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同工农结合 改造世界观
哈尔滨医科大学克山病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于维汉
背叛剥削阶级 为劳动人民服务
我接触毛主席著作是比较早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我在前东北军区后勤部卫戍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里一位住院的老干部，送给我一本精装的《毛泽东选集》（原东北书店出版）。她在扉页上写道：“于大夫，这是革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装帧很好，当时又很少见，但对扉页上那句话，我却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对一个政治工作干部来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是需要的，但对一个搞医务工作的人来说，最需要的还是高超的技术。让我们分工吧！你读你的毛主席著作，我学习我的技术。当时我是学不下去的，也没有心思学下去。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实践论》、《矛盾论》先后发表了。读了以后，我觉得这两篇著作的许多论点可以引用来讲解内科诊断学。当时，我就象引用一般科学文献那样，引用《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内容来讲解疾病的诊断（认识）过程和防治。在生活会上，我也一条条，一段段背诵毛主席的原话给别人听。可是，这时候我很少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只是在后来，参加了农村的革命斗争，熟悉了劳动人民，逐步有了自我改造的愿望时，回过头来重温毛主席著作，我才逐渐有了一些真正的感受和体会。
一九五三年冬天，领导上派我到克山等地去防治和研究克山病（克山病是在我国农村发生的一种原因未明的心肌病）。当我第一次来到病区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农村这样贫困、落后和多病；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广大农民那样仇恨旧社会、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后来，在农村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过程中，在抢救克山病患者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的阶级教育，才使我逐渐地了解了农村的过去，了解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一九五四年腊月的一个风雪深夜，我第一次抢救德都县三区富民村一个克山病患者董凤兰。病人家属一看见我们就说：“毛主席派来了医生，病人这回可有救了。”邻居们说：“董凤兰要是死了，这一家就得挑灶啦！”我意识到，这是受克山病威胁的病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致呼声，感到我们责任的重大。在抢救董凤兰过程中，我问她的丈夫赵恩民：“为什么不早一点找我们来治病？”他说：“在旧社会穷怕了。解放后生活刚刚好起来，有一点小病哪肯请医生啊！”当我们要给董凤兰打针时，她拒绝说：“我的病治不好，别打针了。省得给孩子拉一身饥荒。”我们向她解释说：“我们国家规定治疗急型克山病，是免费的。”她说：“你们糊弄我，哪有治病不要钱的！”这时我才知道，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和医药是多么无缘！经过七十二小时的抢救，我们终于把病人抢救过来了。这时，赵恩民以喜悦而又沉痛的心情对我们说：“一九三八年那年，光龙镇街里在一个冬天，就因克山病死了四百多人。那时候，穷人买不起棺材就用箱子装，村头放的箱子白花花一片，可惨啦！有的家，人死绝了；有的村，人死光了。老财和日本人不得病，人家哪管咱们死活。穷人生病时没人理，可人死了人家就来挖心拿去研究。解放后，根本不同了。党派来厅长、教授给我们免费治病，在旧社会就连作梦都不敢想啊！”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家史，就是一部被剥削、被压迫的血泪史。他们一谈到旧社会就是无限的仇恨，一讲到新社会就感到由衷的热爱。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深切地教育了我。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在农村的生活实践使我认识到：不了解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了解贫农、下中农，也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当我对农民熟悉了一些之后，我开始知道过去对旧社会、对剥削阶级所以仇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背叛它的缘故。我开始对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和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在旧社会，尽管劳动人民生活在灾难深重之中，我还不是凭着家里剥削来的农民血汗去清闲地做“学问”、求知识的吗？要不是凭着剥削来的钱，在那个社会，我怎么可能一直念到大学！我原来以感激的心情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学技术，解放后又以恩赐的心情去给劳动人民治病，这是从根本上颠倒了我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过去，我一直认为我家是“忠厚”的，可是听了许多农民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认识到，我家原来是利用小恩小惠这个非常隐蔽的剥削手法，使长工既受剥削，又要“感恩”东家。到了这时，我再学习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觉得理解得比较深刻了。我开始下决心背叛本来的阶级，把立足点转移到劳动人民方面来，为劳动人民服务。
克服名利思想 坚持同农民结合
当我下决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时候，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却在影响我和农民进一步结合。一九五三年第一次下乡，我一方面感到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想趁此机会搜集一些资料，看一看克山病这个“冷门”值不值得干下去。四个月的乡下生活，使我觉得搞克山病“油水”不大，要付出的代价将会超过能得到的东西。所以，当一九五四年冬，党组织再让我下乡时，就犹豫了。我担心一陷进这个“无底洞”，再也拔不出脚来。一年两年地搞下去，岂不“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影响了自己的“提高”吗？领导同志对我讲：“一切工作要从群众需要出发，克山病在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影响着农业的劳动力，应该下功夫去解决它，而它也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研究题目。”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当我想到要到工作条件差，生活苦的农村去，我能受得了吗？要在病区长期搞下去谁能保证不得克山病呢？在农村又没有可供参考的文献，能搞出名堂来吗？想到这些，我又动摇了。因此，我向领导说：“克山病的现场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今后应该多搞一些克山病的资料研究工作或者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克山病的现场工作刚刚开始，在图书馆里上哪里查文献？在实验室里又根据什么开展研究工作呢？我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是因为我知道，只要留在学校，搞不搞克山病就由我了。经过领导上的再三说服，这一年冬天我还是下去了。临下去的时候，省的领导同志向我说明：党下决心要消灭克山病，大家都应该学习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当时我想，象白求恩那样的人究竟有多少？然而，下去以后，劳动人民中许许多多感人的事实，却教育了我，打破了我的陈腐观念。
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德都县四区一家姓池的父子俩同时得了急型克山病，病情很重，病人家里没有人，全由左右邻居照看。我担心父子俩任何一个死亡，都会影响另一个。正在焦急的时候，一位姓张的邻居，主动提出：“把孩子背走！”我吃惊地说：“他会死掉的！”他说：“这没关系，谁家还没有个红白喜事，救人要紧！”把孩子背走后，邻居们主动分为两伙，一伙照顾父亲，一伙照顾儿子。他们对病人照顾得那样热情，很难看出不是在护理自己的亲人。父子俩到底没有被抢救过来，邻居们就象自己家里发生了不幸那样悲痛地埋葬了他们。劳动人民这种一家有事众人相助的无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也是在这前后，我们去抢救一位名叫张金的贫农社员的妻子。当我们赶到时，病人已死去一小时了，我们都陷入悲痛中。张金却忍痛对我们说：“你们来，我就感激了！大夫，把尸体拿去解剖吧！早些把克山病研究清楚，免得大伙遭殃！”
农民的这些不平常行动教育了我。我问自己：“你能做到吗？”我肯定地回答：“有困难。既做不到池家邻居那样无私的帮助别人；也做不到张金那样，为了大家把自己的亲人主动送去解剖。”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我暗暗地对自己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决心在防治克山病工作中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农村从事克山病防治工作的问题总算初步得到解决，可是，随着工作的进展，科学研究资料积累的越来越多，参加协作的方面也越来越广，这就出现了谁都想多占点资料的问题。我开始担心资料被别人占去，担心将来研究有了成果是属于谁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别人向我打听工作进展情况时，我的回答往往是“进展不大，无可奉告”。这样不仅使许多资料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把协作关系也搞紧张了。党发现了这些问题，及时教育我正确对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领导的教育启发下，我联想起在旧社会搞科学研究的情景。那时，别说象我这样普通的临床医生，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搞科学研究都苦于没有经费来源。好容易搞出点成果，发表论文时还得在收尾处郑重声明说：“本研究是承某某财团慷慨支援而完成，特此致谢！”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支援”究竟有多少，真是天晓得。今天，党和人民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不但给指出研究的方向，而且拿出了巨额经费，配备了各种仪器，真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农民又那样热情地协助我们搞科学研究工作，我怎么可以把科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都写在自己账上呢！党要求我们在克山病研究上出成果，出人材，而我却把科学研究作为个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想到这，我痛心地感到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认识提高以后，协助别人就更主动了。为了满足别人研究病因的需要，我可以愉快地把对我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血液标本，尽快地送到对方手里。我只希望迅速出成果，早日消灭克山病。这样一来，心情愉快了，同志间的关系也密切了，工作起来更有劲了。每逢春节，领导同志总是动员我回家看看，可是我知道，这时正是克山病发病最多的时候，应该坚守岗位。一九五六年春节的前几天，家里打来电报说母亲因为心肌梗塞入院了。作为医生，我知道老年人的心肌梗塞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想母亲既然住院了，有人照看，决定不回去。就这样，我从事克山病研究工作的十二年中，有十一个新年、春节是在全国各地病区农村与克山病作搏斗中度过的。
根本的问题在于思想感情的转变
在长期和农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使我的思想感情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党的耐心教育等待和农民的帮助下，长期地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向克山病作斗争，我总算“一关一关”地“熬”过来了。
我初到乡下，第一个印象就是农村落后，老乡“太脏”了，简直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放行李。心想，虱子爬到自己身上可怎么办？不要说吃粗粮不习惯，就连农民的碗筷都觉得不干净，不愿使用。和农民连话也谈不到一块，他们讲的，我不愿听；我讲的，他们听不懂。因此，我常借口晚上开会，宁肯多走一、二十里路回区住在冰冷的办公室里，也不愿睡在农民的热炕头上。在装束上，我穿的是皮夹克，盖的是长毛绒毯子和雪白的丝棉被，出去背着双筒猎枪。老乡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特殊人物”。
起初，我对劳动的看法，也是极端错误的。我想，凭我这个技术，到农村为农民防病治病，就等于参加劳动了，而且是“最高级”的劳动。为了洗件衬衣，我可以烧它半锅开水，而自己却既不去挑水又不去打柴。有时也到地里走走，锄两下地，但却无心在这方面耽搁更多的时间。我觉得下乡把时间花在农业劳动上是最不值得的。
在同农民经常接触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渐渐地动摇和批判了我的清高自大、轻视劳动的恶习。随着我思想感情的变化，逐渐和农民有共同语言了，对农村生活也习惯了。慢慢地，农民能吃的，我也能吃了；农民能铺、能盖的，我也爱用，也能和农民的孩子挤在一个炕上睡觉了。我把和农民在一起积肥、挑水、打柴看作是一种愉快的事情。在和农民一起劳动中，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我们在农村防病的知识。每当春旱、秋涝或早霜时，我都非常着急，怕影响收成。当我们参加秋收之后，看到生产队大车一辆辆送公粮时，就觉得好象是我自己在向国家交公粮那样的高兴。同农民聊天时，再也没有说不到一块的感觉了。我的兴趣和爱好也变了，我不但可以和农民在一起扭秧歌，还可以在欢迎晚会上唱支民间小调。这时，农民再不把我当作“特殊人物”来看待了。
农村生活的实践，使我同农民建立了同命运、共呼吸的深厚感情。贫农高振东的儿子小牛子得了克山病，经抢救一个月无效而死。我情不自禁地和高家夫妇一起流下了眼泪，高家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痛心自己在这个病的面前这样无能为力。紧跟着高振东由于精神刺激发生了癔病，我又流着泪，紧握着他的手抢救他。贫农王善珍，患了急型重症克山病，经三十六小时的紧张抢救转危为安。当我摸到她的脉搏整齐而有力地跳动时，我感到好象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些与死亡搏斗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加坚定和增强了我消灭克山病的决心和信心。
今年元宵节的晚上，德都县兴隆公社兴隆一队孕妇李淑珍患了急型重症克山病。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抢救，病情刚稳定，我给她接尿时发现尿里有血，知道她要分娩了。这时我慌了，我们都不会接生，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急型克山病在分娩过程中危险性很大。当时一位大夫问我：“于老师，抢救大人还是抢救孩子？”我故作镇静地讲：“大人要抢救，孩子也不放弃！”实际上我心里很没底。我们把附近会接生的人请来帮忙。经过大家的努力，李淑珍这个只有一个女孩的四十五岁妇女，现在又生了一个男孩，大家都非常高兴。北方农村下半夜是很冷的，我看母亲被子很单薄，想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给她盖上，可是一看到处都是血，稍微犹豫了一下，紧接着就把大衣给她盖上了。这时我觉得暖和的不是李淑珍，而是我自己；抢救过来的不只是李淑珍母子俩，还有我那几乎失掉了的对急型重症抢救的信心。
通过十几年来同农民相结合的过程，我从思想感情上热爱农民，农民和我也就更加亲密了。老一点的农民常管我叫老兄弟，年纪小的叫我大叔，干部干脆叫我老于，不少农民亲切地称我为“农民的教授”、“我们的教授”。
好不容易啊！“我们”，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这是在党的教育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多少年的磨练和痛苦的反复的改造之后，才取得的啊！我总算“挤”进农民队伍里来了。我把它看作是人民对我最大的信任，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改造自己、做好工作、克服困难的动力。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幸福莫过于得到群众的信任。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我觉得毛主席在这里不仅向我们提出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而且指出了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途径。这些年来的实践使我深深认识到，象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彻底背叛剥削阶级，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学好毛主席著作；也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更好地理解劳动人民，才能够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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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农村巡回医疗的体会
北京市同仁医院副院长 张晓楼
过去我虽然到农村作过沙眼防治工作，但都是短时期的、也是走马观花式的。比较长时期地在农村巡回医疗，并且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最近这是第一次。特别是正值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机会，对我教育很深，启发很大，感触很多，思想上起了不少的变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颇有今是昨非之感。
已往我只是在理论上知道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阶级，所以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但是对他们的感性认识是文化不高，不讲卫生。这次和他们共同参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才在思想感情上起了变化。和贫下中农在一起，经常听到他们用朴实的语言，生动的事实，揭发地主分子的罪恶，表现出他们立场坚定，热爱集体、爱憎分明。在日常生活里也能看出贫下中农拥护党，热爱毛主席。在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有的人不愿意注射，一位贫农老大爷把袖子一挽，说：“先给我打一针，党的号召，准是好事。没有错！”那种无条件拥护党的号召，使人感动。
和他们共同劳动当中，大家一块干活，一起流汗，最容易沟通思想，无话不谈。每逢遇到共同劳动过的同志，总是觉得分外亲切，总愿意谈一谈共同栽的蒜、种的白菜长得怎样，种的豆子如何。共同劳动产生了共同的语言。
他们对人亲切朴实。我们的房主人在初春时候，每天晚上一定要把火炉搬到我们住的屋里；每天我们巡回回来，暖壶里总是装满了开水。
只有在认识贫下中农的勤劳、朴实，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良品质后，才感到“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从前在城市医院里看病，我认为眼科有个特点：病人多是农民和工人，自然就是为工农服务。来到农村之后，才认识到这是很片面的看法。首先我们是否满足了或者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农民的要求？不少农民说他们曾经煞费周折地到过同仁医院，但是没有挂上号；有的深夜就去等着，挂上号了，大夫检查后，又约他过几天再去检查。他们说：“光检查，我们也检查不起”；其次，我们在医疗用药上很少考虑病人的经济问题。一对贫农中年夫妇，男的一只眼因全部角膜白斑失明，另一眼的翼状胬肉已经接近了瞳孔的边缘。女的两眼睑内翻倒睫，磨的角膜全部混浊，失明已经十几年了。我告诉他们可以手术治疗。他们问要多少钱。我告诉他们总共不超过三元，他们非常激动地说：“人们都说，没有一百元钱休想进城在眼上动手术。现在……”看！朴实的农民忍痛失明十几年，对我们的医疗工作看作是多么高不可攀！我们不考虑病人的经济，强调“科学”、“正规”，检查“全面”，大手大脚用药，结果是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了呢，还是更少地为病人服务了呢？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双眼白内障，我们这次在农村治疗了不少。各地医疗队下乡后，不是有不少盲人重见光明吗？这当然是好事，但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能说我们过去是为农民服务了吗？
解放后，农村中起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在医疗卫生方面已经是从无到有，建立了基层组织。但是同农民的要求，仍然相差很远。贫下中农终年辛勤劳动，支援祖国建设。他们有病有时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没有尽到责任。
怎样做到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呢？我体会有这样几点：
深入农村，熟悉农民。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民，首先就必须去了解农村情况，熟悉农民的生活，才能提出切合实际的医疗预防方法。这次党号召我们下乡，组织巡回医疗队，确实是伟大的革命措施。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和熟悉农村。过去在农村搞沙眼防治工作，曾提倡流水洗脸，要求每家把瓦罐凿一个孔，实行流水洗脸，还开过现场会。这次再遇到当地的农民，他们笑着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用过那种瓦罐洗脸。你们一走我们就把那个窟窿堵了。”这是对我们的主观主义的一个严厉批评。
必须改变医疗作风。现在很多城市医生不重视临床检查，而依赖一系列的化验、X光照象、各科会诊，才能作出诊断；不愿用简单的器械，喜欢用复杂的仪器。有些眼科医生会用生物显微镜，而不会用简单的扩大镜。在治疗上求“安全”，求“保险”，大手大脚用药，不仅各种抗菌素并举，还要加上维生素、激素。这种作法不仅城市里有，农村也有。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业务技术不过硬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政治责任心不强。现在农村的经济生活还不是那么高，卫生知识也还不是那么普及。农民当前需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正是上述的这些作法，使农民把医院看成是高不可攀。
这次我们医疗队在农村中因陋就简地开展了一些质量较高的工作，为农民解决了一些问题，受到农民热烈欢迎。
科学研究要从实际需要出发。研究课题的提出，应当从我国当前实际需要出发，以迅速改变我国卫生面貌、保护劳动力为着眼点。过去不少是靠翻外国资料找课题的。象近几年来各大医院眼科都在研究青光眼，并且多是把主要精力用在“眼压描记”上，测量几十例几百例的眼压，写一篇文章，结果无非是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不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着农村中广泛存在的传染性眼病（沙眼、结膜炎、睑缘炎、角膜炎等），却不积极去研究。理由是在国外这类研究已经过时了。殊不知这些病有地域性也有时间性。要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去研究它，解决它。无论是基础的或临床的研究，都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就地取材，创造性地发展我国的医学科学。
我到农村总共不过三个多月，体会很不深刻，只不过是从无知到启蒙而已。但这些新鲜事物教育了我，感触很多，愿意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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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是农业科学试验的广阔天地
河北省保定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刘正位
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在党的“科学为生产服务、与群众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一九六四年我们到河北省定兴县李郁庄公社傅家庄大队长期蹲点。任务是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群众经验，改变生产面貌，提高粮、棉产量的栽培技术。
只有思想过硬，技术才能过硬
几年来，我在农村蹲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收获却不大。过去，我总觉得科学研究人员要搞好科学试验，写出论文，才能完成任务。因此，下去之后，就搞了几个试验，整天调查记载，不去问生产。群众很不欢迎，说我是“三多三少”干部，即搞试验多，搞生产少；添麻烦多，具体帮助少；说的多，做的少。我自己也很苦恼，认为辛辛苦苦，费力不讨好。
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说：“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进行了检查，经过反复思考，才逐渐懂得了这不但是方法问题，而且是立场观点问题。尽管“科学为生产服务”喊的很响，但实际上却不从搞好生产出发，结合生产完成研究任务，而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我”字当头，追求“成名成家”的资本。方法上是自己单干，不依靠群众，不是我们为群众的生产服务，而是让群众为我们的试验服务。由于没有深入生产，情况不明，看的不准，所以对关键性的增产技术措施，提不出来；就是提出来也不敢大胆负责，认真贯彻，更不敢大胆革新，大胆创造。慢慢懂得了群众的生产搞得好搞不好，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集体经济的巩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支援世界革命，才感到应该把群众的生产放在第一位。
从思想上明确了科学为生产服务的道理后，工作态度也就变了。去年，我们到傅家庄以后，首先把帮助群众、改变生产面貌当成自己的主要任务。于是就深入到生产斗争中去，同干部、群众劳动在一起，食宿在一起。通过和干部、社员谈心，了解到当地低产的主要原因是无水、少肥、管理粗放；历年棉花亩产只三十多斤，历史上的最高单产是四十五斤。如何实现高产？这就是摆在我们科学技术人员面前的研究课题。我们通过和队长、老农拉家常，发现了历年棉花减产的原因是苗留的稀，凡是进行了密植的就增产了。我们又分析了国内十一个典型丰产经验，基本的一条经验是合理密植。看清了密植可收立竿见影之效，把这个想法和老贫农一谈，他们表示积极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行密植的信心。
情况明了，问题看准了，胆子也就壮了。我们依靠大队党支部，帮助群众按着较好的地每亩留苗五千五百株，次地六千株，安排了密植计划，落实了地块；平均密度比过去每亩增加一、两千株，并实行了带尺定苗，保证了等距留苗，为棉花丰收奠定了基础。
干革命，就得迎着困难上
农业生产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深入农村之后，必须以专业服从整体的精神，全面抓，群众生产需要什么就搞什么。下去后，群众要求传授增产棉花的技术，解决棉花生产问题，而我一直是搞谷子专业的，没有搞过棉花，确实困难很多。但是专业与专业之间并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干革命，就要迎着困难上。作为农业技术人员，这是份内的事，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呢！于是下定决心，不熟悉就学，按着主席教导的“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带着问题学，干什么学什么，慎重对待每个技术问题，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一丝不苟地学习栽培棉花的科学技术。
为了寻求对密植棉花的管理经验，我们学习了棉花栽培学及十一份典型增产材料，还学习了《棉花蕾铃脱落生理》一书。书中指出，密植棉花中期利用深中耕调节水分、养分供应，可以控制棉花徒长；同时要彻治蕾铃期害虫，使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不失去平衡，就可减少脱落达到多座桃。
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我们还注意了向群众学习。我和老农一块进行棉花整枝，通过跟班劳动，总结了他对密植棉花前期早、多、深中耕及彻治蚜虫，促进早发，带一、二个桃入伏；生长中期，加强中耕、培土、彻治蚜虫，控制徒长，并及时整枝，顶尖打早、打小，减少脱落的管理经验。
过去我总强调专业的特点，跳不出业务的圈子，怕抓全面影响了专业的特长。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现在体会到，抓全面可以博采诸家之长，丰富专业知识，更好地解决生产问题。如密植棉花利用深中耕高培土，是控制徒长的有效措施之一，谷子利用这一经验，进行高培土，对壮大根系、减少早枯死秸，降低秕实率有显著作用。通过棉花的一般性技术操作，可以锻炼基本功，学到真本领，同样也可以用到谷子专业。事实证明：专业界限的门槛，不太难跨；达到一专多能，既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
农村既能搞科学试验，又会出成果
农村能不能搞试验，会不会出成果，是几年来我们一直存在的顾虑。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带着主观框框下去，从个人名利出发，为试验而试验。不管能否解决生产问题，群众需要不需要，就搞起来，试验项目和群众要解决的生产问题对不上口径。在作法上，既不让群众知道为什么搞试验，也不依靠群众来搞，最后得到一些资料，拿走了事，也不向群众作交代。这种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作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自从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以来，广大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对科学实验的重大意义，已开始有所理解。我们到傅家庄之后，根据生产需要和群众要求，帮助生产队具体安排了试验项目，成立了由队干部、老农、知识青年参加的科学试验小组，负责试验田的管理工作。在安排试验中，掌握了：（1）课题项目从生产中来，凡是当地生产中的问题和群众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就进行试验；（2）试验田要自力更生，不脱离群众现有生产水平；（3）向社员群众说明试验的意义，取得群众的同意和支持。这样就把过去我们自己搞试验变成广大群众的科学实验活动。一九六四年全队进行十三项试验，并建立了田间档案，将管理措施及作物变化情况及时记载清楚。
在帮助群众搞好试验的同时，也注意了大面积生产及田间自然对比的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经验，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通过分析、整理，写出了论文《从傅家庄密植增产经验看旱薄地区棉花大幅度平衡增产的途径》，对实现旱薄地区大幅度增产有参考价值。其它项目也取得初步成果。这说明在样板田上，不但能做试验，而且还能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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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编后
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农民兄弟服务的体会。
文章中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有的是同工农结合后的真情实感。虽然这几位作者到农村去的时间长短、具体任务有所不同，却有着共同的亲身体会，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人民服务，必须自觉地同工农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改造自己；而农村，正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好地方。知识分子一经到农村去，参加为农民服务的实践，精神面貌、思想感情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于维汉同志，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背叛了剥削阶级，站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来，长期住在农村为农民服务，和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自觉地锻炼改造自己，终于成为一名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