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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
戴逸
中国大多数近代工业不是由旧式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的。但是，旧式手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内在根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大致有三种情况：一、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如缫丝业和某些初级加工工业；二、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资财、技术和经验等条件，如航运业、采矿业；三、机器工业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极少联系，但手工业的雕谢、破产成为机器工业发生的前提，如棉纺织业。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但不能割断中国经济前后的联系。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产生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
中国旧式的手工业同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近代机器工业有没有联系？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打算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离开资本主义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当时的手工业并不具备立即跨入机器生产的充足条件。甚至在以后大多数经济部门中，机器工厂也并不是由原来的手工业直接发展起来，而是由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新创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又不是完全同原有的手工业无关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
那末，近代机器工业同原有的手工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的交错作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如缫丝业和某些初级加工工业。这种情况是少数。
在某些行业中，原来的手工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在鸦片战争以后又接受了外力的刺激，如缫丝。一方面缫丝机器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丝的出口需要迅速增长，这就为缫丝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使手工缫丝领先跨入机器生产的阶段。一八七二年，陈启源在广东南海的简村设立继昌隆缫丝厂，开始使用蒸汽动力和传动装置。此后，新式缫丝工厂在南海、顺德等地迅速生长。一八八二年南海有机器缫丝厂十一家，一九○一年顺德有机器缫丝厂二百家。尽管这些缫丝厂规模很小，但生长之快，数量之多，犹如雨后春笋。为什么在南海和顺德这片地区内很快冒出这样多的小型机器缫丝厂呢？原因在于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产丝地区，原来就有很多缫丝、织丝的手工业。据一个外国人一八三三年的记载，南海佛山镇附近受雇织丝的男女童工就有一万七千人①。可见这个地区缫丝织丝业具有相当发达的基础，那些小型机器缫丝厂正是在原来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原来的基础，也就不会有日后机器缫丝厂的蓬勃生长，这是原来的手工业同近代机器工业直接联系的一个例子。
机器缫丝工业的出现是原来手工缫丝业的一个发展，同时又是对原来手工缫丝业的一个否定。机器缫丝的劳动生产率比手工缫丝提高大约十倍，它的产品称“厂丝”，比起手工生产的“七里丝”有很多优点。因此机器缫丝出现之后，手工缫丝就进入了衰微的过程。从广州一地丝的出口数量来说，一八八二——一八八三年度，共出口丝九千五百五十六担，其中七里丝占百分之八十七，厂丝和仿厂丝占百分之十三；到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度，丝的出口总数达二万零三百三十八担，七里丝下降到只占百分之十，而厂丝和仿厂丝已占百分之九十。这是新工业从旧工业中发生并在否定旧工业中得到发展的一个辩证过程。
新的机器工业从旧的手工业脱胎而出，当然在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旧的痕迹。广东的机器缫丝厂规模很小，资金很少，机器设备简单，它同手工工场是很相似的。如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顺德的三十五家机器缫丝厂来看，合计只有资金一百零五万元，平均每厂资金只有三万元；而雇工却有一万七千三百人，平均每厂四百九十四人。这就是说，每投资六十元就要雇佣一个工人，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是非常低的。每个工厂只有极少极简单的机器设备，许多重要的操作过程仍是使用着手工劳动。
广东缫丝业所以能够从手工生产飞跃到机器生产，是因为缫丝在中国旧式手工业中是比较发达的一个行业，它在某些工序上进行的技术改革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复杂的机器设备。中国手工缫丝业的基础同当时机器缫丝业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大的，一般的手工工场就有可能跨越这段距离而跃升为小型的机器工厂。如果没有以前手工缫丝业的基础，那就不会有以后一大批小型机器缫丝工厂的出现。而且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的丝、茶，丝的出口数量连年激增，帝国主义也需要缫丝这一类加工工业为自己的掠夺性贸易服务。如果没有国外市场这个条件，那也就不会有机器缫丝工厂的出现。这样，当内在的基础和外在的条件都已具备时，缫丝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飞跃就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个别首先采用机器的手工业主大大提高了自己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因而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利润。这就使得其他的资本家也不能不陆续地采用机器生产。马克思说，“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业其他的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劳动日中占有较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了”②。资本家的活动是处在价值法则和竞争法则的支配下的。一旦内部和外部的条件都成熟，资本主义的客观法则便会强制地发挥作用，推动着从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飞跃过程。
封建社会末期遗留下来的旧式手工业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大多破产了，只有象缫丝一类少数的幸存者较早地跨入了机器生产阶段。机器缫丝业纵然有一度繁荣，但它一开始就依赖于外国市场，生丝的贸易操纵在侵略者手里，抬勒丝价，予取予求，生丝的缫制也就不能不寄人篱下，成为侵略者的附庸。它的发展前途上有着层出不穷的障碍，不可能有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日本丝织业崛起竞争，中国的机器缫丝业受到严重的打击。一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广东机器缫丝业，仍然停滞在陈旧落后的小型工业阶段。
从手工业直接转化到机器工业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中也是有的。如浙江宁波的通久轧花厂，原来是一个使用手摇机和足踏机的手工工场，一八八七年有人投资五万元，从日本购买了蒸汽机和新式轧花机，在旧工场的基础上建成了机器轧花厂。又如汉阳的周恒顺机器厂，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只是一个小型的炉冶坊，大约在甲午战争前后，该厂的资本家周仲萱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扩充，采用了蒸汽机和现代翻砂技术，逐渐使它发展成一个近代化的工厂。不过，这类情况在甲午战争以前尚不多见，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渐渐普遍起来，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等等。
第二种情况是原有的手工业没有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但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中国旧式手工业直接向机器工业转化的道路是很狭窄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末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旧式手工业的内在基础比较薄弱；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这种转化遇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大力量的阻挠。外国资本的竞争、排挤和并吞，反动政府的禁令干涉和苛捐杂税，各式各样的外部阻力处处压抑着新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单位所碰到的外部阻力的大小并不一样。某些手工业虽然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碰到的外部阻力很大，因此旧的手工业不能向机器工业直接转化，而发生了迂回曲折的过渡。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手工业同机器工业之间联系的第二种情况，可以用航运和采矿作为例子。
中国沿海的航运事业在很早就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鸦片战争以前，“沙”、“卫”、“宁”、“南”各个船帮③拥有十多万船工和大量的船只、资金。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旧船帮并没有直接转化成新式的轮船公司。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阻力很大，英商怡和、太古和美商旗昌等轮船公司老早就垄断了中国的沿海航运，不允许中国商人插足其间。连得到清政府大力扶植的轮船招商局也无法同外资竞争，更不用说一般的商人了。在航运业中所碰到的外部阻力远比广东缫丝业中要大得多，因此旧式船帮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
旧式船帮虽然没有完成转化，但它同新式轮船公司并不是绝无联系的。上海和广东的商人，包括沙船商在内，很早也有购置轮船、向新式航运业转变的意图和尝试，但是他们不敢用中国商人的名义，而是借用了外国洋行的招牌。李鸿章说：“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国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近来华商附搭洋轮，亦有殷实沙户（指沙船帮商人）在内”④。象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徐润等都有轮船往来于上海、香港和日本。
七十年代初，轮船招商局成立，李鸿章就把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商人拉到自己的身边。唐廷枢和徐润都当过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招商局的发起人之一朱其昂就是一个出身于沙船帮的人物。李鸿章说：“朱守自家即有沙船，其亲友更多”⑤。通过朱其昂的关系，招商局所招的股金中即有一部分沙船帮的投资。在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阻挠下，旧式沙船帮根本不可能直接向新式轮船公司转化，他们必须找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大官僚作为靠山，这就形成了中国早期航运业史上“官督商办”、“中外合办”等等畸形状况。
采矿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旧式采矿本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十九世纪旧式采矿直接转化为新式采矿的事例也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封建官绅说什么用机器开采矿藏会破坏“风水地脉”，他们尤其害怕用机器采矿，使大量矿工聚集在一起，容易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反抗。如果三三两两的采矿者用土法进行小规模的采掘，地主阶级还可以勉强容忍；如果集股鸠资，用机器进行大规模采掘，地主阶级就千方百计地反对和破坏。郭嵩焘说：“凡矿户自治其私，亦皆习而安之。一闻有集股开办，万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倾之而后已。”⑥在这样强大的阻力面前，一般小矿主当然不敢也不能采用新式采矿机器，旧式矿场也就难于向新式矿场转化。所以早期的机器采矿绝大多数是用清政府和大官僚的名义开设的。
由清政府和大官僚开设的新矿场虽然不是从旧式矿场直接转化而来，但是旧矿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新矿场准备了条件。
一、提供了矿址。采矿必须有勘探先行，查明矿藏的地点、质量和丰度。当中国开始用机器采矿的时候，却根本没有什么勘探的准备。很多矿场主要是利用了旧的矿址，在旧矿井的附近，甚至就在旧矿井的基础上，使用机器采掘。例如，福州船政局的用煤最初取给于台湾的小煤窑，后来船政局感到由自己直接用机器来采煤，更加有利可图，于是索性吞并了许多小煤窑，投资购买机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式的大型煤矿——台湾基隆煤矿。另一个著名的新式大型煤矿——直隶开平煤矿，它是由李鸿章、唐廷枢等创设的，也同小煤窑有密切的关系。开平、唐山一带的小煤窑原来就很多。“该处煤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其煤井均系民业，已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⑦。在官僚和资本家的巧取豪夺下，这些旧矿井都变成了开平煤矿的产业。开平的部分矿井就是利用旧井开凿的。其他很多新式矿场也同上述情形相类似。
二、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新式矿场虽然在某些工序上采用了机器，但在其他更多方面却继承了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这是因为早期的新式矿场资本很小，不可能购买大批机器全面采用新技术，而雇用旧矿场中技术熟练的矿工，却只须付给很低的工资。早期的新式矿场实际上只有一些用来排泄矿中积水的抽水机器（因为排水问题是旧式矿业所解决不了的技术难关），在其他工序上宁肯接受土技术土经验，采用手工的操作，却不肯用高昂的代价去购买洋机器，聘请洋矿师。对矿业资本家来说，不管是洋技术还是土技术，最重要的是有利可图。有时候土法开采比机器开采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也不惜倒退一步，改用土法开采⑧。可见新式矿场并不是把旧矿场的技术和经验一下子都抛弃了，而是在对旧技术旧经验的否定和继承之中发展了自己。
三、提供了资金。新式矿场开办时，资金短缺。有些旧式矿业主投资于新式矿场，或者拿旧矿场的生产资料折价入股。如山东峄县煤矿开设的时候，“望族绅耆，殷实行户，亦皆入资搭股”⑨，这里所说的“殷实行户”大概包括当地的小煤窑主在内。又如热河的三山银矿原是一个土法采掘的旧矿场，后来被洋务派官僚并吞，改为机器开采。旧矿主所有的矿井、山场、房屋和木柴，折合白银一万两，作为旧矿主对于新矿的投资。
由此可见，在航运和采矿业中，旧的企业虽然没有或很少直接跃升到新式企业，但是旧企业在很多方面为新企业准备了条件，两者之间明显地存在着联系。
第三种情况是机器工业同原来的手工业之间很少有联系，但机器工业的出现仍是被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所决定的。
早期工业中的纺织、炼钢、火柴、铁路等属于第三种情况，它们同旧式手工业之间没有或很少联系。其中象火柴和铁路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新出现的行业，这些原来就是缺门的行业当然只能从头开始。
另外象纺织和炼钢业，也是这样。在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棉纺织业还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炼钢作坊也陈旧落后，这些手工业的基础很薄弱，比起经历了产业革命而大大发展了的外国纺织厂、炼钢厂相去不啻天壤。一般手工业主不可能一步登天，把简陋的作坊、工场转变成规模庞大、技术复杂的大纺织厂和大钢铁厂。恰恰相反，由于这些小手工业和外国的大纺织厂、大钢铁厂生产同样的产品，推销于同一个市场，外国的机制商品很快就排挤了中国的手工制造品。因此，这些小手工业所面临的不是什么进一步向大工业转化的问题，而是在外国竞争下滞销、破产、改组、歇业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些小手工业的滞销、破产、改组和歇业却又成为在这个行业中采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契机。拿棉纺织业为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棉纺织业是一个最广大最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农耕和纺纱、织布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固而停滞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妨碍着纺织业的分工、独立和进步。鸦片战争以后，廉价的外国纱布大量输入中国，手工纺织受到致命的打击。先是手工纺纱业被挤垮，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放弃纺纱，反而购买洋纱来织布，以后是手工织布业也遇到了危机，农民和手工业者又不得不放弃织布，购买洋布做衣服。在外国资本的侵略下，耕、纺和织这三者强固地结合着的经济体系逐步地分离了。这个分离过程带来了亿万人民的贫困、饥饿和死亡，是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却又使纺织业突破了自给体系的壁垒而取得了商品生产的性质。当一向自纺自织者不得不购买棉纱来织布或购买棉布做衣服时，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的过程。中国的第一批近代纺纱工厂，就是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农民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不得不购买洋纱来织布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纺织手工业仍然同近代纺织工业存在着内在联系。不过，近代纺织工厂不是从原来的纺织手工业直接发展而来的，而是以纺织手工业的破产和改组作为前提而发生、发展的。
总之，观察鸦片战争以后经济的变迁状况，可以辨认出中国旧式手工业的去脉和近代工业的来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狂暴风飙，它严重地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但无论如何，它不可能完全阻塞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割断中国经济前后的联系。中国近代工业有很少数是从旧式手工业直接转化而来的，另一部分是凭借旧式手工业所提供的一些条件而建立的，还有一大部分是在旧式手工业破产的废墟上从头开始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以及在外国侵略下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产生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处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既唤起了对近代工业的迫切需要，又提供了近代工业滋生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中国社会自身变动发展这个内部的原因，那末外国的机器技术即使再先进些，也不可能被接受，近代的工业也就不会产生。
①《中国文库》第二卷，第七号，第三○五至三○六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三六页。
③“沙船”航行于东北、河北和江苏之间，此外航行至东南亚的船只亦泛称“沙船”；“卫船”航行于江苏、山东各口岸；“宁船”、“南船”航行于长江以南的各海口。
④《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试办招商轮船局折》；《朋僚函稿》卷十二，《复何筱宋制军》。
⑤《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复何筱宋制军》。
⑥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与友人论仿行西法》。
⑦唐廷枢：《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⑧热河三山银矿，本来用机器开采，雇工五百余人，后来由徐润接办，改用土法，雇工三千人，所得利润超过机器开采时。见《徐愚斋自叙年谱》第七十六页。
⑨朱采：《清芬阁集》卷八，《禀丁宫保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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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读中国近代史札记
林增平
从一般规律来说，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资产阶级没有本质的不同：“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①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原因在于他们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软弱性，还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
如果把西方资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比较一下，那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怎样从娘肚子里带来了软弱性，是不难理解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少著作里论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时都曾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在这个市民等级中，许多的行会小老板和独立小手工业者，由于雇佣劳动剥削的扩大而转化为早期的资本家。从十五世纪末叶起，大批的西方商人、高利贷者、冒险家远涉重洋，到处屠戮殖民地的居民，抢劫财物，从事海盗性的商业战争，积累起大量的充满血腥气息的财富。与此同时，基于市场迅速扩大的需求，产业革命陆续在西方各国兴起，机器工业逐步地代替了手工工场。这样，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近代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在这个形成的过程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②
据此，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概言之有如下两点：（一）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二）在中世纪时期，资产阶级随着自身的发展，就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逐步扩大了政治势力，取得了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却与此不同。虽然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在明清之际的某些城市居民中也产生了少许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可是，正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沿着一般的规律缓慢发展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侵入了中国，并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结合起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把上述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截断了。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摧残下，中国原有那些或多或少地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业，除了少数独特的或属于工艺性质的如陶瓷、丝绸等获得发展，以及如制茶、缫丝等因出口激增而有所扩大以外，大量的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冶铁业、染料业等，就先后陷入废弃零落的境地。这样，从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居民中孕育起来的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绝大部分没有繁衍孳长而形成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然而，一方面是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备遭摧折，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步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获得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时，谁能够出来投资于资本主义的新式企业呢？过去那些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分化消逝。于是，一部分同外国资本主义多少有所联系的商人
（主要是买办），少数接受了某些西方影响的地主和官僚就取而代之，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例如，根据对一八九五——一九一○年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十九家棉纺织厂的创办人进行考查，其中买办富商约四人，官僚富绅约十三人，身份不明者三人③。这个统计虽未必精确，而且大多数既是买办商人，又是官僚地主，即所谓亦官亦商，官商身份并无截然界限，但举一反三，未尝不可以从这里看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来历。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是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由买办商人、地主、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那末自从他们呱呱坠地到逐渐成长，就始终不能摆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相互联系。特别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不久的那段时期，由于本身基础的薄弱，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不能不主要仰赖这种联系去求得发展。十九世纪七十——九十年代间，中国民族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托足于官办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其原因就在于此，而这也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艰困和缓慢。
因此，从发生发展的过程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之间有如下显著差别：（一）中国资产阶级不象西方那样从市民等级里发育繁衍起来，而是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二）他们也不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早在中世纪时期就作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而存在，并日益取得了独立的特权地位。从诞生之时起，他们就始终保持着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但也一直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同它们的联系。
正是这样两点差别，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突出的软弱性。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他们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
前几年，有的同志在论述明清之际的“市民运动”时，曾经把西方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为公式来套用，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所谓“市民运动”，为中国资产阶级杜撰了一部阀阅显赫的宗谱。持这种论调的同志宣称，由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市民这个等级就不仅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里起着很大的作用，就是在思想意识领域里也明显地盖上了自身的钤记。至迟，从这个等级里发育起来的近代资产阶级，到清代雍正年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就形成了。正因为这样，这个市民等级就不仅领导和影响了明末农民起义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一系列斗争，而且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从而直接导向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至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按照这种说法，中国资产阶级就不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在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当中分化出来的，而是象西方那样，上承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有着长达三个世纪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阶级。这不但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而且会引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连串谬误看法。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③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九二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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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界举行座谈会
讨论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文章
《红旗》杂志今年第六期刊载了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希望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重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并见本报五月三十一日）。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上海、江苏和广州等地的科学工作者都先后举行了座谈会，就如何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认真学习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坂田等人在基本粒子理论研究上做出优异成绩，这与他们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是分不开的。我们要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就必须充分地利用我们的特别优越的条件，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各个座谈会的内容很丰富。有的同志介绍了自己在工作中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体会。有的同志检查并批判了科学研究回避哲学的倾向，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有的同志还分析了本门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许多科学工作者以各门科学中的具体事例，论证了《红旗》编者按语中所提出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等论断。
许多同志揭发了种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对本门科学发展的阻碍。有的同志回顾了本门科学发展的历史，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了自然科学家认真学习和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有的同志批判了国外一些自然科学家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的错误言论。有的同志还对坂田、武谷等人所提出的“三阶段论”作了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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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起源问题的研究
《历史研究》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季羡林的《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一文。作者在分析佛教形成时期的印度经济、政治和思想情况的基础上，对佛教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势力已经遍布整个北印度。印度土著居民被迫南迁或东撤，留住原地的一部分人沦为奴隶或接近奴隶的阶层。当时，北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已相当发达。由于生产的发展，分工的扩大，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原有的氏族部落机构逐渐变成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表现形态之一为种姓制度。种姓有四：婆罗门（祭司、知识的垄断者）、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罗（工匠等）。婆罗门和刹帝利都是奴隶主。吠舍是不断分化的阶级。首陀罗实际上是种族奴隶。种姓制度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产物。
作者认为，佛教兴起时期印度存在两大思想体系，一是婆罗门，一是沙门。婆罗门派是征服者雅利安人的思想，主张膜拜神灵，祭祀祈福，基调乐观。沙门派是被征服者印度土著居民的思想，相信轮回业报，宣扬苦行解脱，基调悲观。这两种思想体系针锋相对，实质上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
在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作者进而探索了佛教的起源问题。他说，佛教认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也相信业报、轮回，充满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这是继承沙门的传统，而不是继承婆罗门的传统。这一看法可以从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上来论证。从民族关系看，释迦牟尼的宗教活动地区，是在印度土著居民聚居而被婆罗门种姓鄙视的印度东方。释迦牟尼身为太子，怎么会悲观到要出家？怎么会了解群众的宗教需要？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民族压迫。释迦牟尼的悲观主义表达了人民群众比较普遍的情绪，因而，他的学说有着广泛流传的基础。从阶级关系看，佛教反对婆罗门，对首陀罗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它的最可靠的基础是吠舍。吠舍不断发生阶级分化，农民、牧人、商人都属于这个种姓。至于从纯粹的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与其说佛教同奴隶接近，不如说它同奴隶主更为接近。此外，从佛陀本人曾拜苦行沙门为师，从佛陀最初的大弟子多出身于沙门等方面，也可以证明佛教继承了沙门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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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发现战国建筑遗迹
历来认为天津地区成陆较晚，但近年来在天津地区已陆续发现战国到汉代的遗址四十余处，部分遗址的年代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新近在天津郊区又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并首次发现了一处战国建筑遗迹。这些发现证明，天津地区不仅远在战国前即已成陆，而且至战国时期已有密集的居民点。
这处古代遗址是今春天津市北仓砖瓦厂在天津北郊发现的。它位于引河北岸、京津公路以东，面积约一万余平方米。文化层压在一点五米的黄土层下，厚三十厘米到一米不等。一共清理出七个灰坑，还发现了战国建筑遗迹一处。遗迹分门道和住室两部。门道长一点二五米，宽一点二八米，入室处有对称的柱洞两个。住室略呈椭圆形，长二点二六米，宽一点七八米，靠后壁亦有柱洞两个。室内堆积有草木灰、烧土和陶器等遗物。遗址共出土陶、铜、铁、骨、牙、蚌和炭精等器物七十余件。从出土文物的特征来看，遗址的年代属战国晚期到汉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