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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十三世纪前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
方国瑜
缅甸境内各族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他们在中国西南边界毗邻而居，与中国各族有悠久的传统的友好关系，这对中、缅两国历史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英人哈威所著《缅甸史》（姚楠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对公元一○四四年以前的情况，只作了简略而空洞的叙述。他认为缅甸的古史渺茫难稽，甚至说“中国史籍中未尝提及十三世纪以前对缅甸有任何直接关系”。这是一种无视缅甸历史，破坏中、缅传统友好关系的谰言。
我从中国史籍提出十三世纪以前中缅关系的许多事实，肯定缅甸境内各族历史的悠久，也说明中、缅两国自古就有着友好关系。这些事实是绝非任何谬说所能否定的。
一
缅甸境内在远古时期有多民族居住着，他们与云南境内各族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因此，缅境各族通过云南与中国其他各地发生了关系，这是中、缅之间联系的一条主要路线。
中国西南交通线最早的纪录，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据载，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已有人从四川到印度。其交通线当是经过云南和缅甸北部，是由云南和缅甸境内各部落之间的联络所贯穿着的。有人根据中国和印度的记载，推测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期，中、印之间已有交通。我还以为楚国庄蹻将兵到滇池，正由于此路已开。而且庄蹻留在滇池以后，这条交通线更加发达了。所以在公元前四世纪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已有交通。中、缅之间的友好往还，远在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时期已开始了。
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年以后，中、印之间又开辟了经过西域和南海的两条路线。但是，经过缅甸的这条路线仍然畅通。在东汉、魏、晋以至全唐，都有高僧到印度，他们都是通过缅甸的交通线的。《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从边州入四夷的安南通天竺道，明确记载这条路的里程。至宋熙宁年间（公元十一世纪）杨佐入大理国，作《买马记》说：“云南驿前有里堠，题：西至身毒国，著其道里之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也记着大理至蒲甘，去西天竺不远。根据上述这些记载，自西汉至南宋，中国与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的交通线，始终通行无阻。这条路线对中、缅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在长时期中维持着的中、缅友好关系是很密切的。
中国与缅甸交通，别有一条由广东出发的路线。据《汉书·地理志·粤地》说：自“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这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到一世纪初期）以来黄门译长与应募者入海，去买明珠、琉璃、奇石、异物的路线。这几个地名，日本藤田丰八《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中有专篇考证，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夫甘都卢为缅甸之蒲甘，黄支国在印度半岛。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认为此说大致可取。我还以为“谌离国”可能是“克利斯国”，即在白古区域，而夫甘都卢在其北，靠伊洛瓦底江，所以又从此船行到印度。推测早期航行的路线，大概沿着海岸而行，所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带是航线必经之地，缅甸南部的部落与东西远航已有接触，由此可通至中国后门的永昌。所以伊洛瓦底江口成为航行的重要站口，同时也证明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期缅甸南部已是有文化的部落住居着，这些部落从海道和陆路都与中国有交通了。
从远在公元以前的纪录来看，缅甸境内各部落的文化是开发很早的，并早就与中国有友好关系。这对中、缅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交通线的开辟，主要是由于住在不同地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交流的要求，也是依靠各地人民共同的力量所实现的。而且由于要求不断提高，力量不断强大，所以交通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友好往还也越来越密切。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对彼此的历史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
由于中、缅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发生了两国间的邦交，见于记载者甚多。以下只作大概的叙述。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在澜沧江以西，设隽唐、不韦二县（今保山县）。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六十九年），设置永昌郡，建立比较大的政治机构。于是政治性的对外联系也多起来，缅甸境内比较大的部落经常来中国作友好访问。据《后汉书·西南夷哀牢（永昌）传》记载，永元六年（公元九十四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九年（公元九十七年）掸国王雍由调，永初元年（公元一○七年）僬侥部落等，都曾派遣使节来我国访问，双方互赠礼物，表示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事迹，又见于《后汉书·本纪》、《东观汉纪》、袁宏《后汉纪》和《后汉书·陈禅传》。
上述这些地方，都在永昌郡徼外。那时的永昌郡辖境西界，从大盈江、瑞丽江下游达伊洛瓦底江地带，所以敦忍乙国、掸国、僬侥这些部落的位置，都应在今缅甸境内北回归线以南的地区。僬侥是缅甸境内的一个古老部落。掸国即泰族部落，据缅史传说，在公元前四世纪掸族建国于锡箔。敦忍乙疑为Dhara的对音，也可译作敦儿、敦刺或敦罗。如所推测为不误，则敦罗应即都卢，亦即夫甘都卢，为缅族部落。《新、旧唐书·骠国传》说：“自号突罗朱”，即都卢之异译，可证都卢为缅族建立的部落。见于汉代记录的“都卢寻撞”作游戏，很可能是敦忍乙国的杂技团来中国表演。在公元一世纪时期，缅甸境内的僬侥、掸族、缅族的部落都已与中国有友好的邦交关系了。此外，缅甸滨海地区的邑卢没国和谌离国，我以为是猛族部落，也早已由海道与中国有了联系。
我们可以肯定：在公历纪元初年，居住在缅甸境内的三个语族，即缅族、掸族、猛族，他们的经济文化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也有了政治组织，并都与中国发生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三
缅甸境内许多部落的经济文化不断发展，逐渐联合成为较大的政治组织，这就是著名的骠国。《唐会要》卷九十九《骠国》条说：“魏晋间有著《西南异方志》及《南中八郡志》①者，曰：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三千里有骠国，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然无见史传者。”（亦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东晋时期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有僄人”；郭义恭《广志》说：“剽国有白梧木”，又说：“艾纳香出?国”。此僄、剽、?诸字，都是骠字的异写，后来有写作?或缥。在公元四世纪时期，中国即传闻有骠国，并且著名的木棉和香药也是通过永昌输入中国的。
从四世纪以后，中国各地发生了长时期的争扰，因此，骠国消息传到中国的也少了。到八世纪前期，中国地方政权南诏崛起于滇西，它与骠国的联系紧密，骠国与中国各地的关系又加强了。樊绰《云南志》卷十说：“骠国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阁罗凤所通也。”骠国与南诏的邦交是很亲密的，因此，骠国通过南诏又与唐朝发生友好的邦交关系。
《新唐书·礼乐志》说：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送外国乐曲，并已邀骠国一同来送乐章。《旧唐书·本纪》说：贞元十八年（公元八○二年）正月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中国访问，并送来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这是骠国王雍羌派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到唐朝赠送骠国乐。《新唐书·骠国传》所载乐器、乐曲、乐工的名目甚详。这些音乐家在唐朝宫廷演奏，得到很高的评价。许多文人写成的诗篇，至今还被传诵。如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胡直钧（《全唐诗》石印本卷十七）都有骠国乐诗，唐次（《说郛》卷三十六）有骠国乐颂，一致赞扬乐曲的优美。缅甸音乐家在中国首都长安的表演，对中、缅文化交流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德宗还写信给骠王（见《白氏长庆集》卷四十），称赞友好的邦交。这次以后，元和元年（公元八○六年）十二月，南诏、骠国各遣使来访②。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二月又遣使来访③。骠国与唐朝在长时期中维持着友好关系。因为骠国与唐朝的往还频繁，骠国情况，常见于记录。如《云南志》、《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诸书，都有骠国传记，叙述骠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很多，可见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骠国的疆域是，“东邻真腊，西接东天竺，东南堕和罗，南属海，北抵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境内有九城镇，二百九十八部落。建都于室利差呾罗（Sriksltra），称舍利佛城，即今之卜罗姆（Prome）。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这一个国家的建立，主要是缅语族部落的联合，以缅族为共同的族名。缅族发展到昌盛的阶段，以骠政权为中心，联系了四周区域的其他族部落和国家。《旧唐书·骠国传》说：“往来通聘者二十国”；《新唐书·骠国传》则说：“属国十八”。骠国在东南亚成为一大都会，联系着广大区域的国家。唐朝与骠国的友好关系，有着更大的意义。如与骠国接近的弥臣国、昆仑国，在伊洛瓦底江入海三角洲地带，是猛族建立的国家，也随着骠国与唐朝通使④。所以那时期，缅境各族部落都与中国有往还，并联系了缅境以外的国家。
四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时期，缅族在卜罗姆建立的政权——骠国衰落了。在骠国境内的另一个地方强盛起来的是蒲甘国，它逐渐以蒲甘成为缅族政治中心。至十一世纪，蒲甘政权达到极盛时期。那时，蒲甘国对中国西南的邦交也推进了一步。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引缅史传说：“十一世纪时阿那律陀王曾求佛牙于乾陀罗”。据他的考证，乾陀罗即云南。哈威《缅甸史》载：“阿那律陀越过今之蛮莫（八莫）而至utibwa（日东王）国，日东王紧闭其国都大理之门，不纳此怪客，阿那律陀仅能于城外栖身；经相当时期之停留以后，此两国元首乃又交好，互换礼物，倾谈殊欢”。按：蒲甘王阿那律陀在位（公元一○四四至七七年），正当大理段思廉时期。那时大理也盛行佛教，如昆明圆通寺有政德年号碑（见《滇云历年传》），凤仪白汤天有保安八年（公元一○五一年）写本经卷（今存），而且段思廉在位三十一年后禅位为僧（见《南诏野史》）。可见蒲甘王到大理求佛牙是很可能的。至于缅史所谓之乾陀罗即指云南，从伯希和所征引的资料可以确定。我还以为从南诏后期以来称云南为鹤拓的记载很多，鹤拓即乾陀的对音，又称云南为鹤拓妙香国，即梵语乾陀之意释。云南历史的发展与缅甸、印度的关系密切，可以考校的事情很多，鹤拓地名即其一事。又缅甸以utibwa称南诏，语源于巴利文，据樊绰《云南志》载异牟寻誓文，日东王为受吐蕃封号，《新唐书·南诏传》和《资治通鉴》亦作如此说。我以为这是吐蕃所封的“萨当汗”，译为日东王，缅语又意译为utibwa。这一些都是由于云南与缅甸的关系而产生的名词，在此不作详细讨论。
须要特别指出的是，段思廉时期，发生了广南西路侬智高奔入大理事件（在皇祐五年、公元一○五三年）。此后，大理与宋朝中央政权的联系多了，蒲甘国也与宋朝加强了联系，周去非《岭外代答》就记载着由广西通过大理至蒲甘的交通。蒲甘国曾经在景德元年（公元一○○四年），同三佛齐国、大食国到宋朝通好（见诸蕃志），是由海道来的。蒲甘国王与大理国建立邦交以后，崇宁四年（公元一一○五年），蒲甘同昆仑、波斯（勃生）送白象及香物给大理（见《南诏野史》），次年遣使至宋朝（见《岭外代答》、《诸蕃志》及《宋史》），议论邦交礼节，受到宋朝的重视⑤。《宋史》、《宋会要稿》、龚鼎臣《东原录》载，绍兴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大理送来象、马等，蒲甘送来经卷等，宋朝也赠以绣衣、金剑等。蒲甘使臣是随着大理官员到宋朝的，可见蒲甘通过大理与宋朝的联系是密切的。
从公元八世纪初年，在洱海区建立的南诏，联系了广大区域各族部落，成为中国西南部的强大势力。就在这时期，骠国的势力也发展起来，以卜罗姆为中心，联系伊洛瓦底江东西的各族部落。南诏和骠国的昌盛，两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推动了这两个区域间的关系由线到面。所以元代云南行省与缅甸区域的关系有更大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
①二书不知何人所作。《南中八郡志》，从书名来看，应是晋太安二年（公元三○三年）南中七郡增设晋宁郡时所取名。爨［Cuàn窜］龙碑说他的父亲任“八郡监军”，也在这个时期。由此可以推测《南中八郡志》作于公元四世纪初年。
②《册府元龟》卷九七二。
③《唐会要》卷九一九《骠国传》。
④《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说：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年）弥臣国遣使来访问（亦见《唐会要》、《太平寰宇记·骠国传》）；又昆仑国的乐队，随骠国使臣入唐朝（见《骠国传》）。
⑤《宋史·蒲甘传》说：尚书省言，“今蒲甘乃大国，不可下视附属小国，欲如大食、交趾诸国礼，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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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人控诉旧社会
——青岛国棉六厂老工人回忆纪实
青岛国棉六厂具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是青岛建立较早的棉纺织厂之一。解放前，这里的工人遭受日本资本家和国内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残酷剥削，受尽折磨和凌辱。下面是这个厂老工人回忆的纪实。
大蒸笼里的劳动
每天天不亮，随着狼嚎般的汽笛声，衣着褴褛、面黄肌瘦的人群，就迎着刺眼的探照灯，在阴森森的刺刀下，心惊胆战地拥进工厂的大铁门。一天的奴隶生活开始了。
工人把进纱厂叫做“进杀场”。那时，资本家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不管工人死活。车间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湿度也特别大，雾气腾腾，花毛纷飞，活象个大蒸笼。老工人赵培镇说，冬天穿着汗衫、短裤干活，都闷得喘不过气来，常常有人晕倒。工人从早到晚就在这个大蒸笼里干十二个小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赵培镇说：“那时，工人都是边看车边吃饭。把饭放在车头上，绕着车跑一圈，咬一口干粮。一块干粮没吃完，干粮和水碗里就落上一层厚厚的花毛。有时，工人被活赶得连咬口干粮的空也腾不出来，只好空一天肚子。”
车间里更没有劳动保护设施，因此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修理部有个青年工人刘思温，被皮带卷到天轴上送了命。织布工刘维腾被机器挤掉手指。日本老板不仅不给治疗，反而把他开除。
进厂如进鬼门关
那时厂里封建把头充斥，横行霸道。这些资本家的爪牙，手里拿着大棍、木棒和短刀，任意毒打工人。当年在织布车间干活的老工人王京珉说：“那时工人不小心出匹二等布，不知要挨多少打骂。”织布车间党总支书记、老工人赵秀兰控诉说：“打骂对我们真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把头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这些童工排起队来，一耳光一个。有个叫陈芝秀的女工，被打了两耳光踢了一脚，又被拖着腿摔出了车间。封建把头有很多折磨工人的办法。他们打骂够了，还叫工人头顶纱布罚跪，用大纱筐子扣人，或者把几个女工的辫子拴在一起，百般迫害和侮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厂里有个外号“山猴子”的日本监工，经常随身带着短刀和木棍，看谁不顺眼，就给你一棍，甚至给你一刀。女工邵秀兰在上夜班时去厕所，“山猴子”见车上没人，就找到厕所，把她一刀砍倒在血泊里。有一次，女工杨秀英破了裤子在厕所里缝了两针，日本监工看见了，竟把她拖到院子里，扒光了衣裳，向她身上泼冷水。当时她正在经期，遭受毒刑后，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搜身和“十八层地狱”
一天的折磨和繁重劳动，工人已经被折腾得不成人样了，下班后还要被搜身。警卫狗子一个个地从头搜到脚。日本监工手拿大棍牵着狼狗，站在一旁，发现谁有半点不如意的地方，就让那些大狼狗扑上去撕咬。有时他们把所谓犯错的工人扒光衣服，罚跪在地上，叫工人去看。老工人夏秀英说，在一次搜身中，她亲眼看到有两个男工被狼狗撕咬得成了两个血人。有的工人在搜身场受折腾以后，还要被送到“刑讯室”。重的受完刑还要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到了日本宪兵队，死不见尸，不死也只剩口气。
工人被搜完身，还要走“十八层地狱”。这是日本资本家在工厂门口挖的一个大黑洞，洞里泥泞不堪，又脏又臭，上下要走十八层阶梯，所以工人管它叫“十八层地狱”。洞顶上有一条马路，专让资本家和把头走；而工人上下班，都得钻这个黑洞。
女工的冤仇更深
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开办纺织厂的初期，都是用的男工。后来他们发现男工不如女工好摆弄，而且从女工身上还可以多赚些钱，便逐渐开除男工，大批招收女工。在旧社会，女工受更深一层的迫害和凌辱。日本监工和把头任意侮辱、迫害女工。细纺车间有对相爱的青年男女，日本监工见女的长得不错，企图霸占她。男女两人便离厂逃走。日本监工发觉了，立即派人追赶上，结果男的遭到枪杀，女的被迫投井自杀。那时厂里有个外号“徐疤眼”的封建把头，强奸的女工达十三人之多。不仅如此，日本资本家还规定了许多迫害女工的办法，如规定女工结婚的不要，怀孕的不要。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傅德华说，他母亲就是怀他五六个月时，被发现开除的。母亲失业后，生活没有着落，以致家破人亡。因此，有的女工结婚后，不得不重新扎起辫子，充当未婚女工。有的女工结婚后，随丈夫姓，顶丈夫妹妹的名。女工结婚怀孕后，怕资本家看出来，只得把肚子用布紧紧缠住。有的生了孩子也不敢休息。
层层的残酷剥削
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还层层剥削工人。厂里实行罚款制度，每出一匹二等布，要罚二十码布的工资，有的值车工一次要被罚去一两天的工资。工人工龄长了，工资超出一般工人水平，资本家就无故开除老工人。老工人说，那时每年总有几百个工人被开除，因此整天提心吊胆。
资本家还借办福利为名，月月从工人的工资中扣百分之一的所谓福利金。国民党反动政府每月还要从工人工资中扣百分之一的印花税和百分之二的所得税。逢年过节和遇上封建把头家有婚丧喜事，工人还得给把头送礼。经过层层剥削，工人的生活非常恶劣。有时工人连橡子面都吃不上，更养活不了家口。不少工人家属靠讨饭、拣煤核过日子。不少工人下了夜班，再去打“卯子工”，到坡里去挖野菜、剥树皮糊口。厂团委副书记、老工人黄佳玉说，那时他家有三个人做工，还养活不了全家七口人。不到一年的光景，他家就饿死、病死三口，还把一个小妹妹送了人。万般无奈，有的工人只好扶老携幼，到处逃荒。但是在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工人的活路？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一百多天大罢工
这个厂的职工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这个厂从一九二三年开工到解放前，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就从没有间断过。工人采取怠工、破坏机器、损毁原料、打日本监工、罢工等形式，进行英勇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先后组织了三次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厂里工人运动有了党的领导，同资本家的斗争就更加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全厂举行了一次长达一百多天的大罢工。那时，日寇惨杀济南市民，制造了“五·三”惨案。消息传来，全厂工人非常愤慨。大家决定罢工，表示：宁愿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干活！罢工开始后，资本家妄想用饥饿迫使工人复工，但是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搬出厂方宿舍，睡在大街上、田野里，勒紧腰带，坚持斗争。青岛华新纱厂、四方机车制造厂和码头上的工人，还有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人，都纷纷捐款捐粮，支援罢工。阶级兄弟的支援，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罢工一百多天。当时正值暑季，全厂机器都生了锈，迫使资本家答应了一些条件。通过那次罢工，这个厂的工人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在党的领导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向资本家展开了更有力的斗争。
（庄围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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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戚继光斩子的传说
武慰萱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治军之严，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相传他曾因恪守军法，斩了违令的亲生儿子。戚继光死于一五八七年。比戚继光晚生五十年的沈德符（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二年），在他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八《戮子》条曾记载：“本朝大将戚继光之斩其子，则以败绩，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可见至迟在戚继光死后不久，这个传说就流传开来了。
戚继光不徇私情、执法如山的作风尽管并非虚妄，然而，这个脍炙人口的斩子传说的真实性却是大大值得怀疑的。
首先，这事不见于有关戚继光事迹的正式著述。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的《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和《明史》、《罪惟录》、《明书》、《闽书》中的《戚继光传》，对此事均无记载。戚继光的儿子祚国等在戚继光死后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耆编》，对戚继光的事迹几乎有闻必录，也没有关于此事的痕迹。这个传说除了在某些笔记野史和福建《仙游县志》、《莆田县志》里有点记载以外，就是在闽浙一带民间中流传了。
这些关于斩子的传说和记载是十分混乱的，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说谓小戚将军一次奉命出征，途中获知敌人数量太多，决定暂退，回营即以违令被斩。第二说谓小戚将军奉令诈败诱敌，非到仙居县不准反攻，但小戚将军杀敌心切，未等退到仙居，就开始反攻，虽然打了胜仗，却因违令被斩。第三说谓戚继光曾下令战斗中不许回顾，但在一次战斗中，戚继光因马中流矢而落马，小戚将军在阵前不仅回顾，而且回马探视，乱了行列，几乎使全军失利，收兵后即被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好象是相信这个传说的。《提要》中所录戚继光的重要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条说：“第四篇中一条云：若犯军令，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厥后竟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可谓不愧所言矣。”第四说出自福建《仙游县志》（《莆田县志》略同），云：“戚公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印为前锋，勒马回，且求驻师。公怒其犯令，杀之。”这里不但记载了斩子的事，还明言所斩之子名戚印。
四说中，前三种都说斩子之事发生于戚继光在浙江台州（今临海）御倭（一五六一年）时，后一说则谓发生于援闽之役（一五六二年以后）时。有的同志曾经有过一种推测说，根据《年谱》，戚继光于一五四五年结婚，如次年得子，到援闽之役时他的儿子已十七八岁，从父出征，事有可能；台州之役，他的儿子至多十六岁，未免过于年轻了；大约斩子是在福建，后来又流传到了浙江，变出了种种花样。
这个推测是难于成立的。因为在一五六七年，也就是戚继光四十岁以前，他根本没有儿子，而御倭战争却基本上结束于一五六六年，即戚继光三十九岁的时候。
根据《年谱》、《墓志铭》和戚继光在一五八七年家庙落成时自撰的祝文所载，戚继光一共有五个儿子，都是庶出，其中长子祚国生于一五六七年，即戚继光四十岁的时候。
在祚国之前，戚继光是否有过儿子呢？《墓志铭》提到，戚继光的元配王氏“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祚国之前，戚继光只有过一个女儿，但在闽浙军中夭折了。戚继光在《祭殇女文》中说：“宦游万里，壮岁并跻，顾未有一息，所借破颜者惟汝耳。”一五六三年戚继光跑到福建兴化九鲤湖向所谓九鲤仙祈梦，所请四事之一即“续嗣之忧”（见《止止堂集》《横槊稿》下）。《止止堂集》《愚愚稿》上载他巡边时，有客人安慰他说：“无虞不弄璋也。”《年谱》又载一五六三年明政府升戚继光署都督同知，荫一子原卫正千户，可是戚继光却把这一荫职让给他弟弟继美去袭（《墓志铭》则说让给了他的侄子寿国）。这也可以作为旁证，说明当时戚继光还没有儿子，所以把这一荫职让给了他的弟弟（或侄子）。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戚继光在抗倭之役时，并没有一个随军从征的儿子。
至于有的同志推测戚印也许是戚继光初年的义子，这也是难于成立的。较可信的记载中毫无此事的影子，就连《年谱》也不录，岂不已经说明了此事的乌有吗？何况传说中的“斩子”，指的是斩亲生儿子。
因此，我认为戚继光斩子的传说是不可信的。
这个传说又是怎样形成和流传开来的呢？过程可能是这样的。
戚继光治军之严，纪律之明，给了他部下的士兵和闽浙一带的人民以极深刻的印象。他所著的《纪效新书》是一部用于实际训练士卒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书“其辞率如口语，不复润饰，盖宣谕军众，非如是则不晓耳”。该书第四篇中“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这段话，一定是在士兵中反复“宣谕”的。而他早年在山东备倭时，确实有过毫不徇情地处罚过违抗军令的舅舅的事（见《年谱》）。由于戚继光治军确实令出如山，不稍宽贷，又反复“宣谕”“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再加上有处罚舅舅的事作影子，这样，在士兵和人民中间，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传说，仿佛戚继光真的由于恪守军令而杀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了。《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从小跟随祖父、父亲任官居住在北京，中年以后，又回到南方，朝野掌故，都很熟悉。他记载了这个传说，足见当时许多人相信它是真的。传说流传越来越广，各地的斩子故事也就面目各异，闽浙一带有关的遗迹和祠庙也随之出现，如临海有纪念小戚将军的“太尉殿”，福建福清县有“相思岭”、“思儿亭”，福州有“光儿亭”等等。遗迹祠庙的出现，反过来又使得这一不可信的传说更快地传播开去，终于使“戚继光斩子”成了脍炙人口的故事。
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或“口碑”，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然而也不能轻信，需要经过审查考订，特别要同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参照对勘，判明其可信程度。戚继光斩子的传说尽管由来已久、流传很广，却并不可信，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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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特大洪涝史料的研究
海河流域历来是我国北方洪涝灾害严重的地区之一。解放以前，海河流域每年有洪涝灾害，其中特大洪涝为害尤其严重。因此，分析和研究这些特大洪涝，对我们今天治理海河是有一定意义的。最近，杨持白在《海河流域解放前二百五十年间特大洪涝史料分析》（载《水利学报》今年第三期）一文中，根据清代档案、民国报刊、地方志及有关专著，对这些特大洪涝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治理海河的一些意见。
作者首先分析了解放前二百五十年中海河流域特大洪涝的情况。他说，从一七○○以后到解放以前，年年有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其中特大洪涝计有十三年，平均约二十年一次，灾年的间隔年数有很大的偶然性。受害最重的多达一百三十余州县或五千万亩农田以上。
作者着重地从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方面，论述了这些特大洪涝的成因。他说，海河流域受季候风影响，降雨集中于汛期（六至九月），七八两月尤甚。于是，或因淫雨连绵，或因山洪暴发，或因山洪淫雨并至，造成特大洪涝灾害。海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大部分在拔海五十米以下，而环绕其西部和北部的太行、燕山山脉则高达拔海一千米以上，这样便形成了一道屏障，起着抬升气团水汽的作用，因而山麓常出现大强度的暴雨，造成海河的五大支河同时出现洪峰。此外，海河水系各支河长期处于自流状态，其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泥沙沿岸堆积，致使海河一再改道，而在一一九四年以前，又多次与黄河交相窜夺，形成了不规则的、纵横交错的条形地带和蝶形淀泊。加上由西北向东南，由西南向东北的倾斜，给防洪除涝造成不利的地形。这也是特大洪涝时灾情特大的原因。
作者还评述了雍正乾隆年间有人提出的一些治河见解。例如：关于泥沙的处理，有人曾主张在海河两岸筑遥堤，遇大水，任浑水径行遥堤之间，以免泥沙入淀。作者认为，此法虽属空谈，未见实施，但表明古人对治理多沙河，首先要适当地安排泥沙，已有较清楚的认识。关于洼淀的利用，有人曾主张不与水争地，禁止在淀泊地区垦殖。作者认为，此论不尽合理，但因海河流域山区与平原相近，如能维持原有淀泊的容蓄量或布置较大的滞洪区，以免山洪径向下游倾注，则是治理海河应予考虑的一个问题。关于河道的整理，有人曾提出利用子牙、大清两河穿运河，分流入海排洪，作者认为这个方案是值得考虑的。
最后作者指出，海河流域的洪水，与各大支河多泥沙是密切关联的。大力开展山区水土保持，防止水土流失，是治理海河水系的根本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