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美国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传教侵略
刘念柯
当前非洲民族解放斗争风雷激荡，战鼓频擂。在此形势下，新老殖民主义竭力玩弄反革命的两手，妄图挽救它们的失败。过去，老殖民主义一贯利用基督教作工具，配合对非洲的武装侵略与经济掠夺。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更变本加厉，推行它的传教侵略阴谋。约翰逊曾在一次集会上宣称：“无论是谁，只要信上帝，美国就不必怕他。”①十年来，美帝国主义的传教活动把非洲作为它的“心脏地带”，不断加强力量。一九五六年，美国新教派往非洲的传教士为二千六百余人，一九六一年，增加到八千五百人，连同美国天主教传教士超过一万人。美帝国主义用于对非洲传教侵略的经费，仅新教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通过教会系统进行的“物质援助”，其规模仅次于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外计划，在各种所谓“非官方”援外活动中居第一位。
美帝国主义传教的反动本质
长期以来，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基督教公开支持殖民统治，遭到非洲人民的痛恨。因此，今天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传教活动极力打起“同情民族独立运动”、“援助新兴国家建设”的幌子，企图在非洲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实际上，这丝毫未曾改变它的反动本质。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基督教一个传教组织的负责人爱德华·慕尔在牛津大学讲学时，曾就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各殖民帝国的侵略经验指出：殖民帝国的海外扩张，不能仅靠武力，也不能仅着眼于经济掠夺，必须同时设法“同化”殖民地人民。他宣称，在民族独立斗争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即使殖民地形式上独立，还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把它置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而传教活动则是从政治、思想、生活方式上“同化”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②。一九三○年，美国新教七个主要教派的后台老板垄断资本家们联合主持一次海外传教活动调查，在其报告书中明确指出：传教活动的实质就是“传播一套思想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借此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从精神上统一起来”。很清楚，美帝国主义通过基督教散播的一套思想体系，就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它所散播的生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它们联结起来，装饰上宗教的“神圣光圈”，就成为推行亲美、崇美，奴化殖民地人民，破坏革命的反动政治工具。
当前，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传教活动，大力标榜对新兴国家建设进行“物质援助”，也是为了同样的政治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担任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的克莱，曾强调以“民间”姿态进行“援”外活动，能收到巨大的政治效果，“使对方在思想上被塑造成与我们一样”。一九六二年九月美国教会《十字军》杂志的社论甚至露骨宣称，美国的剩余农产品运往海外，“要象枪炮、作战飞机那样妥为应用”。
传教活动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传教士更是美帝国主义海外侵略的尖兵。现任美国卫理公会驻南罗得西亚的会督拉尔夫·道奇公然宣称：传教士在政治立场上当然与本国政府一致，而且在国外就更是如此。这正好揭穿了传教士伪装“同情民族独立”的骗人烟幕。慕尔也宣称，“最高级的传教士正在于他体现了某种政治观点”。这就是说，传教士的水平全看他披宗教外衣搞政治的本领。美国传教组织近年在向它的传教士介绍活动经验时提出，用“爱心”和“饶恕”来扑灭非洲人民的反帝怒火，麻痹非洲人民的革命警惕，用“平等”、“谦卑”的态度，可以“弯腰钻过各种障碍”。这更暴露出传教士经常挂在嘴边的宗教道德，其实是推行侵略阴谋的政治武器。
美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一些非洲教会，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阵地。关于非洲教会在当地的政治作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卫·艾普特宣称：非洲各国独立后，爱国主义思想团结了广大人民。在此情况下，教会还有它应起的作用，“有些人对社会变革不满，这是教会活动的好机会。教会要帮助保持个人人格与个人尊严”③。这正好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非洲教会来网罗非洲各国中不满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些败类。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教会搞反动政治，美帝国主义传教组织正加紧使非洲教会披上“民族化”形式，还极力鼓吹非洲教会要在政治上标榜无党无派，这样更有利于渗入各政党、特别是进步政党，从事阴谋活动。它还提出教会要“领导”教徒，在各种政党、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以教会为中心交流政治活动经验。实际是在“超政治的宗教组织”外衣下，利用当地教会作为反动集团的政治思想阵地。
当然，非洲教会中绝大多数教徒是善良爱国的，然而美帝国主义正是利用善良的非洲教徒来掩护它的反动阴谋，并企图进一步把善良教徒变为供它驱使的政治工具。
美国新殖民主义传教活动的特点还在于，它的一整套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思想体系，可以因人因地随机应变，有利于欺骗落后群众。它可以用当地教会的名义，深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有计划的组织活动。它还可以结合办教育、文化、医疗、救济等进行传教活动。它的机动灵活性远超过单一性质的“民间”海外活动团体。
上述的本质和特点，使美帝国主义的传教活动成为新殖民主义海外侵略的得力工具。杜勒斯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就要求美国基督教加紧配合推行美国外交政策，以补炸弹威力之不足。事实上，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以及它的“援”外活动，早就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挥之下。这是美国的基督教刊物也多次供认不讳的。
更阴险的侵略手法
十年来，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美国与国际基督教组织派出大批人员到非洲调查情况，举行了多次会议，研究调整传教策略，以适应新殖民主义的需要。美国传教士看到非洲的民族独立潮流是无法扭转的强大力量。于是，他们鼓吹要设法打入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宣传一种“温和的”、“建设性的”，也就是不反帝、不革命的民族主义，使新殖民主义可以取代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地位。因此，基督教传教活动在非洲的任务是制造新殖民主义统治所必需的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培养帝国主义代理人，建立各种名目的侵略据点，从事政治颠覆活动。它的具体作法是：
（一）大搞“社会服务”，收买人心。内容一般是处理美国农业危机下的剩余农产品，办农场，办流动医疗队，以及收容流浪儿童等。自刚果（利）、莫三鼻给、安哥拉人民武装斗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就于一九六四年春拨款一百万美元，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紧急费”，以所谓“救济难民”为名，对南非、莫三鼻给、安哥拉的国外流亡者进行收买。
（二）大办各种学校，培养帝国主义代理人。西方教会直到不久以前还控制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初等、中等普通教育。一九六三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召开“非洲基督教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除力保原有的中小学阵地外，还要抓技术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以至成人识字教育。天主教会还在东非、中非、西非设立“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研究中心”，强调要培养一批“精神贵族”，借以控制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舆论。
（三）深入渗透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群众组织。目前美国传教组织一面加紧建立形式上独立的非洲教会，一面大力鼓吹教会活动要放弃以教堂为中心的做法，改以社会活动为中心，不必重视宗教仪式，重要的是把教徒与教会影响下的非教徒按阶级、行业组织起来灌输反动思想，然后分散渗透，进行活动。工会运动最为美帝国主义传教活动所注重。教会除拉拢工会领袖外，还在工人群众中大肆活动。
对知识青年，美帝国主义教会在学校附近设立基督教学生活动中心，在城市中设立文化中心，组织大学生、文化人的各种专题讲座，散播帝国主义思想，宣传美国生活方式。此外，美帝国主义教会还大量举办小型的流动性的所谓“国际青年工作营”，通过读《圣经》等向青年散布思想毒素，培养骨干；通过小型的“社会服务”向当地人民宣传美帝的“恩德”；以及在各地进行社会调查，为美帝国主义搜集情报。
教会还特别强调非洲妇女工作，企图毒害非洲妇女，并通过女教徒毒害非洲人民的下一代。仅天主教会就有两万一千名修女从事这项工作。
（四）组织大规模的反动宣传网。近几年来，美帝教会在非洲加紧建立广播网和书刊出版发行网。教会在东非、西非设立电台，以近三十种非洲语言进行广播。附属于电台之下的，还有分散在各国的录音站，从事编制节目。教会还大量出版书刊，评论非洲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企图影响社会舆论。
在宣传策略上，美帝国主义教会把反帝爱国诬蔑为“偶象崇拜”，鼓吹“共同人性为基础的人类大家庭”，以抵制民族主义；鼓吹“非暴力主义”，反对武装革命；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价值”、“民主”、“自由”，以抵制社会主义思想。
为加强这些反动宣传的效果，美帝国主义传教士一反老殖民主义传教士的一些做法。过去基督教强调要“革”非洲民族文化的“命”，现在他们则宣扬要把西方“文明”披上非洲民族文化外衣，“共同成圣”。过去基督教一贯标榜“独特性”，攻击其他宗教，现在他们则要与非洲的其他宗教互相渗透，以求“溶化”非洲传统宗教。
在上述活动中，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始终居于指挥核心的地位。他们的作用是收集情报，散播反动思想，培养反动骨干，从而进行政治颠覆。
为了提高传教士从事特务活动的效能，现在传教士要就他们被派驻国家的社会政治情况受深入的训练，不仅要了解所有重要的民族主义运动，就连那些政治上的小宗派也要了解。传教士为掩护上述种种活动，在政治上经常标榜支持非洲民族独立斗争。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训练负责人默温·威廉士公然说：“我们鼓励受训的传教士在美国参加民权斗争，只要为此坐一次牢，到非洲就可以取得兄弟情谊。”④在活动身份上，由于传教士名声已臭，现在派往非洲的传教士尽量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在工作上，尽量让当地人出面。在生活上，极力学习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
关于传教士的情报活动，就以道奇为例。他长期标榜同情安哥拉、南罗得西亚的民族独立运动，甚至被殖民政府驱逐出境。然而，他在表白自己的心迹时泄露：一九六一年他到安哥拉视察教会工作，通过一些老教徒了解到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一触即发，他立即将“危险局势”提供给葡萄牙的殖民地总督，随后又向美国领事馆进行汇报，共同研究⑤。象道奇这样的特务传教士为数很多，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在散布反动思想方面，传教士也有一套狡猾手法。例如为了拥护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表示不满这一制度下的罪恶，然后宣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为了反对当地爱国运动，首先作出支持姿态，然后宣传所谓“现实主义精神”，来否定革命的社会理想。
在培养反动骨干方面，他们认为必须与精心选择的骨干分子建立深厚关系，要以交流思想的方式，进入对方思想深处，要建立感情，还要在小恩小惠上慷慨大方。这样使骨干分子俯首帖耳、听从驱使不算，还要进一步系统灌输反动的基督教神学，把骨干分子用反动思想武装起来；然后要求他们在进行活动时，不以基督教代言人姿态出现，而以群众代言人姿态出现，等等。
从当前美国新殖民主义对非洲的传教侵略情况中可以看出：它的宣传口号、活动内容、组织形式，都比老殖民主义者更为阴险，更为狡猾。
捣乱、失败、可耻的下场
美帝国主义如此猖狂地利用基督教推行新殖民主义侵略，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今天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高涨形势于美帝国主义日益不利，迫使它把长期埋伏在非洲的第五纵队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作新殖民主义侵略的支柱。这也说明美帝国主义在非洲人民反帝怒潮面前节节败退，十足暴露出它的虚弱。
几年来，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传教侵略的斗争日渐展开，传教士的政治颠覆活动不断被揭露。例如苏丹独立后，美英传教士一贯煽动苏丹南部人民投靠西方，实行所谓“地方自治”。苏丹政府掌握罪证，于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把进行颠覆活动的几百名传教士驱逐出境。在刚果（布），一九六四年冬，“非洲教徒工人联合会”主席、反革命分子富尔让斯·比阿乌拉，在进行反革命叛乱暴露后，由天主教会的主教、神父掩护潜逃，中途被截获逮捕。刚果（布）政府宣布将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主教、神父驱逐出境。此外，几内亚、加纳、索马里政府都曾先后揭露出传教士的颠覆活动罪行，把他们驱逐出境。
非洲各国人民日益认清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基督教传教活动是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许多的声音在怒吼：“传教士解决不了他们国内的种种罪恶，却跑到非洲来宣传基督教的奇妙作用，这只是为了蒙上非洲人的眼睛”；“白人的那个上帝无非是为了软化非洲人以便剥削”；“教会是外国统治的代理人”。
广大的非洲教徒纷纷退教。突尼斯独立后，原有二十八万基督教徒只剩四万名。在南非，牧师们承认，要说服教徒继续信教是越来越困难了。
不少非洲国家正在逐步收回被教会把持的教育主权。
面临着广大人民的揭露、谴责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传教士也不得不悲叹自己的命运，形容他们自己与整个传教活动都“在烈火包围之中”。
一切事实都说明，今天的非洲是革命的、先进的非洲。美帝国主义越是想在非洲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就越是加快地暴露出它与老殖民主义者乃是一丘之貉。无论它由政府出面搞“和平队”也好，由教会出面搞传教侵略也好，它越是玩弄新殖民主义的阴谋诡计，就越是从反面教育了非洲和全世界人民。即使有些善良的非洲教徒暂时受到蒙蔽，他们也终究会在事实面前觉醒过来，并且将会起来反对这些阴谋毒害。
我们深信，非洲人民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为新殖民主义侵略非洲服务的基督教反动活动，一定只能落得一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可耻下场。
①载美国《基督教先导》，一九六一年三、四月号。
②爱德华·慕尔：《西方与东方》，一九二○年纽约版，第二七至三四、六六至六七页。
③见杰克·孟德尔逊：《上帝、阿拉、犹犹——今日非洲的宗教》，一九六二年纽约版，第一六七页。
④见约翰·吉柏逊：《在非洲民族主义浪潮中，传教士的任务与问题》，载美国《华尔街杂志》，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
⑤拉尔夫·道奇：《不受欢迎的传教士》，一九六四年纽约版，第一一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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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对非洲的早期侵略
艾周昌
美国垄断资本的谋臣策士们，为了掩饰新殖民主义政策，曾连篇累牍地宣扬美国和非洲的“友谊”，硬说美国与老牌殖民主义者不同，对非洲“一向是超然立场”，“从来没有并且从来也没有想获得属地”。这一派胡言乱语，纯系对历史的恣意歪曲。
贩卖黑人的最后堡垒
马克思指出，非洲被转化为商业性黑人猎夺场所，是原始积累的主要要素之一。在这场猎夺和贩卖黑人的勾当中，就有自称与非洲人民“一贯友好”的美国。
一六一九年，一批非洲黑人被荷兰贩奴商人载运到英属北美殖民地。此后，南部种植园主便使用廉价的黑奴劳动。当时，黑奴的贩卖由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垄断，美国剥削阶级还只是蓄奴者，而不是贩奴者。一六九八年，英国政府废止皇家非洲公司的专利权，以缴纳百分之十的捐税为条件，准许任何悬挂英国国旗的船只贩运黑奴。于是，北美洲的商人便纷纷经营黑奴贸易。
黑奴贸易对北美十三州的资本原始积累起了重大作用。据估计，一七一五年到一七六○年间，运到北美洲的黑奴约有十二万五千人，奴隶贸易的纯利至少是百分之百。因此，奴隶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福斯特说：“新英格兰资本家家族的浮华声名正象南部贵族的一样，是奠基于黑奴制度、剥削和种族灭绝行为上的。”
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后，不仅没有消灭奴隶制，而且明文规定在一八○八年以前不得禁止奴隶买卖。于是美国黑奴人数日益增加，一七七○年约为五十万人，一七九○年约为七十万人，一八一○年上升为一百二十万人。
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在美国发展起来了。一七八七年在费城成立了黑人协会，接着在新港、波士顿和纽约都成立了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揭露和抗议贩运黑人的暴行。由于黑人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美国国会不得不于一八○七年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律。但事实上，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依法禁止黑奴进口。
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变成了黑奴贸易的主要堡垒。当时整个国际黑奴贸易显著下降，而美国黑奴买卖却更加兴旺。因此，杜波伊斯说：奴隶贸易“最后主要是由美国资本，靠美国公民供职和悬挂美国旗帜的船只继续维持下去的”。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还存在着以奴役黑奴为主的种植园奴隶制，它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奴隶。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奴隶制度，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机器曾助长美国的棉花栽培业，跟着又不只大大助长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使黑人饲养，成为所谓边境奴隶州的主要营业。一七九三年轧棉机的发明，引起棉花生产的增加。棉花生产愈发展，奴隶制就愈扩大，对奴隶的需要量也就日益增加。种植园对黑奴的需要量愈大，奴隶的身价就愈昂贵。因此，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拼命扩大奴隶贸易，从而使美国在国际贩奴黑帮中充当了最后一个保护人的可耻角色。
总之，美国剥削者是在吸吮非洲黑人鲜血的基础上发家致富的。使千百万非洲黑人离乡背井，惨遭剥削、压迫和死亡，这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同非洲“友谊”的真相。
武装侵略北非的急先锋
北非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枢纽，在商业上与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美国独立以后，特别醉心于向北非扩张。它竭力追求殖民性质的通商关系，并使用武力迫使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突尼斯等国家接受不平等条约。
一八○一年，美国拒绝的黎波里关于提高美国商船所付年金的正当要求，派海军武装侵入的黎波里，封锁的黎波里港，并炮轰未设防的沿海地区，强行登陆，抢劫当地居民。一八○三年十月和一八○四年二月，美国又两次侵袭的黎波里。美国对的黎波里的侵略，一开始就采取武装进攻和政治颠覆双管齐下的办法。它勾结被逐出的的黎波里的王位觊觎者哈米德·卡拉曼尼，在埃及组织了一支由的黎波里亡命者和美国殖民者凑成的杂牌军。他们在一八○五年三月向的黎波里进军，五月侵占得尔纳城，六月，美国准备陆海两路夹攻的黎波里城。在这种情况下，卡拉曼尼王朝的国王优素福被迫于一八○五年七月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黎波里不得对美国货物征收任何税款；美国船只可以不缴纳关税开入的黎波里港口修理和补给，等等。
这次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对北非其他国家的侵略加强了。一八○三年，美军侵入摩洛哥，迫使它接受了奴役性条约。一八一五年三月，美国对阿尔及利亚宣战，六月，进攻阿尔及利亚舰队。正当海战激烈进行时，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宫廷政变，哈吉·阿里台依被谋杀。继任者奥马尔在美国武力胁迫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赔款，给予美国片面最惠国待遇，放弃向美国人征税。随后，美国又以武力威胁向突尼斯勒索了四万六千美元赔款，向的黎波里勒索了二万五千美元赔款。
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把这些武装侵略的罪行，吹嘘为“毕竟美国为其他海上民族树立了榜样，用大炮向海盗索取了持久和平”。但是事实非常清楚，正是美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和海盗行为，造成了它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这是不折不扣的殖民战争。如果要说美国在北非树立了什么“榜样”的话，那就是用“炮舰政策”实行殖民侵略的榜样。果然，继美国武装侵略之后，一八一七年发生了列强共同干涉摩洛哥的事件，一八三○年法国开始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在各个殖民主义国家武装侵略北非的罪行中，美国扮演了可耻的急先锋角色。
侵略魔掌伸向整个非洲
美国武装侵略北非之后，又把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西非，以及整个非洲。一八○○至一八○一年间，杰佛逊和门罗拟定计划，要把美籍黑人“遣返”非洲，建立殖民地，从而奠定了后来出面主持其事的美国殖民协会活动的基础。一八一六年十二月，美国殖民协会正式成立。它在章程中明白规定：基本任务是，利用“自由”黑人“在非洲或国会认为最适当的任何地点，实现殖民计划”。并通告奴隶主说：“……运走‘自由’黑人会使奴隶制度更加稳固。”美国统治集团企图一箭双雕，既把反对奴隶制度的黑人活跃分子驱逐到非洲以巩固美国的奴隶制，又利用他们作为美国侵入非洲的工具。
一八二○和一八二一年，美国殖民协会曾两次派船载运“自由”黑人驶向西非海岸，企图获取土地，均遭当地部落首领严正拒绝。于是，美国以“炮舰政策”为后盾，强迫利比里亚的部落领袖“出卖”普罗维顿斯岛及其邻近地带，从而于一八二二年建立了美国在非洲的第一块殖民地，并以此为据点大肆侵占其他部落。
一八二五年，美国确立了对利比里亚的殖民统治。根据加莱宪法的规定，主权属于美国殖民协会，由殖民协会任命的总督行使政权。但由于利比里亚人民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勇的武装反抗，美国不得不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一八四七年允许利比里亚共和国独立。但是，这并未改变美国奴役和压迫利比里亚人民的本质。在经济上，美国垄断资本操纵了利比里亚的经济命脉。在政治上，美国侵犯利比里亚主权，如一八六二年签订的所谓友好通商条约，就明文规定美国在利比里亚享有“特殊权益”。在外交上，美国俨然以保护者自居，对利比里亚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横加干涉。在军事上，美国海军曾多次出兵，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
美国侵占利比里亚，除了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外，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以此作为据点，向西非乃至整个非洲进行扩张。为此，美国于一八四三年建立了一支专门从事侵略非洲的新舰队，即非洲舰队。它在“保护美国移民”和“扑灭奴隶贸易”的幌子下，对西非海岸的伯里比等部落进行了残酷的杀戮。美国海军又以所谓“保护”美国公民和财产为名，于一八五八年侵入埃及，于一八六○年侵入济钻堡。此外，美国还于一八三三年强迫桑给巴尔、于一八五七年强迫马达加斯加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由此可见，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侵略者的魔掌就伸入了整个非洲。
从十八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侵略者在非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任何辩护士的任何谎言所掩盖不了的。
贩卖奴隶、武装侵略、强占属地，老殖民主义者干过，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也干过。而且，美国帝国主义使用的手段更狡猾，更毒辣，更阴险。它惯于一面准备武装侵略，一面用谈判来掩护备战；它惯于一面实行武装侵略，一面阴谋从事政治颠覆。这就是美国对非洲早期侵略所奠定的传统。
美国今天对非洲的侵略仍沿袭以往的惯技，一方面搞什么“和平队”、“攀亲戚运动”，实行什么“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在非洲许多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帮助老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非洲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企图实现其独霸非洲的野心。但是，有着光荣反帝斗争传统的觉醒了的非洲人民，决不会被美国武装侵略所吓倒，也决不会受美国和平花招的欺骗，他们一定会把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统统赶出非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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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泛美开发银行是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掠夺的一个工具
孟研
早在一八九○年，拉丁美洲国家在第一次泛美会议上，就曾提出过建立一个区域性银行的主张。战后，又曾多次提出过这一要求。但都因美国的反对，这些意见没有获得通过。
一九五八年，拉丁美洲掀起了反美怒潮。同年四至五月，美国前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南美时，到处挨揍。为了要加强对拉丁美洲的控制，美国政府立即宣称要把对外“援助”的重点转到拉丁美洲地区。这年八月，美国前财政部长狄龙突然在“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临时会议上，表示美国支持关于建立泛美开发银行的建议。
为什么六十多年来美国一直不同意建立一个拉丁美洲的区域性银行，而现在却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这是因为，在拉丁美洲反美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美国垄断资本家看到设立这个银行对他们有利，即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多边机构对拉丁美洲国家施展欺骗和利诱手段。
一九五八年十一至十二月及一九五九年四至五月，“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先后举行了两次会议。会上，美国对与会各国施加了种种压力，篡改了拉丁美洲国家原来提出的设立泛美开发银行的主张，直接掌握了银行的筹备和组织。
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美国和拉丁美洲十九个国家签订了建立泛美开发银行的协定。一九六○年十月，泛美开发银行正式营业。一九六一年初，该行开始第一批贷款业务。
资金来源
泛美开发银行的核定资本原为十亿美元，分为“普通资本基金”和“特别业务基金”。
“普通资本基金”原为八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占三亿五千万美元。这类基金按照和世界银行相似的严格条件，提供贷款。贷款名义上是“资助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为美国私人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掠夺拉丁美洲的资源。例如，秘鲁的水力发电、玻利维亚的锡矿就是该行重点贷款的对象。
“特别业务基金”原为一亿五千万美元，其中美国占一亿美元。这笔基金按章程规定主要用于改善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资助工农业发展、提供与农村发展有关的农业信贷，同时也用于发展水电和技术援助，其实是为了保证美国收回出口信贷和投资利润而设置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国际收支上遇到困难的国家。
后来，为了更多地搜刮拉丁美洲，美国又进行了一系列扩大基金的阴谋活动。根据一九六三年三月泛美开发银行董事会的建议，银行成员国于一九六四年一月通过把“普通资本基金”增加到二十一亿五千万美元（美国出七亿六千二百万美元），把“特别业务基金”增加到二亿一千九百万美元（美国出一亿五千万美元）。
此外，一九六一年六月，肯尼迪把原来属于“争取进步联盟”范围内的三亿九千四百万美元拨给该行支配管理，称为“社会发展信用基金”。这就使该行对美国的依附程度更深，使该行日益成为“争取进步联盟”的金融核心。一九六四年，美国又给这项基金提供了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元，这项基金总额遂达五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社会发展信用基金”表面说得很动听：用于资助房屋建筑、高等教育、自来水、下水道和土地整理计划。但是，按照历来的做法，美国提供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要用来购买美国货物的。因此，这项基金既是为美国输出资本带动商品输出服务，又是对拉丁美洲的愚弄和掠夺。
一九六四年四月，在巴拿马举行的银行董事会第四次年会上，狄龙代表美国又提出了一项把该行的“特别业务基金”和“社会发展信用基金”合并起来的建议。他建议，在三年中（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每年给这笔联合基金捐献三亿美元（美国自己每年出二亿五千万美元，其余五千万由其他十九名成员国共同负担，可用本国货币缴付）。这是对拉丁美洲各国干涸的财源的又一次勒索，而该行新财源的增加（三年后为九亿美元），只不过更有利于美国的掠夺。
组织机构
泛美开发银行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理事会（年会），由成员国各选派代表一人组成。代表权按认股比例决定，每个成员国各有基本表决权一百三十五股权。此外，每认一股，再增加一个表决权。美国认股最多，因而就有最大的表决权。
该行的执行机构是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除美国为“当然董事”外，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三国合选一名，海地、巴拿马两国合选一名，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三国合选一名，阿根廷、秘鲁两国合选一名，墨西哥、乌拉圭、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拉圭七国合选一名，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两国合选一名。
该行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在该行工作人员中，虽然有拉丁美洲人，如该行行长是智利前财政部长费利贝·埃雷拉（此人曾在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中任职），但是实权——从组织管理到贷款批核——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该行的执行副行长是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格兰顿·阿普登。该行的美国董事是曾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助理的罗伯特·卡特勒律师，此人自一九四六年就与波士顿老殖民信托公司有联系。此外，在该行任职的美国人，还有不少是过去在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中任职及负责开发贷款基金的人。
由此可见，泛美开发银行是一个完全受美国控制和操纵的金融组织。
掠夺手段
泛美开发银行标榜的宗旨是：“为加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作出贡献”，实质上，它不过是一个促使美国向拉丁美洲输出资本的渠道。例如该行章程规定，该行要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由美国控制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一些私人银行密切配合，对拉丁美洲进行投资，并对政府、国家及私人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贷款给予担保。这样，美国狡猾地把泛美开发银行变成了鼓励美国资本侵入拉丁美洲的工具。
泛美开发银行有很多贷款名义上是给拉丁美洲各国的，实际上却给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企业，或有美国大量投资的企业。例如，一九六一年批准给阿根廷的六笔贷款，有三笔都是给有美资参加的私营企业和大庄园主的；给巴西的七项（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贷款中，有四项是给美国公司或有美资参加的私人企业的，这四项的贷款额即达一千一百零七万美元。
泛美开发银行还胁迫各国在税收制度、税收方法等方面进行所谓“改革”，作为贷款的条件，从而加强它对各国财政的控制。
泛美开发银行是美国同拉丁美洲关系尖锐化的产物，是美国采取欺骗手段加紧掠夺和控制拉丁美洲的工具。这个银行成立以来的活动，已经完全暴露了它的伪善面貌。厄瓜多尔总统在一九六三年，曾谴责泛美开发银行企图把住宅计划强加于厄瓜多尔，在这项计划中竟然包括“进口美国的石头、水和砂子”。拉丁美洲通讯社说，泛美开发银行是“美国为劫夺拉丁美洲资源而建立的种种制度中的最无耻和最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