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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学思想必须革命
山西省长治县文教局局长 原迅
普及小学教育，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在我思想上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如何来完成这项重任呢？我虽然费过不少“苦心”，也辛辛苦苦地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几年来我县小学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小学六年制教育工作的普及，却一直没有实现。回顾以往，我思想上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党的教育方针体会不深，不明确应该“为谁办学”。过去看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看“数字”、“百分比”，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例如，一九六一年我县的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是百分之七十五。当时我们还比较满意，认为是多数学龄儿童入了学。根本没有去考虑，百分之七十五的入学儿童是哪个阶级的最多，百分之二十五的失学儿童又都是哪些人的子女。通过最近调查了解，才知道百分之二十五的失学儿童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女。自己没有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多数”和“少数”，应该普及的对象没有普及，这就是不能普及小学教育的主要“症结”。
二、缺乏生产观点，倒置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处理生产和学校的关系的时候，我往往想的是“生产就学校”，而不是“学校就生产”。长治县位于太行山上，地形狭长，北、中部的川田盛产潞麻，南部的丘陵多种秋粮。各地方的农忙季节又不相同。我们的教育工作，本应从生产出发，因地制宜地放农忙假，组织师生参加农业劳动，支援农业生产。但我生怕那样不便于领导，造成教育系统的“混乱”。放秋假只是按习惯办事，规定的也比较死。这就使部分缺乏劳动力的贫下中农，长期不敢让子女入学。
三、坚持群众路线不够，片面地贪大求全求高。我县有完全小学的生产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有的公社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完全小学，这显然不能满足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上学要求。然而有的大队要求办完全小学，我却向他们提出了“约法三章”：一是有校舍，有桌凳，一切办学经费自己负责解决；二是各年级学生人数，必须够一个单式班；三是每年四年级升五年级的学生不得少于四十名。我认为这是对完全小学的起码要求。否则，就会办成个规模小、学生少、设备差、质量低的“四不象”。片面地强调学校的“正规化”和教学的“高质量”，忽视了群众就近上学的方便，这实质上就违背了毛主席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指示，把普及和提高对立了起来。
上述事实说明：我的办学思想是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的。普及小学教育，只是想用全日制，并且是国家举办的全日制这样一种形式来普及，而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六亿人民出发。这是为教育而教育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当然不会办好，路子也就越来越窄，最后走进死胡同，——这是多么危险啊！检查起来，我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结合了我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其危害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我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后，阶级观点亮了，头脑逐渐清醒起来。特别是去年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教职员中，开展了教育革命，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今天农村教育的普及问题，实质上就是要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培养革命接班人，就要首先使广大贫下中农的子女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能文能武的劳动者。同时，我又遵照毛主席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指示，深入农村，访问了贫下中农。
当时，我到了八义公社的山子沟，群众一听说我是教育局的人，就团团地围了上来，纷纷要求办学校。当时我又激动、又内疚：“谁说群众对文化要求不迫切！”后来，到了西池公社沙峪等几个大队，贫下中农一致要求说：“能不能办又读书、又劳动的学校？”听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我体会到：“贫下中农才真是‘擎天柱’，只要坚决地依靠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不愁学校办不好！”通过和贫下中农座谈，我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眼睛也亮了，胆子也壮了。于是我就和全县教育工作者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依靠了贫下中农，充分地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办起耕读学校来。耕读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结合，“两条腿走路”的结果，使小学教育得到了普及，使三万八千五百八十八名学龄儿童入了学，占全县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三点八。同时，举办了耕读高小四十八所，高初小复式班、组十三个，吸收学生一千五百四十三名，其中贫下中农子女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不但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了方便之门，而且为普及六年制小学教育和教育制度革命，也打开了一条路。
这些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普及小学教育，必须首先进行思想革命。今后，我要下定决心，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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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倾听贫下中农意见 办好半农半读学校 赵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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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端正办学思想
在这期专栏里，刊登了两位教育行政工作者和一位农业中学教师的文章。这些文章说明：要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事业，首先要端正办学思想，也就是要进行思想革命。
各级教育行政工作者和广大教师，一般的都知道党的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愿意为普及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但是，怎样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呢？却不是人人都认清了的。一部分人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正规化”、“一律化”、“贪大求全”的办学思想，因而不能从实际出发，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以满足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需要。这就自然不能贯彻实现党的教育方针了。
要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首在树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怎么树立呢？办法之一，正如这几位教育行政工作者和教师的经历所启示的：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上山下乡，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广大劳动人民对办学的要求和意见，改变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现状，使教育工作者进一步革命化。
山西省长治县文教局局长原迅同志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后，认识到自己的办学思想不对头，明确了办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从六亿人民出发，只靠主观主义的一套办法，必然失败；正象毛主席所说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因此，他的眼睛亮了，胆子壮了，就敢于破“正规化”、“一律化”，用“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耕读小学，普及了小学教育，实行了一次教育革命。
教育革命和教育工作者的思想革命是分不开的。愿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革命过程中，来一次思想上的革命，真正端正办学思想，把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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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破旧框框 立不起新样样
山西省临猗县牛杜公社香落农业中学教师 阎民
五月十日，香落农业中学举行了建校八周年庆祝会。出席会议的许多学生家长都说，香落农业中学真是一个培养能文能武的接班人的好学校。可是，我这个从建校头一天起就当农业中学教师的人，心里感到实在惭愧。因为我知道香落农业中学办到今天这个样子，是上级党委和广大社员三番五次纠正了我的错误办学思想以后才办好的。
一九五七年，香落大队因为生产上缺乏技术人材，决定办一所农业中学，队干部让我当教师。说实在话，我是不想干的。因为我当过六年小学教员，有个“正规化”的框框，总觉得农业中学学不下东西。不过大队既然要办，就试试吧，于是很快就招了四十一个学生，开了学。当时名叫办农业中学，内容却是旧套套。开了语文、政治、地理、植物、数学五门课。没办几个月，就发生了问题，农活一忙，学生开始流动了，几天工夫，四十一个学生，走得剩下二十八个了。这时，大队党支部就开了个学生家长会和学生代表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许多社员说：“咱是想让娃学一些算盘和一些做庄稼的知识，平时能用就行了，如今他学了一冬天，回家连个工条都写不了，学下的没用，不如不学。”我想不通，觉得这些人不懂得办学。可是大队党支部还是根据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意见，要我们做了改革：增加了劳动，结合队里情况，植物课改成农技课了，中午、晚上上课，早晨、下午劳动。说也怪，家长倒满意了，学生又增加到四十一名。社员满意了，我可不满意了。原来我私下有个打算，想将来改成普通中学。
一九六○年，学校改为“七五”制，就是五个月劳动，七个月学习。我想有门了，劳动时间少了，学习时间多了，象个中学派头了。就建议学校领导，招收了高中班，重新开设了普通中学全有的课程。假期也不让学生回去参加劳动，留校复习考试，准备升学。谁知道这样一改，学生又流动开了。我们整天忙着动员学生入学。紧动员慢动员，学生只留下了十四名。我去动员退了学的同学上学，回来的路上，碰见学生张平安的父亲张景英，他把我拉到他家说：“农业中学还要办呀，早两年咱平安可真学下本事啦。”我听了他的话，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社员说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是第一等的好学校，为什么自己总是不愿办这样的学校呢？这难道不是自己的办学思想不从实际出发吗？这时，正好公社党委指示我们：“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头做起。”学校又组织我们讨论了农业中学究竟为谁办，培养什么样的人等等问题，会上大家回顾了过去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作法，一致决定再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到贫下中农中去，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我下去一家一家的问，问来问去，他们说：“孩子学下的东西用不上。”调查回来，我心里更亮了。学校决定根据农村的需要，把高中班改成短期的财会、兽医、电工等专业班，我也没意见了。这时，我深深感到办半农半读学校，是个思想革命，特别是我们当教师的，不破旧框框，就立不起新样样。
思想通了以后，我就和大家一起开始改革教学。去年冬天，我带上电工班五十一名同学，给两个公社安装架设了四十七公里线路，安装了六十多台电动机，在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里，我们师生竖起了笔直的输电线路，安装中，大家结合理论知识，边研究，边操作，安装的质量完全合格，受到县机电局的表扬。这时群众也欢喜地说：“农业中学可不错，能培养出这样的巧手小电工。”大队干部赵恭正说：“农业中学真是好学校，教育出的娃娃有知识，又能吃苦。”这时，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喜悦，觉得听党的话，听群众的话，我们的路子可走对啦！
八年过去了，我当了八年教员，也当了八年学生。如今回想起来，深悔自己没有及早认识这种新型学校的伟大意义，以致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走上了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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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事要为农村劳动人民着想
山西省晋东南专署教育局副局长 张景润
我在晋东南区搞了十几年的教育行政工作，但是，为谁办教育、靠谁办教育、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教育工作上的几个根本性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区贫瘠多山，居住分散，经济、文化基础都很差。在这样一个地区办教育，应当面向哪里，我过去并不明确。地委、专署领导上多次指示我们：不要忘记山区的人民，要重视山区的工作；但是由于自己受资产阶级的办学思想的束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正规化”、“一律化”的办学框框，有贪大求全的思想，不能很好地按照党的指示办事。认为山区“条件”差，耕读学校或其它简易的学校不好办，就是勉强办起来，也不成个“样子”，保证不了质量。所以在思想上对平川、大村的办学问题考虑较多，对山区、小村的办学问题考虑得很少，使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在深入开展教育思想革命过程中，地委、专署领导上针对我们办学思想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组织教育行政部门的干部，带着问题重新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为了使学习结合实际，还指示我们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我和同志们先后数次下到山区县，了解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和思想情况，倾听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和要求。在黎城县麦仓村调查访问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靳富堂同志说：“要掌握印把子，得有文化，要实现农业‘四化’，没有文化不能‘化’。”他并说：“我们办起了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只要上级支持，保证能把它办好！”这些，使我受到深刻教育，感到过去自己在机关多、下乡少，对山区群众文化翻身的迫切要求了解不够，我又和黎城县教育部门、学校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讨论我们办学上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经过调查，我重新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对照自己思想，对照工作，边学习，边检查，找到了自己办学思想上的症结所在。以前，我也读过毛主席著作，但因为资产阶级的办学思想没有从脑海中清除出去，所以不能很好领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更不能以毛泽东思想去指导工作。这次学习，因为和自己的思想、实际工作挂了钩，所以收到了“立竿见影”之效。我和同志们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在办学思想上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办教育要胸怀劳动人民，时时、事事要为广大农村、广大山区劳动人民的文化大翻身着想。
第二，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劳动人民切身的事业。必须相信群众，坚决依靠群众，特别是依靠贫下中农。我们要大力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教育思想，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这样，学校一定能扎根于群众之中。
第三，毛主席早在二十多年前就给我们指出，文化教育工作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我们这样多山、居住分散、经济文化基础都很差的地区办教育，就应当从我们地区的特点出发，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办学。所以，必须大力发展耕读小学，扩大试办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
第四，明确了人的因素第一。只要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发扬老解放区人民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自力更生、勤俭办学，完全可以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山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这样做既节省了国家的办学经费，也减轻了群众的经济负担。
在自己办学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我同全区教育工作者一道，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举办耕读小学和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现在，全区十七个县（市），先后共举办起耕读小学一千多所，耕读班、组二千五百多个，共吸收学龄儿童五万五千多名，学龄儿童入学率由百分之七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先后举办半农半读的农业中学四百多所，吸收高小毕业生近两万名。
今后，我一定要和全区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们一道，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继续开展教育战线上的思想革命，力争尽快地改变我们山区文化教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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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教育工作也要坚持辩证法
湖北合丰国营芹草坪职工子弟小学校 杜祖国
一个担负着培养革命接班人重担的教育工作者，要搞好工作，教好学生，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
现在，汪文虎是我校有名的三好学生，优秀的少先队员。只要谁一提起他，同学们都会赞不绝口地说：“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可是，过去，汪文虎是个很调皮的儿童。他由调皮儿童变成三好学生，是经过一段比较曲折的斗争过程的。
碰“壁”
去年春天，我刚调到职工小学来的时候，就听到老师们说，汪文虎是个最调皮的学生，无组织无纪律，很难教好，要我对他多加注意。当时，我心里想，不管你多么调皮，在我面前，没有什么便宜可讨，非给点厉害看不行！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嘛。
我抱着这种想法，第一堂课就开始采取了压服的办法。为了先镇一镇“邪”，我一直装成很威严的样子，还特备了一个长长的教鞭。我边讲边注意汪文虎的行动，他坐得很好，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这时，我有点沾沾自喜，心想，真是“邪不侵正”，只要严厉点，他怎么能不听话？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快要下课的时候，出岔子了。他坐立不安，摇头摆脑，两只手在课桌里面使劲地捏着什么。当时我真想把他痛斥一顿，但因快下课了，只好作罢。
下午，上算术课的时候，他“变本加厉”了，还没过一刻钟，他就用笔在课本上乱画，还向旁边的同学做怪相。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罚他站着听了半堂课。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又把他喊到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才让他回家。当时，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把头钩着，一言不发，显然有些害怕。
第一天，我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看样子，大大地挫折了他的“锐气”。我想：他明天一定会规矩些。第二天，果然比头天好些，只是在上自习课的时候，稍微闹了一下。中午休息时，我又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在这以后的几天中，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抓住他的错误，多次训斥。采取这些办法以后，他确实暂时规矩了些，打架、骂人的现象比过去少了。我为自己的第一步胜利而感到高兴。心想，今后还应该这样坚持下去。
没想到，过不多久，汪文虎的那些老毛病逐渐复发了。我想，唯一的办法还是“严加管教”。
一次，他和同学打了架，我把他叫到房里，以极其严厉的口吻责问他。我还以为几声吼叫之后，他会主动承认错误。可是出于我的意料，他似乎已经并不害怕这些了，也不象过去挨批评的时候那样低着头了。
这以后，我还是多次地训斥他，但效果越来越坏。他不但佯而不睬，还寻些歪道理与我狡嘴。看样子，他已经很习惯于我的那一套了。从此以后，他的一些旧病，诸如：打架、骂人等，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而我简直是束手无策了，这使我逐渐感到：“压服”的“妙方”已经无效了。可是，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认为他不可改造，因此，就想教不好便停止他的学籍算了，但又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当。
求教
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停止他的学籍的想法占了上风。我把这个想法汇报给领导。领导同志只是说：“我们就是要提高贫下中农的文化水平，为他们服务，不教他们的子弟教谁的子弟呢？”又说：“工作是会有困难的，碰到困难别忘了向毛主席著作求教。”他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我先学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白求恩同志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对照自己，检查起来，工作有了困难就灰心丧气，畏缩不前，真是惭愧万分，我一定要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接着我又学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矛盾论》两篇文章。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所以看问题要如实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要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要划清正确与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看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不正是对我说的吗？看一个人，分析一个问题，也要运用辩证法。既看到错误、缺点的一面，又看到正确、优点的一面。我原来就是只看到汪文虎缺点、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优点、积极的一面。由于我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一分为二的，因此也就找不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光严厉批评，是不能促使矛盾转化的。而且遇到困难和失败，就会灰心丧气。
通过这次学习，使我认识到应该全面地看待一个同学。即使对待缺点多的同学，也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该找积极因素，坚持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
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重新分析了汪文虎的思想状况，发现他并不是象我原来想的那样一无是处，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就是消极因素里也有不少积极因素。比如他精力充沛，热爱劳动，脑筋灵活，接受能力强。分析出他的积极因素，就增加了我教好他的信心。
有一次，我跟孩子们上了一堂劳动课：到离校五里以外的岩河沟去扛柴。开始，同学们个个兴高采烈，但在回来的时候，由于坡路较陡，同学们平时锻炼不够，就有一部分同学叫起苦来；而汪文虎和另外一部分同学还是高高兴兴地把柴扛回来了。下午，我抓住这个机会，找汪文虎个别谈话，对他热爱劳动进行了表扬。他张着嘴，朝我望了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我体会到：这个一向受批评的孩子第一次听到表扬，内心是激动的。我又趁机启发他：今后不仅要热爱劳动，还应遵守纪律，当个好学生。
果然，从那以后，汪文虎有了转变。有两天没和小同学打架，课堂纪律也比较好，只是上自习时背着老师还不行。我肯定了他的进步，又当众表扬了他。这样，同学们对他的看法也转变了。课后，我又找他个别谈话，在肯定他的进步的同时，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启发他改正错误。从这以后，我就多方面注意他的思想和行动，凡是好的我就鼓励表扬，对缺点错误，坚持耐心说服，启发诱导，慢慢培养他的自尊心。这样，他的坏脾气也有了一些好转。
就这样，汪文虎开始有了改正错误的勇气，我也有了教好他的信心。
抓根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静的。汪文虎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他那股顽皮劲，尤其是当老师不在课堂的时候，闹事和作业马虎等现象，还没有根本转变过来。
在新的困难面前，我又苦恼了：如何提高他的学习质量？又想他是一个贫农的子弟，我们办学要为贫下中农服务，使他们的子女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才能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中，起到“顶梁柱”的作用。想到这里，我更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一定要鼓起勇气，突破这个“难关”。
我回想了一下，汪文虎的初步转变，不正是向毛主席著作求教的结果吗？于是，我又重新学习了《矛盾论》。毛主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汪文虎的思想和表现又作了详尽的分析，终于渐渐“悟”出了他所以表现不好，是由于他不懂得学习的目的。
主要根子抓住以后，我就着手寻求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为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向孩子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同他接近以后，师生关系密切了。我就讲些革命故事给他听。同时，还加强了与家长的联系，了解他的家史。后来我把他的家史讲给他听：他的父亲是个长工，在旧社会给地主帮工，受尽了欺凌和压榨。有一次，在一个大雪盖地、寒风刺骨的日子里，他带着病在山上弄柴，一不小心，跌下一个陡坎，身上被树桩戳伤了好几处，当时昏倒在雪地里，直到下午他妈哭着喊人，才把他爸爸抬回去……讲到这里，汪文虎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接着我就告诉他：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这样好的学习条件，是党和毛主席给的，鼓励他要为革命而学习。这次谈话，在他思想上起了很大的波动。接着，我又在周会课上，讲一些“三史”和革命故事。此外，我还给他讲了贫下中农由于没有文化知识，在旧社会所受的苦，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需要文化知识的道理。
不久，就在汪文虎还来的一本书中，发现一张纸条，上面歪歪邪邪地写了这样一行字：“老师：我下决心，以后要好好学习，当个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是一张自觉改正错误的决心书！第二天，我找他个别谈话，鼓励他，并指出他现阶段的缺点，要他把自己的决心变成实际行动。从此，他的进步一天比一天快起来，缺点一个一个地改掉了。去年秋天，被评为三好学生，并且加入了少年先锋队。
前进
去年下学期，孩子们一致推选汪文虎为四年级的班长。同学们信得过他，我也信得过他，常常把班上的一些工作交给他去做，他也能够自觉地主动地去完成。
听到对汪文虎的赞语，看看他这几个月来的表现，我渐渐地认为他好到顶了，甚至达到偏爱的程度，因此在思想上也就渐渐地放松了对他的教育。有时候，同学们向我反映他的错误，我不但没引起注意，反而批评来反映情况的同学有成见。有时即使我也看到了他的缺点，也没有进行批评，以为一个人有点缺点是难免的，不会妨碍他的进步。
由于我渐渐地放松了对他的思想教育，也就使他渐渐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后来，他竟与邻校的一个同学打起架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我马上同家长联系，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也比较深刻地认识了错误。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很好的教训：对待一个好学生，也要一分为二。既不能光看缺点，也不能光看优点。从那以后，我一直严肃认真地注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发现了不良倾向，就及时进行启发诱导或批评，处处以一个贫农后代的标准来要求他。（附图片）
苗地 插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