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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多多为人民工作
拉萨汽车修配厂锻工 拉珠
人们都说我家是一个美好的工人家庭。这一点儿也不错，我听到这话，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我们全家有三个锻工，两个电工，三个漆工，一个干部。有共产党员，有共青团员。而且大部分都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光荣称号。我们全家生活过得很好。看着我家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谁会想到在六年半以前，我们还被三大领主称为“黑鬼”、“下贱东西”、“黑鬼崽子”、“下贱崽子”呢？谁会想得到在六年半以前，我的一家还过着衣不遮身、食不饱肚、屋不避风、挨打受骂的苦难生活呢？
我是一个铁匠，从十二岁起就在“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造币厂里当牛马。西藏解放以后，由于反动农奴主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实行民主改革，我仍然被束缚在造币厂里，不得丝毫自由。我在厂里每天要做足八千个“嘎马”（西藏原来使用的一种小铜币），如果少做一个，不仅要吃皮鞭，还要被扣工资。为了做够这个数目，我每天天刚发白就要进厂，到天黑了还不能回家。到吃饭的时候，丢一团糌粑在嘴里，一边嚼，一边还得继续干活。尽管这样拚死拚活地干，有时还是做不够定量，于是我一天三个“嘎马”的工钱，一个也拿不到手。我家里人口又多，又拿不到工钱，怎么办呢？我听人说拉萨西郊的解放军需要工人，便跑去了。谁知，我去干了十五天回来以后，管家说我丢下“噶厦”的活不干，去帮汉人干活，犯了大罪，便把我丢进“朗子辖”（即原拉萨法院监狱）关了三个月零十天。我的妻子去找管家求情，管家骂道：“你这个臭铁匠的老婆还配和我说话吗？”吐了她一口唾沫，门也不让进。以后，我的大儿子达娃来看我，向我谈到纳金电站要招收工人，问我让不让他去。我忙对他说：“你快去干吧，解放军跟我们穷人是一家人。”第二天，我的达娃便到纳金电站当了工人。接着，我第二个孩子洛桑也当上了纳金电站工人。这样，我家的生活开始好起来。
民主改革以后，几个解放军和一个工作干部听说我是铁匠，便把我介绍到拉萨汽车修配厂工作。我到拉萨汽车修配厂以后，就感到世道变好了。进厂以前，我连清水糌粑也吃不饱；进厂以后，吃上了大米、白面、酥油和牛肉。进厂以前，我住的是不蔽风雪的破房子；进厂以后，我住的是安着玻璃的明光亮净的宿舍。进厂以前，我穿的是不能遮羞的破氆氇衣服；进厂以后，我穿的是蓝卡其衣服，上班时还穿公家发的工作服。进厂以前，我一天要干十二三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休息，弄得腰弯背驼，还拿不到多少工资；进厂以后，我一天干八小时，除了八十多元的工资以外，还要享受各种劳动保护福利。进厂以前，我是象牛马一样被管家拿着鞭子在后面赶着劳动，受尽了折磨与侮辱；进厂以后，我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劳动，大家都很亲切地叫我师傅，很尊敬我。我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妻子嘎玛央宗后，她笑得合不拢嘴，忙问我厂里收不收孩子？要是收的话，把女儿、儿子都送到厂里去。她的话提醒了我，在得到工厂领导的同意以后，我便把二女儿领进厂里当了徒工。后来又把三儿子强巴，带进厂里来，同我在一个车间里当了锻工。
现在，我的大儿子达娃和二儿子洛桑都是拉萨电厂的技工。达娃到北京去参观过，见过毛主席。他的妻子是个共产党员、机关干部。他俩还有五个孩子。洛桑工作积极，学习努力，技术进步很快，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我的女儿巴桑和格桑也都结了婚。格桑的爱人加央是个漆工，工作很好，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巴桑的爱人西尼格桑是个锻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生产也很使劲。
今年夏天，领导上让我到西藏工人疗养院去疗养。这座疗养院在尼洋河边，树木很多，房屋漂亮，吃的用的样样都好。我能到那里疗养，感到很幸福。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西藏工人的关怀。疗养期间，医生和护士对我们太好了，真是比亲人还亲。医生一天要来看我们三次，给我们检查身体。护士一天要来十几次，给我们送茶送水，送药送饭。服务员要我们三天换一次衣服，换下以后就拿去洗得干干净净。我偷偷地流过好多次泪！我想：要不是党的好领导，党的好教育，我，一个驼背老铁匠，凭什么受到大家这样的尊敬和热爱呢？凭什么享受这一切呢？我只有努力劳动，我只有好好把我的孩子们教育成为革命接班人，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同志们。
我还有一件最大的喜事。八月中旬，我从疗养院回到拉萨以后，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我说：“拉珠啊，你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了。”我一听，心里便乐开了花。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党最懂得我老铁匠的心啊！我虽然劳动了四五十年，但只为党工作了六年多；我虽然五十三岁了，但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才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我要多多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 （央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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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我们西藏建设得更美好
拉萨电厂工人 玛嘎
有人也许只知道有任人宰割的牛羊，不知道有任人宰割的人。我就是一个在西藏封建农奴社会里曾经任人宰割、挨过七刀的人。
我出生在西藏的藏北草原上，从小给一个名叫多木杰的领主当奴隶。我的祖父的牛羊被他家抢去了，我的父亲和母亲是被他家活活打死的，我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是我父母被打死以后饿死的，剩下的我们五个兄妹分别成了他家几个弟兄的奴隶。
多木杰穷凶极恶、动不动就抽刀砍人。我八岁到他家，三十岁逃出来，挨打的次数算不清了，挨砍就是五次七刀。那时，我每天睁开眼，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会不会挨刀！我十岁那年，到山上去放羊，有一只羊羔被狼吃了。多木杰把我叫过去，二话不说，抓住我的发辫，唰地一声抽出腰刀，刺穿了我的右大腿，接着从我腿上挖下一块血淋淋的肉，挑在刀尖上，往我的嘴里塞。他嘴里还骂着：“你把我的羊喂狼，我把你的肉喂你，吃吧，香不香？”我当场晕倒了，他还不放手，硬把我的肉塞进我的嘴里。后来，我的伤口化脓了，肉烂了，多木杰还要把我丢到山上去喂狼，由于其他奴隶的救助，我的性命才被保全下来。以后几年，我又挨了五刀。我经常想：我要是一只老鹰，我就要飞到天上去；我要是一只地鼠，也要钻进地里去；我要是一尾鱼，就一定游进大江大海去……虽然我是一个落进虎口、遍体鳞伤的女孩子，我也要逃走！
一年夏天，我见多木杰骑着马出外去了，忙拿了点糌粑，顺着洛河向下游跑去。不料，他是出去抓马的，回来正碰着我。他把我抓起来，拖到他家的牛圈旁边，叫来他的老婆和弟弟，把我按倒在地，一左一右踩着我的两手，骂道：“你别以为你长大就能跑掉了！告诉你：我管不了你，我的刀子可管得了你！”他抽出了寒光闪闪的腰刀，猛力朝我的右脚踝砍去，我尖叫一声，晕过去了……。
一九五一年冬天，我们草原上传说红汉人到拉萨了。去拉萨朝圣回来的人说：红汉人头上放着红光，是吉祥的人；红汉人是穷人的朋友，富人的对头。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天天盼望红汉人来。我每见来了人，就要看看其中有头上放红光的汉人没有。
一九五九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解放军奉命平叛。解放军很快来到我们草原，消灭了叛匪。接着，党和毛主席又派来了工作队，领导我们组织了牧民协会。我们这些过去任人宰割的牧民和奴隶，站立起来了。我们分到了牛羊，建立了家园，成为草原上的主人。以后，我到草原上的一个化工厂去当工人。我刚进厂，厂里就发给我酥油、糌粑和茶叶，让我住进崭新的帐篷。在这里，工人就是主人，大家都是自觉地劳动，有多大力气就使多大力气。碰到刮风下雪，就停工休息；有病，就到医生那里去看。厂里发给我的工资也很多。这一切，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当时，我们却认为是非常稀奇的事。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吃上饱饭，第一次受到人们的爱护和关怀，第一次过人的生活。我的心象蜜那样甜，象火那样热，劳动特别起劲。又过了一些日子，因为我劳动好，被大家选举为生产组长，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受尽人间苦难的人还有今天！我心里说：敬爱的党啊！是你把我从奴隶主的牢笼里搭救出来，是你教育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就是粉身碎骨，也要跟着党走啊！我请人代笔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了党，我保证永远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
一九六二年，我被调到拉萨电厂当工人。我知道电厂是发出光明的地方，我决心用我的双手好好劳动，使拉萨永远光明，永远灿烂。我到电厂三年以来，没有请过一次事假，没有一次迟到过，没有一次旷工。有时，我因受领主残害留下的旧疾复发了，我坚持着也不肯请假。
现在我已当了六年的工人了。六年以来，我每年都受到奖励，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但是党越表扬我，我越感到惭愧，我觉得党给我的东西太多，我给党的东西太少了。
去年，我到北京参加了建国十五周年的观礼。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全场欢呼起来，我们观礼台上的人立刻转身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和我在相片上看到的一样，他正微笑着向我们招手哩。这时，我真想飞上天安门楼去，握着毛主席的手说：“毛主席，我们在西藏天天念叨着，解放我们百万农奴的人就是你老人家啊！西藏百万农奴要我向你问候，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我离开北京回拉萨的时候，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舍不得离开北京，是因为我愿在毛主席身边多呆些时候；但是我又想很快离开北京，是因为我要忙着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西藏是我的家乡，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天比一天繁荣起来了，但是比起内地来，还差得很远。我们藏族人民，一定要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下，加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加美好。
（央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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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老西藏换新天
巍峨的珠穆朗玛峰高入云霄，人们说它没有党的功劳高；奔腾千里的雅鲁藏布江，人们说它没有党的恩情长。西藏人民齐声欢唱：“党，西藏人民的太阳！”
黑暗高原破晓
十五年前，官家、寺庙和贵族象三座冰山禁锢着西藏的大地，一百多种乌拉差税象毒蛇缠捆着西藏人民；一把政治压迫的利刃，一包神权麻醉的毒药，摧残着百万农奴。那时，一面是穷困、饥饿、疾病和死亡，一面是荒淫、奢侈、贪婪和犯罪。那时，西藏的全部土地、绝大部分牲畜和农具都掌握在官家、寺庙和贵族手里，广大的农奴和奴隶，只不过是农奴主任意宰割的一种会说话的牲畜。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每一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农奴和奴隶被屠杀被流放或被迫逃亡。西藏的田园荒芜了，生产雕敝了，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藏的人口就减少了二分之一。
西藏人民为了生存，为了自由，同农奴主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大批农奴付出了自己的头颅，大批奴隶在牢房里度过了青春。但是人们象在雾海上航行，看不见太阳，找不到正确的斗争道路。
一九四九年冬天，新中国刚刚诞生，毛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解放西藏人民的庄严命令。人民解放军来到西藏，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拉萨，插到了喜马拉雅山上。西藏人民如久旱逢甘雨，黑夜见光明。
毛主席的队伍啊！苦难的农奴终于把你盼到了。多少束鲜艳的花朵塞到战士们的胸前，多少条洁白的哈达挂在战士们的颈项上。人们抚摸着战士们被风霜冻裂的双手，人们牵拉着战士们被岩石挂破的衣衫，感激的泪水不觉淌了下来。人们在生活中第一次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形象：这就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形象，他们对西藏人民无限深情，对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赤胆忠心。西藏人民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了党的光辉，党的力量，从而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刚刚放下长途行军的背包，带着几千里路的仆仆风尘，立即在雪山中，河谷里，草原上，在他们驻守的一切地方开始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只有鸟兽栖息的荒野，搬乱石，斩荆棘，种植庄稼，兴建房屋。他们劈险峰，填深壑，踏过了百座山头，千条河水，修筑了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新藏公路。
在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西藏第一所现代学校办起来了，第一所现代医院办起来了，第一座现代工厂也办起来了。进藏工作人员和战士们又跋山涉水，来到农村、牧场，为贫苦的农奴们发放无偿贷款，治疗疾病。农奴们称解放军是“菩萨兵”，是亲人。
然而，罩在百万西藏人民头上的乌云并没有消散。尽管解放西藏的协议中明确规定：西藏农奴制度必须改革，劳动人民必须解放，但西藏农奴主阶级却坚决反对执行协议，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农奴主挥舞着皮鞭，把农贷粮夺走了。农奴主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恶毒地攻击党和人民解放军，并且还不准农奴到毛主席的“门巴”（医生）那里去看病。农奴们向他们的亲人控诉着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剥削，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们说：不掀掉头上的青石板（指农奴制度），我们会闷死；不斩断缠在我们脖子上的毒蛇，我们会被咬死！
燎原的烈火
历史决不会停止不前，革命的风暴终将兴起，西藏百万农奴要求革命的呼声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潮流。但是，西藏一小撮反动农奴主为了永远骑在人民头上，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支持下，公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
与西藏农奴主阶级愿望相反，叛乱分子在拉萨古城打响的枪声，却成了埋葬西藏农奴制度的丧钟；他们在西藏土地上点着的烽烟，却燃起了西藏人民革命的烈火。百万农奴扭转乾坤的革命风暴顿时席卷了广阔的西藏高原。
多少蓬头垢面的农奴跑出了世代囚居的牛棚，多少遍体伤疤的奴隶走出了祖辈为奴的宫殿，他们翻山越岭为解放军带路；他们赶着牦牛骡马运送弹药和给养；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修桥补路；他们勇敢地与逃跑的叛匪搏斗，消灭漏网的敌人。在取得平叛胜利的基础上，觉醒了的百万农奴和奴隶，风起云涌，象摧枯拉朽一般粉碎了多少年来一直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农奴制度。
西藏贫困和落后的根源——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解体了，土地、耕畜，第一次掌握到广大劳动人民手里，劳动人民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屋和农具。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多少人走上讲台，一把血一把泪地控诉农奴制度的罪恶。
翻身后的幸福和欢乐更是无穷无尽。当农民协会打开农奴主的高楼大厦，让世代蜷缩在臭水坑旁的人们搬进一幢幢华丽的房舍时；当一对对被农奴主逼得东零西散的夫妻，第一次团聚在一起时；当常年流浪乞讨的人们第一次分到了土地，看到自己的丰硕的庄稼时；当过去因为饥饿而抛妻卖子的人们第一次赶着毛驴，把成驮成驮的粮食送进自己的家门时；人们欢乐之情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开口。男的，女的，老人，孩子，唱呀，跳呀，嗓子哑了，还要唱，腿跳肿了，还要跳……。这都是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情，今天变成了现实。让往日的压迫、穷困和旧制度的一切滚开吧！世界是我们的了！
当着民主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到来的时候，拉萨市西郊农村推选了三百多个代表，抬着一束穗长粒大的金色青稞穗，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来到中共拉萨市委，要求把他们这束“吉祥”的青稞穗转交给毛主席。藏北草原黑河县的牧民们把分给的牛羊第一次挤出的奶汁，酿成了美酒，举着酒杯向东方，为毛主席祝福。数不清的农民，牧民，背着糌粑袋，一步一步到拉萨买回毛主席的肖象，他们把毛主席象挂在新居的正中，献上雪白的哈达，他们聚集在油灯下，请识字的人为他们读毛主席著作。
人们编制了多少新民歌，新故事来叙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叙述他们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
新生活的开始
疾风骤雨的革命斗争锻炼了西藏农奴和奴隶。一种完全新型的思想和人物迅速成长起来了。
一直被农奴主踩在脚下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大批农奴和奴隶的先进分子，参加了党的队伍，从前卑贱的受害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战士。
在今天的西藏已经产生了四千多个农奴和奴隶出身的乡长，一万八千多乡人民政权的委员，几百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四千多名共产党员和一万多名共青团员，几万名互助组组长。许多农奴和奴隶还当了区长、区委书记、县长以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更多的人走进了工厂、矿山。并且在他们中涌现了大批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他们正沿着党指示的方向，贯彻和执行着党的方针政策，带领着西藏人民建设新生活。
喜马拉雅山中有个洛扎县，过去曾是黑暗农奴制度下最黑暗的地区。这里偏僻而闭塞，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流放地之一，民主改革以前，在全县一万人口中，有两千多名乞丐。农奴主常把洛扎人叫做傻子，叫做野人，用数不清的乌拉差役逼得洛扎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革命为洛扎地区带来了无限生机。过去被农奴主称为“傻子”和“野人”的人，面貌焕然一新，个个成了英雄好汉。这个县从过去的农奴和奴隶里提拔起来三十多名脱离生产的干部，其中一部分担任着区一级的领导职务。这个县蒙达区有个叫嘎旺洛布的人，今年三十七岁，为农奴主当了十年奴隶，因为受不了农奴主的压迫，又逃跑出去流浪了十年。嘎旺洛布经常想：为什么洛扎人的生活比猪狗不如？出路在哪里？人们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命运，他也把希望寄托在来世。西藏革命擦亮了他的眼睛，为他提供了答案。在民主革命开始不久，党的工作人员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回答道：“我要革命！”开始他是一个积极分子，以后当了农会小组长、农会主任，一九六二年被选为乡长，全乡的党员选他担任了乡党支部书记。去年他又被提升为嘎波区的副区长。
随着洛扎人在政治上的翻身，洛扎地区生产也发生了巨变。洛扎人劈开了千百年来的
“圣山”，挖开了长期封闭的“神泉”，修筑了五千多条水渠，使全县过去经常受旱的三万多克土地得到了灌溉。全县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九年的五百万斤上升到一九六四年的六百九十多万斤；全县牲畜总头数从一九五九年的五万三千头上升到一九六四年的六万三千头。许多人住进了崭新的房屋。人人有了新衣服。在从来没有一个读书人的洛扎，三十二所小学正为下一代传播新的文化。这一切都是在革命后的六年多时间中出现的。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便能创造奇迹！
党领导的西藏革命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而在短短的不到七年的时间中，把西藏社会推进了好几个世纪。长期停滞的农业生产发展了，粮食产量大大增加了，牧业生产发展了，牲畜头数大大增加了。
在民主改革以后，党在领导西藏人民发展生产的同时，又领导翻身农奴和奴隶在文化领域里开始了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大革命。西藏民族从吞米桑保札创造藏文文字算起，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但在西藏农奴制度下，西藏却没有一所正规学校，劳动人民中很难找到一个粗通文化的人，藏文长期为农奴主阶级垄断，劳动人民历来处于与文化无缘的黑暗之中。现在，西藏全区已有了七所中学和八十多所公办小学，在城镇和乡村还涌现了一千五百九十多所民办小学，许多偏远的山村和牧场第一次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这些原来的农奴和奴隶的子弟第一次走进学校的时候，总要要求老师教他们写：“党”、“毛主席”！因为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已经意识到了，党和毛主席给他们的不仅是一个学习文化的机遇，而且是个崭新的时代！党啊！你是西藏人民的太阳，是一切受苦受难人民的太阳！（本报记者 郭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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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西冈乡的历史对照
八月上旬，我们在拉萨河上游墨竹工卡县扎西冈乡，调查了这个乡在民主改革前和民主改革后几个时期的变化。这里的变化是深刻的，和解放前相比，是鲜明的历史对照。
两种不同的景象
扎西冈乡海拔四千米左右，背靠巍峨的工布巴拉大雪山，面临奔腾咆哮的墨竹满曲河。全乡有两千多克（亩）农田。过去人们形容这里是“乱石铺满地，莽草比禾高，秋收一场空，农奴泪汪汪。”那时，六个农奴主依靠着封建特权，霸占了全部耕地、草场、水源和绝大部分牲畜。一百多户农奴被束缚在“差地”上。
民主改革前，扎西冈乡的农奴几乎全部负债累累，有的竟欠下千克、万克（一克约二十八斤）粮食的子孙债。种种苛税，骇人听闻。有三分之一的农奴弃地外逃。
今天扎西冈乡又是怎样的情况呢？短短六年时间，全乡播种面积已增加到二千八百多克，较前扩大了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增加了一倍半，大小牲畜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家家吃饱穿暖，老幼康乐。
从牛角锄到新式步犁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扎西冈乡的农奴和奴隶使用非常简陋的农具从事耕作，犁铧只有二三寸长，铁锨不过巴掌大，小锄跟老鹰的弯嘴一样。人们用牛角锄地，好几下还锄不掉一株草根。一九五九年民主改革时，这个乡的贫苦农奴和奴隶，平均三四个人才有一件农具，十户才有一犋耕牛。生产力十分低下。
现在，扎西冈乡农具已经大大变了样。全乡农民已全部使用经过改革的铁锹铁锄，而且还使用很多从内地运来的优良的铁锄进行耕作。耕地已全用铁犁。全乡各种铁质农具已达一千四百多件，每户都有了一两套犁具，耕牛发展到了二百五十多头。
翻身农民们兴奋地告诉我们，现在他们还有二十三部从内地运来的新式步犁。各个互助组都派出组内最优秀的犁手去学习使用新式步犁的技术。
土地披上新装
几年来，这个山乡改变了过去“干旱山地”的面貌，基本上实现全乡水利化。过去干旱最重的卡加村，如今水渠纵横，流水淙淙，高山坡上出现了明镜般的蓄水库。一九五九年前，这个村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干旱，春天无法及时播种，夏天禾苗枯死。尽管附近也有几条山涧溪流，但过去农奴主们却胡说什么“神山神水动不得”。民主改革后，全村翻身农民们破除迷信，敢想敢干，走上“神山”，挖塘修渠。六年来，卡加村新修和整修了大小水渠共达五百多条，长达四十多公里，新修了三个蓄水库，一千多克土地基本上得到灌溉。去年，卡加村虽遇到连续四十天的干旱，仍比丰收的一九六三年增产了百分之十五。
扎西冈乡的土地，在解放前很难上一筐肥。现在，扎西冈乡地里虽然刚施过追肥，可是村前屋后还有很多小丘般的肥堆，沤制绿肥的粪坑装得满满的，有的塘边还堆着挖上来的塘泥。今年春耕时，全乡平均每克地施底肥二千五百多斤。
生活变了样
随着生产的发展，扎西冈乡翻身农民过上了吃饱穿暖的生活。过去象七、八月份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人要四出流浪乞讨。今天，这个山乡一到傍晚，炊烟缭绕，牧童们打着响鞭把肥壮的牛羊赶回村来，妇女们忙着挤牛奶，骡马驮着新磨的糌粑，叮叮当当地走进村庄，儿童们唱着歌走出校门，农民的房舍里飘出酥油茶的香味，整个山乡呈现一片富裕欢乐的生活景象。
我们参观了贫苦农民洛桑老人的新家园。温暖的阳光正照进他宽敞而明亮的房间。房屋里摆设着藏式木橱、矮脚木床、藏垫，桌几上放着酥油茶壶和磁杯。屋里堆着一袋袋去年的存粮，楼下畜圈里拴着七头奶牛。洛桑老人还有一口大牛皮箱，里面装着几套新做的氆氇衣。放学归来的小孩正在为父母读报，屋子里洋溢着欢声笑语。我们问洛桑过去的生活景况，老人拿出一顶破烂帐篷，并且解开了衣襟给我们看过去被火烫过的肚子上的痕迹。在旧社会里，洛桑老人曾经带着全家仅有的一顶破帐篷和一口石锅，走遍了大半个西藏，哪里也找不到一个“安乐窝”。因为经常以野菜充饥，有时肚子疼痛得满地打滚，只好用烧着的牛粪煨烫肚子。
全乡一百三十户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除了少数的富裕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讨过饭。如今全乡平均每人粮食已达八百二十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户都成了余粮户。平均每户有大小牲畜三十多头。过去吃不到酥油，只能喝领主丢弃的茶渣的农奴，现在家家户户养有奶牛，每天能喝上酥油茶了。许多农民还在门前屋后开辟了菜园，种着萝卜、土豆和小白菜等蔬菜，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过去睡在牛棚马厩里，或者一家人挤一顶破帐篷的人家，如今都有了两三间宽敞的房间，有了专门的牲畜圈棚。
生活改善了，扎西冈乡的人口也增加了。据五个村七十户人家的统计，七年来新添了七十七个孩子，全部生长健壮，无一死亡。过去西藏农村婴儿几乎是生一半，死一半。
农奴制度下，农奴们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他们用念佛珠和豌豆计算简单的数字，如今这个闭塞的山沟已办起两所民办小学，百分之七十的适龄儿童上了学，他们努力学习藏文、算术。有的在小学毕业后，当了互助组的记工员和读报员，有的还到拉萨和内地继续深造。
（本报记者 周郁夫 罗桑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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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汽车修配厂车间一角。
新华社记者 袁克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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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林芝县的乡人民代表、翻身农奴次米（右）、巴桑（中）和卓玛在一起研究生产问题。
新华社记者 马竞秋摄
在拉萨新华书店里。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