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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
中国医学科学院湖南农村巡回医疗队队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黄家驷
中国医学科学院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农村巡回医疗队，第一批三十人于今年二月中旬到达湖南省湘阴县。这个三十人的队伍分为三个分队，分别在新泉区的新泉公社、关公潭公社和浩河区的浩河公社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到六月底，整整四个半月。
四个半月的巡回医疗工作
我们还没进村，农村里已经传开了毛主席派医疗队来为农民治病的消息，所以我们刚一进村，药箱还未打开，病人就找上门了。我们采取了以巡回医疗为主，巡回与门诊结合的方针，派出医护人员，背着药包，挨家挨户去农民家看病。对于离医疗队所在地较远的大队，我们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同吃同住，并尽可能地和他们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离队部较近的大队，则采取早出晚归或半天巡回、半天看门诊的办法。农民兴奋地说：“要不是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哪有医生送医送药上门的呢？”
三个分队都设有门诊，做到了随到随看。有些病情较重的，我们设有临时病床，把病人留下观察和治疗。三个分队先后设立了手术室，使农民花很少的钱可以进行手术治疗。
有的病人因病重不能来门诊看病，由家属来请出诊，我们不论路途远近和时间早晚，基本上做到有请即去。
四个半月来，我们治疗了三万多个病人，救治了不少危重病人。广大贫下中农普遍反映，农村来了巡回医疗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农民的极大关怀。他们回忆起在解放前，受着地主和富农的种种剥削和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能医，生命不值钱。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人民公社成立后，发展集体经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近年来在农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干劲更大了，生产进一步发展了，因而对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也非常迫切。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派来了医疗队，医生送上门来为他们治病，费用省，技术高，又不会因看病而耽误生产，毛主席真是贫下中农的知心人。
“预防为主”是我国的卫生方针，医疗队从医疗工作入手，来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给农民治好了沙眼再同他讲一家人要分开手巾洗脸，治好痢疾再讲要管好粪便、保护水源，治好百日咳再讲预防接种……。做预防工作时，我们常以一个或几个生产队作为试点，亲自动手，做出样板，使农民看见实效，他们也就乐于接受了。
要使卫生工作在农村生根，必须在当地培养卫生人员。我们以几个大队为试点，为每个生产队培养一名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为每个大队培养一名不脱离生产的接生员。我们还在新泉的一个农业中学里举办了一个半农半读的医学班，接收贫下中农子弟，学制两年。这个班共有学生三十六人，现已完成第一阶段的两个月的学习：学完了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还学会了看几种病，现在在生产队已经能为农民看病了。农民高兴地说：“这些年轻人既是我们的社员，又是我们的医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不会离开我们，有了他们，我们就有依靠了。”
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度过“三同”关
医疗队的队员很多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专家都是第一次到农村。从城市到农村，特别是住在农民家里，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我住在关公潭公社关公潭大队第三生产队黄保生同志家里。他一共有两间房子，里间是他们一家人住，我住在外间，那是厨房。我和一位年轻的同志合住一床。三餐烧饭的时候满屋黑烟，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在屋里的小猪小狗不时在叫。床是硬板床，虽然铺有稻草，但毕竟和家里的弹簧垫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一来就习惯么？虽然没有动摇我和农民同住的决心，但多少有点心情不那么舒畅，觉得这里不卫生。当这种思想有所露头的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说过农民同知识分子谁干净谁不干净的问题。他在没有参加革命之前，认为知识分子最干净，工人农民比较脏；参加革命后，同工人农民在一起，阶级感情有了变化，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最干净了。想起毛主席的话，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种心情不舒畅是阶级感情还没有起变化，是还没有革命化的问题。当我决心要铲除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时候，我心情舒畅地度过了住的这一关。
在湖南农村，吃是不成问题的，三餐都有大米饭，但成为问题的还是脏不脏的问题。卫生工作者都知道许多病是从口入的，苍蝇叮了的饭菜吃不吃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不仅不应吃苍蝇叮过的饭，还应该做卫生宣传，让农民也不吃。然而目前在农村苍蝇还存在，不少农民家里还没有纱窗纱门，又怎能完全避免苍蝇与食物接触呢？农民天天这么吃，不是绝大多数都长得很壮健么？而且要完全消灭农村苍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既然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农民能吃我也就能吃，这样一想，我和农民们坐在一桌，边谈边吃，吃得很香。
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虽然会使我感到腰酸背痛，但给我精神上带来莫大的愉快。当我脱掉鞋袜下水田插秧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脱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当我用锄头挖土修堤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仅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流微小的一滴汗，也是一锄一锄地挖掉我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根子。
就是这样，许多医疗队的同志们胜利地度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关。
认识农民优良品质，愿意为农民服务
农民们起早摸黑，终日坚持劳动，为国家创造了不少财富，可是他们自己却艰苦朴素。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他们更加热爱国家，热爱集体了。农忙的季节，男女老幼全家出工。有些农民头一天还在发烧吃药，第二天烧一退又在田间劳动了。
农民们天真纯朴，心口如一，使我们深受感动。记得有一次给一位患肺结核的贫农看病，给他三十片异烟肼，他显得极其为难的样子，不肯接受。因为他手头一时没有钱。我说，治病要紧，药先拿去吃，钱以后再说。他还是不肯接受，说他不能劳动，以后还是拿不出，经再三劝说后他才收下。我以为我说钱以后再说就是可以不要钱了，后来我才理解我是用知识分子的转弯抹角的说法来对他说话，我还没有学会农民的语言。
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农民对毛主席的真心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他们知道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他们铲除了封建压迫的大山，是党和毛主席帮助他们创造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湘阴湖区，解放前几乎年年溃堤，使他们流离失所，四出逃荒，而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分年分段修堤，涨水的季节更是干部和农民一道日夜防守，垫高补缺，所以除一九六四年在浩河区有一小段决堤外，一九五四年以来都能平安地度过险峰，特别是去年冬季修的堤更是牢固，这就使农民能在湖区安居乐业。每当我们为一农民治好病的时候，他总是感动地说：“搭帮毛主席，搭帮共产党。”
由于对农民的看法有了改变，与农民们建立了阶级感情，医疗队的队员也就开始树立了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因此，能处处为农民着想，做到过去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坚持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使农民可以在不妨碍生产的情况下看好病。给贫下中农开药方的时候，我们是分厘计算，要使他们不花一个不必要的钱。有一病人做完眼部手术，我们年老的专家可以走十多里地送她回家。遇有病情危急的，我们的年轻医生曾和农民一起把病人抬到队部来看病。遇有远处病人来请出诊，开始我们认为到门诊来看病，药品多，技术条件好，比去病人家看病效果好，但当我们的医生在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的路上一步一滑的时候，就想到我们没病的人尚且这么难走，怎能叫病人走着这样的路来看病呢？
从实际出发，打破旧框框
由城市来到农村，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农村工作的。在城市，我们习惯于病人来医院挂号看病，而在农村，农民习惯于请医生到家里看病。在城市，习惯于按时上班，按时下班，而农民要从田间回来才能有时间看病，正是所谓下班时刻，至于远道来看病的，更不能计算钟点。
在城市办学，我们习惯于要求学生水平划一，便于教学，所以招生时有入学考试，不合格的即不录取。教学时我们定出一定标准，在校考试不合格就留级或退学。在农村办半农半读医学班，我们也曾要求招收初中毕业生，可是农村没有这么多初中毕业生，各公社送来的都是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弟，但有的初中没有毕业，有的没有进过初中，还有两个只是初小毕业。面对这一具体情况，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们认为只要耐心培养，区别对待，文化基础差的学生也能培养成为能解决农村常见病的医生，因而我们都接收了。经过两个月的实践，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他们培养好。
在教学方法上，在农村也不能和在城市同样要求。在城市，医学院有教学医院，按教学需要有重点地接收病人，使医疗工作配合教学。在农村，我们没有教学医院，如按计划系统讲课，势必是不看病人而抽象地讲课，对于文化基础差的贫下中农子弟是不容易理解的。我们准备采用分组带领学生参加巡回医疗，看到什么病讲什么课的方法，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总之，在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出发，要能突破旧框框，否则就会觉得“不正规”，“不象样”，觉得事情不好办。
医疗制度、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要面向农村
在农村工作的时候，不能不使我们对城市工作作些回忆对比。我们都是专科的医生，在农村看病也想看专科病，然而我们作巡回医疗时必须看各种各样的病。我们习惯于问农民：“你有什么病？”而我们得到的回答时常是一个反问：“你看我有什么病？”的确，我们不能期望病人自己作出诊断。可是我们在城市医院，分科很细，病人在没有看病之前就需要知道是什么病才知道要挂哪一科的号，挂错了，病人就要从这一科转到那一科，既费时又费钱。医生各专一门，对其他科的病越来越荒疏，从会变到不会。这能算是合理的么？需要专科医生看的病究竟是少数，为什么病人看病都一律要到分科门诊呢？
曾有一些较危重的病人，我们劝病人到县医院或城市医院去治疗，可是病家一联系，都要一笔为数可观的预交金，少则一二百，多则三五百元，哪个贫下中农能交得起这样一笔预交金呢？要交这样多的预交金，实质上是对贫下中农关门。如果我们能更好地贯彻勤俭办医院的精神，处处为工农群众着想，可以节约开支，也就可以少收预交金了。
在教育工作上，十六年来培养了不少高、中级医务人员。但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这些医务人员还来不及分配到县以下的医疗预防机构去，广大贫下中农还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缺医缺药仍然是农村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城市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都是在有各种诊断和治疗设备的优越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他们到农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此，我们完全拥护党提出的关于举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拥护卫生领导部门提出的训练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的规定。
在医学科学研究上，十六年来有很大的发展。国家每年拨出巨款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添置仪器设备，并大力训练研究人员，也曾出现了一些优异的成绩，如治好丘财康的大面积烧伤和接上王存柏的完全断离的手臂，都是国际上公认的伟大成就。然而还有许多农村常见疾病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痢疾和其他肠道传染病在农村是很多的，可是在各种不同条件的农村，如何管好粪便，保护水源，没有受到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我国眼科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对沙眼研究是有重大成就的，首次在我国分离出沙眼病毒，然而如何切实有效地在农村防治沙眼，至今研究不多。
总之，我们在医疗制度、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各个方面都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何更好地面向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
进一步体会到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的重大意义
深入农村巡回医疗后，更体会到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的重大意义。首先，这是解决当前农村的迫切需要。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民的健康不好，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必然受到影响，也就必然要推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次，在农村进行巡回医疗，熟悉农村情况，同农民建立了阶级感情，就使我们卫生工作有明确的方向，使我们能更好地贯彻面向工农兵的卫生方针。这不仅使我们在农村有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也使我们回到城市做医疗预防、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各项工作时能面向农村，为农村解决防病治病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生长在城市，有不少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上深深地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十多年来，我们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做了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有的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之中绝大多数缺乏阶级斗争经验，过去很少到群众中去，缺乏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因而不能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有机会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不仅使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上发挥了力量，也使我们在改造主观世界上打下了基础。我们珍视这个机会，还要争取更多的机会到工农群众中去，使我们在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我们完全拥护这样的主张：今后要象干部参加劳动一样，把城市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的做法，形成为一种制度，实现我国卫生工作和卫生队伍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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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面向农村 深入农村
今天本报发表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黄家驷下乡巡回医疗以后写的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解放以来，我国的医务工作者，以积极热情的工作精神，不断提高的科学技术，在医疗工作、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当他们下乡参加巡回医疗之后，他们就深深感到过去服务的面太窄了。他们虽然也懂得而且也愿意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但对比之下，过去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得太少了。
广大贫下中农不分严寒酷暑，不管风吹日晒，天天起早摸黑，坚持劳动，从不叫苦。特别是他们那样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集体的精神更是十分可贵。例如有的农民头一天还在发烧吃药，第二天烧一退又在田间劳动了……对比之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很大，而医务工作者为农民贡献得太少了。
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劳动，在政治、经济上翻身了，生活越来越好，因而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他们迫切希望城市医务工作者经常下乡上山，送医送药上门，让他们看病既不耽误生产，又省费用。但在过去，医务工作者不仅不下乡，农民到城市求医治病，也没有尽量给他们方便。农民要求医务工作者帮助他们治疗常见疾病，帮助他们研究解决环境卫生问题，但医务工作者对此也不够重视。对比之下，农民迫切希望医务工作者帮助解决的问题很多，而医务工作者所能解决的却太少了。
面对着这些重要的现实问题，黄家驷的文章提出：今后，医疗制度、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都要面向农村。这是从实际中提出的建议，是改进医药卫生工作的革命化的建议。黄家驷等同志不仅认识到医疗工作要面向农村的问题，还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这个巡回医疗队在湖南湘阴县不仅为当地培养了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而且还举办了一个半农半读、学制两年的医学班。这个医学班的学员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已经学会看几种疾病。他们的实践证明，医学教育的革命化不仅十分需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希望各级卫生行政领导部门重视他们的经验，总结他们的经验，使之更加充实完善，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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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药费用是能够降低的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医生 江荣光
今年三月初，我参加广西卫生厅巡回医疗队来到玉林县农村巡回医疗，以福绵区卫生院为定点，修建了简陋的手术室，设有简易病房。医疗队各科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共做了各种大小手术五百多个，不管是哪一种手术，其医药费连带住院费、伙食费，都远比城市医院少得多。以阑尾炎为例，在城市做需四五十元，在农村做只要七八元就行了。队里眼科医师告诉我，在南宁做两侧眼的白内障手术，需要八九十元，在这里做同样两侧眼的白内障手术，只要八九元。我们在巡回医疗过程中是怎样降低收费的呢？
一、一些中小手术，如疝气、精索静脉曲张等，在城里病人住院，要经过各种检查后，还得等手术时间的安排，这么一来，手术前病人就会白白多住三五天院。在农村，我们在门诊就决定了适不适合开刀，作一个血象检查，排定了手术日期，嘱患者在手术前一天入院，第二天即动手术。手术后如果伤口愈合良好，我们有时叫病人不待拆线就出院，以后来门诊拆线，或列为家庭病床待作家庭访视时拆线，这样做一个中小手术，有几元钱就完全够了。
二、化验问题：在城市医院里，有的医师不考虑病人的实际需要，动不动就检查血、尿常规、肝功能等几个项目，一方面忙煞检验人员，另一方面也增加患者负担。以肝功能为例，检查一次，患者需花四五元。但实际上有些病人并不需要这么全套检查，有一二项或二三项就够了，但有的医师贪图方便，不考虑病状的实际需要，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三、关于处置费：在南宁的医院外科处置室，换一次敷料，起码二三角，大一点的伤口要收五角到一元，成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高呢？这次下乡，为这个问题我们详细算了一次账，一致认为城市医院收费太高。手术费也有同样情况，都是收得太高了。
四、用药问题：过去自己在城市医院里从不过问药品价格，这次下乡自己背一个药箱到生产队巡回医疗，既要负责诊病，又要负责司药和收钱，才知道原来诺瓦而精片是七分一粒，撒烈痛片是五分，凡拉蒙四分，A．P．C．一分半。同是止痛药，性质上大同小异，我们往往就选择一些便宜的药开给病人。抗菌素与维生素的应用，我们严格地掌握适应症，有些病，可以用抗菌素，又可以用磺胺类药的，我们就选择了后者。能吃普通饮食且没有什么慢性不愈合伤口的病人，我们根本不用维生素。这样病也治好了，钱也节省得多。
此外，关于药物价格，我感到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外科领域禁食输液的机会是相当多的，一瓶一千毫升的百分之五葡萄糖水或葡萄糖盐水，售价是三元多，比成本高得多。有不少同类性质的成药，药厂随便改一个配方，换一个装璜，于是又出现一个新名称、新价格。如解热镇痛类药，就不知有多少名称，多少价格。祛痰止咳药，制酸类药，名目也很繁多。对于水药，如科发咳嗽糖浆、安宁咳糖浆、白松糖浆、信宁咳糖浆等等，除了通通都是祛痰止咳作用外，制药部门通通都是做成五百毫升一瓶，如果在门市部出售，五百毫升一瓶显然多了，供医院药房应用又太少了。一个门诊量稍大的医院，每天不知要丢掉多少这类空瓶，而现在这类空瓶又没有什么部门来回收，单在这些废瓶的浪费上，就不知间接花掉了患者多少钱。
如何降低医药费用为农民服务呢？据我所知，党和政府是重视这一问题的。在我离开南宁前，省卫生厅曾召集南宁市各医院有关人员讨论如何降低医院收费标准问题，但收费标准仍是降不下来或者降得很少。因为那时大家都没有深入调查研究，都没有经过实践，没有打破框框的束缚，盲目追求“正规”，强调制度。这次下乡巡回医疗证明，降低医药费用，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感情问题。我们希望商业、化工等部门都来共同努力，设法减低药品的价格。最后，提个建议：氧气制造厂可否将工业用氧、卫生保健事业用氧，分成两种不同价格，使后者价格低些；爱克斯光胶片可否争取价格低些。这些消耗，在一个外科病人的医药费中，占的比例相当大，希望有关部门考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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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好主意
解放以前，别说城里的医生到村里来为咱穷人瞧病，就是咱上城里去找他们，怕连影儿也见不到。
我在解放前一年得下个心痛病。痛起来，口里进不了半点水，头上直滚着大汗珠。躺在炕上痛得死去活来的。我这人脾性急，有时真想拿把刀子开膛把病给掏出来才痛快。病缠了我十多年，钱可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可总是不见好。这次，听说城里的医学专家来村里给咱们治病啦，可真是高兴，心想，我得叫他们把病根给刨出来。
这些医生都住在镇上的卫生院里，我正想抽个空去瞧瞧呢，想不到他们到村里来了。这些医生瞧病就是不一样，问得挺仔细，检查得也挺认真，最后告诉我说是胃病。临走时，给了我两样药，一再交代这药应该怎么吃；还嘱咐我不要吃硬食和冷食。现在，我对自己的病可有了底啦。
我们农民一年到头没闲着的时候，哪有闲空上城里瞧病，好容易去一次，等的时间长，病却瞧不上一忽儿，开了点药就叫走了。城里医生到农村来治病，可是个好主意。毛主席替我们想得真周到呀！
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公社齐
善庄大队贫农 王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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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的生命是党给的
我是安徽省全椒县章辉公社和平大队隍后生产队的贫农社员，名叫陆业勤，今年四十二岁。我得胃病已经两年了，近一年病情越来越重，吃点东西就吐。今年正月，我曾到合肥看过一次。
回到家里，在我们队里帮助工作的干部同志们十分关心我，他们经常来看我，见我的病越来越重，就把我介绍到省巡回医疗队古河医疗组去治疗。
古河医疗组的医生们，把我从死亡的边沿上救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给我动手术的医生们连续做了七个小时，医生护士十几个人为我一人奔忙。当晚手术后，两位护士一直守候我到天亮。手术进行前，还有两位帮助工作的干部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我。我住院期间，医生经常看我；两位护士经常守着我，送吃喝端屎尿。亲姐妹待我也不过如此。
现在我的病已经全好了，想来想去，不是党和毛主席派来这些好医生，我是不会得救的，我的生命是党重新给我的。今后，我一定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搞好集体生产，坚决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陆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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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我们的眼睛复明了
我们五个人都是多年失明的瞎子，在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的精心治疗下，现在全都复明了，又能参加劳动了。这是我们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
旧社会，我们就得了眼病。可是，那时候我们给地主和资本家做牛做马，病痛残疾，有谁来过问一声呢？象李荣诚十多岁时从河南逃荒到樊城，给资本家干了二十多年活，积劳成疾，染上了严重的眼病，资本家认为不中用了，便把他一脚踢开。后来，他又给一家地主扛活，也被赶了出来。没办法，他只好讨饭。解放后，我们盲人可不象过去那样了。生活上有政府安排和照顾，为治眼睛政府拨款给我们到樊城去检查。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可心里是亮堂堂的。
今年，党和毛主席又派医生上门来为我们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医疗队的医生治病技术高，态度好，费用低，最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给我们看病时，还问我们对开刀有没有顾虑。我们想，党和毛主席哪样事情给我们做坏过？我们坚定地回答：“没有顾虑。”医疗队的医生才给我们开了刀。开刀后，他们还给我们喂饭，喂药，端茶，送水……比亲人还亲。我们回家后，他们又上门来检查，换药，了解情况。一天，正下着大雨，萧友道愁着没法去诊所拆线，医疗队的医生就上门来拆线了。由于医疗队的精心治疗，我们每个人只花了块把两块钱，瞎了多年的眼睛重见光明了。李桂芝瞎了十五年了，医疗队的医生帮她揭开眼睛上的敷料后，她看到了墙上的毛主席象，激动得嘴唇直打颤，半天才喊出了“毛主席万岁！”现在，她下地干活，上街赶集，做针线活，样样都行。一家人都很高兴。
我们的眼睛复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生产，支援国家建设。贾志才眼睛一亮，就跑到生产队，坚决要求取消“五保”。我们五个人，都不要政府补助救济了。我们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一定听党的话，决不辜负党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期望。
襄阳县余岗公社、米庄公社、油坊公社、伙牌公社贫农社员
黄学琴、萧友道、贾志才、李荣诚、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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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巡回医疗队在农村
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中）和曾宪九（左）给贫农王芳桃做阴囊鞘膜翻转手术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左一）在湖南湘阴县关公潭公社培训不脱离生产的接生员。图为检查学员的学习效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左）在湖南湘阴县濠河公社沙湾生产大队田间，为贫农周子振检查治疗气管炎
中国医学科学院湖南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同志们到田头给社员检查治疗沙眼 以上图片均系《健康报》 昌鸿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