格仍按原来双方商定的合同价格计算，因而古巴的一吨糖换中国的一点一二吨大米。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幼平大使向古巴代理外交部长托拉斯同志送交一份中国政府对卡斯特罗总理关于糖换大米的意见的备忘录，明确答复在一九六五年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并列入一九六五年两国贸易议定书中，糖价按中古两国政府有关合同规定，米价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这是有案可查的。
中古两国政府从未签订过长期由中国按年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的协定。在中国答复卡斯特罗总理的建议以后，古巴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在同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的接触中，从未提出要求中国长期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的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以古巴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马尔多纳多同志为首的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和签订中古两国政府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长期贸易协定和一九六五年贸易议定书的时候，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很显然，卡斯特罗总理认为中国将长期供应古巴二十五万吨大米，是没有根据的。
问：卡斯特罗总理在讲话中还提到中国给古巴的经济合作贷款和贸易贷款的问题，卡斯特罗总理说在一九六六年两国贸易谈判中，古方提出利用经济合作贷款来弥补对中国贸易逆差，“中国方面回答说，他们不能决定利用经济贷款的问题，应该在政府级提出这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答：一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古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中国政府给予古巴共和国政府以无息的和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贷款二亿四千万旧卢布（相当于六千万美元）。根据协定规定，这笔贷款是以成套设备和技术的方式提供，帮助古巴经济建设。这同贸易贷款是两回事。如果古方需要将这笔贷款用在其它方面，应该经过两国政府商谈解决。比如，一九六五年经中、古两国政府协商，用经济合作贷款的一部分（相当于一千五百万美元），弥补一九六五年中古贸易执行中古巴对中国贸易的逆差。
在一九六六年的初步贸易谈判中，古方提出要动用经济合作贷款的部分余额，来弥补对中国一九六六年的贸易差额，这本来是可以商量的。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执行两国经济合作协定的问题，按照我国政府部门的分工，这个问题是由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的，因此我方代表团表示希望古巴有关部门同我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商谈，这是很合理的答复。但至今古巴并未同我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就此问题进行接触。而卡斯特罗总理讲话中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中国拒绝进行商谈，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问：你对卡斯特罗总理公布中古两国一九六六年贸易初步谈判情况的讲话有何看法？
答：根据中古两国贸易谈判惯例，一九六六年两国贸易先在北京进行初步商谈，然后由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哈瓦那正式签订年度议定书。现在古巴外贸部的代表团还在北京，双方初步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年度议定书尚未最后签定。古巴政府如有不同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提出来同中国政府商谈。但是卡斯特罗总理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采取了在通常国家关系中异乎寻常的做法，在哈瓦那庆祝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单方面地不真实地公布两国政府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初步贸易谈判情况。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
中古两国的贸易谈判年年有，在谈判中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意见也年年都有。可是，卡斯特罗总理过去从没有采取过现在的作法。为什么现在在三大洲人民团结会议在哈瓦那召开的前夕，卡斯特罗总理却突然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呢？这是值得人们很好地想一想的。
最后，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表示：古巴革命胜利以来，中古两国的关系一直是很友好的。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一向给以高度的评价，视为对中国人民有力的支持。我们相信，古巴人民完全能理解中国人民的立场，理解中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兄弟情谊；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必能排除各种障碍继续得到发展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