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上山下乡 让新歌剧为农民服务
——陕西省汉中歌剧团的发展道路
汉中专署文教局
陕西省汉中歌剧团原是中共陕南区党委的一支宣传工作队，一九四九年随解放军由湖北郧阳西进到陕西汉中，一九五○年改为“红星文工团”，一九五三年剧团整编时又改为歌剧团。这支队伍在陕南秦岭、巴山之间所培育出来的新歌剧，是在党的辛勤培养和陕南人民的关怀下扎根、发芽、成长起来的一株红色的艺术花朵。而这朵花有人曾经认为是开不出来的，他们说：“陕南的土壤根本开不出新歌剧这朵花”。然而这朵花开出来了，并且开得很好，受到了陕南广大群众的热爱。剧团下乡演出，农民就呼亲唤友，奔走相告：“红星家来了！”晚上，人们打上松明、火把，甚至跑几十里路来看戏；有的先搭好台子再来请他们去演出；有的半路拦住，不演不让走。农民群众亲热地称他们为“我们红星家”。
十五年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着党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山下乡，艰苦奋斗，积极创作、排演革命的现代戏，并且在有批判地继承民间文艺遗产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其他戏剧艺术的精华，终于创造出了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陕南地方特色的新歌剧。
扎根农村，建立生活基地
汉中歌剧团的同志，其中大部分初参加工作时还是刚离开学校、只受过短期革命教育的毛娃娃。虽然他们都有一股革命的热情，但是对文学艺术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却认识不清；对于自己服务的对象——工农兵群众也是生疏的，思想感情上有着很大距离。有的扮演农民总是象个学生，缺乏劳动人民的气质和感情；有的化妆不顾剧情需要，喜欢柳叶眉、红脸蛋；服装腰身要愈细愈好；在唱腔上，有的热中于洋腔洋调；演知识分子觉得好找“内心独白”，又过瘾又痛快，演农民，便认为“没挖头”，进入不了角色。因此农民曾说他们演的戏是“四不象”，唱的歌是“天上一声，地下一声，半天云里打转转，把人听得云里雾里的”。为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农民偏偏不喜欢呢？他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来毛主席早就明白指出了：“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共汉中地委的领导同志，也亲自到剧团给他们反复讲解无产阶级文艺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关系，要他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认真向群众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为劳动人民所欢迎的新歌剧。
汉中歌剧团的同志遵照党的教导，十几年来，他们积极参加了历次群众革命运动：从反霸减租到土地改革，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以及目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都深入到农村最基层，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熟悉农民，了解农民，体验农民的思想感情。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诉苦会上，他们和农民一起流过伤心和仇恨的眼泪；在庆祝翻身的大会上，他们又和农民一起纵情欢笑歌唱……，就这样，思想感情渐渐和农民接近起来。现在，全团七十六人都参加过一两次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受到了较深的锻炼。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在和工农兵群众结合中，歌剧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起初，有的人对于深入斗争改造思想的意义认识不清，不愿意下去，他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有副好嗓子，腿踢的高（指有了技术），就能演好戏”。下到农村以后，一开始也是格格不入的。加之不会做农村工作、不会劳动，因此总是深入不下去，和农民怎么也打不成一片。地委了解这个情况后，一面加强思想教育，一面布置基层干部具体带着他们做工作。农民群众也热情地教他们劳动。现在，许多同志不仅掌握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的方法，具有了一些经验，而且还学会了不少劳动技能，有的同志连犁田、插秧等技术性很强的农活也学会了。就在这些和群众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的实践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渐渐和农民有了共同的爱憎和语言。
为了长期深入生活、深入斗争，永远保持和农民群众的联系，他们还在镇巴、南郑、宁强、勉县等地建立了五个生活根据地，根据需要和可能，演职人员分期分批、或长或短地到那里去生活、锻炼。平时下乡演出，他们也从不放过可以锻炼的一切机会。他们在宝鸡救过火，在安康和群众一道抗过洪，深更寒夜和群众一道防霜保苗，烈日当顶同社员一起打场脱粒。
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许多同志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过去那种嫌农村苦，住不惯的感觉改变了。相反的，回到城里时间一长，就怀念他们在农村的那个“家”，怀念那些象亲人一样的大伯、大娘和兄弟姐妹，闹着要下乡演出。有的青年演员说：“隔一个时期不下乡，就好象要生锈一样，不是滋味。”南郑、勉县一些公社社员进城来，也尽量挤空到剧团来“走人户”。农民说：“一根藤上结不出两样瓜，咱们简直成了一家人”。
在这一系列的劳动、锻炼和斗争中，他们既改造提高了自己，又找到了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较深地体会到了陕南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学到了丰富的群众语言，为他们编、演革命的现代戏，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坚持创作和演出革命的现代戏
汉中歌剧团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剧团。一支笛子、两把二胡、一些学生和干部，就成立了这个剧团。没有导演，没有教练，没有乐队和舞台美术等专门人材。但他们在党的教导下，紧紧地抓住了两个字：“学”和“干”。学了就干，在干中又学。他们从排演《兄妹开荒》、《红布条》、活报剧、快板诗等小型的节目开始，边学边演；同志之间也认真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就这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在演出中，只要革命需要，什么戏都努力演。一九五○年，地委要他们演《赤叶河》，当时演员不够，设备也不足，但这是革命需要，他们坚决接受了这个任务。没有布景就以纸代布自己做；演员不够，乐队的同志也上了台，终于胜利演出了《赤叶河》，及时配合了革命斗争。十几年来他们根据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坚持不懈地排演现代戏。通过不断的创作和演出，既配合了革命斗争，又训练了队伍。但是这里边曾经历过多少斗争啊！
一九五三年剧团改为歌剧团后，开始实行售票演出，群众很不习惯，加之剧目贫乏，演出质量差，因之上座率不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同志动摇了。有的说：“新歌剧在陕南吃不开”，主张进大城市；有的提出和戏曲剧团合并；还有的主张“放弃新歌剧，改演传统戏”。中共汉中地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加强了剧团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大家进一步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提高了全团同志的认识，增强了革命信心。大多数同志表示：“再困难我们也要站稳脚跟，守住社会主义新歌剧的阵地”。“干革命就不能怕困难，一定要让社会主义的新歌剧占领陕南这块阵地。”党支部积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移植其它兄弟剧种的优秀现代戏，丰富上演剧目。为了把革命的现代戏更好地送到农村去，他们背上行李、道具，翻山越岭，走乡串镇，战斗在秦岭、巴山之间。为了给群众送戏上门，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演出，自己搭台，自己卸台，从不计较条件。有时行军中途休息，也要给路边劳动的社员唱唱歌。在西乡水利工地演出，有两个民工在半崖打炮眼没下来看，演出结束后他们专门爬上半崖，为两个民工唱了几支歌。在秦岭深山佛坪县演出时，有一次忽然下起雨，群众舍不得走，剧团就淋着雨坚持演下去。另一次晚上演出结束后下起大雨，一些路远的群众回不去，他们坚决把自己的床铺、被褥让给群众睡，自己裹幕布睡舞台。群众感动地说：“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好戏，也看到了你们的好心。”十五年来，他们攀高山，过峡谷，不顾风吹雨淋，烈日严寒，走遍了全区十一个县，到过二百七十多个公社，共演出三千二百多场，在农村演出的场次占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使新歌剧更快地在陕南人民群众中扎根，他们从实践过程中深深感到，只靠演外地的剧目是不够的，还应该积极创造反映陕南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陕南地方特色的自己的戏。过去有一个时期由于没有自己的创作，演出剧目的内容比较贫乏、陈旧，群众曾提意见说：“汉中歌剧团，下乡来宣传，不是《小二黑》，就是《罗汉钱》，群众提意见，换了个《梁秋燕》”。他们根据群众的意见、要求，一面改编、移植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用陕南音调和艺术表演形式加工改造；另一方面以陕南农民的思想、斗争生活为内容，积极开展创作活动。
他们的创作干部经常深入农村生活，有时担任工作队员，有时担任基层干部，有时当普通社员，观察、体验群众生活，下苦功学习群众的语言。在从创作到演出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采用着“三结合”的方法。他们写出剧本以后，就分送地委、专署有关领导同志看，同时组织群众讨论，听取意见，进行修改；在进入排练过程中，继续发动全团同志给剧本找缺点，提意见；剧本上演后，又组织作者、演员分头到工农兵群众中征求意见。在上山下乡演出的过程中，还经常采取开座谈会、听议论、登门征询意见等方式继续听取群众的反映，反复加工，不断修改。地委、专署领导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于他们努力创作革命现代戏剧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地委领导同志经常帮助剧团出题目，提线索，有时还亲自到剧团当第一个观众，给他们讲解党的政策精神。工农兵的支持和帮助更是广泛。他们在勉县创作《喜连天》时，有一位社员自始至终参加了创作活动；创作《青山猎歌》时，驻当地的解放军战士热情地帮助他们练刺杀动作；还有的农民群众积极教他们说陕南话，帮助他们改“学生腔”。他们就是这样在党和群众的关怀、支持下，先后创作了《韩太公劳军》《青草坡》《红梅岭》《青山猎歌》《白石崖》等歌剧二十五个，话剧一个，其他节目四十七个。
他们的创作，有些已经成为经常演出的保留剧目，有一些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大都写的农民，演的农民，唱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斗争生活，所以受到了陕南人民群众的欢迎。农民说：“歌剧团的戏，内容新，味道深，高台教化，打动了我们的心。”
创造陕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汉中歌剧团的同志，从陕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出发，在继承新歌剧优良传统的同时，认真向生活学习，批判地吸取民间艺术遗产，广泛吸取其它戏剧艺术的精华。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创造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陕南地方特色、为陕南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歌剧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陕南是个民间音乐比较丰富的地方，丰富的民间音乐遗产，为他们创造具有陕南地方特色的新歌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有些同志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曾经瞧不起民间艺术。一九五三年他们由文工团改为歌剧团后，为了创造民族化的新歌剧，地委要求他们首先向民间艺术学习。一部分同志就想不通，主张“进大城市搞剧院化”“到学院去搞专业化”。在这种贪“大”求“洋”的思想影响下，一度离开了正确的方向，盲目地向上看，向外看。他们曾经不顾自己的条件，不看陕南农民群众的基础，只凭作者个人的所谓“灵感”，按照所谓“大”、“洋”的歌剧样式，创作过一些节目。由于脱离了此时此地农民群众的艺术欣赏习惯和要求，结果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几部重唱、几部重奏，都不受欢迎，农民说是“唱乱了”“拉乱了”，“唱了一晚上，一句也记不下”。针对这些情况，剧团党支部组织大家进一步深入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检查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进一步认识“文艺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地委领导同志也给他们指出：“好高”是好的，但是“高”不在天上，而在地下，在全区二百万劳动人民之中，应该好高骛“近”，眼睛向下，向“巴山”学习，向群众学习，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努力创造为群众喜闻乐见，能够鼓舞人们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新歌剧，这才是真正的“高”。扫除了思想障碍，他们在创造新歌剧的道路上就开始前进了。
他们一面组织专人，爬山涉水，到深山老林去采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耳听、亲口学；一面结合下乡巡回演出，人人动手，广泛收集各种山歌、小调和民间地方小戏；有时还把民间艺人请到剧团，集体进行系统学习。十几年来共收集山歌、民歌八千多首，其中曲调一千多首，民间小戏一百二十多出。他们掌握了“汉中曲子”的绝大部分曲调和“汉调二黄”的基本唱腔；同时对本省的“秦腔”“郿鄠”“道情”以及其他省区的民间、戏曲音乐，象河南的豫剧，湖南的花鼓，安徽的泗洲戏等，也有重点地进行了一些学习，借鉴。他们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同时不断有批判地应用和提高。他们在创作实践中还经常注意研究、吸取外地优秀歌剧的创作经验和方法。
为使歌剧音乐更好地塑造我们伟大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起初，他们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选用健康的民间文艺形式，为其新的内容服务。象《韩太公劳军》，就是用“彩莲船”这一陕南地区优美的民间歌舞形式，表现了农民群众热爱志愿军，积极支援抗美援朝的革命内容。音乐也采用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花鼓调”，适当加进了一些“汉江号子”，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演出后党支部及时发动大家总结了这一实践的经验，肯定了好的一面，也找出了音乐形式和内容结合的还不够完美等缺点。接着，他们又进行了新的尝试，在民间音乐基础上加工提高，创造出“新端公调”、
“新民歌”。这些曲调，原来就是农民群众自己的音乐语言，唱起来上口，听起来亲切，也最便于群众接受和普及，因此很快在陕南流行开来。
汉中歌剧团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提高，终于创造出了为陕南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歌剧。一提起他们编演的戏，农民群众总是感到十分亲切。他们说：“歌剧团的戏，是巴山上生，汉江水浇，茅草坡上喊山歌，地道的汉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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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来，汉中歌剧团在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上山下乡，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和创造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方面的努力，受到了党和人民的极大关怀和鼓励。但是，他们觉得距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很远。他们说：“我们原来都是些什么也不懂的毛娃娃，是党一手扶着我们长大的。我们能够做一些工作，也完全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是人民群众扶养和哺育的结果。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人和戏的革命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上山下乡为群众服务方面，还不够广泛、深入，在陕南山区的深山老林里，许多贫下中农兄弟姐妹还没有看过我们的戏；在创作和演出方面，基本功还很差，质量也不高。”
汉中剧团的同志们从亲身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教导是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任何时候如果稍稍离开毛主席的指示，就一定要出偏差，工作就搞不出名堂。因此，他们决心发奋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演职人员的思想觉悟，进一步促进人和戏的革命化；努力学习解放军，发扬三八作风，坚持四个第一，积极开展思想、生活、技巧三过硬和“四好”单位、“五好”歌剧团员活动；认真学习乌兰牧骑，实行一专多能，努力提高创作和演出质量，适当增加小型多样的节目，更好地上山下乡为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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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一根藤上结不出两样瓜
“一根藤上结不出两样瓜”，这句俗语用来比拟汉中歌剧团同农民群众的亲缘，倒很贴切。这个剧团的歌剧所以能为农民群众看懂和喜爱，就在于它是从农民群众的藤上结出的瓜，它大都写的农民、演的农民、唱的农民，反映的大都是农民现实的斗争生活。脱离实际生活，脱离农民群众的革命需要来创作和表演行不行？汉中歌剧团曾经这样做过，结果，农民不客气地下批语了：“唱了一个晚上，一句也记不下”。汉中歌剧团从实践中懂得了：农民看你是不是真正为他们服务，不只是看你的宣言，也不只看你是否给了他们戏看，而是看你的行动，看你是不是真实地、着力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因此，不能凭空造“戏”，得从现实斗争中“出”戏；不能只“送”戏，还得从农民群众中“出”戏。而关键在于思想感情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和工农兵结成一根藤。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变“好高骛远”为“好高骛近”，眼睛向下，心向农民，眼看农村，从现实斗争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努力去表现农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结果真正起到了“高台教化”的作用，在农民群众的心里扎下了根子。
“一根藤上结不出两样瓜”，这句俗语用在这里，还有一层意思：汉中歌剧团的歌剧所以能为农民喜闻乐见，还在于它是在民间音乐丰饶的土壤上结出的瓜，它的歌舞是民间的形式，音乐是民间的调子，语言是群众的语言。外来的东西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得有一个
“化”的过程。生搬硬套、不“化”行不行？离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搞“剧院化”、
“专业化”行不行？汉中歌剧团的实践表明：不行。怎么“化”？办法是象汉中歌剧团那样，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地吸收民间音乐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并且力求学习继承里有革新，融会贯通后有创造。汉中歌剧团正是这样做的，因而使歌剧这一外来艺术样式，在陕南的土壤上扎了根，成为农民喜闻乐见的东西。他们的歌剧，可以说是在巴山上生出来的，用汉江水浇出来的，在茅草坡上喊出来的。来自群众的东西，必然会受到群众的欢迎。
汉中歌剧团努力的成果，有力地说明了：有些原为农民所不熟悉、不欢迎的艺术样式，可以成为农民熟悉的、欢迎的东西。关键在于与农民结合。演员的思想感情要到农村的实际斗争中去改造，艺术的内容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中去发掘，艺术形式也要到农民群众中去改造、发展创造，去提高。只要把我们的文学艺术深深扎根在工农兵群众之中，和他们结成一根藤，有着一颗心，就不可能结出和工农兵群众两样的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