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运用辩证唯物论改革训练方法
解放军某师副师长 朱尤林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都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都必须学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对于搞好部队军事训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去年以来，我们本着敢于实践、敢于革命的精神，以《实践论》为武器，对训练方法上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实战、脱离群众的倾向有所克服，对束缚领导与群众手脚的“框框”作了一些改革，破除了一些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使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提高了训练质量，初步摸到了改革训练方法的门路。从实践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学会运用它，是工作上能否“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关键。
由从主观出发到从实际出发
以往，我们在机关训练上，存在着许多主观主义的“框框”。每进行一次演习，总是事先编好成套的想定、计划和方案，而后坐上汽车到野外去套地形，按部就班地推演情况，程式进行完了，训练也就算完成了任务。这样年复一年地下去，演习变成了演“戏”，越演越死，越来越脱离实际，严重地影响了机关指挥水平的提高。在学习《实践论》的过程中，我们认真回顾了过去吃过的苦头，开始认识到：从主观出发和从实际出发，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正确的演习计划、方案应该从实践中来，任何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实际的演习，对于机关的建设都是有害无益的。去年司令部演习的时候，我们一反往常的做法，事先不主观主义地坐在家里搞成套的想定和战斗文书，只根据敌情、地形和任务，对打法设想个初步方案。接受战斗任务以后，在短时间内搞好组织准备，拉上就走，边走边出情况，边研究处理，不断发现新的情况，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充实计划、方案，使之完全适合山岳丛林地打运动战的要求，严格锻炼机关在战斗情况急速变化之下的组织指挥能力。这么一来，许多过去没有发现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客观实际迫使大家非去想办法改变那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和做法不可。这对机关的同志就是一个实际的提高。从前，坐着车子搞演习，步兵走到哪里，炮兵跟到哪里，地图上用铅笔一画，就万事大吉了。现在，离开公路行军，强渡江河，机械牵引的火炮走不动、过不了，就得想办法把它配置在能支援步兵作战的机动位置上，或作其他处理。过去，战斗方案一定下来，就按照计划一直推演到底。这次，在一切组织完善，准备对“敌人”实行分割截击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调转头来首先歼灭孤立的“敌人”，所有的计划、方案就得在短时间内重新制定，人员就要重新分工，大家就得废寝忘食，吃大苦、耐大劳，急速行军，连续进行长时间的紧张复杂的战斗作业。这就使没有打过仗的同志开始懂得了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使打过仗的同志体会到了新条件下的新要求。许多同志反映：“这样的演习才象个打仗的样子！过去演习是套框框，老一套；这次演习是搞实战，新门道，思想作风都提高。”
打破“框框”以后，还大大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战斗文书，使机关的同志从文件中解放出来，真正投入到掌握分析情况、又参又谋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司令机关的头脑作用。以往进行这样一次演习，一般要制作十四份战斗文书。这次只发了六个战斗文书，就完成了任务。
由空谈理论到亲自实践
经过实践，我们的认识有了提高。在组织连以上干部研究山岳丛林地行军作战指挥问题集训的时候，我们决定彻底改变过去空谈理论的做法，边实践边研究理论，干部完全按战士的要求，亲自当兵体验，从战士的实践中来研究干部如何组织指挥，使研究出来的意见真正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可靠基础上。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受到了旧习惯势力的抵制。有的同志反映：“这样做不行，太累了，学不到东西。”有的主张一天走二里路，坐下来好好研究理论。究竟要不要亲自实践？怎样实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组织大家带着问题去学习《实践论》，回想过去的战斗经验是怎样得来的，使每个同志明确：要不要亲自实践，是承认不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本源的问题；离开亲自实践，满足于抽象的理解，不可能真正掌握实际知识；听别人讲十次战斗经验，不如自己亲自打上一仗；坐在岸上研究渡江和亲自下水实践，骑马行军和背上背包行军，一天走二里路和走几十里路，是绝然不同的实践；离开战士的实际，就研究不出正确的指挥来；否认直接实践，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这种学习鼓舞了大家敢于实践的勇气和信心。
有了统一的认识，就有行动的一致。从师的领导同志到连长、指导员，人人按战士着装，编成一个步兵连，团长当排长，营长当班长，到山岳丛林地进行现地演练。大家亲自扛上竹筏去渡河，亲自背上行军锅行军，亲自穿林开路，搭棚做饭。严格按照战斗要求，连续进行了二十二天的演练。经过实践，每个人的感性知识增多了，头脑丰富了，过去的许多主观主义看法和作法，也改变了。以往泅渡江河，一个连要搞许多竹筏子。竹筏笨重，行动迟缓，干部只管下死命令，老埋怨战士动作慢，这次大家亲自扛上竹筏练一练，就尝到了味道，逼着去想办法改进渡河器材，减轻部队的负担，终于试验成功了十多种轻便器材，加快了渡河速度。过去干部打着空手或者骑马行军，对战士的疾苦体会不深，对掉队的同志批评多关心少。这次亲自当兵，就体会到了负重行军穿林的艰苦，懂得了要发扬官兵一致、团结友爱的精神，做好思想工作，搞好生活管理。正象同志们说的：“不入深山，不识猛虎。一切真正的经验只有从直接实践中才能得到。”
有了实践的感受，就有了研究组织指挥经验的基础。后来，通过群众性的民主讨论，把每个人的实践体会汇集起来，加以比较、鉴定，总结提高，便得出了一套步兵连在山岳丛林地行军作战和生活管理的训练经验。干部们学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
由抓表面现象到摸客观规律
技术训练，几年来形成的“框框”也不少。搞射击，就是研究如何扣扳机，如何抵肩，手怎样握枪，脚怎么蹬地，经验各种各样，要领极其繁多，全在表面现象上作文章。因而，这里总结出来的经验，用到另外的地方就不灵。今年集训射击的时候，我们本着毛主席“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的教导，开始注意从实践中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对改进技术训练作了一些尝试。
学员集中以后，先学《实践论》、《矛盾论》，掌握唯物辩证法，而后由教员简要介绍射击基本要领和要求，让学员自己去摸索研究各种武器不同的射击规律，启发学员动脑筋、想问题，刻苦钻研试验，把射击训练搞得生动活泼。练动作和摸规律，得出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轻、重机枪连发射击，过去打得不好，不少人认为打连发枪会向前跑，主张把脚架固定死，身子支撑稳，抵肩抵死，不使枪运动。结果，老是打不准。这次经过大家反复试验，才摸到武器本身在射击中有正直、平正、自然前后运动的规律。人的操作必须适应这种规律，才能打得准。运用这个规律进行射击，不给枪任何约束力，命中率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而使大家找到了过去射击过不了关的根本原因，接受了操作上犯主观主义的经验教训，更加体会到了摸武器规律的重要性。
从练动作到摸规律，训练方法不同，效果也不同。立姿射击，过去只在如何使枪不动上想点子，训练很长时间还打不准。现在通过摸规律，想出了以左右均匀移动来控制上下跳动的办法，只要掌握好击发时机，一般都脱不了靶，很快解决了问题。夜间射击，通过研究在视度不良情况下构成瞄准线的特殊规律，效果也很好。实践一再证明：任何事物都是有它的客观规律的，武器也同样，人要掌握好武器，就要通过实践认识它的规律性。否则，一切违反武器规律的操作要领，在实践中都没有不失败的。
干部们从实践的过程中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用到哪里哪里灵。他们说：过去认为毛泽东思想只能作政治动员，管不了打枪，现在经过实践，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任何事情都能管，就看会用不会用。
（原载六月二十一日《云南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第5版()
专栏：
人工喉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医生 杨仁中
一定要让失去喉头的阶级兄弟重新说话
一九五七年我在山东医学院毕业，留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当耳、鼻、喉科住院医生。初走上工作岗位，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我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里，解放前父母在济宁市美帝国主义办的一所教会医院里做勤杂工人，终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了洋人的欺凌。我那时年幼，因为家庭生活贫困，不得不经常到垃圾堆里去拣煤渣，到运河岸上去拉纤和做一些零活，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弟弟妹妹生病无钱医治，被披着“慈善”外衣的美国大夫骗去搞试验而活活害死。解放后，由于党的培养，我这个受苦的穷孩子才能够大学毕业，并成了一个人民医生。我决心不忘本，不辜负党的培养，听毛主席的话，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民医生。
我刚开始临床工作不久，就接触到好几位喉癌患者，他们的痛苦给我印象很深。这些病人的喉头生了恶性肿瘤，目前比较有效的治疗办法，是采取早期手术，割除喉头。喉头切除后，失去了发音器官，就会变成一个能听不能说的“哑人”。这种哑人比天生的哑人还痛苦。因此，有些病人怕失去语言能力，不愿接受手术治疗，这样就可能活活地憋死。有些病人，虽经反复动员，同意了手术治疗，但由于手术后即将失去说话能力，往往一再要求延期做手术，结果失掉治疗时机。失掉了喉头的阶级兄弟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一天，一位手术后的病员，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大夫，我是一个工人，解放前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我的亲人一个个都死在资本家的手中。解放后，党和毛主席把咱们工人从十八层地狱中救出来，工人阶级当了国家主人，我和我的全家过着幸福生活。我生了病又送我到医院治疗，党和毛主席又一次救了我的命，但是现在我连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都不可能了……，大夫，我要工作，我要说话，我要高呼咱们的恩人毛主席万岁……。”他两眼看着我，泪如雨下，我禁不住也流下了眼泪。我们是阶级兄弟，作为一个人民医生，有责任去解除阶级兄弟的痛苦，不仅要把他们的病治好，而且还要关心他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我紧紧地握着这位同志的手说：“我相信，党一定能想法让你重新说话！”
但是，如何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不是一开始就敢想敢做的，认为有知识有经验的专家多得很，数一千数一万也数不着我。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全国各个战线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了我，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我们学校和医院也正在大搞技术革新。许多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我作为一个新中国的青年，应该向艰苦创业的革命前辈学习，应该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先进人物学习，应该听毛主席的教导，敢想敢干。阶级的委托，大跃进形势的鼓舞，党的教导，鞭策着我立即行动起来。从此，我就思考、研究哑人怎样才能重新说话的问题。
科里大多数同志知道了我的打算后，都满腔热情地表示要尽力帮助我。我把想法向党委汇报后，党委更是大力支持我，使我感到无限温暖，增添了勇气。我是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青年，既不怕失败了“丢人”，也不想成功了个人能得到什么，唯一的念头就是让失去喉头的阶级兄弟重新说话。
毛主席的著作是打开科学宝库的钥匙
怎么干呢？我在大学念书时，看见有的老师搞科学研究总是看文献，翻资料。开始我不自觉地也走上了这条路子。收集了很多有关发音讲话的书籍，如物理声学、发音生理学、语言学等等，弄了一大堆，读来读去，有时从晚上读到天亮。读了两个月，从理论到理论，从这个本本到那个本本，看过的书可真不少，被书压得头昏脑胀，却没有头绪，也没有结果。
正在我苦恼于不知道把干劲用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医院党组织给了我很大关怀，并指示我读毛主席的书。听到党委的这一指示，我嘴上虽然说“好！好！”思想上却有一个问号：干革命，进行阶级斗争，培养青年一代是离不开毛主席著作的，但是毛主席著作能指导我研究人工喉吗？那上面有一个药方能告诉我病人如何说话吗？有这样的想法读毛主席的书，当然也就学不进去。而认为前一段搞不出结果来，是因为自己读的业务书太少。因此，再收集文献，再读。结果，仍然找不到答案。
因割除喉头变成“哑巴”的阶级弟兄，听说我们在研究使他们重新说话的问题，高兴得不可形容。有一位工人同志交给我一个字条，上面写着：大夫，为了让其他同志能够重新说话，我愿意忍受一切痛苦来协助你们搞好实验。阶级弟兄这种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他们多么渴望能够早一天重新说话呀！作为一个人民医生，应该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我怎么能等下去呢？更不能打退堂鼓。我必须坚持下去，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也要前进，决不后退。
这时党委书记再一次指示我说，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科学实验也一定能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你们还是应当认真读读毛主席的书，特别是读《实践论》和《矛盾论》，清醒一下头脑。带着吃够了苦头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反复地学习了《实践论》。毛主席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毛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地刺中了问题的要害，我研究人工喉的工作，就是离开了实践，所以问题无法解决。听听毛主席说的，看看我自己做的，大吃一惊：我走到哪里去了？
到实践中去寻找正确答案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实践中去。首先到病人中去，实地观察病人。我认识到，要使病人重新讲话，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割除了喉头，病人不能用嘴和鼻子呼吸，靠颈部开的洞来呼吸，因此必须想办法把气流送到嘴里去；第二，病人割掉了喉头，失掉了发音器官，必须找到代替喉头发音的方法。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又是互相联系的，首先必须解决气流进路问题，才可能解决发声和讲话问题。
气流进路到底如何合适，我决定亲自体验一下。我把皮管插到鼻腔里，然后用皮球打气，同时作说话动作，结果在说话时，气流并不能很好地进入口腔。而且皮管一接触鼻腔的粘膜，就直流眼泪，打喷嚏，很不好受。实验失败了，但是它说明了气流不能从鼻腔进去，而要另找出路。为了研究口腔的固定问题，我把做好的模型放到自己口腔内做说话动作，结果弄得满口流血。证明了现有模型的气路太大，不好固定，影响口腔的协调动作。经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得到了一些第一手的材料，对研究工作很有好处。
气流的进路问题解决以后，就得着手解决发音的问题。病人已经失去了喉头，发不出声音。找什么办法来代替喉头发音呢？我决定到大自然中去，观察研究那些能够发出声响的有生命的动物和无生命的物体。前后解剖了许多人体和动物的喉头，每一次解剖中观察到的现象都仔细地记录了下来。经过综合研究，我了解到喉头的大小、结构与发音、呼吸、共鸣的关系。
为了研究能够发出声音的器械，我和科里的王有祥同志还到百货商店玩具部去观察有声的玩具，到乐器店去摆弄各种中西乐器，我们也曾访问过制造乐器的工人同志和乐器演奏人员。有一次，我看见能发出各种声音的泥娃娃，买了几个反复吹，又拆开来反复看，我发现软的物体发音比硬的物体发音好听，这就为发音共鸣的质量和大小问题的解决找到了门路。我们还从吹火用的风箱的构造得到启发，解决了进气门的结构的问题。
在人工喉的整个试制过程中，每一个关键性问题的解决，都是同有关工厂工人同志的积极帮助分不开的。很多器械的制作，我在研究中都有些考虑。但是我不会绘图，大体描出来，工人同志也看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就把工人请进病房，说明什么部位需要什么。工人一看就知道如何作，大体上要多大尺度和弯度，然后回到车间，边商议边制作。做出模型来再请病人试，提意见改进。
工人同志不仅能根据我的意图制造出模型，而且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使研究工作和器械性能得到改进和提高。第一型的共鸣腔照我原来的设想是用金属，可是工人同志则认为可用另一种材料代替，结果做出来效果的确很好，既轻便又好看，声音也好听。做发音膜，在我的实验中，一直是用乳胶膜，结果很不理想，可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后来工人同志提出改用另一种材料，做出来的发音膜，达到了耐酸、耐碱、耐温、耐湿，物理性能稳定的要求。
通过反复实践，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认识由不正确到正确，逐渐提高。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由一条简单的橡皮管开始，找到了一个把肺部呼出的气流送到口腔的进路，解决了气流进路问题。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研究出来了一种特殊的发音器。在一九五八年底，使切除喉头的病人重新说话的工具——“人工喉”成功了。
通过“人工喉”的研究和试制成功，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著作不仅是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无往不胜的有力武器，而且是打开科学宝库的钥匙。
反复实践，不断提高
由于人工喉第一型的研究成功，临床病人能够发音讲话了，病人和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但是“松一口气”、“差不多”的情绪也随之而来了，第一型不够理想的地方也就看得不怎么重要，认为改进和提高是今后长期的任务，得慢慢来。因此，在人工喉性能的继续研究中，就显得办法少了，困难大了。我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照自己，所谓“差不多”的思想不正是骄傲情绪吗？冷静想想第一型的成功，虽然使我国有了自己的人工喉，使切除喉头的病人不再“哑”了，但是第一型毕竟是比较粗糙的，有待改进的地方还很多。这说明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思想认识提高了，对于人工喉的要求标准也就提高了，以后工作的进展也就比较快一些。
每一型的出现，都是在前一型临床实用的过程中总结提高出来的。第三型出现后，病人说话的声音比以前好听，发音器有了外部调节，结构也比较精巧。但是仍有不少缺点，尤其是它还需要两手持托。病人能讲话了，就很自然地想到工作，迫切要求把两手解放出来。这就为下一型的研究提出了方向。在三型以后，人工喉的性能有较快的提高。
在人工喉的试制和不断提高的实验过程中，我们失败的记录是很多的。我们用了相当长时间搞出来的一个发音器，实验时，声音好听，其他性能也好。可是把它用到病人身上时，不是发不出音来，就是声音难听。实验失败了，但是使我们想到了很多原来没考虑到的问题，为下一步实践提供了有利条件。反复实践使我们懂得了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怕失败，在失败后灰心丧气，站不起来。失败是认识客观规律过程中免不了的，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经验，就可以积累最后成功的因素。“失败者成功之母”是一条真理，它会使我们在失败面前永远保持主动。
我们制造的人工喉目前已从第一型发展到第六型，虽然不断有所改进，但仍有很多地方还需继续提高。现在第七型正在研究制造中。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把人工喉改进得更完善，使失去了喉头的阶级兄弟有可能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5版()
专栏：
在生产斗争中学习和运用辩证法
大连第一塑料厂工人 陈刚运
我想谈谈我和我们生产小组的同志在边学《矛盾论》、边解决生产问题中的几点体会。
思想和技术
熟练的技术，对生产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也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来。
去年十月份，我们车间接受了生产塑料方板的任务，当时，我们小组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这个小组的技术力量很强，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可是，结果任务完成得很不好。从质量标准来看，我们小组的产品质量，是全车间最低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只看到技术力量强的一面，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人的作用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针对这个问题，全组工人，反复地学习了《纪念白求恩》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文章。过去认为自己技术不错的人，进一步树立了精益求精的思想。发泡工刘德凤，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在用木板压方板时，都要用手摸一摸木板上有没有毛刺，虽然她的手被划破了几次，但仍然坚持做下去。看锅工姜世林等，认真地研究了跑料的原因，针对铅垫垫得不平、胎装得不正和蒸锅合得不严等三个问题，找出了解决办法，这样一做，质量就提高了。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当时小组产品质量低，虽然有技术问题，但主要还是由于责任心不强造成的。这就使我体会到，我是小组长，在领导小组生产中，不仅要不断地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以思想带技术，以政治带业务，不这样做，就是技术再高，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质量和产量
质量与产量，这两者是矛盾的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去年十二月份，领导上要求我们小组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争取每班产八次方板。我们为了追求“次数”，曾经达到过每班产九次。经过检查，产量虽比别的组多，但是合格品却比别的组少。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小组的同志就进行了讨论。有些同志自觉地检查了“总想在产量上冒个尖”、“竞赛就是看谁干得多”等忽视质量的思想，并结合生产算了一笔账：一月下旬我们小组共生产了六百三十一块方板，合格品二百五十块，二月下旬我们生产了六百七十块，合格品是五百八十八块，这两个月的生产从数量上看差不多，但是，二月下旬的合格产品，等于一月下旬的二倍还多。经过算细账，质量第一的思想进一步树立起来，责任感也增强了。又进一步摸到忽视质量的几种情况，并根据这个情况，采取了新的措施。这样做以后，合格品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四，逐步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
质量虽然是个根本问题，但也不能在“质量第一”的借口下，小手小脚不敢争取更多的数量。有一次，有人提出由一锅压三块改为一锅压四块。这是一个革新，如果能够实现，就能提高效率百分之三十三。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大胆地进行了试验，结果一锅压四块压出来了，质量达到了规定标准。从这里我们体会到，只求数量不顾质量是不对的，但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积极地去提高数量也是不对的。必须是多快好省，全面提高，这样才是体现了总路线的精神。
主角和配角
我们搞生产就象演戏一样，“主角”演不好，生产就搞不好；同样，“配角”当不好，生产也上不去。
我们原来片面地认为，“主角”（看锅、配料）重要，“配角”（抹胎、垫垫）不重要。可是通过我们走过的道路来看，觉得这种想法是形而上学的。“主角”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配角”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我们在生产塑料方板的初期，由于“主角”工序的技术没有过关，常常影响产品质量，这时，“主角”工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主角”大练了基本功，技术过了关之后，“配角”工序就成为提高生产的主要方面了。当时，“配角”工序有些工人认为，自己是“跑龙套的”，“打小旗的”，因此，胎抹的不干净，垫垫的不平，影响了产品质量。为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主角”和“配角”的关系，我们进行了讨论，明确了大家都有责任。“配角”认识到，“配角”当不好，提高质量这场戏是演不好的。这样，大家的责任感都增强了。有的同志发现胎上有水或有杂质时，来不及就用自己的衣服抹，有的用自己的围巾抹。他们说：“衣服破了可以补，围巾脏了可以洗，如果方板坏了，就给国家造成了损失。”由于“主角”和“配角”密切配合，又使生产前进了一步。
工艺规程和特殊情况
我们生产方板有工艺规程，规程上怎样规定就怎样干，一般说这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工人来说，光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有一天，一锅三块方板都裂了。看到这种情况，大家感到很意外，是不是看锅的同志没有按规程办事呢？一打听，是按规程办事的。既然是按规程办事的，那为什么方板报废了呢？昨天这样干能生产出好方板，今天为什么就生产不出来了呢？第二锅又废了，这更使我大吃一惊。经过分析才明白了，昨天用的是水道水，今天用的是大井水。水道水压力大、流速快、冷却快，大井水压力小、流速慢、冷却慢，昨天冷却得合适，没有废，今天没冷却好，所以出了废品。这些变化着的情况，工艺规程上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我们体会到，一个操作工人，不仅要在规定的情况下生产出好产品，还要有应付各种特殊情况的本事。工艺规程只能对生产操作做一个大概的规定，它不可能预料到生产实践中发生的一切特殊情况，如设备什么时候发生故障，原料什么时候有变化，天气什么时候潮湿，什么时候干燥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靠我们自己去识别、处理。如果对这些问题“一问三不知”，那就保证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
有了成绩不能自满
要想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就得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打了胜仗找缺点，有了缺点就改进。
今年一月份，我们小组的产量和质量都高于兄弟小组，小组里就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认为“差不多了”，“到顶”了，有的工人还主动把我们的产品拿给厂长看，向厂长介绍我们组的产品如何好。发现这些情况后，我们觉得这是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阻力。为了克服这些思想，召开了小组会，学习了毛主席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一方面研究生产是否好“到顶”了，另一方面就找差距，研究解决办法。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生产永远不会“到顶”，同时找出了我们的不足之处。有的同志检讨说，我很早就发现二组有铅垫垫得牢、垫得平的经验，但是我不肯虚心向人家请教，就在交接班时偷着学，这种做法太不对头了，以后一定虚心学人家的经验。后来，我们几天内就学到了兄弟组的三项先进经验，使我们又前进了一步。
第5版()
专栏：
拧螺丝也大有学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 李从富
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拧螺丝可算是最简单、最平常的事。然而就是干这极简单平常的活儿，我却吃了不少苦头，出了几次洋相。
我在刨床上工作，一般加工的都是小机件，上活卸活的次数频繁，有时半小时之内就上卸几次，因此拧螺丝的活儿就比较多。
刚到工厂，我看到师傅拧螺丝敏捷利索。心想：这活儿用的倒是死劲，谁都干得了。哪知自己干起来，不仅方向反顺弄不清，而且我拧的不是松了，就是紧了，十次有八次要返工，要由师傅重加调整。起初，我觉得师傅有意和我过不去。螺丝拧紧，把加工的活件固定在胎具上，不就得了。为什么我明明拧得紧紧的，却偏要重新拧一次呢？我问师傅：“难道拧螺丝也有那么大的学问吗？”他微微一笑，说：“谈不上什么学问，可拧的松紧得看情况，钢的和铁的不同，大的和小的不同，厚的与薄的不同，安在两头的和安在两侧的不同，粗刨时和精刨时不同，……总之，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这些话，我仍然似懂非懂的，我怪师傅未免故弄玄虚，叫人捉摸不定。
第二周学习《矛盾论》。当我读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心头豁然开朗了，原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内在矛盾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螺丝和固定物之间的松紧组成了一对矛盾。用螺丝来固定机件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因为各种机件的内在根据不同，和螺丝与机件联系的部位不同，而固定的松紧程度也不同，这是矛盾的特殊性。这时，我才开始懂得师傅的话的深刻含义。
从这里，我懂得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道理，懂得了不同质的矛盾，要采用不同的办法去解决。
从道理上懂得到具体的运用，这中间还有一个艰苦的学习和训练的过程。此后，我就留心看师傅拧螺丝的动作，他拧一下，就用塞尺去探一探，用深浅尺去量一量，比比划划，然后定其松紧。上活以前，我就向师傅请教这个活件的脾性，和安在胎具上的部位，依据材料的本质和它的大小厚薄以及与胎具固定方式，预先琢磨一番，决定哪个该松哪个该紧；同时在拧的时候，要统观全局，不仅要看到拧的松紧，而且要看到由于松紧产生的其他现象，最后拧定。有时，自己拧好了，也让师傅“验收”一下。这样，返工率一天天下降了。师傅说：“你找到门道儿了！”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热乎乎的，我想：“可能差不多了！”
可是，旧问题解决了，又冒出新的问题来。
不久，我们突击加工主轴箱，这是我来厂第一次干大活件。我把螺丝死命拧住，这下子满以为拧到了“顶”。师傅问我：“拧好了吗？”我说：“紧到‘顶’了！”当师傅看我手上拿的是个普通扳子时，马上去找来一个套筒，套在扳子上，笑着说：“毕竟没有过门！”他又把螺丝拧了几圈，说：“到‘顶’了吗？”我脸热辣辣地接过扳子，把其余的几个再拧一遍。这时我才知道，拧螺丝的自由，还不属于我，我还要进一步去探索，去掌握它的规律。
这件事，使我懂得：任何事情都有规律，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用什么钥匙开什么锁，才能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