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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永远革命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乃东县克松乡支部书记 尼玛次仁
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我们的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作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到拉萨来参加自治区成立大会，心中万分高兴。这几天我想的事情很多，想得最多的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要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我们哪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呢？
我今年三十岁了。我在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里，生活了二十四年。我的父亲是凯松谿卡的朗生（奴隶）。我的母亲是个农奴。按照领主的规定，朗生的子女永远也是朗生，我一生下地，谿卡（庄园）里的花名册上就注上了我这个朗生的名字。我的父亲给农奴主放牛，有一次，有的牛偷吃了庄稼，他就被农奴主代理人派人打死了，那时我才出生一个月。我八岁时，被农奴主抓去送给大差巴扎西家当朗生。
当朗生，那简直象下了地狱。我当朗生的十六年中，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没有一天不挨骂挨打。记得我十一岁时，一次干完活从田间回来晚了，管家抓住我，说我偷懒，把我痛打了一顿，不给糌粑吃，叫我立即回到庄园里去干活。我哭着跑回家向阿妈诉苦，阿妈向扎西求情，说我还小，恳求主人不要再打了。扎西恶狠狠地对我母亲说：“把他留下吧，他是我的人，我愿意把他搓成团放在兜里，随我！我想把他拉成线围在腰里，也由我！”母亲不敢再作声，含泪回家去了。我母亲一走，扎西就叫人用绳子把我的头发拴在梁上，脚尖刚挨着地，还用绳子拴住我的大拇指，他们就这么把我吊起来，从上午打到下午。我被打得几次昏了过去。和我一同在扎西家受苦的朗生，把这事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哭着来到扎西家，哭着求主人不要打我。主人说：回去吧，我没有打他，他在我家里干活呢！母亲求主人放她进来看看我。主人说：那真是笑话，别妄想了！
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一九五九年平息叛乱以后，党派了工作组到我们谿卡来了。这时谿堆已经逃到国外去了。一次，我在路上同工作组的登巴降措同志遇上了（他就是我们昌珠区的现任区委书记），他问我：“你是朗生吗？”我回答说：“是朗生。”他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是来帮助朗生解放的。朗生的生活太苦了，朗生一定要解放，要安家。”我听见他知道我们当朗生的人的苦，我的心一下子就热了。我说：“我们朗生苦得很，过的生活还不如牛马，我们能解放吗？”他说：“能，有了毛主席的领导，一定能解放。你常到我们工作组来吧，来听听朗生解放的道理吧。”从此，我一有空就往工作组跑，工作组里有汉族干部，也有藏族干部，我向他们诉说我当朗生受的苦。我哭了，汉族干部也哭了。工作组的同志又给我讲了好多翻身解放的道理。我把在工作组学到的道理讲给一起受苦的穷兄弟们听了，他们都说，工作组讲的对。大家就都往工作组跑，请工作组帮助我们翻身解放。很快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选我当了主任，还选出了苦深仇大的阿旺（现在是我们乡的乡长）和其嘉为副主任。大家一致要求，同反动领主和农奴主代理人算账。
经过民主改革，我和其他朗生一样，分了房子分了地，搬到了自己的房子里，安下了家。
在这一年十月，我到北京，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从北京回来后，我懂得了，我们能够翻身解放，祖国内地人民能够过上好生活，全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全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我决心努力工作，劳动，学习，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九六○年六月，我被批准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我担任了克松乡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一九六二年，大家选我作了克松乡人民代表。
民主改革以来，我们克松乡的一百二十多户翻身农奴，在党的领导下，办起了十个互助组。我们用互助组的集体力量，克服了许多单家独户无法克服的困难，使生产不断发展，生活逐步改善。六年来，我们全乡一千六百多克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由六克提高到去年的十一克八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都或多或少有了余粮。民主改革以前，除了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全乡找不出一个不赤脚、一个穿一套整洁衣服的人；而现在，我们全乡每个人至少都有两套好衣服。生产资料也大大增加了，一九六○年我们全乡只有二十头耕牛、十九部步犁；而现在我们全乡有耕牛八十头、新式步犁四十部。我们翻身农奴们都希望更快地发展生产，大家都说：要进一步发展生产，我们只有进一步组织起来，才能共同富裕。乡亲们说得很对，我们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走党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
乡里的人们常常对我说：尼玛次仁呀！你是个苦孩子出身的人，你可要好好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千万别忘了过去的苦啊！乡亲们说得对，我决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我更不能忘记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永远跟着党和毛主席，永远革命。
（何小余、黄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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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农奴到共产主义战士
——访西藏林周县藏族女副县长茨登卓玛
七月二十三日，西藏林周县人民代表大会庄严宣布：茨登卓玛以全票当选为林周县副县长。这个消息传出后，林周县的翻身农奴同声赞扬：“选对了，选对了！”人们对自己的江山由茨登卓玛这样的干部来掌管，感到放心。
六年以前，茨登卓玛是一个被农奴主踩在脚下的女农奴。民主改革运动唤醒了整个西藏受苦受难的人们，茨登卓玛当上了乡农民协会主任；一九六一年，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她又当选为林周县的副县长。这个女农奴成长的过程，标志着西藏历史的飞跃。
控诉阶级仇恨
一九五九年春天，西藏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燎原大火。在林周县最早的一次控诉大会上，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农奴从人群中走出来，愤怒地对着叛匪头目、农奴主代理人阿旺扎西厉声问道：“你还认得我吗？”阿旺扎西打个冷颤，低下头去。
那姑娘咬咬牙说道：“你这只吃人的恶狼！是你害死了我的阿爸，是你强奸了我的阿妈，是你抢走了我家的粮食牛羊，是你害得我家一直过苦日子。阿旺扎西，今天我要伸冤，要报仇，要讨还血债！”
她就是茨登卓玛。
茨登卓玛家是拉萨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的农奴。一家九口，种了十八克（克相当于亩）差地。其中十四克地，她家只有耕种收获的义务，没有吃粮的权利。剩下的四克地，打下的粮食她家可以吃，但一年要给农奴主出一个半长差。茨登卓玛是长女，小小年纪就想分担阿爸、阿妈的差役。可是，阿旺扎西规定，给他支差的必须是二十到四十岁的壮劳力。为了活命，十一岁的茨登卓玛被迫去给另一家农奴主当短工。在苦难中熬过一天又一天。
一九五一年秋天，茨登卓玛家遭到新的不幸，阿爸被阿旺扎西害死了。屈死的无处伸冤，活着的还得挣扎。阿妈接替阿爸给农奴主支长差。茨登卓玛担当起养活全家的重担。她先打短工，后到拉萨去做临时工。白天和男人一样背石头，夜晚有时通宵替农奴主割青稞。她经常一天只吃一把粗糌粑。阿旺扎西见她能干活了，就派她到色拉寺给新“活佛”盖经堂、修别墅。当经堂和别墅落成的时候，茨登卓玛遭到了另一场灾难：色拉寺要把她卖给一个叛匪头目当奴隶。那时，她怨自己命苦，她憎恨领主和领主代理人，想找新的生活道路，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不久，西藏民主改革开始了，茨登卓玛立即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控诉大会上她倾吐了满腹苦水，对农奴主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锻炼革命意志
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锻炼着刚刚踏进革命大门的茨登卓玛。她虽然向阶级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但她对待阶级和阶级斗争，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她恨透了阿旺扎西，觉得自己一家人受的苦太深了，可是她还意识不到整个阶级的压迫。参加控诉会后不久，她当选为卡孜乡农民协会主任。在党的工作组的帮助下，她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在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她经常在地头上摆着石子，帮助农奴们算农奴主的剥削账；在小土屋里，她和贫苦农奴们一起吐苦水，挖穷根。这时，茨登卓玛逐步觉悟到：农奴的苦难，都是农奴主造成的。是农奴的血汗养肥了三大领主，是农奴的白骨砌起了三大领主的高楼。农奴要想翻身解放，必须彻底推翻旧制度，打倒农奴主阶级。
怎样才能打倒农奴主阶级？农奴怎样才能翻身？
有一天，工作队队长、共产党员赤列（藏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茨登卓玛毫不犹豫地答道：“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和工作队同志打倒了农奴主，把我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赤列问：“还有什么原因？”她想不出来了。当时，她还没有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力量的作用。
赤列又问：“现在你们依靠解放军和工作队，要是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茨登卓玛大吃一惊，忙说：“你们怎么能走？你们走了，农奴主又要骑到我们脖子上。你们走，我也跟着走。”赤列说：“不对，我们走了，你们就该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自己把家当好。农奴主最怕你们当家作主，过去他们那样凶，你们在党的领导下站起来向他们展开坚决斗争，不是把他们打倒了么？”这一些新道理，是茨登卓玛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她想了又想，开始认清了自己的力量和责任。
从那以后，她对革命更热心了。尽管当时山沟里还有持刀拿枪的散匪，农奴主的威风也还没有完全打倒，但她毫不畏惧。她和几位乡干部，勇敢地带领群众斗倒了那些无恶不作的农奴主。
西藏的民主改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翻身贫苦农奴和奴隶掌握了印把子，分到了大量土地和牛羊。就在这时候，茨登卓玛思想上闪出了这样的念头：阶级敌人斗垮了，以后该发展生产了。党及时向茨登卓玛敲起了警钟：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革命要进行到底！接着，组织上派她到拉萨的干部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里，通过大家忆苦思甜和对西藏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茨登卓玛的阶级警惕性有了提高。特别是当她学习了毛主席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著作以后，她的眼睛更明亮了。她下定决心：绝不做半截子革命家。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是茨登卓玛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支部大会上，她又一次控诉了罪恶的农奴制度。她说，党和农奴好比鱼和水一样。我是个农奴，是在党领导下翻身解放的。我要参加党，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运用三把尺子
在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的斗争中，茨登卓玛受到了进一步的考验。她虽然从小就在地里劳动，但是不知道怎么领导群众生产。这需要从头学起。在党的教育下，她学会了在领导群众生产中运用三把尺子，这就是：坚决相信党的政策，走群众路线和从实际出发。
一九六○年春播的时候，有一个区干部要卡孜乡比往年提早二十天完成春播。茨登卓玛觉得这个要求有些脱离实际。她拿不定主意，又找别的乡干部和老农商量。大家都认为：想多打粮食是好的，但首先要播种适时，讲究农活质量。种得太早，来不及浇水，反而不好。于是她就按照本乡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迟种几天的意见，谁知竟受到那位干部的批评。这对参加革命不久的茨登卓玛是一个考验。是走群众路线，还是脱离群众？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她想起了“三把尺子”。党的政策是：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群众的意见是：适时播种、讲究质量。于是，她继续向上级反映群众的意见，坚持凡是应该浇水的地，一律在浇完水后播种。结果这一年卡孜乡每克地的平均产量将近六克（一克二十八斤），比头年增产一克多，在全区名列第一。
一九六二年夏天，一连下了六七天大雨，撒当区白朗乡有十五户牧民被山洪困住，眼看就要断粮。当时担任区助理员的茨登卓玛了解这情况后，立即和白朗乡乡长扎西多吉分头赶往牧区。
茨登卓玛渡河来临，受到牧民们的热烈欢迎。人们立即燃起牛粪火，替她烘烤湿透的衣衫。她顾不得这些，急忙召集牧民开会，了解缺粮情况，安排人上山割饲草，然后她又返回区里，及时地给十五户牧民解决了粮食问题。
事后，人们问茨登卓玛，渡河时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她答道：“当时我想起毛主席的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真的飞上了天
和广大农奴一样，茨登卓玛过去被农奴主剥夺了学文化的权利。参加革命后，她觉得没文化工作中有困难。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请别人念；来了文件，自己不认得；听报告，不会记笔记。这使得茨登卓玛非常苦恼。
她想，没有文化，也是农奴翻身革命的障碍，为了革命，一定要学文化，决不能在旧社会给自己设下的障碍面前退却。她白天学，夜里也学，把学文化当成政治任务，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终于突破重重困难，到现在已能读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藏文报和记笔记了。
过去，茨登卓玛到拉萨当小工挣钱养家的时候，农奴主代理人曾讽刺她说，你长翅膀了，要飞上天了。其实，那时她并没有翅膀，也从来没能逃出农奴主的魔掌。她的翅膀是在民主改革以后长出来的。经过六年多革命风暴的锻炼，经过党的阳光雨露的滋养，这翅膀越来越硬了。她领导一个乡，就同全乡干部和群众，把全乡的生产搞好；她领导一个区，就同全区干部和群众，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她紧紧依靠党，依靠群众，正在从一个具有自发的革命要求的农奴，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西藏林周县翻身农奴茨登卓玛（右一），最近在普选中，被群众选为林周县副县长。图为她正带领群众积极生产。
传真照片（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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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儿女志在四方
——共产党员葛广洲共青团员彭维凤在西藏种茶记
茶，在西藏人民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牧民需要它，农民也需要它；男女老少无一不喜欢喝茶。可是，在西藏，千百年来，茶叶掌握在封建统治者和唯利是图的商人手中，成为盘剥劳动人民的手段。西藏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以后，国家每年都要从四川、云南和福建等地调运大批茶叶到西藏；并多次降低茶叶价格，来满足藏族人民的生活需要。
随着劳动人民经济上的翻身，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喝不上茶了，没有人用树叶代替茶叶了。但是，人们并不满足现状，大家一直殷切地期望有一天能在西藏肥沃的土地上种出茶树，制造茶叶。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六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察隅农场第一次制出了茶叶，结束了西藏不能生产茶叶的历史。
茶叶是怎样制出来的？这还得从汉族共产党员葛广洲和共青团员彭维凤说起。
葛广洲一九六三年从安徽农学院毕业。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后来由于原分配去西藏的同志身体不好，葛广洲便主动要求到西藏工作。他说：艰苦的地方，共产党员不去谁去！并且请求组织上把他的爱人、安徽屯溪茶叶技术学校毕业生彭维凤也调到西藏，在西藏长期安家落户。
葛广洲和彭维凤来到西藏以后，被分配到察隅农场工作。中共桑昂曲县委书记孙海同志对他俩说：“你们是第一批到这里的茶叶专业技术人员，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和期望，一定要在西藏生产出茶叶来！”
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他们决心迎着困难前进。农场原有九分地的茶园。这是一九五五年以前驻在这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用从他们的家乡四川、云南带来的茶籽播种的。部队调离这里以后，茶园无人管理，杂草丛生。尽管如此，茶树却自生自长，在边疆的泥土里扎下了根。葛广洲抚摸着茶树，心潮起伏，他怀着深深的敬意想道：十年前，许多同志为了发展西藏的种茶事业，付出了劳动，今天党派我来西藏专门种茶，难道不应该做的更好吗？来到农场的第二天，他便和彭维凤一起翻山越岭，考察这里的土壤成分、水利资源，为播种更多的茶树作准备。这里没有气象设备，更没有气象资料。为了弄清气温、雨量等情况，他俩深入附近农村，访问有经验的老农。经过调查研究，他们向中共桑昂曲县委写了一份关于在察隅发展茶叶生产的调查报告，并提出了一九六四年种植茶树的具体计划。
县委经过研究，给他们配备了一个名叫群多卓玛的藏族干部、五个临时工人和一些农具。葛广洲和彭维凤就根据县委意图，自己动手，创家立业。他们和工人一起，在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度内，在长满艾蒿、杂草和荆棘的荒山坡上，开垦了十四亩土地，播种了五亩茶树。
采摘春茶的日子到了。党组织又交给葛广洲和彭维凤一项光荣的任务：制出茶叶来！但是，没有制茶设备和工具。这时，葛广洲想起了母校全体同志送给他的礼物：一至四卷《毛泽东选集》和两个精制的茶叶筒。他完全理解这两宗礼物的含义。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他和彭维凤一起重读了《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他又想起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翻身农奴给他俩说过的话：“解放以前，察隅一带用四十斤大米才能换到一个沱茶，穷人吃不起，只好煮树叶喝。西藏人民早就盼望能在西藏制出茶叶来！”毛主席的教导，母校同志们的鞭策和祝愿，藏族人民的期望和需要，激发了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没有制茶锅，他们就用炒菜的小铁锅代替；没有烘茶的烘笼，就自己动手用泥土砌了一个烘笼；没有烘焙用具，编个铁丝网、铺上纸代替；烘茶没有木炭，当地群众又不会烧制，葛广洲、彭维凤和群多卓玛一起，上山砍柴，挖窑烧炭。就这样，他们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制出了很好的茶。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黎明，当第一批茶叶制出来的时候，葛广洲泡了一杯，让群多卓玛首先尝尝。葛广洲、彭维凤和群多卓玛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俩懂得，要想发展西藏种茶事业，就必须培养本民族的茶叶技术人材，使种茶技术在藏族群众中深深地扎根。他们耐心地真诚地帮助群多卓玛学技术。在播种春茶的时候，葛广洲放手让群多卓玛播种。群多卓玛把茶树行距的等高线划错了，葛广洲就耐心地教她，让她重新作。在炒制茶叶时，为了使群多卓玛学会技术，彭维凤不顾手被热锅烫焦的疼痛，多次用慢动作炒搅茶叶，给群多卓玛作示范。胸怀雄心壮志的群多卓玛，勤奋谦虚，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学习和工作。春茶出苗以后，为了防止牲口跑进茶园，践踏茶苗，群多卓玛常常在夜间起来到茶园巡查。在葛广洲、彭维凤的耐心帮助下，群多卓玛在技术上进步很快，不仅学会了开垦茶园、播种茶树、修枝管理等技术，而且能够单独采茶、制茶了。
经过葛广洲、彭维凤、群多卓玛和工人们一年多的艰苦劳动，察隅茶园已经初具规模，现有三十亩茶树和五亩苗圃。为把察隅建设成西藏的茶叶生产基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那天，我去茶园采访时，葛广洲、彭维凤、群多卓玛他们正和茶工一起进行田间管理。地头一辆童车上，一个半岁多的男孩正在咿呀学语。有人告诉我：彭维凤虽然有了孩子，仍象过去一样坚持参加劳动。葛广洲被选为生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工作较忙，也没有放弃过劳动。我想起葛广洲说过的话：要在边疆扎根，必须撒下自己诚实劳动的汗水！是啊，他们能不热爱这里吗？他们亲手播种的茶树，有的已高及膝部，一片墨绿，有的新枝茂盛，一派生机，和藏族种茶工人一起茁壮地成长着。
西藏日报记者 刘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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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雪山之鹰
——人民解放军某部藏族连纪事
看过藏族连队战士们练武的人，都把这些战士比作“雪山上飞起的鹰”。这些战士能在乱石山间，负重日行百里；在河谷上空拉起的溜索上，抱着机关枪、背着弹药箱，箭一样地射向对岸；还有一些战士，抡起臂膀，能够把手榴弹掷出七十多米远……。
这些“雪山之鹰”，都是翻身农奴出身的战士。他们是怎样由一个翻身农奴变成自觉的革命战士的呢？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给他们插上了不断前进的翅膀。
一门主课
在藏族战士连队中，阶级教育一直是一门主课。
有一年，一批入伍的翻身农奴新战士，一拿到枪，就把枪搂在怀里，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在他们的心中掀起了一股激烈的感情。他们举着枪跳着、笑着，而脸上却挂着串串眼泪，心头燃起复仇的火焰。但这时，他们所想的，只是个人的仇。他们还不懂得阶级这个概念，还不能从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上来认识为谁当兵，为谁拿枪杆子这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革命战士。于是，党组织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展开了一场生动活泼的阶级教育。
他们讲“为谁当兵，为谁拿枪”这一课的教员，不是某个人，而是全连干部和战士；他们用的教材，不是印在纸上的，而是写在全连干部和战士身上的。翻身农奴战士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本活的阶级剥削苦情账。
在课堂上，战士翁堆站起来讲话了。他用他自身的事实，说明农奴是怎样生下来，怎样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农奴，父亲长年在外背粮，母亲长年给农奴主推磨。翁堆生下来以后，母亲的充盈的奶水，顺着衣襟流到磨道上，农奴主却不准她抽出一点空闲奶孩子。母亲只好把小翁堆抱到狗窝去，小翁堆冷了偎着狗取暖，饿了含着狗的奶头吸吮。
先后被转卖过十次、当了二十五年农奴的老战士扎始培措，愤怒地站起来，用个人的经历说明到处的农奴主都剥削农奴，到处的农奴主心都一样黑。扎始培措原是西康人，父亲被农奴主挖掉了膝盖，母亲被逼得流落他方，他被转卖到滇西北来。西康牛羊多，他没有吃过一口牛羊肉，没喝过一口酥油茶。他原来以为，这是西康地方不好人心黑，现在他已知道，天下老鸦一般黑。
排长此称举着一串“木棍账”哭诉着说：他手里拿的是一条无形锁链，农奴主就是用它世世代代地锁住了农奴的。此称的祖父借了农奴主五斗青稞麦，一共一百二十五斤；祖父还了一辈子债，父亲还了一辈子债，到了此称仍然还这笔债，可是到了一九五三年，五斗青稞麦利滚利竟变成了一千四百斗，一百二十五斤变成了三万五千斤。这笔阎王账，从爷爷、父亲到此称，一年一年地、一刀一刀地把它刻在了这串木棍上。……
在忆苦会上，翻身农奴战士们唱了这样一支悲歌：
农奴生了一双手，不能为自己造福；
农奴生了两条腿，不能走自由的路。
讲哑了喉咙，说不完农奴主的罪；
流干了眼泪，诉不完农奴受的苦。
大家的苦水倒在一起，心也连结在一起。翻身农奴战士们从彼此所受的苦难中，看到了整个农奴阶级的苦；从东一个、西一个的农奴主身上，看到了整个农奴主阶级的罪恶。
忆过阶级苦，大家马上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时候，藏族战士们的眼界豁然开朗了。他们从偏僻的藏民区，看到了全中国；从过去统治他们的农奴主阶级，看到了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大众。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第一次在翻身农奴战士的心上扎下根。象他们的肩上第一次扛起枪一样，他们的头脑中也第一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懂得了要为全世界劳苦人民的解放当兵，要为打倒骑在人民身上的反动派拿枪。
继续提高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个连的政治思想教育也不断提高、深化。
从一九六○年后，藏族战士连以四千多个劳动日支援了农业生产。每次义务劳动，他们都进行热爱社会主义、支援集体经济的教育。连队干部和战士几年来在雪山的林间空地上开垦了一百多亩荒地。战士们在雪山林地露宿的那些夜晚，在篝火边学习毛主席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有一次，战士格茸此里一边学习，一边讲起他入伍时妈妈对他说过的话：“你从小放马，没下地劳动过；你去当兵，又是不劳动；这辈子，你就成一个废人了。”格茸此里说：
“妈妈叫我劳动，毛主席也叫我劳动，毛主席比妈妈讲得详细得多。我按照毛主席讲的做了，将来回到家，妈妈就不会再说我是无用的人了。”有人接上格茸此里的话头：“将来我们回农村，仍然要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当兵不仅学会拿枪，还学会拿锄，这就有了保卫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双套本领！”
通过这些教育和劳动，这些翻身农奴出身的战士们，掌握了拿枪和拿锄的双套本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彻底革命派的思想，也越来越鲜明、坚定，在各项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闪耀出灿烂的光辉。
有这样一件事：
战士阿马称有一次探家，乡邻都来看他。从前的一个农奴主也来了。那农奴主亲热地说：“你当兵多年啦，该回家了。你母亲上了年纪，没人照顾，大家也在想念你。”阿马称对那个农奴主说：“用不着你替我们操心！”那个农奴主又偷偷给阿马称的母亲送来一大块猪肉。阿马称对母亲说：“给他送回去，这肉里有毒！”
“肉里怎么会有毒？”母亲不明白他的意思。
阿马称说：“我们吃了这肉，就会头昏眼花，忘记了他是农奴主，我们过去是农奴。你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话？他是想叫我们不革命！这不是他下的毒药，是什么？”
母亲明白了儿子的心意，马上把肉给那农奴主送了回去。
藏族战士连自成立以来，有六十七个藏族战士先后成为共产党员，一百二十七人成为共青团员；有二十九人由战士、班长逐步成长为排连干部，有七十个人当选过团、分区和军区的积极分子。这些年来从这个连转业、退伍的藏族干部和战士中，有十六人当了地方武装干部，有四十八人当了乡、社干部和党支部书记。
看得更远
经过较长时期的革命教育和锻炼，“雪山之鹰”飞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从前上山只认得砍柴的路，下山只认得背水的路的翻身农奴战士们，今天看到的是整个世界。
有一次，指导员王凤朝和战士们一起，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指着扉页背面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问战士：“这一战斗口号怎么讲？”
一张世界地图挂在了战士们面前。翻身农奴战士们从世界之大，进一步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着剥削，受着压迫。
当翻身农奴战士们敞开洪亮的嗓音，唱出《国际歌》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时候，许多个赤铜色的面孔上，泪光闪闪。
他们还经常歌唱自己编的歌曲：
如今来到开花的草原，
不要以为天下平平安安。
行路人啊，
莫忘记随时带上你们的弓箭。
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同世界革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的思想，已在许多藏族战士身上形成。
老战士扎始培措听到连里让他转业退役的决定后，向连队党支部、向部队首长一再提出申请留队。后来，他参加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在首长们为出席会议代表举行的宴会上，扎始培措举着一杯酒，来到部队首长面前说：“我是一个当了二十五年农奴的战士。来到部队以后，党象母亲一样地教导我，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话刚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里已经涌满泪水。
“现在，世界上还有比农奴主更野蛮的帝国主义存在，还有象农奴一样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一个翻身农奴战士，怎能放下手中枪，怎能退役离开部队？首长，请批准我继续留在部队吧！”
这是一个庄严的申请报告。部队首长批准了老战士扎始培措继续留队服役。
本报记者 安枫 周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