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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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贫下中农服务,更好地改造自己
中医研究院农村巡回医疗队队长中医研究院中医师 叶心清
我是参加中医研究院组织的农村巡回医疗队到北京郊区顺义县进行巡回医疗的。我们从二月十日出发,六月二十六日结束,历时四个半月。在这短短的四个半月的实践中,在个人思想改造和医疗工作中感受都很深。
通过实践,使我进一步亲身体会到,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适应农村人民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我们的思想改造,对于促进医务工作人员的革命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城市医疗卫生人员到农村防病治病,开展巡回医疗,应该成为一种制度。我要求每年有机会下农村工作,以便很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培养阶级感情,锻炼与改造自己,更多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向贫下中农学习
解放前,我也治病,但是没有树立阶级观点,为谁服务的问题根本谈不到。解放后,我依然是在大城市,服务对象仍然很狭窄。党中央和毛主席很早就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但我们过去对于这些重要的指示理解很不够,因此更谈不上实际行动。去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医务人员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我被批准参加第一批巡回医疗队,十分高兴。
我们医疗队一进村,就受到农民热烈真挚的欢迎,尤其是贫下中农那股热情,真使我难忘,决非言语所能表达。他们寄予我们很大希望,他们说:“现在世道变了,过去穷人病了,请大夫请不来,现在送医送药上门。”农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也使我们感到非常惭愧。
在农村工作四个半月,我们亲身体会到农民的勤劳的品质,他们为了搞好集体生产,每天都在辛勤地劳动着。我住在贫农张有家里。他们夫妇俩都有五十三四岁了,可他们还是勤勤恳恳地、一天到晚不停地劳动。过去,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知道劳动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实,实际情况远不是那样。我的朋友张有夫妇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一有时间,他们就给我讲他们的家史,讲过去农民怎样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解放前农民生活怎么苦等等情况,使我开始了解了他们。解放前,他们一年到头披星戴月地劳动,还不得温饱。今天,他们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他们有吃有穿,心情舒畅。他们那种勤俭持家的精神,一心为集体的劳动热情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先公后私的品德,更使我从内心里钦佩他们。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出现了新面貌,正掀起一个学习大寨的运动,农业生产高潮已经来临。贫下中农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千方百计为国家多打粮食的革命干劲,鞭策我们更好地为他们服务,而且要更多地向他们学习。
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改造思想
下乡前和下乡期间,我反复学习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有关文件,学习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因此在治病时思想上也要有阶级观点。在农村,我们参加了一些群众会议,了解到有的地主、富农在解放后仍不甘心劳动改造,企图变天复辟。我们又激动地听到了贫下中农过去所遭受的种种痛苦。群众的控诉,活生生地教育了我。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认识到更加需要加强自我改造,和贫下中农一道,痛恨地主阶级,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正象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只是斗争形式有了改变。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条纲,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巡回医疗队下乡以来,始终贯彻了阶级路线,克服各种困难,千方百计地主动为贫下中农服务。当地帮助工作的同志说:“医疗队起了我们不能起的重大作用,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力支持了阶级斗争。”这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组织医疗队到农村,一方面对我们是活的阶级教育,是党对我们的培养;一方面是适应农村社会主义的革命需要,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一切从方便病人出发
接触了贫下中农,了解了他们,就和他们建立了阶级感情,他们的病痛疾苦,就象我自己的病痛疾苦一样。特别是看到有些贫下中农,由于劳力少,子女多,生活尚不富裕,有病拖延不治,以致小病变成大病,真想一下子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出来,为他们解除痛苦。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一切从方便病人出发的口号,坚持定点和巡回医疗相结合的方针。
我们刚下去的时候,气候还相当冷。有时天气十分不好,同志们劝我不要去较远的地方巡回医疗,我想:“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决不能失信,叫病人失望,风沙再大也得去,这是锻炼么!”离我住的南法信两里多地的村子有个贫农姓梁,五十来岁,他两脚发木已两年多了,走路不方便,更不能劳动。他先后到顺义、北京看过好几次,没有治好。这次,我给他开了一个处方,要他先服七付药再看。我是星期二给他看的,星期五再去看他时,他已经在村头等我了。他一见我就说:“我只吃了三付药,就能走了。”这个村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一个生产队长的父亲,长期半身不遂。去年冬天,病情严重,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我给他针灸了几次,又服了几付中药。过了两个星期,他已经起来了,一个多月后,就可以下地了。他和他们全家人都很高兴。看到他们解除了病痛以后的愉快表情,想到我能为他们尽一点力量,感到很大的安慰。
我们还挑选了位置较适中的村做定点,规定巡回时间,按时前往,个别病人不能来诊,我们就到家里应诊。这样既可以减少病人远途来往的负担,又可以照顾全面工作,如培养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卫生宣传等工作。能否开展好定点与巡回医疗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坚定的送医送药上门的思想。我们实行了定点和巡回医疗相结合的办法后,不仅在我们所在的南法信、天竺、李桥三个公社形成了医疗网,而且到附近的五个公社建立了医疗点,为更多的贫下中农治病。
我们在巡回医疗中,不仅提高了责任心,还扭转了过去不问药价多少的倾向。我们下去之前,就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医疗队怎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在经济建设中提倡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同样在巡回医疗中也要贯彻这一精神,本着保证疗效的同时,尽量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全队二十七个人在下去之前,全部学会了针灸。有一次,我从南法信到焦各庄巡回医疗,在路上碰见两个人,他们给我打过招呼后,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起来了。只听得一个人说:“今天老大夫来了,你该去扎针了。”另一个人说:“我今天不能去,没有钱。”我听了以后,就告诉他们,没有钱也可以扎针。那天下午,他们俩都来了。过去在大城市里看病,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很不对的。我在南法信医疗点统计了一百张处方,平均每张处方只合一角九分四。广大群众普遍反映:我们治疗效果好,花钱少,态度好,称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这是农民对我们多高的奖赏啊!这样的称赞体现了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爱戴和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也充分说明了党和毛主席指示的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的重大意义。
培养基层卫生人员
毛主席早在二十年前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这岂非大半成了空话?”现在五亿农民的保健,都是依靠基层卫生人员,因此,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技术水平,是我们应尽的神圣责任,是我们贯彻为农民服务所必须做的工作。
我们下乡巡回医疗,只能起一时性的治几个病人的作用,虽然这比过去完全脱离农民已经有了改进,但我们要彻底改造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必须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县医院和公社卫生所,并不断地提高基层卫生人员的政治和技术水平,使他们更好地为保护农民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同当地卫生人员配合工作,我了解到许多基层卫生人员,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为社员防病治病,终年没有假日,没有星期天。他们在农业劳动保护、卫生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一心为工作、很少考虑个人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使他们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们在业务上针对当地常见疾病和多发病,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结合防病治病的实际需要,传授与交流经验,帮助他们提高技术水平。我们同当地卫生机构一起,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培养了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保健员。他们都学会了针灸疗法,而且每人都掌握了三十多个穴位。我们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个医药包,他们一边劳动,一边看病。农村常见的小伤小病,他们已经可以治疗。今年麦秋,我们到各生产队去,一方面和社员一块拔麦子,一方面了解一下卫生员的活动情况。社员们都称赞说:“这些卫生员可管用了,过去有一点小伤小病,得跑好几里地到卫生所去,现在就地可以治疗,不误农活,真方便。”
由于在实践中锻炼时间较短,有些体会还需要逐渐深化。我们所做的工作,同领导上交给的任务还相距很远。今天,我在短短的实践锻炼中所取得的政治思想上的收获,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对于象我这样出身于旧社会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今后,我一定要努力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党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教导。(附图片)
著名中医内科、针灸专家叶心清大夫(左四),在给病人治疗时,向保健员们传授针灸技术     王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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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大不相同
不少医务工作者谈到自己下乡巡回医疗的观感,说:“下乡巡回医疗之前,总觉得下乡不下乡,一样为工农兵治病,下乡巡回医疗之后,看法就大不相同了。”
有哪些不同呢?他们认为:过去是坐在门诊室里,等待病人登门求医,只看病,不看人,现在脑子里有了阶级观点,有了贫下中农,送医送药到病人家里,真正做到了因人治病;过去看病缺乏生产观点,更不考虑病人的经济负担,现在既考虑到如何提高疗效,让病人早日恢复健康,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又考虑到如何少花钱,治好病,减轻病人经济负担;过去对一些常见疾病不太重视,认为治这些病提不高业务水平,进行科学研究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现在认识到研究解决这些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正符合广大贫下中农的迫切愿望……。
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的变化?因为他们走出了教室,走出了医院,走出了实验室,深入了农村,深入了群众,开始了解了农村的实际,熟悉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同贫下中农建立了阶级感情,头脑里有了凡事为广大贫下中农想一想的念头。
医务工作者下乡,一方面为广大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一方面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正如他们自己说的:我们给贫下中农治好了肉体上的病,贫下中农给我们治了思想上的“病”。这句十分中肯的话,说明许多医务工作者通过实践,在思想上和业务上开始获得了丰收。这种成就,进一步为面向农村,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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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面向农村的深刻教育
浙江省巡回医疗队浙江医科大学副校长 王季午
这次随同浙江省巡回医疗队到上虞县东关公社为农民兄弟防病治病,还同全省的巡回医疗队交流了工作经验,又到邻近的一个兄弟队参观,学习先进经验,时间虽不长,但在思想上和业务实践上,却受到不少启发和教育。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进行巡回医疗,在解放前根本谈不到,就在解放后,象这样大的规模,也还是创举,这真是卫生工作的一个革命措施。
我一向在城市工作,同广大农村缺少接触,卫生工作应该如何更加适合农村需要,了解得很少。这次下乡后,巡回医疗队全体队员分成几个组,分别到各个生产大队访问社员,了解农村疾病的状况。从疾病调查来看,当前在农村中较为常见的疾病,大致有以下几种:季节性传染病、地方性寄生虫病、慢性支气管炎、胆道蛔虫病、沙眼、胃病、劳损、下肢溃疡等。这些病种,在城市医院内一般较少收治,或者就治时已经较晚,而我们在思想上则又常常认为这些常见疾病都非稀罕疾病,治疗起来提不高业务水平,进行科学研究搞不出一鸣惊人的成果,课堂讲授讲不出深奥理论,一句话,犯不上多花力气去重视它们。事实上,这些病的诊断和治疗,很多问题都还没有真正解决,适合于农村的一套简便易行的诊治方法也还没有找到。怎么能说没有研究的价值呢?在巡回医疗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疾病在发展的很早阶段,这在城市医院中由于病人就医迟,较少遇到,这是防病治病的有利条件。我们抓住早期诊治的机会,果然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农村中还时常遇到一些高热病人,只用了几片阿司匹林或者磺胺噻唑,但奏效很快,一天以后病人就可劳动去了。我们过去在教学中经常强调典型症状,忽视早期症状,若要等待典型症状出现后才下诊断,才予治疗,那不是使不少病人错过早期治疗的有利条件?在城市医院里治疗给药,常常因为片面信任贵重药品,不愿采用一般常用药品和低价药品。这样就没法积累一般常用药品对不少疾病所能起到良好作用的经验。今后我们的教学工作、医疗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对广大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对普通常用药的使用等,应该多加重视,尤其是找出一套切合农村实际的防病治病措施,今后还得急起直追。我从参加巡回医疗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扭转不重视常见病的研究,只有走出教室,走出医院,走出实验室,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才行。
在城市医院治病时,我们常常受到种种旧框框的束缚,对一些不必要的规章制度不敢改革,从其原因来看,这些规章制度大多是为了便利医生而订的,不是从有利于病人出发的。过去我们在城市医院看病,往往单纯依赖各种仪器检查、复杂化验,放松发挥人的因素和自己的判断能力。这次我们下乡巡回医疗,由于同农民建立了阶级感情,加强了责任感,对病人深入细致地进行了病史询问、体格检查,一些不必要的检查和化验就省掉了,在治疗过程中,做到精心护理,有些药品也可以不用了。我们遇到有些心脏病人并发心律不齐或心力衰竭,凭借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在没有心电图的情况下,同样得到了合理诊断、合理治疗。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建立起对农民兄弟的阶级感情,克服了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思想,就能因陋就简、创造条件,对原来不敢治疗的病人,进行治疗,获得良好的疗效,从而为农民大大减轻医药费用的负担。
目前医务人员的数量和专科人员的分布,还远远不能适应广大农村各种病种在诊治上的需要。各地农村的病种亦因时因地而异,所以,通过这次下乡,我们体会到必须具备一专多能的本领,才能更好地在农村开展工作。我们以往的教学工作和培养医务人员的工作,对打好基本功的基础,和做到多面手的要求,注意极为不够。有些医疗技术,譬如针刺、拔火罐在农村中应用极广,我们每个医务人员都应当掌握这些技术。同时,接触了农村实际以后,使我们更感到培养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迫切性。这次我们下乡以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编写讲义,培训了一批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效果很好。
一般说来,高级医务人员所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往往更深。他们长期在大城市、大医院工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更为严重。下乡参加巡回医疗,深入农村,深入实际,不仅对教学改革、医疗改革、科学研究改革会起作用,对促进思想革命也会起更大的作用。我这次协助抢救一个重危病人时,便得到很深切的体会。记得这次我们去三十里外一个公社抢救一个重危病人,当时病人需要注射氢化考的松,当地医生问我氢化考的松能不能同去甲肾上腺素合并注射。我没有注射过这些药物,合并注射会不会出现反应,我不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我决定还是从另一根静脉内注入。事后我总觉得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上没有解决,若能合并注射,可以减少病人痛苦,又可及时抢救,倘若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帮助当地医生,这不很好么?恰巧那天下午遇到从邻近来的医生,其中有我认识的,我知道她在这方面有实际经验。我想这倒是个机会,可以去问问明白。但又来了一个念头,这一问会不会损伤我的“威信”。我再想了一想,我有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有没有放下臭架子的精神,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勇气。同时为了今后更好地为病人服务,我应该克服个人患得患失的思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终于迎上前去请教了这位年轻医生。她告诉我说,这两种药是完全可以合并注射的,氢化考的松还可减轻去甲肾上腺素对血管壁的损害。这真是给我上了一课,不仅增加了我的业务知识,而且在思想上经受了一次考验。后来我告诉了当地的保健所医生,这对他们在今后工作中一定会有用处。
城市医务人员参加巡回医疗队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它对促进整个卫生工作更好地面向农村,对于我们医务人员的思想革命化确实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原载《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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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重要的是要有阶级感情
中山医学院外科副教授 蔡纪辕
二月中旬,我随中山医学院农村巡回医疗队到中山县。最初几天,我们在县人民医院帮助进行会诊、做手术,解决疑难病例。我们很快发现,那里虽然病人较多,但是贫下中农占的比例很少。大家决定要迅速深入农村,送医送药上门,为贫下中农服务。但当时我在思想上存在一个问题:内科、儿科医生好办,带个听筒就可以到生产队,为贫下中农治病。至于外科医生怕没有什么搞头吧?因为我思想上受着旧框框的支配,认为要做手术,要有无菌的环境和设备,在农村里没有手术室,怎么能做手术呢?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跟着巡回医疗队深入生产大队。
随着巡回医疗队深入农村,接触贫下中农的机会增多了。我亲眼看到农民每天早出晚归,为国家生产粮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农村里医疗力量很薄弱,有些小伤小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健康和生产劳动。一个贫农,脚部溃烂得很厉害。几年前,开始只有个小伤口,他以为不要紧,自己敷了点草药就算了。后来伤口愈烂愈大,想去治疗,又怕到城里看病花钱多,就一直忍着疼痛劳动。看到这些病例,我感到很惭愧。如果农村里有医生及时治疗,这些小外伤本来很快可以好的。我对贫下中农的生活开始有了初步了解,体会到他们由于生产忙,经济还比较困难,不容易到城市治病。因此,要尽量设法就地施手术,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为他们消除疾病的痛苦。以后每到一个大队,我们不但在自己搭的简陋手术室做外科手术,还深入到病人家里做手术。在南蓢公社翠亨大队时,我们到女贫农凌顺好家看病。她脚底深部脓肿,全身发高烧,必须施手术。但是病人不能行走,坐单车双脚下垂更痛,不愿意到我们在大队设的临时诊室施手术,我们就在她家里做手术。由于脓肿很深,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我们便为病人作静脉注射全麻,切开伤口把脓引流出来。这种麻醉手术,我们过去在广州门诊都不敢做,一定要在医院手术室有急救设备才做,现在决心打破旧框框,小心地进行手术和观察病人的变化,结果手术过程很好。我做了二十多年外科医生,还是第一次在病人家里做手术。当病人手术后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无限快慰,因为我们为一个贫农解除了病痛。
这样比起在城市医院手术室做手术,困难的确不少。但是突出了政治,对贫下中农有了阶级感情,就鼓舞我们去克服设备条件的困难。没有手术台,我们用床板来代替。为了防止污染,就在帐子里给病人做手术。带来的手术袍不够用,我们就严格遵守无菌制度,双手悬空操作,使双臂不接触到伤口。我们为病人做了甲状腺切除、巨大脂肪瘤、疝气等很多中小外科手术,效果都很好,没有一例发生感染。
过去在广州市,我主要是做尖端和大的外科手术,很少做中小手术。对内科病也认为非本行,兴趣不大。深入农村之后,我对这些观念和界限也打破了。我感到不论什么病,都是危害农民健康的,作为一个医生,就应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治好疾病。下乡后期,我看到很多农民有蛀牙,我也有过蛀牙,知道牙疼的痛苦。我过去懂得点拔牙技术,但十多年没有摸过了。为了替农民兄弟多做点事,我向广州借来了一套拔牙的器具,先后为四十多个农民拔掉一百多只蛀牙。
三个月的农村巡回医疗,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得到很大的教益。我深切体会到,外科医生到农村决不是“大材小用”、“没有什么搞头”。农村里有许多外科病人正等待我们去医疗。关键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设备条件的困难也就容易克服了。而要培养这些阶级感情,最有效的办法是深入到农村中去,为贫下中农服务,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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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上海来的“牦牛医生”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 罗桑悦西 萧德木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当雄草原上,流传着汉族青年兽医龚达希以高原为家,全心全意为藏族牧民服务的动人事迹。
六年来,龚达希几乎跑遍了当雄县的各个乡,各个牧场。他和贫苦牧民们坐在同一张毡垫上,在同一个木碗里抓糌粑吃,用流利的藏语彼此谈心。牧民们出自内心的热爱,顺着龚达希名字的谐音,叫他“扎西医生”。“扎西”,藏语是“吉祥”的意思。牧民们说:“只要龚扎西来到咱村,牛羊就能保平安了。”
一天午后,我们骑着马,跟随龚达希出诊去,在通往甲根多乡的路上,一位老牧民热情地向龚达希打招呼,他说:“咱乡病了一批小牛,正要请你去治疗,你倒先来了。”我们在甲根多乡一户贫苦牧民家里落脚,女主人忙用酥油茶招待我们。龚达希亲昵地称两位老人“阿爸”、“阿妈”。稍坐片刻,当龚达希去附近牧场给牲畜治病时,这户老牧民和左邻右舍向我们谈起了这个汉族青年的故事来。
一九六二年,龚达希初到甲根多乡时,这里的牲口正在闹疫病。当时由于长期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加以隐藏的阶级敌人造谣破坏,牧民们听说汉族的“牦牛医生”来了,都投以惊讶和疑虑的眼光。有的把病畜藏了起来,有的仍然请喇嘛跳神念经,为牛羊“驱邪治病”。
龚达希想起党的教导,办事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他就同乡干部们开了个紧急会议,动员他们协助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自己背起药箱同放牧人员一道放牧,深入了解牛羊采食和生活情况;有时守护在病畜旁。经过细心的诊察,他找到了病因,发现这里牛犊患的是肺炎症。根据不同的病情,他先把乡长桑米家的四头牛犊治好了。这时,一些请喇嘛念经的牧民的牛犊却死了。龚达希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通俗地讲解牛羊生理构造的特点,得病的原因。通过事实的教育,许多牧民开始信任他,纷纷找他治疗。仅十天时间,龚达希就为这个乡治愈了七十多头牛犊。一场牛犊肺炎传染病迅速被制止了。
龚达希下乡时,常常用一个小本子做“病历”,哪户哪头牛羊得了什么病,什么时间该继续喂药、打针,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按时治疗,一丝不苟。翻身牧民们说:“龚扎西和咱牧民是一个心眼,牛羊害了病,咱犯愁,他也犯愁;牛羊治好了,咱高兴,他也高兴。”
渐渐地,这位“牦牛医生”的名声从这个乡传到另一个乡,赢得了越来越多牧民的信任。人们甚至把“龚扎西”治好的牛羊也叫“扎西”。
一九六三年冬天,当雄草原北部的纳木湖区发生了一场十来年未遇的大雪灾,辽阔的草原全部被一二尺厚的大雪封盖住了。全区的牧民和牲畜缺乏燃料和饲草,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这时,龚达希和其他藏汉族干部一起来到灾区进行抗灾保畜工作。龚达希和藏族干部强巴负责去布置饲草支援工作,两人在路上冻成了“雪人”,还是马不停蹄地连夜向县委驻地进发。黑夜中,狂风呼啸,拉根多山矗立在前,这座山沟深坡陡,山峦重叠,有些地方根本不能骑马,他们只得牵着马走。夜深风猛,加以四千多米的高山空气稀薄,每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第二天清晨三点钟,他们好容易到达山顶。这时,龚达希和强巴的面颊和嘴巴都已冻僵;脚底板也跟毡靴冻结在一起了。经过一昼夜的长途跋涉,他们克服了困难,终于及时赶到县委,胜利地完成了联络工作,并且得到了饲草的支援。
经过一个多月的抗灾保畜斗争,这个地区的牲畜基本上没受损失。在这场斗争中,龚达希到县委去过六次,饱尝辛苦,胜利完成任务,牧民们感动地说:“龚扎西,亚姆!亚姆!(好)”
龚达希在一九六三年担任了当雄县畜牧兽医站的站长。他在工作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的经验传授给藏族兽医。每逢春秋接羔育幼旺季,龚达希除了自己下乡开展牲畜疫病防治工作外,还用各种办法帮助藏族同志提高业务水平。牧工出身的白玛多吉刚来到兽医站时,连打针都不会。龚达希就把着手教他怎么摸气管、静脉,怎么扎针、用药等。经过两年多的培养,白玛多吉学会了一般诊断和用药方法。现在他已能独自下乡搞疫病防治工作了。
龚达希经常虚心地向当地民间兽医学习,注意总结他们的医疗经验。他向民间兽医学会了牛脑包虫开刀疗法,帮助民间兽医总结了治疗牛肺丝虫、肺炎等经验。不久前,这个县许多民间兽医获得了一份包括一百三十多种草药的标本图,图上还附有药的性能、生产季节和炮制办法等文字说明。这是龚达希利用业余时间亲自绘制成的。他还编写了关于牛马穴位和针灸法的讲义,并把它译成藏文,分送民间兽医作参考。龚达希同畜牧兽医站的人员一起举办了三期兽医训练班,帮助一百二十多名民间兽医提高了医疗水平。
六年前,龚达希从上海来到当雄草原。他生长在上海市崇明县一个贫农家庭里,七岁死了父亲。他和母亲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劳苦一年,只够三个月吃的。十三岁时,他被迫到上海近郊浦东一家杂货铺当学徒,受尽老板的虐待和折磨。解放后,他进了上海牛奶公司第二牧场当饲养员。以后,领导上培养他作兽医技术员。在牧场工作四年中,他两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六年来,龚达希一直奔波在当雄草原上。他学会了骑马、吃糌粑、喝酥油茶,并且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藏语。他爱藏族牧民,藏民们也热爱他。今年藏历年,贫苦老牧民江扬怕“龚扎西”想家,特地提了一壶青稞酒,一盒子“卡赛”(用酥油炸成的麻花)来到兽医站,和龚达希一起欢度佳节。
最近,龚达希在同记者谈起当雄草原发展远景时说:“草原上的欣欣向荣景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已舍不得离开当雄草原了,藏族人民需要我在高原呆多久,我就呆多久,高原就是我的家。”龚达希把自己的命运同藏族阶级弟兄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他决心在高原上扎根,把青春献给藏族的阶级兄弟。(附图片)
龚达希(右二)为当地藏族民间兽医传授注射技术
新华社记者 马竞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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