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宣传阶级调和主义的影片《不夜城》
阎东宾
紧接着对影片《林家铺子》的批判,各地报刊又展开了对影片《不夜城》的讨论和批评。这是我国电影界的重大事件,也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大事件。
《不夜城》和《林家铺子》,都是描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影片。《林家铺子》写的是旧社会一个商业资本家破产的故事;《不夜城》主要是表现民族工业资本家在解放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过。两部影片都是同情资产阶级、美化资产阶级、歌颂资产阶级的。
《不夜城》的文学剧本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当时就受到一些同志的正确批评。现在把它公诸于众,目的是作为反面教材,让大家来分析和批判。两个多月来,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同志,踊跃参加了讨论,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这场讨论,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增强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是大有好处的,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用文艺形式来表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伟大斗争,是很有意义的。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不夜城》的编导同志,可能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创作和拍摄这部影片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这部影片不但没有正确表现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我们党的光辉政策,相反地,却作了极其严重的歪曲。
宣传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
《不夜城》写的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二十年间的事情。影片的前半部分,描写资本家张伯韩在解放前兴办工业的奋斗史,其目的只是为了给他在解放后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制造根据。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来看看它是怎样描写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只有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最终地解决这个矛盾。由于我国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参加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仍然具有两面性,即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和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采用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坚定的阶级政策,它完全不是意味着取消阶级斗争。从阶级本性来说,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自动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进展,都必须经过严重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不夜城》是怎样表现这种阶级斗争和党的政策的呢?
影片的后半部分主要描写了“五反”运动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件事。“五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打退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揭发了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可是,影片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把它写得冷冷清清,无声无色。工人对资本家只是进行软弱无力的劝说,既没有群众性的面对面的斗争,也没有群众性的背靠背的揭发。影片所反映的“五反”运动,是在资本家的客厅里开始,在资本家的花园里结束;以对资本家的规劝开头,以对资本家的安慰告终。按照影片所表现的逻辑,张伯韩的坦白交代,不是由于工人对他进行了斗争,而是由于女儿出走、妻子苦劝,使他天良发现,自觉地承认违法行为。这哪里是无产阶级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呢?
影片宣传资产阶级自动改造、否认阶级斗争的思想,更露骨地表现在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的描写中。一九五五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公私合营的高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也是党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不断进行斗争和教育的结果。公私合营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重大变革,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步骤。当时公私合营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整个说来没有受到资产阶级公开的、强烈的反抗,这是因为:一、我们已经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僚资本,建立起在国民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并且紧接着就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这一系列的变革,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完全孤立起来。二、经过“三反”“五反”,在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中,工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实行了对企业的监督,资产阶级的多数人认识到反抗是没有出路的。三、在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政府对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作了适当安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公私合营。这是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重大胜利。
《不夜城》根本没有反映这些本质的问题,而只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根据这些现象,把资产阶级描写成自觉地接受公私合营,否认阶级斗争。影片中的张伯韩,虽然也有些舍不得“花了半生心血”的“事业”,但是毕竟很容易地就“坐上”了“社会主义这条船”,表示要放弃剥削生涯。按照影片所表现的来看,张伯韩所以接受公私合营,既不是由于大势所趋,除此别无出路,也不是由于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作用;而是由于象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影片中的“三锤”锤醒了他,使他受了感化,突然大彻大悟。这“三锤”就是:
——沈银弟的工伤事故,使张伯韩“内疚于心”。
——瞿海生的断手和他的劝说,使张伯韩“极度羞惭”,天良发现。
——女儿张文琤的来信,使张伯韩深受感动。
编导者安排的公私合营中的“三锤”也好,“五反”运动中的女儿出走、妻子苦劝也好,目的都是要通过这些情节向观众说教:资产阶级是有“良心”的,是有“人性”的,只要把他们的“良心”激发起来,他们的“人性”就会否定阶级属性,自觉地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编导者通过影片中的一个“共产党员”林琰对张伯韩的女儿所说的一段话,毫不隐晦地道破了这个秘密。她说:“文琤,你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呢!就象勘探队能找出地下的宝贝,我们党能把所有人心里的宝贝都挖出来。资本家有什么?我们党能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很明显,编导者借林琰的口所说的“心里的宝贝”,指的就是资本家的“良心”;所谓“挖宝”,指的就是采用感化的办法,启发资本家的“良心”和“人性”。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良心论和人性论。
资本家对工人真的会讲什么“良心”吗?真的会因为工人受伤而感到“内疚”吗?张伯韩办了二十年的工厂,工人受折磨,负伤,或者累死,在他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为什么从来不在意,现在却突然良心发现,那样怜惜起工人来了呢?这纯粹是编导者的主观臆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超阶级的良心。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资本就是他们的良心的统治者,一切违背资本的利益的,就是违背良心的;合乎资本的利益的,就是合乎良心的;资本家从来只关心资本的增殖,而不会关心工人的死活。马克思说过,资本有着它自己的动机,它对劳动者的健康和寿命,是一点也不关心的。这根本不是资本家的善意或者恶意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所决定的;作为资本家,他就只能有这样的行动,而不可能有别样的行动。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既然不会讲什么“良心”,无产阶级就不可能靠感化的办法,启发资产阶级接受公私合营的“良心”。《不夜城》的编导者却极力渲染张伯韩如何受感化。为了这个目的,还故意让当了几年区委工业部长的瞿海生,一次也没有同张伯韩见过面,好使他在重要关头,出来充当对资产阶级进行感化的角色。瞿海生到医院探望沈银弟,在那里遇见张伯韩,不但不对他玩忽工人生命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却说了一些软绵绵的近于哀求的话,企图感化资本家。而张伯韩果然被感化了。这只能是编导者的毫无根据的幻想。资产阶级接受公私合营,是无产阶级依靠国家政权和群众力量,从各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根本不是资产阶级被感化的结果。
影片的编导者把张伯韩的女儿张文琤,当作促使张伯韩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动力。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生活的。资产阶级子女,很多是在解放以后长大,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他们绝大部分,在党的教育下,是能够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但是他们要有所进步,首先需要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而影片中的张文琤却对资产阶级的家庭怀着很深的感情,她在内心中“永远地爱”她的父亲。这怎么能推动张伯韩的改造呢?张文琤从家里出走,到勘探队工作,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影片编导者没有把这个积极的开端加以发展,使她在阶级斗争的锻炼中逐渐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年青的一代,象不少资产阶级子女所走过的道路那样。相反地,编导者安排这个情节的目的,只不过为了更有利于用父女的温情和“爱”的呓语,去感化资本家。奇怪的是,那个“共产党员”林琰,不但不帮助张文琤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反而向她灌输阶级调和的谬论,鼓励她无原则地同资产阶级家庭言归于好。这就歪曲了共产党员形象和党的政策,对资产阶级子女的改造也是有害的。
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不会自动地放弃自己的政治统治,也不会自觉地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条件下,在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世界观以及生活方式的改造,是可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实行自我改造,从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有光明前途。但是,这同影片所宣扬的依靠挖资产阶级内心的宝贝,启发他们的良心和人性,使他们自觉地承认五毒行为和接受公私合营,根本是两回事。
《不夜城》的编导者为什么要这样苦心孤诣地宣传资产阶级的“良心”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觉性呢?其目的就是要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影片结尾的场景,可以说是一幅阶级调和、阶级融合的绝妙图画。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资本家,包括刚从香港回来的善于坑人而又被坑的凌大年在内,全都欢天喜地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正如电影文学剧本里所描写的,他们全都“陶醉了”,“风魔”了。在这里,阶级斗争熄灭了,所有的资本家都自愿地、乖乖地、或者如资本家自己所形容的“坐着软席卧车进入社会主义”了。《不夜城》所宣传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极大歪曲。
美化资本家家史,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为了给阶级调和论制造历史根据,影片的前半部极力美化张伯韩的家史,把他描写成为一个依靠父亲勤俭起家,既不向帝国主义妥协,又不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的爱国的、正直的资本家。
影片一开始,就介绍张伯韩的父亲张耀堂是一个十分俭朴的资本家。这个老资本家不坐汽车,也不抽香烟。当张伯韩接替他的事业的时候,他向儿子说了一段“勤俭起家”的辛酸史。张伯韩继承父业后,又凭着他的才干,在“黑海洋里”奋斗了半辈子,花了“半生心血”,才办起了工厂,不但成了上海纺织业的巨子,而且是“实业救国”的英雄。
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总是竭力宣传资产阶级是靠勤俭、节约起家的。他们说资本家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聪明、勤劳、节俭;劳动人民所以穷困,是因为他们愚蠢、懒惰、浪费。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如果说资本家可以靠勤劳、节俭致富,那末,为什么工人终年劳苦,节衣缩食,却反而越来越穷呢?资本家的发家致富,决不是依靠勤俭,而是依靠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不一样,他的财富的增长,不是比例于他个人曾经怎样劳动,曾经怎样节制个人的消费,而是比例于他曾经怎样吸收别人的劳动力,曾经怎样强迫劳动者节制生活上的一切享受。”①
解放以前,在成千成万的学徒中,也可能有个把象张耀堂那样的人,逐步上升为资本家。但是,这种人的发家致富,同样必须依靠剥削,依靠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他们不断增殖的资本,同样充满血污。这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决不会因为他是由劳动者挤进资产阶级行列的人,他就会是一个不剥削人的资本家。这种人在个人生活上,可能很节省,也许简直是“悭吝人”,连裤腰带也舍不得买一根;但这并不改变他们的剥削本性,他们榨取工人的手段往往倒更加冷酷和狠毒。《不夜城》的编导者津津乐道地去赞许张耀堂的“勤俭发家”,实际上是掉到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立场上去了。
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确实有一些人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的。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的实业既不能发展,更不能救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有一定的矛盾,因之,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软弱,而且和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它的动摇性。当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利益一致的时候,或者他们向帝国主义屈服才能保持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只要“实业”而不谈“救国”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利己心总是强过他们的爱国心,他们的爱国或者不爱国,总是以对他们有利或者不利为转移的。
影片并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编导者为了给张伯韩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制造历史根据,竟然把他描写成单枪匹马抗拒帝国主义压迫的英雄。不仅如此,编导者为了美化张伯韩,甚至有意回避了他在日寇占领上海时期的表现。影片的情节从一九三五年一下子跳到一九四八年。事实上,在上海沦陷期间,许多象张伯韩这样的留在上海的资本家,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的。编导者为了保持张伯韩的虚构的实业救国英雄的形象,就只好隐瞒历史,为亲者讳了。
影片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的描写,也是不真实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了全国经济命脉,并且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对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对内压迫工人和农民,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损害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有矛盾的,但他们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对付工人阶级方面,他们的利害是一致的。当工人起来斗争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总是站在资本家方面镇压工人的。
但是,《不夜城》的编导者却没有按照历史的真实来处理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影片里有这样一场戏:大光明纺织印染厂的工人,正在展开反对资本家拖欠工资的斗争,“男女工人正包围着厂长室”,几个工人代表和张伯韩“谈判已经很久,情形显得很僵”。正在这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派人来了。人们以为,这个不速之客一定是来帮助资本家镇压工人,给资本家解围的吧?不是的。原来他是趁火打劫,来敲资本家的竹杠。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工人和国民党反动派一起夹攻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工人。这简直是糟踏工人运动。影片的这段情节,只能给观众造成这样的印象,就是张伯韩这个资本家太值得同情了,工人在逼他,国民党反动派也在逼他。
请看!张伯韩的父亲是学徒出身、“勤俭起家”的。张伯韩自己是一个坚决反帝的爱国志士,虽然后来曾一度对美棉抱有幻想,结果还是被买办坑了。他同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有任何联系和勾结,相反的倒是受到迫害。总之,张伯韩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他只有进步性的一面,没有反动性的一面。这就是《不夜城》的编导者替张伯韩写的一份“自传”。张伯韩有了这样一份干干净净的甚至是相当“光荣”的自传,当然就可以不经过什么斗争和改造而被“带进社会主义”了!
影片《不夜城》不仅美化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还用了不少笔墨去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部描写资产阶级的影片,自然会写到资产阶级的生活。问题是用什么态度去写。是批判它、揭露它?还是欣赏它、宣扬它?如果是采取前一种态度去写,是完全可以的。资产阶级的挥霍无度、穷奢极侈的生活,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贫穷和血汗上面的。在他们这种豪华生活的背后,掩藏着的是庸俗、糜烂、腐朽、堕落。革命文艺在描写资产阶级生活的时候,必须揭露它的可耻的寄生性,使人们厌恶它,鄙视它。但是,《不夜城》的编导者却采取了后一种态度。编导者用无限欣赏的态度去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且给资产阶级的人物和他们的关系,罩上了一层优雅的外衣和温情的纱幕,这就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不夜城》的编导者,为什么这样赞美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呢?为什么当他们描写资产阶级人物的时候,就笔酣墨饱,挥洒自如;而一写到工人和干部的时候,就显得干瘪枯燥,捉襟见肘呢?这是编导者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在这里取得决定的作用。《不夜城》这部影片,是编导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你的心向着什么,你就必然歌唱什么”。艺术家们内心的好恶和爱憎,总是要明显地或者曲折地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
丑化无产阶级,歪曲共产党员形象,抹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一部描写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的影片,不但必须揭示这个改造过程的阶级斗争实质,而且应当突出地表现矛盾的主导方面——无产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它应当正确地表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表现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表现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坚定立场和革命气派。
在影片《不夜城》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却被写成了消极的力量。他们不论在民主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没有表现出革命领导阶级的作用,没有表现出革命阶级的胆识和魄力。解放前,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工人的两次罢工,看不出有什么政治意义,也看不出工人的战斗气魄,有的只是软弱的央求,“沉重的沉默”;斗争毫无结果,半途而废。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本来是无产阶级为迎接解放而进行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影片里却把它安排在一群国民党散兵败卒的哄笑声中一闪而过。解放以后,无产阶级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翁,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了,组织性更加强了。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影片的编导者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十分淡漠。“五反”运动本来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党领导工人群众对资本家进行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影片中除了几个工人代表向资本家苦苦哀求而外,看不到工人群众发挥任何有组织的战斗作用。在劳资协商会议上,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协商,而是资本家指手划脚,工会代表唯命是从。这哪里象一个最富于革命性的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呢?
既然《不夜城》的编导者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领导作用,那末,他们在描写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不去表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斗争,而一味鼓吹对资产阶级的感化,宣传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影片的编导者有意地写了两家人:资本家张耀堂一家,工人老瞿一家。如果通过这两家人来揭露阶级压迫,展示两个阶级的矛盾冲突,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编导者却把对立的阶级关系,写成了个人的恩怨关系。老瞿一家人都受过张家的剥削和迫害,老瞿为张家“干了一辈子活”,他的儿子海生给张家工厂的机器咬断了手,他的儿媳妇沈银弟又在张伯韩的“加速运转”的试验中受了重伤。这一切事件,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用来揭露资本家的剥削本质,并且揭示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的;可是,编导者却把这些事件当成了使资本家受感化,使他决心放弃剥削,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促使张伯韩突然“良心发现”的“三锤”当中,就有两锤来自老瞿一家。编导者安排这些情节,为的是让亲身遭受过资本家迫害的瞿海生来向人们进行阶级和解的说教。
很明显,编导者不是把老瞿一家人当作革命的力量,当作资本家的对立面来描写,而是当作资本家的乞求者和感化者,当作阶级调和观念的化身来描写的。
老瞿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唯一的老工人,可是在影片中他一点也不象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老一辈人物。他一辈子只知道卑躬屈膝地向资本家诉说忠诚,乞求怜悯。解放前,他哀求资本家大少爷看在他“分上”,不要开除他的儿子;解放后,他为儿媳妇银弟受伤又向资本家悲切乞怜:“你看看我这一头白发,是为谁白的?我的儿媳妇是为谁流的血?”在老瞿看来,张家和瞿家是主奴关系,奴才为主子效劳是本分,既然他这样忠实于主子,就应该受到主子的怜悯和体恤。这是一种十足的奴才思想。与其说他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老工人,倒不如说更象封建时代一个以给主人卖命为荣的老家院。他有的只是一种得不到主人怜惜的委屈和埋怨,丝毫也没有对压迫者的愤怒和仇恨。把这样一个软骨头当作具有斗争传统的上海老工人的代表,这只能说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歪曲和污蔑。
瞿海生在解放前已经是共产党员,但在影片中他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而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逃避者。我们看不到他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更看不到他发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斗争。相反地,在资本家的迫害面前,他只是忍气吞声,孤零零地躲在家里抽烟叹气,最后竟稀里糊涂地一走了之。解放后,他回到上海当区委工业部长,却成了阶级调和的说教者。“五反”运动起来了,他不是鼓舞群众起来斗争,而是给运动泼冷水。他不是把资本家的罪行当作启发工人群众觉悟的好教材,反而批评沈银弟要向资本家算账是“胸襟窄”。当沈银弟受重伤后,他不是通过这一事件教育工人群众,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而是借这件事来感化资本家。他似是而非地向资本家说:“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当然,我们从来不提倡报私仇。无产阶级是为了彻底消灭剥削制度,为了解放整个世界而进行斗争的,决不是为了要向个别的人复仇。但是,怎么能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迫害看成仅仅是个人私仇,而不是阶级的仇恨呢?难道喜儿受黄世仁的迫害,琼花受南霸天的摧残,都是私仇吗?都应当忘记吗?瞿海生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降为私人的恩怨,而要人们去忘记它们,这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沈银弟有些幼稚、简单,但她倒没有忘记阶级仇恨,后来受了瞿海生说教的影响,却也成了阶级调和论的信徒,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就表现得十分软弱,一点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气概了。
总之,《不夜城》的编导者把工人写成平庸的、无所作为的人物,他们或者眼光短浅,看不到国家、民族和本阶级的利益;或者思想糊涂,懦弱无能,不知道如何行动和斗争。与此相反,编导者却把资本家写成积极的、敢做敢为的人物,他们眼光远大,有爱国心,有抱负,有才干。银幕上的形象给观众一种印象,似乎资产阶级是时代的主人,无产阶级反而是配角。这就把两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完全颠倒了。
《不夜城》还把青年团组织糟踏得不成样子。青年团是党的有力助手,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学校。影片中的青年团却成了资产阶级少男少女的俱乐部,张公馆成了团组织的活动场所。青年团员们在资本家家里进进出出,吃吃玩玩,同资本家亲热无间。这大概就是编导者所追求的阶级融合的理想境界吧!
《不夜城》的错误性质和危害作用
根据以上的分析,影片《不夜城》向人们宣扬了一些什么错误思想呢?
它告诉人们:资产阶级不需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就能够自觉地、很容易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资本家有良心和善良的人性,是可以被感化的。
它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把资产阶级保留下来,“带进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互相调和,“合二而一”。
它告诉人们: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完成了,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
显然,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情况的;是违背党的政策,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在阶级社会里,人都有阶级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唯利是图、残酷地剥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但改造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复的斗争过程,需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意识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而不是去挖出他们心里的什么宝贝,启发他们的“良心”和“人性”。幻想资本家会“良心发现”,自觉自愿地放弃剥削,这就是抛弃阶级分析,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目的,是要最后消灭资产阶级。这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激烈的斗争。资本家中的许多人,在完全脱离剥削生活以后,经过长期的教育,可以改造为劳动者,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必须被消灭掉。说什么把资产阶级“带进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主张把资产阶级保留下来,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合二而一”。这是取消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
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还必须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同资产阶级进行反复的斗争。这个斗争,将要持续好多代。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特别提醒我们,“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②。资产阶级分子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但在改造过程中,会有不断的反复,还会有些人始终不肯接受改造,宁肯带着花岗石脑袋进坟墓,为资本主义殉葬。《不夜城》却告诉观众,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改造完成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这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不夜城》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和国内统一战线方面阶级投降主义的反映。这部影片是在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不久开始创作的。当时某些人把企业公私合营看成是资产阶级改造完成、阶级斗争宣告结束。《不夜城》就是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并在这些人的支持下,进行创作和摄制的。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无情的。就在电影剧本发表和影片开始摄制的一九五七年,出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全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客观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对于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对于实行企业公私合营,是不甘心的,也不情愿“坐上社会主义这条船”,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向社会主义进攻,就企图复辟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现实生活有力地否定了这部作品。因而这部影片拍成后,没有公开放映。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国内外阶级敌人又一次从各方面向我们发动进攻。这时,有些人又企图为这部影片翻案,他们主张把这部影片当作香花来放映。
为什么有些人看中这部影片,总想让它出笼呢?这是因为这部影片投合他们的脾胃,影片的思想内容是同他们的阶级投降主义思想一致的。这些人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资产阶级。他们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就没有了,经过三年五载,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否认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同社会主义对抗的,否认资产阶级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否认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长期改造的必要性。按照这种观点,资产阶级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劳动者,那末它同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应当“平起平坐”了。我们的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的“全民国家”了。这是为放弃阶级斗争,纵容资本主义复辟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这是十足的阶级投降主义。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使我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用枪炮达不到这个罪恶目的的时候,他们就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来实现它。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敌人的武装颠覆和“和平演变”这两手政策。现代修正主义者为帝国主义效劳,他们极力宣扬人性论,鼓吹阶级调和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其目的就是要瓦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这正是“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手段。影片《不夜城》所宣传的思想,实际上是起着“和平演变”的作用。
把《林家铺子》和《不夜城》作为反面教材进行讨论和批判,可以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的本性,正确地认识党改造资产阶级的政策,以便更好地为消灭资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通过这次讨论和批判,也可以使文艺工作者提高觉悟,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思想感情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他们更好地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更好地深入工农兵群众,更好地深入火热的斗争中去。我们相信,文艺工作者一定能够写出正确反映社会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作品,一定能够塑造出许许多多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世界的创造者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
五一页。
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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