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柬埔寨找水散记
方鸿琪
一九五九年冬天,建筑工程部综合勘察院派遣的一个水源勘察小组,来到我国友好的邻邦柬埔寨王国。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柬中友谊纺织厂找每昼夜五千吨需水量的冷温地下水。当我们来到磅湛市市郊的纺织厂,厂房正在紧张地施工。“我们来迟了啊!”我们心里暗暗地想。
刚刚安置好行李,同志们就奔向野外去了。这一远离湄公河的地区,一向严重缺水,特别是在全年很长的无雨季节,莫说要找出数千吨的地下水,就是找一、两公升喝的水,也是很困难的。目前施工中的全部生产、生活用水,都是从十几里以外的市区买来的。经过初步调查,大家的心情有点焦虑。原来厂址选择在第四纪火山喷发区,地面上到处是嶙嶙的怪石和那烧成焦褐色的蜂窝状玄武岩流,要在这种地层里找出充足的水源,在国内外先例还是不多的。我们想,如果找不出水来,要就迁移工厂,可是,厂房已经兴建;要就增加近二十公里的输水线路采用地面水,可是,这又要增加多少投资?不!我们一定要为柬埔寨人民节省这笔投资!
经过对地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反复研究剖析,根据物理勘探,及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预测,在这种地层的伞状岩流的底部,埋藏有富水地层。
钻探工作很快地开始了。我们的工人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二十米,五十米,直到一百米,……富水的砂层终于来了!钻井里巨大压力的水柱,从地下猛烈地上升着。经过计算和试验,储量丰富,水质和水温都完全符合要求。
中国专家打井出水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参观、洗澡的人群络绎不绝,当地的僧侣前来送礼慰劳,有的老人对着水井烧香祈祷,认为这是“神”水。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储量极为丰富的“地下湖”。“磅湛系”富水地层的发现,为这一广大地区地下水的利用与开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哥苏玛—刘少奇水泥厂的找水工作,可以说是我们最艰巨的一个“战役”了。这个厂位于柬埔寨南部唝吥省滨海地区的一个平原上,是一个著名的缺水地区。在近八个月的缺雨季节,广大乡农只靠一些泥潭积水维持饮用。当泥潭干涸的时候,就更加困难了。多少年来,法国专家早就对这个地区做了无水的结论。
经过无数次的野外调查,勘探工作在康多尔平原上开始了。四、五个月的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就消逝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比较理想的富水地层。在这些日子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张继声工程师害了严重的脚气症,还坚持着调查工作。工程地质专家王庆雄,在施工中受了严重的扭伤,坐不稳,睡不安,但是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五个月的野外工作。富水地层终于找到了!于是,我们决定在康多尔平原的中部,试凿几眼水井。当第一口水井出水时,轰动了附近地区的人民,大家奔走相告,赶来参观,向我们祝贺,有的甚至从很远的地方开汽车、骑摩托车前来运水。当地的报纸也为此刊出了新闻。
水井凿成了。能不能在长期开采的情况下保证水泥厂工艺、生活用的需水量,能不能在这样复杂的小型封闭的喀斯特盆地,把地下水储量准确地计算出来,这需要通过一番技术上的“搏斗”与艰苦的试验工作予以验证。
在连续进行了三个月的井群抽水试验以后,这时已进入春季缺雨季节。一个使人揪心的事情发生了:井群由于连续大量地开采,地下水位开始不断下降,而且幅度愈来愈大,眼看就要达到允许下降深度,井的涌水量也减少了。根据初步计算发现,井群的可开采储量距离水泥厂的需要,每昼夜还差一千五百吨水!
“下降的水位究竟能不能得到恢复和补偿呢?”我们不断地思索着这个使我们吃不好睡不香的问题。“要是找不足所需要的水量,整个水泥厂的建设要受多大影响啊……”
艰苦的工作又继续了。
为了选择和探索合理的取水地段,我们的物探专家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林与荆棘丛生的灌木林中进行电探工作。地质专家们为了查清蓄水盆地的构造和地下水补给、排泄规律,连续几个月跋涉在陶木山、安山的原始森林中。在四、五月的无雨季节,烈日似火,龟裂了的土地,散发出一缕缕火苗似的轻烟。路走多了,眼前就会一阵昏黑。累了,就砍根树枝做手杖,渴了,就喝几口混浊的泥潭水,顽强地坚持着工作。在七、八月里,几乎每天都有滂沱大雨,雷电在头顶上轰鸣。在原始森林中,虫兽猖獗,沼泽遍布,道路崎岖,我们经常踩着野象群的足迹,冒着危险,钻山洞,过泥沼。有时我们就住在潮湿、阴暗的原始森林中,衣服受暴雨、汗水的侵袭,不知道湿了多少次,又干了多少次。全组的同志们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查清了全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与补给、排泄规律,找出了水源地。
当井群的水位、水量迅速回升时,我们感到肩上的沉重担子,陡然轻松了许多。同志们的脸上闪耀出宽慰的微笑。
一九六三年初春,当水泥厂的找水任务基本结束后,我们应柬埔寨橡胶园的邀请,又来到磅湛省的足市。橡胶园的经理对我们极其热情友好,他说:“我们早就盼望着中国专家来了。”
长期以来,柬埔寨橡胶园由于没有水源,大量的生胶无法加工,胶苗的培植也受到影响。橡胶园曾请美国援柬机构,付出数万美元一口井的高价,花了半年时间,凿了六眼井,可是一口井也没有出水。美国人灰溜溜地离开了橡胶园。
热情的经理先生,亲自开汽车陪我们参观橡胶园,向我们介绍橡胶园的发展历史,领我们参观了胶林和苗圃研究所。经过一些分析研究,我们迅速地找到了美国人打井失败的原因。柬埔寨人民对“美援”是深有体会的。美国援助柬埔寨的钱,据说其中大部分是被作为那些“专家”挥霍的基金而用掉了。说起这些事,柬埔寨人民是很气愤的。美国人打井的失败,不仅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把柬埔寨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上,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识别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使施工带有很大盲目性。经过仔细研究,我们把钻水井井位,就选择在美国人打坏了的两口废井之间。
这时,有些人看到我们中国专家很少,机器也较老旧,就议论开了。有人说:“美国人机器新,设备好,都没有能打出水来,你们中国人能打出水来吗?”几位负责钻探施工的柬埔寨工人也悄悄地问我们:“能打出水来吗?”“能的!”我们充满信心地宽慰着他们。
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柬埔寨工人在森林密布的红色丘陵地区,以二十天的时间,凿成了一眼大口径水井。这口井的出水量,超过了当时胶园需水量的一倍。当大股水柱从钻井中喷涌出来时,柬埔寨工人欣喜若狂,互相拥抱,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与自豪。
远近的百姓和驻军穿过稠密的丛林前来参观,有人用双手捧着水大口地喝起来。这时,相距新井仅六米的美国人搞的废井,成了人们议论的笑柄。
经理先生带着抑制不住的高兴,请他的夫人做了许多柬埔寨的名菜招待我们。他热情地说:“柬埔寨人习惯用这样的晚宴,招待友好而尊敬的朋友。”他继续说:“感谢中国专家!现在我们有了水源,就可以提前三年割胶,我们要建立橡胶加工厂,整个胶园要大大的扩充……”这时,我们的组长牧云山同志缓缓地举起酒杯,谦逊地说:“就让我们的工作成为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标记吧!”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深深感到我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这个友好邻国,就象一个友谊的海洋。我们和柬埔寨人民,通过共同的工作、生活和劳动,建立了深挚的友情,播下了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
几年来,柬埔寨工友们夜以继日地和我们一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当我们在野外时,乡农们主动做我们的向导,和我们一起爬山涉水,披荆斩棘,闯过了一座座沉睡的山林,这一切多么使人难以忘怀呵!
中国专家一面工作,一面真诚地传授技术,三年来,我们培养出了四十名柬埔寨技术工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能独立进行钻探机、内燃机等较复杂机器的操作,掌握了过滤器加工及水文地质的各种试验观测记录工作,为柬埔寨培养了第一批水文地质技术工人。
当我们水源勘察小组的同志们归国的时候,有许多人依依不舍地前来送行,有些人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激动地指指北方,又指指南方,意思是说:“希望你们再回来。”这时,我们不禁想起柬埔寨第一高峰卜哥山峰顶神庙前的百丈悬崖和崖前碧湛的大海。中柬人民的友谊,真象这悬崖和大海一样的深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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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关枪”和“古董”
尚德
最近,读了一本关于纪念白求恩的书,看到白求恩同志经常拒绝组织上给他的特殊照顾,要求把他“当一挺顶呱呱的机关枪使用”。他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回国后,远涉重洋,来到当时最艰苦的中国抗日战场。以后他一直处在繁忙的行军、工作中,每到一地首先问:“阵地在哪儿?快领我们去”,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说:“你们不要把我当成明朝的瓷瓶。我是战士,不是古董。”
从无数激动人心的事迹中,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确象一挺充满革命火力的“机关枪”。他只知道战斗,不知道疲累;只知道革命,不考虑自己。他永远向着革命所需要的方向,朝着敌人,朝着疾病,朝着一切困难,“到前线去,到伤员那儿去!”去了就立即紧张地工作。
这种“机关枪”精神,就是一种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样的“机关枪”,永远处在战斗之中,目标明确,火力充沛;他只想着消灭敌人、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毫无其他个人杂念。他把整个生命都投入了革命。而“古董”,如果作为一种文物古迹,放在历史博物馆或古玩店里,是有供人研究和观赏的价值的;而作为一个社会上活着的人,如果让人当做一个“古董”来看待,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许许多多“机关枪式”的人物,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在敌人的法庭上慷慨陈词,在荒远的边疆研究创造,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无论在多么艰苦、危险的环境里,他们都干得有声有色。但是,也还有那么一些人,革命火力并不是那么旺盛,工作挑轻躲重,怕艰苦,怕困难,不能不说是多少还带有一点“古董”气味的。
革命者不倦的工作热情,无穷的革命活力,来自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明确认识,来自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白求恩同志作为一个医生,他时刻想到的是革命战士的健康,时刻想着怎样做才能对革命事业更有利。无产阶级革命是这样一个有益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这里有多少工作要做,有多少困难需要克服啊!一个真正完全自觉地献身于这个伟大事业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感情淡漠、安于平静生活的人。他看着眼前的任务,不能不竭尽全力去战斗;他想着伟大的未来,不能不发出更大的火力。要促使伟大理想的早日实现,要扫荡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就要做一挺象白求恩同志那样完全服从革命需要的、充满革命火力的“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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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象阮文追那样生活、工作、斗争
——读《象他那样生活》
李瑞环
《象他那样生活》是一部好书。它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的心胸,长了我们的志气,鼓了我们的干劲,使我们受到了很深的教育。
这部书,给了我两点启发:
首先,必须想大事。阮文追只有二十四岁,为什么能那样英勇顽强、宁死不屈?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是他想的是革命的大事,祖国的解放和统一的大事,赶走美帝国主义的大事,而不是家庭、爱人、个人幸福的小事。一个人能把革命当头,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能心胸开阔、意志坚定、斗志旺盛,什么困难、个人问题、严酷的考验,都没什么了不起了。阮文追正是这样的战士。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是那样。拿技术革新来说吧。有些同志小项目不愿意干,觉得不显眼,大项目不敢干,觉得太费难;个人不敢干,觉得没本事,跟大伙儿一起又不愿意干,觉得不出名。他们提出了一些理由,什么书比人家读得少啦,经验比人家少啦等等,我看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思想不过硬,想革命的大事少了些,想个人的小事多了一些。你想,搞革新怕说风凉话,怕受窝囊气,怕吃亏,怕失面子,这个“怕”那个“怕”,“怕”字当头,还敢革新么?还能革新好么?还能革新到底么?我们读书是比专家少,但是书本知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人家读书多是他的长处,我们实践多是我们的长处。为什么只看自己的短处不看自己的长处,灭自己的威风呢?我们青年工人经验是比老工人少,但是青年人有朝气、有活力,框框少,这不是我们的长处么?我觉得咱们干工作的时候,多想想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革命的大事,少想想个人鼻子底下的小事,就能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解放出来,就能长革命的志气,有所作为,真正干出一番事业来。
其次,必须生大气儿。生气儿并不一定是坏事儿,问题在于生什么气儿。生小气儿不行。在非原则问题上,闹得脸红脖子粗,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斤斤计较。这是小气儿。生这样的小气,即使气炸了,也无损敌人一根毫毛,对革命、对同志也没有一点帮助。阮文追生气儿,是生美帝国主义的气儿、是生民族败类的气儿。这是大气儿。这样的气生得对,生得好。阮文追生了这样的气儿,显得有骨气,有勇气: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自己的志气。过去,美帝国主义曾经欺负过我们,今天,它依然在欺负被压迫人民,处处跟我们捣乱。我们要生大气儿,生在野蛮的美帝国主义身上,生在和美帝国主义勾勾搭搭的修正主义身上。生了这样的气儿,我们就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骨气,就有克服困难、一往直前的勇气,就有不断革命,放眼世界的豪气!
第三,必须长革命的志气。阮文追烈士在革命道路上经受过很多考验,但是,婚后幸福的小家庭生活没有把他牵挂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把他威吓住,敌人的利诱和软化也没有把他迷惑住。为什么阮文追能成为这样不吃软不吃硬的硬骨头?我觉得最根本的一条,在于他有革命的志气。革命的志气不是凭空来的,光看有利条件,光看自己的长处,会产生骄气、娇气;反之,只看自己的短处,只看不利的条件则会磨灭志气,丧失勇气。只有革命当头,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既看到顺利的条件,也看到不利的条件,才能意气风发,敢想敢干,百折不挠。
我们青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每个人都可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我们不能自卑,必须拿出青年人的朝气和活力来,干出青年人“小老虎”的风格来。有了这种革命的朝气和活力,我们就能大有作为,就能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大显我们的身手。我是一个木匠,以前想到的只是为革命当木匠,学习了阮文追以后,觉得还不够,应该当革命的木匠,这就是说,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当从革命出发,都应当是革命的,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活,为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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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归来(木刻) 吴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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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五月三十日,本报发表林桂镗同志所写的《马里种茶记》一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来信表示:通过这篇文章,使他们具体地了解到中国同志如何在国外进行工作,中国人民与友好国家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从而进一步受到一次生动的国际主义教育;并且,希望本报经常发表这样的文章。因此,今天副刊选登了方鸿琪同志的《柬埔寨找水散记》。
近几年来,中国派出自己的专家,对一些友好国家进行了真诚无私的援助,许多中国同志在国外工作期间,同那些国家人民亲密团结,同甘共苦,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把这些生动的事迹真实地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希望曾经在国外工作过的专家、出国访问的同志、驻外国的记者同志们积极为本报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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