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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在西藏自治区首届人代会首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新华社拉萨十四日电 在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二日举行的会议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张国华作了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张国华首先指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力量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取得伟大胜利的集中表现。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张国华接着谈到了西藏的形势，他指出，十五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张国华谈到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
驱逐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侵略势力，打退了印度反动派的武装入侵，祖国的国防更加巩固了，西藏成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西南的坚固屏障。
西藏藏族与汉族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长期制造和挑拨所造成的民族隔阂被消除了，民族团结加强了。
以达赖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被平息了，以班禅为代表的反动农奴主集团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祖国的阴谋叛国活动受到了揭露和批判。农奴主阶级和封建农奴制度被推翻了，农奴阶级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废除了寺庙对劳动人民、对贫苦喇嘛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了政治统一，政教分离。
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和巩固了。全区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乡已经实行普选，劳动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培养了大批藏族革命干部，发展了大批藏族党员和团员，大多数乡都建立了共产党、共青团的基层组织。这些党员、团员和干部，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们是西藏藏族最宝贵的财产。
藏族人民中产生了第一代工人阶级，培养出了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材。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爱国人士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经济建设、文教卫生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开始改变着西藏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以后，解放了生产力，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办互助组，生产互助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张国华说，今后，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而努力。
张国华在谈到十五年来西藏工作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时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西藏革命，包括两个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领导西藏劳动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农奴主阶级在西藏的统治，变封建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变封建农奴制的西藏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并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完成以后，领导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他说，十五年来，西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特殊性，就是从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经过民主革命，正在向社会主义飞跃，避免了资本主义道路。
张国华说，面对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迫切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党要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中肯定了的。为了进行民主改革，党在支持、壮大、组织革命力量和团结、教育、改造上层方面，作了长期的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党对以达赖、班禅为首的上层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仁至义尽的争取、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而他们却坚持反动的农奴主阶级立场，死抱着农奴制度不放，千方百计地反对百万农奴的翻身要求。当经过八年的工作，群众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大批藏族革命干部开始成长起来，爱国力量也逐步壮大，百万农奴迫切要求推翻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时候，以达赖为首的上层反动集团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和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结果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他们的反动面目彻底地暴露了，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群众的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了，同时也引起了爱国人士的反对，他们完全孤立了，出现了西藏革命的大好形势。党坚决支持群众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的要求，领导群众取得了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
张国华指出，在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中，党的总的方针是边平边改，把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接着讲述了在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中党的阶级路线和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执行这些方针、路线、政策的结果，不仅迅速平息了叛乱，而且完成了民主改革，结束了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西藏。
张国华说，在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百万农奴迫切要求解放；平息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以后，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群众的这些革命要求变为群众自觉的革命行动，实现他们的愿望，是党在西藏十五年来群众工作的全部内容。
他说，民主革命基本完成，紧接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之后，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便成为党在西藏的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以后，根据中央的方针，党在群众中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第一，大力组织与发展了互助组，促进了农、牧、手工业等生产的发展；同时建立了一些中、小型工业，发展了国营商业网。第二，进行了普选，健全了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开展了反对封建复辟的斗争，特别是一九六四年冬季，贯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以后，这一斗争更加深入了。第四，在农牧区和城镇建立了党、团基层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第五，培养了一万六千多名藏族干部，形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藏第一代工人阶级队伍。第六，在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牧区开展了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三大教育运动。通过以上工作，群众的阶级觉悟、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
张国华说，十五年来的历史再次证明，群众工作必须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教育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群众的思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上来，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自觉的行动。而广大农牧民有了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不但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推翻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也一定能够逐步走上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
张国华说，十五年来在西藏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武装斗争始终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军事斗争上，经历了昌都战役、平息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每一次军事较量的结果，都大大推动了西藏革命的前进和发展。
他说，十五年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等各项政策。进藏一开始，就通过生产、建设、免费治病、发放贷款、兴修水利、抢险救灾、支援生产、赠送种子等一系列工作和实际行动，宣传和体现党的各项政策，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民族团结，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支持了爱国进步力量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和西藏人民建立了鱼水一样的亲密关系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十五年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对西藏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出色地完成了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他们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高贵品质。今后，进藏人民解放军将继续为西藏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全区人民，全体职工和工作人员，要努力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在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事业中，奋勇前进。
张国华说，十五年来，我们在西藏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扶持壮大了反帝爱国力量，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了亲帝分子、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和农奴主阶级中最反动的分子，在西藏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十五年来，西藏统一战线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五九年以前，统一战线以反帝爱国为主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凡是反帝爱国、赞成十七条协议的人，党对他们都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随着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的胜利，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爱国力量不断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
他说，十五年来，西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巩固，许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提高，对于西藏民主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这是党和西藏人民所欢迎的。希望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上层朋友，继续改造、提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国华在谈到西藏的宗教问题时说，西藏农奴主阶级一向把宗教作为统治人民、剥削人民、毒害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宗教又是广大人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正确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对于群众的宗教信仰，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信教和不信教的都有自由，都予以保护。对利用宗教进行叛国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的，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对寺庙的封建特权、压迫和剥削，必须彻底废除。我们希望宗教界人士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遵守政府法令，加强自我改造，同全区人民一道，积极参加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张国华接着谈到了西藏的政权问题。他说，西藏在政权问题上，经历了一场最复杂、最曲折、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前，西藏实际上存在着人民民主政权和反动的封建农奴主政权这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中，人民民主政权和反动的封建农奴主政权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一九五六年，成立带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对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切有利于人民的进步决议和措施，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使这种斗争更加复杂、曲折和尖锐。一九五九年，平息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后，结束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并存和对立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西藏人民民主政权。一九六四年西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对班禅反人民、反祖国、反社会主义、图谋叛国的罪恶活动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并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班禅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这些情况表明，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十分尖锐的斗争过程。反动农奴主阶级绝不会自动让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进行了武装斗争，才能彻底摧毁反动的农奴主政权，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政权，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他说，西藏自治区就要正式成立了，这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又一伟大胜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西藏来说，就是工人阶级，农民、牧民阶级，其他劳动人民，爱国人士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建立人民民主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对农奴主阶级，反动农奴主分子，反动的农奴主代理人，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叛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实行专政。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政权的更加巩固。
张国华接着谈到了西藏的经济建设问题。他说，十五年来，西藏地区极端落后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实行了民主改革，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铺平了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党全民全军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发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改变西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西藏来说，就是艰苦奋斗，狠抓农业、牧业，大搞粮食，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西藏的发展进步，奠定物质基础。十五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的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十分切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
他说，要发展西藏地区的生产建设，改变原来一穷二白的极其贫困落后的面貌，取得祖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大力支援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支援，是很困难的。我们在生产建设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就是与国家和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我们要以内地的支援，激发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绝不能单纯依靠内地人民的支援。
张国华说，十五年来，我们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培养民族干部的指示，培养了一万六千多名本地干部，其中有一千多人分别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阶级觉悟和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队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平息叛乱、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和三大教育等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绝大部分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时期的各项任务，对祖国、对西藏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藏族劳动人民的好儿女。他们是党和西藏人民最宝贵的革命财富。
他说，进藏干部也是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十五年来，进藏干部绝大多数树立了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的革命思想，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勤勤恳恳为西藏人民服务，和劳动人民、本地干部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爱和信任。
十五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以工农为骨干的干部路线，注意选拔阶级觉悟高、听党的话、积极肯干、有培养前途的贫苦农牧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出身的藏族青年，加以培养。这些贫苦农牧民出身的本地干部，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里，饱受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与劳动人民有着最亲密的联系。这是干部队伍中最宝贵的新生力量。正是有了这些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干部，才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今后仍然需要依靠他们，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十五年来，我们也重视了对爱国人士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今后仍然需要加强这一工作。
在坚持干部共产主义化的原则下，党一定要继续大力培养本民族干部，各民族干部一定要按毛主席所提出的五条标准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努力使自己共产主义化。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张国华说，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是党的领导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对西藏飞跃的发展起了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今后，我们更将依靠毛泽东思想，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兢兢业业、戒骄戒躁，使西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完成又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张国华接着谈到了西藏今后的任务。他说，西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与封建复辟的斗争，存在着巩固祖国统一与民族分裂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西藏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整顿、提高和发展互助组，发展农牧业生产；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地、稳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国防建设，保卫国防，巩固国防。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就要继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路线；继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正确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正确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继续大力培养各民族的革命干部，特别是贫苦农牧民出身的革命干部。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实现各民族干部的共产主义化；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张国华最后说，十五年来，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任务是更加艰巨、更加繁重、更加光荣的。在今后工作中，仍将遇到复杂的、曲折的、激烈的斗争。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旗帜，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西藏地区的方针政策，进一步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他号召西藏地区全党全民和全体驻藏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团结起来，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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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大豆单位面积产量是可能的
本报评论员
大豆能不能高产？大豆是注定的“低产作物”吗？怎样才能使大豆高产？
这些问题，在我国大豆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是广大社员、基层干部、领导机关、科学研究单位，经常在考虑的问题。
大豆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已有四千多年。它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大豆生产也得到了发展。但是，同其他一些农作物相比较，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得不够快，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我国大豆主要产区的东北地区，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是低于当地的其他作物。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大豆被看作是“低产作物”，认为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困难的。然而另外一些人，一方面看到了大豆低产的现状，一方面却并不认为它是注定的“低产作物”，不认为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事实上，过去有些大豆产区，如吉林省松花江两岸的榆树、永吉、九台等县，在八九十万亩至一百多万亩的耕地上，就曾获得平均亩产二百斤以上的成就，今天本报发表了刘家大队的通讯，这个大队连续几年大豆平均亩产三百斤以上。这些事例充分表明，大豆低产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为什么刘家大队能够取得大豆大面积稳产高产？是这里自然条件特别好？是国家给这个大队支援特别多？都不是。概括起来，原因有两条，这就是：种田为革命；耕作讲科学。这两条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刘家大队坚持发展大豆生产，是在不断的思想斗争中进行的。当着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百多斤的时候，有人觉得种大豆不如种粮食作物合算，觉得不如多种点粮食、多收点粮食、多向国家交售点粮食为好。多增产粮食，多向国家交售粮食，这当然是好事情。可是，在国家和人民需要大豆，这里的自然条件也适宜生长大豆的情况下，作为革命者，应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按照国家、人民的需要，坚决种植大豆，并且不是马马虎虎地种，而是严肃认真地种。这就不能满足于过去的低产量，而要努力争取高产量，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刘家大队的干部社员是这样做的。他们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把发展大豆生产、提高大豆产量和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正确地处理了革命和种田的关系。
刘家大队的气候一般适宜大豆生长，但是全大队的耕地大部分是山坡地，土壤瘠薄。要发展大豆生产，提高大豆产量，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利的条件。敢不敢改变它？能不能改变它？刘家大队的回答是：敢！能！革命者无所畏惧；为革命而种田，就敢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克服任何困难。他们治山治坡，使土质逐渐变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攒农家肥料，自己繁育良种，创造了在当地争取大豆高产的新的条件。
有了为革命种田的觉悟，有了改变自然条件的一些措施，应当说，大豆增产就有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大豆，如同其他作物一样，要由低产变高产，有它本身的客观规律。认识它的规律，按照它的规律办事，才能把提高大豆产量的愿望变成现实。过去，刘家大队种大豆，耕作很粗放，许多事情该办的没有办，产量不能很快提高。要提高大豆产量，首先就要弄清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例如应该密植还是应该稀植，应该这样施肥还是应该那样施肥，等等。为了积累一套科学的耕作方法，刘家大队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逐步地认识这些规律，把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地运用到大豆耕作上面。
为革命而种田，用科学方法种田，刘家大队终于创造了大豆大面积高产稳产的成就。
刘家大队破除了大豆低产的迷信，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他们的经验为提高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开辟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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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家大队大豆稳产高产经验
在吉林省，注意大豆生产的人都知道鸭绿江边的集安县有个“大豆王”。他名叫王玉贤，五十多岁的老贫农，是台上公社刘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大豆丰产模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栽培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自一九五一年以来，他和群众一块进行提高大豆单位面积产量的科学实验，使大豆的亩产量由过去的一百三、四十斤提高到三百多斤（小面积试验地），近年来，又从小面积三百多斤发展到全大队的大面积三百多斤。
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松辽平原地区，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在一百五十斤左右，而刘家大队处于长白山脉老岭脚下土质瘠薄的半山区，为什么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能够达到三百多斤？这里面有什么秘密？王玉贤说：“要说有秘密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站在长白山，望到天安门’——把发展大豆生产和国家、群众的需要联系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科学实验。”
增产大豆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
当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百多斤的时候，一些人认为发展这种低产作物不合算，不如多种高产粮食作物，可以较快地增加粮食总产量，向国家多售余粮，落个好名誉。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王玉贤琢磨起来：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宜生长大豆，国家和人民需要大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当积极设法发展大豆生产。他和党支部研究以后认为，首先应该改变人们只顾增产粮食轻视增产大豆的想法。他们分析人们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只看到这里土质瘠薄，对发展大豆生产不利，没有看到这里无霜期较长，雨量较多，有利于大豆生长；只看到瘠薄的土地大豆产量不高，没有看到一旦人们树立起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积极采取增产措施，大豆产量可以迅速提高；只看到增产粮食多售余粮光荣，没有看到增产大豆同样光荣，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于是，党支部反复向干部、社员进行了发展大豆生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教育。
事实证明，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人们对发展大豆生产是赞同的。不少的人这样谈到：“大豆是粮食又是副食，是油料作物又是工业原料，它还是我国传统重要的出口物资。增产大豆，对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有好处。”
从小面积高产到大面积高产
提高了群众对发展大豆生产的认识，不等于发展大豆生产就没有问题了。历史上大豆是低产作物，能不能提高产量呢？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干部）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党支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大豆的产量低是事实，可是为什么会产量低？主要是人们对它缺乏精心耕作，总是认为对这种低产作物去花费工夫，得不偿失。什么作物都是一样，不精心耕作，产量哪有不低的呢！党支部书记王玉贤决心做出改变大豆低产状况的样板去教育群众。
从一九五一年以来，王玉贤和群众一块进行提高大豆单位面积产量的科学实验。大豆的低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五一年他和老贫农王克吉采取新的技术措施种了十一亩大豆试验田，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三百三十四斤，之后，大豆试验田的单位面积产量逐渐提高到三百八十斤、四百斤、四百八十斤、四百八十六斤，比过去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一倍到三倍。这些事实，使人们的心里开了窍，认识到大豆的增产潜力非常大。各生产队都先后进行大豆小面积试验，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达到三百三十多斤。
但是，由小面积推广到大面积，由平地扩大到山地时，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下降了，平均亩产二百三十斤。这时，有些带有保守思想的人说：“我说大豆是低产作物嘛，你看怎样？”“小面积碰巧还行，大面积根本不行。”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有类似的想法。王玉贤和党支部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在党内，在群众中，开展了以“大豆产量为什么回落，大豆是不是低产作物，大面积种植能不能高产？”为题的讨论。一部分人坚持了原来的意见，说：“反正大豆产量低，大面积种不能高产。”但是更多的人提出不同的看法。六十多岁的老贫农张宝祥说：“我们不能灰心，过去作梦也没有想到大豆一亩打三、四百斤，还不是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如今咱们大队种的多，产量低了一点，那是因为种得不够细。”大家检查了产量降低的原因，除了施肥少，莳弄的不好之外，主要的是由于这些农田大部分是山坡地，解放前开发种植人参，造成水土流失，地力衰退。原因找到了，党支部就教育干部、社员树立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并且迅速行动起来，修谷坊，垒石格子，用草炭改良土壤等，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增强了地力。这样，大豆在山地就同样获得了大面积稳产高产——由单位面积产量二百多斤提高到三百斤以上。
依靠群众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大豆由小面积的高产发展到大面积稳产高产过程中，王玉贤坚持开展以科学实验小组为核心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提高大豆的产量，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的贯彻农业生产“八字宪法”。但是，人们对增产措施各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人认为要种密些，有的认为要种稀些，有的认为滤粪好，有的认为扬粪好……。为了找出切合实际情况的技术措施，王玉贤深入各生产队和那里的科学实验小组结合起来，根据人们对技术措施的不同看法，和科学实验小组一块确定研究课题，一块进行对比试验，一块作出技术成果的鉴定，最后把试验成功的技术措施推广出去。
王玉贤和每一个生产队的科学实验小组研究出来的新的技术措施，是不是要求全大队的每一个生产队都要推广呢？不。各生产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如果对这项技术措施有怀疑，就重新进行对比试验，确实证明它是增产的就加以推广。王玉贤深深体会到：有些新的技术措施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考验才能看出效果，如果只看见当年的试验增产，就要求在全大队大面积推广，群众是不会同意的。王玉贤领导科学实验活动的这种民主作风，使新技术的推广真正做到走一步巩固一步。
王玉贤开展科学实验活动的这种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科学技术队伍不断壮大（由过去王玉贤等二人发展到现在五十多人），农业生产“八字宪法”被人们更加广泛地因地制宜地运用在大豆生产中。过去种植大豆的落后的耕作方法（如不很好选种、施肥等）被改变过来，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逐渐提高了。
积极推广王玉贤的增产经验
王玉贤增产大豆的经验，引起了有关领导方面的重视。省农业科学研究院派出技术人员到刘家大队长期蹲点劳动，帮助王玉贤总结增产大豆的经验，中共集安县委和台上公社党组织积极加强对刘家大队的领导，经常召开现场会议推广王玉贤的增产大豆经验。
但是，目前有的人对王玉贤的增产经验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说，王玉贤那里是“半山区、面积小（指种植大豆面积不大），没有代表性。”就是说，王玉贤增产大豆的经验对大豆集中产区松辽平原没有参考价值。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王玉贤增产大豆的主要经验是实事求是地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科学实验，因地制宜地认真贯彻农业生产“八字宪法”的有关技术措施。他们在发展大豆生产中，没有伸手向国家要化肥、种子支援，而是发扬勤俭办社的精神，自己积农家肥，自己繁育良种，做到不必花费很多投资就能够收到增产的效益。他们还树立雄心壮志，治山治坡，为山地发展大豆生产创造有利条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大抓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使广大社员认识到发展大豆生产要和国家、集体和社员的利益结合起来，全面地正确地处理粮豆的关系。十多年来，他们发展大豆生产的这种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都是值得提倡的。
（本报记者 古维进 苑广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