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
——承德专区话剧团是怎样把话剧送到农村的
河北省承德专署文教局
跋山涉水，送戏上门
承德专区话剧团，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剧团。它的前身是原热河省委文工团，是在一九四八年由原冀察热辽鲁艺学院部分同志、原冀察热辽十八军分区文工团、原辽西省文工团合并组成的。多年来，他们继承了老八路文工团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和发扬了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多次爬过“墙上挂着的道”，攀登过当地号称“阎王鼻子”、“小鬼腿”、“判官肚子”、“老虎嘴”的悬崖峭壁。在炎热的夏天涉过大沙漠，在严寒的冬天上过高寒坝顶，千方百计地把戏送到最偏僻的农村去，送到农牧民门上去。
“哪怕千山万水，困难重重，为农民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已经不是口号，而是剧团多年的实际行动了。一九五六年剧团去翁牛特旗演出，当时正是盛夏，一路上要经过十三个大沙包（当地称之为有名的“十三坑”），天气炎热，路程艰难，却无人说苦怕累，演员们有说有笑，互相鼓励，连续两天，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终于走出了“十三坑”，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海日苏庙。当晚他们就情绪饱满地为群众演出。观众看到剧团这种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非常感动，说：“毛主席派来的宣传队真是好样的！”临走时，蒙族姑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烟荷包。一九五八年初春，他们第三次深入到兴隆、承德县等老革命根据地去演出，这里的山最高，路最陡。他们要去的第一个演出点——兴隆县的天明乡，只有二十来户人家，要翻越好几座悬崖峭壁。老区人民艰苦卓绝的光荣斗争历史，鼓舞着他们的斗志，演员们说：“比起抗日战争时期老区人民坚持‘无人区’的艰苦斗争，这点山路算得了什么！”刚到剧团的新同志，开始不敢走这样的山路，老同志就站在上边往上拉，站在下边的往上送，他们就这样相互帮助战胜了困难。老乡们用鞭炮迎接他们。在和贫下中农群众交谈中，他们听到离孙杖子十几里路有座叫三道石湖的大山上，住着几辈子没有看过戏的几户人家，便决定派人把戏送上门去。他们踏着当年游击队同志们一镐一镐开凿出来的爬山道，行进在云雾缭绕的丛山峻岭之中。当这六位同志到达山顶时，老乡们热泪相迎。当天他们为这几户人家演出了形式多样的小节目。看完戏之后，著名抗日老英雄孙福来老大爷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算把我们关心到家啦！我们一定要搞好山区生产建设，支援国家，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剧团到宽城县棒槌崖村演出时，听说当年抗日妇救会主任史玉莲因病没有看到他们的演出，全体演员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为她演出，经剧团领导上再三说服，最后选派了几名女演员到她家专为她一人演出。史玉莲看到剧团对她如此关心，激动得热泪盈眶，拉着演员的手说：“我要争取早日把病治好，给党多做点工作。”许多贫下中农见此情景，夸赞地说：“这些同志才真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剧团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始终坚持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认为，只有坚持“三同”，特别是同劳动，才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才能与劳动人民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感情，才能了解党和劳动人民的要求，从而才能更好地为农民多演戏演好戏。十几年来，他们做到了走到哪里劳动在哪里，边演出边劳动。有时集体下去专门劳动，有时抽调个别演职员下去进行为期三个月或半年的劳动锻炼。一九五八年剧团到北部的寒冷地区——围场县山湾子演出，突然下起小雨，接着又下起大雪，把已经割了还未来得及往场上运的庄稼，捂在地里。为使粮食不受损失，全体同志冒着雨雪和社员们一起往场上背扛，所有的人衣服都弄脏了，全身湿透了，个个滚得象泥人似的，但仍然干劲十足，直到把庄稼全部运回来。
多年以来，他们还继承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革命传统。每次下乡，事先有布置，事后有检查。在演出和劳动中，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群众象对待亲人那样，把整只羊，整筐水果送给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不管费多少口舌，都要婉言谢绝。这样做的结果，群众总是发出明则埋怨，暗则赞美的声音：“你们简直跟当年的老八路一个样！”
承德专区话剧团热心为农民服务的精神，换得了劳动人民对他们最纯朴、最真挚的感情。一九六三年，剧团到青龙县周杖子一带演出，沿路村里群众听说他们要路过的消息后，事先烧好开水放到大门口，剧团一到就把水送上去；演员沈晶明病了，一位贫农大嫂给她做小米粥，熬姜糖水，一位老贫农跑了十来里山路请来了医生。
让话剧在农村扎根
承德专区话剧团，由于长期上山下乡演出、劳动，同农村劳动人民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系，群众了解他们，这对于他们在农村演出话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农民对于话剧是不是欢迎，能不能看懂，话剧在农村能不能扎根？这里确实有个欣赏习惯问题。最初他们在农村演出话剧时，农民反映：不唱不舞，没“行头”，不“开通”，灯时明时灭，幕时而拉开时而关上，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不大爱看。面对这种情况，有的演员说：“农民不懂话剧，咱们这样做是费力不讨好。”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从农民反映中感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更加坚定了把话剧送到农村、让话剧在农村扎根的信心，千方百计地设法使农民熟悉和喜爱话剧这种艺术形式。
从一九五○年，特别是一九五三年改为话剧团以来，他们在农村开展了以话剧为主的演出活动。十几年来，他们在农村共演出多幕话剧十一个，独幕话剧二十三个。
根据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他们认为，要使农民欢迎话剧，看懂话剧，首先在于剧目内容的选择和演员的思想革命化。
他们去农村演出，首先考虑的是演出内容是否符合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演出，都要了解当地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情况，然后安排上演剧目。翻开剧团十几年来演出的剧目表看，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紧密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生活的。在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及时演出了《春风吹到诺敏河》和《堤》。当时剧团正在朝阳、凌源、承德县等农村演出，上一个演出点还没有结束，下一个演出点就来接了。很多农村干部看了戏之后，提出：要向《春风吹到诺敏河》中的主人公高振林学习，他们说：“这戏演的正是时候，叫人看了真开窍，帮助我们做了宣传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剧团演出了《槐树庄》、《邢燕子》、《北大荒人》等戏。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剧团又及时地演出了《岭上人家》、《反翻把斗争》、《白杨树下》等戏。他们在青龙演出《反翻把斗争》时，台下群众高喊：“打倒他俩！”（指剧中地主孙林阁，狗腿子马奎五）。他们在平方子、王厂沟演出《白杨树下》和《反翻把斗争》之后，贫下中农反映说：“这些同志真能琢磨，几天工夫就把咱村的事情编上了戏，这戏算是演到我们心里去了。”这些生动的事例都充分说明，农民是不是喜爱话剧，话剧能不能在农村扎根，主要在于演出的剧目是不是符合农民的要求，是不是农民所熟悉或渴望了解的东西。
有了好的剧目，还要有认真严肃的演出态度，这是农民欢迎不欢迎话剧，话剧能不能在农民中扎根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承德专区话剧团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斗争和经验教训的。在下农村活动的初期，有的演员的演出态度不够认真，明明是四十分钟的戏，二、三十分钟就演完了。当时大家认为这不过是个认识问题，演出态度问题，后来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认识到，这是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问题，是对待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问题。经过整顿之后，演员们提高了认识，不论在何时何地进行演出，都能严肃认真了。一九六三年，剧团在王厂沟白天露天演出《反翻把斗争》的时候，正值烈日当头，演员们汗流如洗，却仍然一丝不苟地坚持表演。群众见他们这样认真，夸赞地说：“人家在这样炎热天气里还那么卖力气，演得那么象，真不简单！”十几年来，他们在农村演出的实践深深体会到，农民是懂得话剧艺术的。农民对于话剧艺术的评价，既不说什么名词，也不讲什么术语，就是看你演得象不象。凡是演得象的，农民就欢迎，否则就不感兴趣。
其次，承德专区话剧团为了使农民喜欢话剧，在其它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在艺术处理上，不论是演自己创作的剧目或演外地创作的剧目，都尽量考虑到农民的欣赏习惯，努力做到通俗易懂。一次，他们排演独幕话剧《白杨树下》，对剧中自私自利的富裕中农的处理，采用了象征性手法，在剧将要结束时，让他躺在地下，仰望着白杨树。他们以为这样处理，既省了不少台词，又显得干净利索，演员也很欣赏这种所谓的高超内心独白。结果，把这个剧带到乡下，头一场演出就碰了钉子：戏已经演完了，观众还在等着看下回分解。后来，他们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了修改，再次演出时，农民就感到有头有尾，通俗易懂了。
在组织每场的演出形式上，除演大型话剧外，他们还以话剧为主，安排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歌曲等小节目，穿插演出。这样的演出，农民反映很好，说：红火热闹，不单调。剧团也认为，这样的演出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既照顾了农民的习惯，吸引了他们看话剧，又符合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特点。同时，这样的长期演出，也促使演员一专多能，掌握了更多的为农民服务的艺术本领。
承德专区话剧团为了让话剧在农村扎根，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狠抓了剧本创作。十几年来，他们编写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节目（较大的话剧十个），其中的《大凌河畔》、《渠水长流花盛开》、《在无人区》、《青松岭》等，先后参加了省以上的话剧会演。因为这些剧目都是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从当地农村现实斗争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所以当地农民看了，从思想感情上感到格外亲切，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剧团根据杜昌农业合作社为背景写出的《大凌河畔》、《渠水长流花盛开》，在朝阳、凌源等县的农村演出时，广大农民看了之后表示：坚决听党的话，走集体化的道路。一九五九年，剧团根据兴隆、青龙老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救国英雄事迹，写出的大型话剧《在无人区》，在许多农村演出时，农民总是看了又看，说：“看了《在无人区》的情景，又使我们想起了当年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他们最近创作的话剧《青松岭》，更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这都是他们长期上山下乡演出，深入农村生活，熟悉农民、了解农民，不断进行思想改造，和贫下中农有深厚的阶级感情的结果。
根据承德专区话剧团下乡演出、创作的实践证明，一边为农民演出，一边从事剧目创作，对于话剧在农村扎根，对于农民热爱话剧，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听毛主席的话，继续前进
一九六二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起的猖狂进攻，在剧团里也有了反映。这种反映主要表现在：是继续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还是走另外一条道路？是继续给农民演革命现代戏，还是演别的什么戏？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我们剧团也演过一些内容不好、为农民所不欢迎的戏。通过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指示，才认识到这正是阶级斗争在戏剧战线上、在剧团内的尖锐反映。
剧团通过这次深刻的教育体会到：第一，时刻不可忘记阶级斗争，时刻不可忘记党的领导。他们说：“这次教训告诉我们，如果背离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不以阶级观点去观察问题，在工作中必然要犯错误。第二，必须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过去他们总认为自己剧团有老底子，认为在方向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可是恰恰就在他们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方向问题”上，出了偏差，他们说：“人的思想改造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以毛主席的思想为指导，经常不断地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锻炼，去改造。”
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剧团先后分批再次到青龙、宽城、兴隆、隆化等县的偏僻山区和老革命根据地去演出、劳动和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这次下乡剧团党支部根据地委指示，明确提出，一定要带着本团和个人的工作实际、思想实际，带着阶级感情去演出、去改造思想。他们每到一地，都要请在旧社会受苦最大、仇最深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的报告。有时还把报告录音，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演出时作为一个节目给观众放送。这样做，演员和观众都受到极深刻的阶级教育。
深入生活是无止境的，人的思想改造更是无止境的。以为自己有了一点生活基础，有了一点思想改造的收获，便认为已经够了，已经满足了，可以不再同工农兵相结合，不再进行思想改造的说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承德专区话剧团自从提出从难、从严，带着阶级感情去下乡、去演出、去改造之后，使全团又出现了新的气象，很多同志在思想上有了新的收获的事实，再次说明了这个问题。
随着同志们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自觉性的提高，剧团又掀起了一个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大多数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带着阶级感情，带着问题去学，活学活用，学以致用。剧团根据团内存在的问题，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文章，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增强了同志们不断革命的思想，促进了剧团的革命化。
通过大学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演员的思想觉悟，增强了演员之间的同志情谊，进一步明确了为革命而演戏的道理。原来残存在剧团的陈规旧俗，都已打破或正在打破。青年演员虚心向老演员学习，老演员也放下“老”字的包袱。在排演《青松岭》中，由于有了这种良好的合作共事的关系，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演出的成功。在《青松岭》中最初扮演张大婶的是有十七、八年舞台经验的老演员，后来换成刚到剧团不久的青年演员，这位同志便把自己对这个角色的体验，非常认真地告诉给青年演员。扮演秀梅的演员前后换了三个，三位秀梅便互相鼓励，共同学习，她们说：“不管谁上场，都要把大家对这个角色的心意带到舞台上去。”
虽然有这种演好戏的有利条件，剧团并未因此而放松做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贯串于《青松岭》的整个创作之中。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剧团再次组织大家学习了《关于重庆谈判》《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大大激发了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定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他们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武器、为动力，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
承德专区话剧团十几年来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胜利，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听党的话的结果。他们说：“当我们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的时候，就是听了党的话，执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当我们工作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忘了党的教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因此，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条。”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坚决听党的话，更高地举起毛泽东的思想红旗，深入生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认真向乌兰牧骑学习，继续虚心向兄弟剧团学习，扎扎实实地开展以大学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为中心的比学赶帮运动，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大道上，继续前进！
第6版()
专栏：文艺短评
让话剧在农村中扎根
话剧，是能够迅速反映现实，具有战斗作用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党的重要宣传武器之一。工人、战士、青年学生对这种艺术形式是非常欢迎的。它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农民喜不喜欢话剧，话剧能不能在农村中扎根呢？人们在过去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话剧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农民是不喜欢的，它很难在农村中扎根。今天本报发表的《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承德专区话剧团是怎样把话剧送到农村的》一文，却用他们十多年来的实践，做出了肯定的答案：农民是欢迎话剧的，话剧可以在农村中扎根。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话剧能不能在农村中扎根，关键不在于农村的观众，而在于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心里有没有农民，有没有面向农村的思想，是不是尽了主观努力，掌握了正确方法。
怎样才能使话剧在农村中扎根呢？从承德专区话剧团所提供的经验来看，主要有两条：第一，必须有为农民服务的一片诚心；第二，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努力创作和演出有助于推动农村生产和斗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
为农民服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拿出行动来；不能坐在城市里空喊口号，而要到农村中去身体力行；身子到了农村还不够，还要心到农村才行。要使农民首先从你的生活、言行和演出中体会到，你是诚心诚意为他们服务的，然后他们才欢迎你。承德专区话剧团正是从这方面入手的。
毛主席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有志于把话剧送到农村去，让它在农村中扎根，还必须找出如何才能使它扎根的方法。承德专区话剧团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方法主要是抓剧目。他们说：“话剧能不能在农村中扎根，主要在于演出的剧目是不是符合农民的要求，是不是农民熟悉或渴望了解的东西。”这是确确实实的道理。根子要扎得深、扎得稳，就得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按农村的客观规律办事，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农民要求，能够感动他们、鼓舞他们的好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从而推动生产和斗争。这个根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让话剧在农村中扎根，这是话剧艺术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希望话剧工作者们都能重视这件工作。
第6版()
专栏：
铁路工人的业余作者在成长
——记天津火车司机们的业余创作活动
林印
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一辆旅客列车在津浦线上急驶着，司炉张铁珊凭着高度注意力，才能辨别几乎被埋在雪中的两条钢轨。他还是第一次跟着老司机孙有忠跑车。
天蒙蒙亮时，客车到达了德州车站，忽然，三、四个铁路公安人员出现在机车跟前。其中一个说：“同志，路上雪大，容易出事，我们要检查一下，列车在途中出事故没有。”年青的张铁珊听后不放心，急着要下车去看一看。孙有忠却镇静地说：“咱们车没有出事故。”“谁敢保准？”“我敢保准，道上我连眼睛都没眨，别说是人，就连只兔子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工夫不大，几位铁路公安人员已彻底检查完了。他们向司机长孙有忠说：“同志，我们检查结果证明你们完全遵守铁路规章行车。没有出任何事故。”
这一次的行车给张铁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使他联想到平日接触的许多司机的生活和工作；司机们各有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就是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而孙有忠又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人物。热爱写作的张铁珊深深为孙有忠的高度责任心所感动，他决心要塑造象孙有忠这样的英雄司机的典型性格。
张铁珊从解放初期就到天津机务段当火车司炉。他非常熟悉司机们的性格和生活，所以构思成熟以后，只用了两三天时间就写出了短篇小说《跟着甲申跑车》。
接着张铁珊又创作了《列车飞奔》和《棉线团的故事》等作品，在努力表现英雄的铁路工人形象的过程中，张铁珊渐渐掌握了文艺武器。
然而张铁珊的创作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铁珊学习写作已有十多年了。一九五八年以前，他写作的目的性不明确，往往从兴趣出发，因此，作品的思想性不高。机务段党委和业余编辑部发现这种情况后，及时帮助他提高思想认识，有计划地培养他做团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参加种种社会活动。后来党委发现，张铁珊的作品题材有局限性，又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和事。有一次张铁珊想写一个短篇小说，反映铁路工人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向党委汇报了自己的构思内容以后，党委发现他的阶级观点比较模糊，立刻提醒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把写段史的任务交给他，使他在了解和写作段史的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
张铁珊是在党的关怀和细心培养下，渐渐成长为一个好的火车司机，一个业余文艺战士。
青年副司机刘民的写作道路比张铁珊顺利得多。刘民从去年十二月才开始写作。他是机务段上的团支部书记，常常接触先进人物。他很想表现这些先进人物的思想和事迹，却苦于笔不听话。有一回，他想整理副司机苏志文细心保养火车头的事迹，不知从哪下手。党委了解他的心思，就指派张铁珊和他结对子。他俩共同研究，互相学习，终于整理出一篇散文发表在《京铁工人》报上。他高兴地对别人说：“我是一个火车副司机，又学会写作，就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因为他写作的目的性很明确，能经常保持饱满的写作热情，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已经写了二十多篇新闻通讯和思想评论等。
象刘民和张铁珊这样结对子学习写作的，在天津机务段共有十四对。
业余编辑部的另外一个积极分子李富山的情况又不同。李富山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学习写作。不料他的妻子不懂得写作的意义，每当假日看见李富山拿起笔来写作，她便不高兴。这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李富山停下了手。党委和业余编辑部发现李富山的苦恼，帮着他去说服年青的妻子，解决了这个矛盾。从那以后，每当假日她看见李富山拿起笔来写作时，便悄悄地把孩子带开，生怕打搅了李富山。
李富山得到业余编辑部的帮助，得到党委的关怀和支持，从去年又重新拿起笔来参加战斗，连续写出了不少文艺评论和散文。
独幕剧《竞赛之中》的作者刘玉田，是业余编辑部写作历史最久的。他第一篇散文《一个妇女的控诉》发表在一九四九年的《天津日报》上。十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铁路工人之中，从一个普通擦车工提升为机务段基层工会的主席。他了解工人，熟悉工人，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组织者。他写的《竞赛之中》反映了铁路工人大公无私的性格。有些工人看完戏以后，反映说：“这个戏简直写到我心坎上了！”不论老一辈的或年青的火车司机都认为刘玉田的确既懂得铁路工人的实际生活，又能较好地表现铁路工人的先进思想。
天津机务段的业余编辑部是由三十多个热心写作的火车司机、司炉以及修车工人组成的。在党委和业余编辑部的领导、推动之下，业余作者们近半年来，已写成了二百多篇文章，其中有九十多篇短篇小说、通讯、新闻、思想评论、文艺短评等发表在文艺杂志和报纸上。他们创作的独幕剧《竞赛之中》，参加了天津市第十四届业余文艺会演，而且获得了天津市总工会的奖励。
目前业余编辑部拥有三十五名业余作者，其中有十五人是五好职工或五好班组工人。一般的业余作者也都具备四个条件：一、政治思想好，要求进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二、生产劳动中的骨干；三、群众关系好；四、热爱写作并有一定写作能力。这些业余作者中有的是世代相传的铁路工人，他们非常熟悉铁路工人的英雄性格，有的业余作者本身就是英雄事迹的创造者。
根据业余作者不同的特点，业余编辑部划分四个小组：一、文学创作组；二、通讯报道组；三、思想评论组；四、美术创作组。业余编辑部鼓励所有业余作者要各有专长，但又提倡“专一能二”。业余编辑部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扩大作者的眼界，提高作者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编辑部还时常帮助业余作者处理好写作新闻报道、通讯和文学创作、思想评论等各种体裁文章之间的关系。
业余编辑部的领导小组由编委七人组成。这个编委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它的任务是对业余作者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并且采取措施培养和壮大业余作者队伍。编委会经常组织业余作者交流经验，举办小型辅导活动，每月召开一次全体业余作者会议，根据中心任务，向业余作者提供线索，确定写作要点，明确写作方向，制定写作计划。编委会还负责审查所有业余作者的稿件。积极向有关的报刊或杂志推荐和联系，尽力扩大业余作者作品的发表园地。一批年青的业余作者得到党委和业余编辑部的积极培养，成长得很快。一些坚持写作多年的业余作者，得到党委和业余编辑部的帮助，也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