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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
北京医学院通县巡回医疗队宋庄分队 沈渔村
我们北京医学院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农村巡回医疗队，到京郊通县进行巡回医疗。医疗队共分三个分队，我们是宋庄分队。全队共十个成员，其中有三个六十岁以上的专家教授，四个讲师和主治医师，还有药剂师、护士长、化验员各一人。四个共产党员，一个共青团员。
我们医疗队从二月九日出发，至六月二十四日结束。在这短短的四个半月中，全队同志以充沛的精神，激动的心情，送医送药上门，为广大贫下中农治病，为农村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人员。我们医疗队先后在三个人民公社、一百零二个生产队，设立了三十二个巡回医疗点，诊治了五千多病人，抢救了五十多个危重病人，为宋庄地区六个人民公社、七万八千多社员培训了二百五十四名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还为部分卫生员开设了半农半医的提高班，为基层卫生人员开设了专题讲座……
四个半月的农村实践，全体队员在思想上收获都很大，深深体会到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是卫生工作面向农村、坚持革命方向的有效措施，是城市医务工作人员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但是，我们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的精神并不是一开始就领会的，而是在不断深入实际，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才逐步提高，逐步统一认识的。而且每当思想认识提高一步，工作就向前推进一步。在不断实践、不断提高思想认识的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搞好农村巡回医疗队的工作，首先必须突出政治。医疗队的每一项工作看起来都是具体的技术工作，但实际上是革命工作，只有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只有把革命的思想精神渗透到具体的技术工作中，才能克服落后于形势的思想观点，工作起来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
巡回医疗队要坚持“雪中送炭”，更好地为多数人服务
巡回医疗队初到宋庄时，为了摸索经验，以宋庄卫生院为中心，先在宋庄和附近两个村子进行巡回医疗。在宋庄采取挨门串户、送医送药上门的办法，给贫下中农看病。在附近的村子，设立了固定点，定期门诊，遇有重病或不能出门的病人，医生就登门诊治。定点巡回，工作效率高，深受群众欢迎。过了半个月，我们就发现：离宋庄较远的偏僻地区，交通不便，人口又比较集中，更需要医疗队去。问题提出来以后，医疗队内部对如何开展巡回医疗、如何设点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广大农村缺医缺药严重，医疗队应该尽可能地扩大服务面，把巡回点设在交通不便、离卫生院最远、贫下中农要求最迫切的地方。一种意见认为：一个医疗队的人力有限，包不了农村的治病问题，巡回面小些，工作可以做好些，做仔细一些。在卫生院附近巡回，一样可以送医送药上门。
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巡回医疗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它的重要使命。怎样解决呢？我们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复讨论了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谈到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时说：“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次指示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本身就体现着“雪中送炭”的精神，因此巡回医疗队应该从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尽一切可能扩大巡回医疗面，照顾多数人的利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在理论上同意这一点，可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巡回医疗点要有始有终，要对病人负责。初看上去这个意见好象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仍然反映了方便病人还是方便大夫的思想问题。后来，医疗队抽出两三个人，先到离宋庄二十多里的高各庄大队去设点。
医疗队刚刚进村，当地的干部和社员就把我们围起来了，有的帮助拿药箱，有的帮助放车子，有的领着我们到社员家里去。不少社员说：早就听说毛主席派来了城里的好医生给我们看病，可就是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天天打听，天天盼，今天可算把你们盼来啦。贫下中农的热情和对我们的期望，使我们忘掉了疲劳，坐下来就开始看病。“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到村上来给我们治病啦！”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的村子，病人接连不断地来了。我们从上午九时，一口气就看到天黑。晚上，我们了解到高各庄大队周围有六七个村子，人口比较集中，可是由于离卫生院远，常见疾病如支气管炎、胃病、腰背四肢疼痛、关节痛等病人很多，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当我们把这个实际情况，把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向全体队员介绍以后，大家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不论从理论上讲，从实际出发，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扩大巡回点的问题解决了，可是人手不够的问题又提出来了。我们医疗队只有十个人，十个人中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有的队员认为：我们过去研究的东西在农村用不上，农村一些常见疾病，过去很少研究，因而办法不多，农村没有什么疑难大症，在这里英雄无用武之地。有的认为：自己是辅助科室人员，医疗技术差，不能单独作战，到农村不如在城市医院起作用大。不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点设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我们觉得让大家看看《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一文，可能有点帮助。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打开了同志们的思想包袱。一些同志所以认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是因为觉得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有点浪费精力；没有单独做过医疗工作的同志，又有畏难情绪，觉得在农村不顶用。总之，大家都是从个人出发考虑，而不是从广大贫下中农的需要出发，不是能不能办到、懂不懂技术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为农民服务的问题。认识了这一点后，大家就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向“多面手”进军。专家们从诊断、开方、包药、记账、写收条一包到底，护士长、化验员、药剂师解放了思想，主动克服困难，边做边学，很快掌握了针灸和农村常见疾病的简易治疗法。
思想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即由三个巡回点扩大到七个点。四月份，我们又收缩了卫生院附近的三个点，把主力移到高各庄附近几个村子，开设了十个新点，几乎跑遍了北寺公社的十七个村子。五月份，我们医疗队又学习了卫生部的“五一”慰问信，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把当地卫生院的力量也组织起来，共同巡回医疗。于是我们又到徐辛庄公社开设了十一个点，一两个人成立一个小组，负责两三个点，每周巡回两次。在培训基层卫生员期间，工作任务加重，但我们仍然坚持巡回医疗。巡回医疗面进一步扩大了，充分发挥了医疗队和基层卫生人员的技术力量。
我们在高各庄大队设点以后，前后两个多月，每天就诊人数一直保持在八十至一百人左右。事实也有力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通过这个问题的争论，我们深深体会到开展农村巡回医疗工作必须突出政治，思想先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思想，才能使医疗队的工作精神、工作步调逐步适应农村的需要，完成党交给医疗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医务人员思想革命化和多快好省地为农村医药卫生工作服务。
从农村实际需要出发，多快好省地培养基层卫生人员
我们通过下乡巡回医疗，接触了农村实际，深深感到迅速解决农村缺乏医务人员，使卫生工作能紧紧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进一步体会到中央关于“加强农村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的培训工作”指示的深刻意义。因此，我们在巡回医疗的同时，进行了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的培训工作。
培训工作怎么开展？开始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主张培训要“少一些，好一些”，在培训的内容上也提出多讲不如少讲好。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人基础差，训练时间又短，消化不了，出了乱子，反而耽误病人；卫生员只能做些卫生宣传工作，承担不了治疗任务。有的坚持培训工作应从农村实际需要出发，当前农村迫切需要开展防病工作，更迫切需要解决常见的小伤小病的处理治疗方法，一些医疗技术操作本身并不那么复杂，多知道一些比少知道些好，比不知道更好。这些问题真正解决了，才能解决耽误病人的问题。
在思想认识没有统一之前，我们还是先务虚。全队同志每天抽出一定时间，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讨论。毛主席关于普及和提高的理论，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毛主席说：“……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大家开始认识到：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是关系五亿农民卫生建设的一件大事，不比培养六年制的学生的意义小。但提高认识只是一个开端，究竟应该怎样培养？还必须实践。于是我们又学习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反对本本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大家一齐动手，认真研究当地的常见疾病，向基层卫生人员和卫生积极分子学习除“四害”的经验；认真编写讲义，尽量做到少而精，简单明了。学习方法以少讲多做、讲完学会、解决问题为原则。同时，我们及时听取学员的意见，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和回村开展工作的情况，及时改进教学方法，修改和补充教学内容。
经过思想斗争，原来准备第一批只培训七名卫生员，后来增加到四十三名，第二批一百三十名，第三批八十一名。培训的内容也不断充实了，针灸穴位从五个增加到十三个；开始只讲五种常见疾病，后来增加到十八种；常用内服药也由七种增加到十七种。由于注意了思想工作，教学效果一班比一班好。卫生员的学习热情，接受能力，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教育了我们。原来有的同志对培训卫生员究竟有多大意义，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是有怀疑的，通过实践，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思想问题解决了，认识到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卫生员的方针的正确英明，提高了认真贯彻政策的自觉性；也认识到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克服保守思想，打破旧框框，才能在实践中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道路来。
在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的基础上，我们和宋庄卫生院共同为北寺公社的卫生员开办了提高班，选择工作、学习、服务态度比较好的卫生员，再集中学习一两个月。这样使离卫生院较远的村子都能有一个业务能力较高，能解决农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处理的半农半医的卫生人员。这些人毕业后，成了各村开展卫生工作的骨干。
打破旧框框，发挥人的因素，实行救死扶伤
在农村的现有条件下，如何开展较复杂的、危重病人的治疗工作，是技术问题，更是立场、思想问题。我们在开展外科手术的过程中，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思想。一种是按常规办事，受旧框框束缚，什么都不敢做；一种是适应农村的条件，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勇于创造，勇于革新，打破框框，抢救危重病人。
最初我们是在“按常规办事、对病人负责、保险”的思想指导下，不打算在农村开展无菌手术的。认为农村条件设备太差，不开展手术于心无愧。我们医疗队到宋庄不久，就遇到了妇女队长李淑英的问题。她手背上腱鞘囊肿，要求医疗队给她治疗。我们在“保险”思想的指导下，好心好意地给她开了介绍信，介绍她到北大医院治疗，而且一再说明，有我们的介绍信去了就能做，医疗费也不会太贵。可是病人很失望，扭头就走。病人走了，病人那种殷切希望的目光和失望的神情，久久在医生们的脑子里萦回。对习惯城市“正规化”的医生来说，开始从条件、常规考虑问题，是不奇怪的。但这种思想对我们在农村开展工作，适应广大社员的要求，显然是有害的。我们又学习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两篇文章，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医院的优良传统。条件是人创造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条件远远不如现在，可白求恩同志抢救了多少八路军伤病员，我们现在的处境虽然不能和城市大医院比，但比起过去的条件要好得多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创造条件，适应这个条件吗？白求恩同志对病人极端负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帮助我们克服了怕担风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个人得失的思想。解放了思想，转变了态度，就千方百计创造条件，积极开展手术。我们先后进行了氙气修补、蹼指切开植皮术、阑尾炎等手术，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社员热烈欢迎。特别是我们思想解放后，再次把李淑英妇女队长请来，给她切除了腱鞘囊肿以后，她感动地说：“我永远忘不了你们医疗队，永远忘不了毛主席！”以后见了我们，好象家里人一样亲切。李淑英的言语和态度，表达了贫下中农的心情，鞭策了我们的工作。
医疗队到农村还不到一个月，一天，白家坟送来了一个严重休克的小女孩，她是白家坟大队贫协主席王宪明的女儿，名叫王少美。面对这一危重病儿，卫生院和医疗队医生都紧张起来。经过集体会诊，发现病儿患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这种病就是在城市医院治疗也是属于疑难大症，眼前既缺乏化验设备，又缺乏输氧、输血的器械，怎么办？说实在话转到市内大医院更保险些。可是病儿家属一再表示：家里缺少人手，经济又不宽裕，不愿意到城里去，同时病儿的实际情况也不允许在路上折腾。当时，我们集体研究，明确了千方百计尽可能就地抢救病儿的思想。我们要做实验诊断的主人，不能做医疗器械的奴隶，要用脑子、眼睛和双手来进行诊断治疗。经过多次会诊，拟了几个抢救方案，实行静脉输液，回升血压等措施。队里儿科主治医师一直守在病儿身旁，其他医师专家也经常观察病儿症状的变化情况，两天一夜以后，病儿初步摆脱了性命危险，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又经过各种抗生素治疗，严重的败血症已经控制了。病儿已能说能笑，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仍然有点发烧，什么原因呢？大家又围在病儿身旁，反复进行会诊。这时，我们还请来了北京儿童医院在附近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医生，一块会诊。会诊后，确定病儿有右侧髋关节炎，需要抽脓。病情确定后，就请儿科和外科医生共同协作，抽脓治疗。结果效果不好，需要手术治疗，才能根治。这个手术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做，于是我们一方面动员家属要继续给病儿治疗，否则虽然能保住性命，可是终身残废，后悔莫及；一方面和通县人民医院联系，把病情和病家的一切情况介绍清楚，说好多少钱包治以后，我们的医生又陪同病儿到医院。又经过一段治疗，病儿终于完全好了。王宪明同志为此感动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他说：“在旧社会，我父亲病了，请不起医生，活活病死了。今天我女儿病得那么重，医生们两天一夜不睡觉，一直守在我女儿身边，直到把她从九死一生中救活。感谢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想的好主意，把你们这些好医生派到农村来，为我们贫下中农治病，我这辈子忘不了党的恩情，我女儿也忘不了。”这件事不仅白家坟家喻户晓，附近几个村子都传开了。广大贫下中农对我们的鼓励，实际上是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绝不能辜负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
在突出政治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医疗队在四个半月的过程中，和宋庄卫生院医生们一起，先后抢救了五十多危重病人，做了六十一次外科手术。通过实践，就地培养了干部，宋庄卫生院的医生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某些抢救技术，卫生院还补充了必要的设备，建立了抢救室。卫生院的医生们说：“医疗队帮助我们摘掉了‘转运站’的帽子，今后我们要学习医疗队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通过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人的因素第一的真理。人决定一切，如果人的思想不解放，技术再好，不创造条件，一个手术也做不成；充分发挥了人的作用，就可以做出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
广大贫下中农对巡回医疗队活的思想鉴定
我们医疗队的成员由于工作经验和经历的不同，下乡前的想法打算也不一样。有的认为自己年纪大了，下去只不过是带带头，给青年人做个样子；有的同志想结合自己的业务，下去搞些调查研究；有的只想看看公社化以后农村的变化，思想革命化的准备十分不够。还有部分同志认为这次下乡主要是为了改造思想，对承担医疗任务的思想不明确。总之，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一方面为广大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一方面进行思想改造认识不清楚，因而自觉不自觉地以旧的思想观点来看待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这一革命措施，以城市的一套工作方法来对待农村的新事物。究竟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能解决多少问题？专家教授到农村是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短时间培养出来的卫生员究竟能不能起作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除了边工作边总结之外，最后又特地拿出两三周时间，专门抽出几个人去深入调查，广泛搜集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基层卫生人员对医疗队的意见。经过这些活动，我们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具体化了。
在高各庄一次座谈会上，不少干部和社员一致说：“过去，我们贫下中农连北大医院的门都不敢进，想都不敢想，城里的医生八抬轿也请不来，今天，毛主席派北大医院的好医生到炕头来给我们治病，服务态度好，治得快，又省工又省钱，今后一定要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北寺公社白家坟大队贫协主席王宪明的小女儿王少美被医疗队抢救活后，不仅王宪明一再表示感谢，白家坟的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贫协主席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送给医疗队。大字报上写着：“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今后一定要努力搞好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出一份力量。”不少社员群众在我们临行前一再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可不要忘了我们，以后经常来。”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深深教育了我们。巡回医疗队在短短的四个半月中，的确为不少病人治好了病，这无疑对鼓舞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意义绝不是几个数字可以表达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贯彻执行了卫生工作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革命方向，在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发展农业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医务人员也开始贡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得到了农民的赞许和欢迎。
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对我们的医院工作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例如关辛庄的一位大嫂对我们说，过去到北大医院看病，真是难上加难，病上加病。你们医院大，科科俱全，转了一科又一科，病也没有看了，真是赔不起时间，也赔不起钱。还有一位曾经在北京某医院住过院的病人说：“医院说我是肝硬变，要我住院做手术，花了四百元钱，手术也没有做成。后来医院通知我去检查，我可不敢去了。你们医疗队好，治好病，少花钱，这才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好医生。”贫下中农的批评，促进了我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了城市医院、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要面向农村，为广大农民服务。
我们又重点深入访问了北寺公社四十三个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共一百零四人，征求他们对我们培训的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生产队有了自己的卫生员有三大好处：第一，推动了预防宣传工作；第二，小伤小病不要出村就能治疗，第三，他们是咱贫下中农的子女，服务精神好，随叫随到，不误工，不嫌烦。北寺公社卫生员学习结束后，一个月内每人看病二十至四十人，主要看上呼吸道感染、蛔虫病、肠炎、痢疾、胃疼等等。个别卫生员看病达八十多人。不少卫生员应用了针灸，效果很好。高辛庄师姑头生产队卫生员刘德容，一个多月内已针灸一百五六十人次以上，苏陀公社町里大队卫生员安淑芹已针灸二百八十人次以上。卫生员当中还出现了很多生动的模范事迹。胡各庄公社杨屯生产队用机器打井，特地从外面请来一位技师。他们正在井底工作的时候，掉下一块大石头，打破了技师的头，鲜血直流，大家都很惊慌。正在这时，卫生员邓超英立即从红十字包里拿出绷带，用头部包扎法，止住了流血。当场解决了问题，保证打井工作继续进行。在场的百十来个社员伸出大拇指，称赞不已。胡各庄公社主任在一次会议上还表扬了邓超英。小杨各庄卫生员范淑贞，接连两次半夜从十几里地以外步行，护送危重病人到卫生院，直到治好后又一块陪着病人回家。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十分感激她。象这样的卫生员，可以找出很多。还有两个数目字更能说明问题：苏陀公社卫生所的同志反映：过去投小儿麻痹糖丸，全所同志一齐出动，一周才能完成任务，现在让卫生员去做，一天工夫就完成了。北寺公社卫生员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在全公社开展了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相当于我们医疗队一个月完成的工作量的四倍。卫生员还做了不少疫情报告、隔离、预防传染病流行等工作，成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一支可靠的新生力量。卫生员不能承担治疗任务，耽误病人等等一切疑虑都被打消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我们这个医疗队在农村的实践，进一步证实了毛主席这段话的英明正确。当然，这对我们来说，还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要继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改造思想，为广大农民服务。
（ 附图片）
北京医学院院长、著名皮肤科专家胡传揆（右二）在宋庄用实物给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讲解除四害的方法。 《健康报》昌鸿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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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欢迎医疗队到农村去 要求医疗队到农村去
去冬今春，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医疗队，这一英明措施，深受农村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医疗队在农村，不仅治好了多年久医无效的老病，解除患者的痛苦，而且帮助基层医务人员提高了技术水平，也为农村生产队培训了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为今后农村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月十一日，北京市中医医院的医疗队来到了我们公社。群众听说公社卫生院来了老大夫，人人奔走相告，个个传诵佳音。开诊的第一天，早晨刚刚六点钟，卫生院的大门口已经挤满了人，围在这儿等着挂号看病，就这样，每天来看病的平均在一百人左右，最多时曾到过一百六十人次。
医疗队到农村，方便了群众，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王上村生产大队的贫农社员刘宝珍大娘，今年五十二岁，患半身瘫痪病达三个月之久，家里活儿不能做，造成生活上的困难。经公社卫生院多次治疗无效，到通县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仍无显著效果。这次，经医疗队针灸十余次，基本痊愈。目前，刘大娘不仅能做家务事儿，还能参加一些轻微的集体劳动。史东仪大队有个小孩名叫史九红，因患肺炎到公社卫生院来看病，经诊断后，医生认为需要送县医院住院治疗。医疗队的郗霈龄老大夫知道后，亲自给孩子精心细致地诊断后，开了一个中药方，一共六味草药，花了二三角钱，孩子吃了一付，病就好了。孩子的家长很感激地说：“花钱多少先甭提，可孩子少受多少罪呀！”林屯大队有个社员叫李志广，他的女儿患了淋巴结核病，几年来久医无效，这次医疗队用针灸治疗，现在已经好了。由于医疗队贯彻执行了党的医疗方针，真正做到了面向贫下中农，有钱没钱都能治病，所以深受群众欢迎。
在医疗队的帮助下，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目前，用针灸治疗淋巴结核的医疗方法，在我们公社卫生院已经普遍应用，而且效果显著。医疗队还给我们公社十七个生产大队培训了四十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初步地建立了农村防病队伍；有不少生产大队还设置了“卫生急救包”，备有简单的药品、纱布等，卫生员可以随时给社员治疗一些小伤小病，对于保护劳动力的健康和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医疗队来到我们公社以后，同基层医务人员坚持了“三同”，从不特殊。除了每日坚持门诊外，还经常深入农村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为了减轻病人的负担，他们还实行了“定人、定点、定时间”的三定制度，满足了群众的治病要求。特别是中医老大夫赵炳南先生，虽已年近七十，但每天提前上班，坚持工作，对病人十分热情。一次，有个患中耳炎的病人，自己把药拿回家之后，临用时不会配药，又匆匆忙忙地跑来找赵大夫，赵大夫利用休息时间把药配好，交给病人。病人接过了药，笑呵呵地回了家。这些令人难忘的事儿，在公社里流传很广！
医疗队下乡，为广大贫下中农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通过治病，密切了党同群众的关系。最近，我们访问了一些社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大家感动地说：“毛主席可真关心咱庄稼人，过去不用说大夫到咱农村来，就是咱到北京去也不一定给看啊！”
医疗队已经回去一个多月了。近几天来，有不少贫下中农社员到公社卫生院询问：老大夫到哪儿去啦？到北京我们能挂上号吗？他们迫切希望党中央和毛主席再派医疗队来，经常巡回在农村，为贫下中农解除疾病的痛苦。
北京通县西集公社 卢国瑞 崔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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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山区农民的要求
最近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上山下乡巡回医疗，为广大农民防病治病的文章，我们山区人民特别是贫下中农非常高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措施，正符合我们山区人民的心愿。
河北省灵寿县地处山区，是老根据地，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病人比较多。县里的医疗机构设备简单，医务人员不足，技术水平低，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目前来说，仅小儿麻痹症，几乎遍及全县各村，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小孩有病，父母不能安心生产，对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河北医学院迁到石家庄已将近十年了，他们虽然也和县医院联系，也下乡巡回医疗，可是没有到过医疗条件较差的灵寿县来。我们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迫切要求，并热烈欢迎他们组织医疗队到我县来巡回医疗，为农民解除疾苦。同时，希望他们能到我们县医院进行技术指导，帮助我们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河北省灵寿县湾里村 张艮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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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途径
本报评论员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农村巡回医疗队已经为农村培养了二十二万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还培养了一批半农半医的医生。这些医生和卫生员在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深受农民欢迎。
采取革命措施，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和半农半医的医生，成效确实很显著。这些医生和卫生员都是由社队来，再回到社队去；广大贫下中农有些小伤小病，不出村治了病，近水可以解了近渴。如果我们能继续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和半农半医的医士班，继续加强培训工作，为每个生产大队培训一个半农半医的医生，为每个生产队培训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那么，农村的环境卫生就会大大改善，农村的医药卫生工作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和半农半医的医生，同样是这样。开始，医务界有些人由于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接触不多，对农民的迫切要求很少了解，对培训半农半医的医生和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又没有经验，曾经对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怀有种种疑虑。这对长期在城市医院或医学院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说，并不奇怪。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一些医务工作者对办五六年、七八年制的学校有经验，可是对短期培训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和半农半医的医生还没有做过，所以总认为这“不正规”，将来会出乱子，贻误病人，不如五六年、七八年培养出来的医生治病保险。经过实践，这些人的思想认识有了变化。半农半医医生和不脱产卫生员的学习热情、接受能力，以及在治病中所起的作用，深深教育了他们。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对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估计过低的思想认识逐步改变了。
解放后十六年来，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各级医药卫生部门具体培养下，我国已经有了不少象刘道荣、夏金娥那样既能防治疾病又参加劳动的卫生工作人员。由于他们年纪还很轻，书读得暂时还很少，懂得的医学技术也还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他们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他们生活在农民之中，跟农民一块劳动。农民的疾苦就是他们的疾苦，他们为了解除阶级兄弟的痛苦，可以在工作中克服一切困难，边实践，边学习。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实践经验会越来越多，医学理论知识会越来越丰富，技术水平会越来越提高，逐步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医务工作者。
应当相信，许多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都有小学、初中以至更高的文化水平，他们有响应党的号召的积极性，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学习的热情更高，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更好，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完全可以把他们培训成出色的医务人材。
也应当相信，各级党组织完全有能力领导好这一工作。相信群众，相信党，掌握住这两条根本原理，什么事情都能做到，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也不例外。希望到农村去巡回医疗的医务人员，能够在那里播种，生根，开花，结果，坚定不移地、多快好省地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和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接生员，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