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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
——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
编者按：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同志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天津医学院妇产科教研组主任教授。她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带头参加了农村巡回医疗队。这个医疗队由天津八个医院的十七个成员组成，有中医，有西医，有老年，有青年，有临床各科的人员，也有非临床科、室的人员。他们从今年二月下旬到河北省霸县巡回医疗，历时四个月，到六月底告一段落。这里发表的三封信，是这个医疗队下乡两个多月以后写的。从来信可以看出：这支巡回医疗队深入农村，接触了农村实际，接触了广大贫下中农以后，贫下中农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品质感动了他们，教育了他们，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同贫下中农建立了阶级感情，他们的医疗作风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在农村巡回医疗实践中，这个医疗队的队员们逐步地培养了“急病人之急、痛病人之痛”的感情，增长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有了这样的感情和精神，就容易找到克服各种困难的办法。没有手术室，自己动手改建简易手术室；病人多，病种多，就打破专业界限，互相学习，外科学内科，内科学针灸，医生兼做护士的事，护士学习做医生的事，该中西医配合治疗的病，主动商量，各献所长，等等。总之，只要对病人有利，他们就毫不犹疑地去做。在为农民服务的共同斗争中，医疗队逐步形成一个革命的战斗的集体，他们的许多事迹是很感动人的。这是可贵的实践，可喜的收获。
在当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很需要医务人员，特别是著名的医学专家，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适应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需要，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实际，更好地改造思想，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的健康服务。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在这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医疗队下乡，转瞬已两个多月，有意义的事实在太多，现在给你们写信，真不知从何说起。
离开天津市的第二天，我们就从霸县县城到达巡回医疗的驻地临津公社。当天下午，我们有机会列席公社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和贫协主席座谈会，觉得很不平常。初次和贫下中农见面，显得有些陌生。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我们。我们真恨不得一下就了解他们。
次日，天不作美，七级的西北风好象有意向我们挑战。我们仍按原定计划活动，组成两个小队，分赴公社西北角的叶庄和东面的何庄，进行巡回医疗。在途中，刺骨寒风向我们扑来，脸吹红了，手冻僵了，眼睛睁不开，流着迎风泪，在一脚高、一脚低的坎坷路上行进，真有点身不由主。说真的，这对我们这些刚从城市温室里出来的人，可是一次艰苦的搏斗。不少同志以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来激励自己。有人笑着说：“前面又没有雪山，后面又没有敌人的炮火，顶这点风，又算得了什么。”这样，大家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走完八九里，到达了目的地。
村头，已有成群结队的老乡迎接着我们。贫协头一天已给我们准备了地方，组织了病员。我们进村后很快就开始了工作。临时诊所设在一位贫农家里，土炕就是检查床。大夫们爬上炕头，有的蹲着，有的跪着，给病人进行诊查，显得格外亲切。开始时，各看各科，后来觉得病人多、病种多，我们就自动地打破了科间界限和医护界限，来病人就看。眼科大夫袁佳琴，用她临下乡前现学的口腔科知识，为一位贫协主席进行了牙周炎的处理；一位外科大夫拿出他实习时所学的针灸技术，为这个病人止痛，效果良好。这样，一面在这里集中处理病人，同时，对行动不便的病人，分别上门给他们进行治疗。
一经下乡巡回医疗的实践，城市“高级大夫”有点施展不开了。在农村要单独作战，什么情况和问题也能遇到。有位妇产科大夫去接生，就因为手头没有现成的脐带线给难住了。还是同去的农村接生员提醒了她：“撕条纱布不就得了！”有个孩子被蝎子螫了，来找我们的大夫，大夫就拿不出办法，结果，去请教老乡，才知道涂上点汽油就不痛了。有时我们只能依靠随身带着的农村医士手册作“顾问”，随时翻阅查考。如果遇到问题不能解决，带回来大家研究，互相学习，培养多能的本领。
在农村，针灸疗法，经济简便，解决问题，很受群众欢迎。老实说，过去我们有人对针灸还是将信将疑的，这一下，再用不着别人宣传，都要求学习了。胸科大夫张天惠是带头学习针灸的积极分子，他和大家一起，拜杜宗昌大夫为师，连夜突击。在更多地为农民解除病痛的同一心愿下，真是老师诲人不倦，徒弟好学不厌，忘记了时间，有时学到深夜。在学习中，青年医师李敬海，自愿以身体作“标本”，让大家取穴练针。有的初学，手法不熟，怕加重病人痛苦，便在自己身上试验如何进针，才能减少痛感。精神实在感人。
通过几天来四出巡回医疗的摸索，认为要更好地便利群众就医，需要多设医疗点。因此，经大家研究，我们分成五个组，在当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一组留驻公社，四组分别住到四个中心村的贫下中农家里。这样，既可就地解决群众医疗问题，还可实行“三同”，实现和贫下中农交朋友的愿望。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霸县医院来电话说，有位卧床两年不能行动的先天脊柱骨盆畸形的产妇难产，面临子宫破裂和胎儿死亡的危险，产妇本人不愿动手术。为协助该院解决这一困难，我们当即赶往医院，说服产妇后，剖腹取胎，母子都安全。临别时，产妇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大夫，本来我一听要开膛是害怕的。但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大夫，心才踏实了。没想到孩子和我都安全得救！”是的，群众由衷地信任着“毛主席派来的大夫”。甚至，有的拖了几十年的“病疙瘩”，本想一辈子就“让它去吧”，从不声张，这次，也悄悄地告诉了我们。群众的真情实感一一打动了我们的心弦，激发了我们的阶级感情。我们时刻都在相互督促和思考着，怎么样才能不辜负党的委托和人民的期望！
（二）
上次信中提到，“我们怎么样才能不辜负党的委托和人民的期望”！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实际时刻在考验着我们。
在巡回医疗中，遇到一些明显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人，我们竟觉得无能为力，只能眼瞧着他们痛苦地呻吟着，还得由强壮劳力抬着往县医院送。也有的你劝他去做手术，他却面带难色、无可奈何地对你说：“同志，不行，得花多少钱呀！”这使得我们这些“高级大夫”越来越感到压力。难道我们不能就地给他们解除病痛？但是，在农村随便什么地方就做手术，这又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
在农村条件下敢不敢做手术这个问题，对我们可说是一大难关。从个人得失考虑，如果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怕有失“专家威信”。但更重要的，从病人痛苦着想，面对“只是你们来了，我才想治”的恳切期望，又实在不允许我们不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带着“痛病人之痛”的感情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可真见效：它帮助我们排除了个人杂念，加强了勇气，开动了脑筋；它教导我们把握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的原则，破除迷信，尊重科学，适当地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使我们在困难的物质条件面前当了主人，做出了以前所不敢想象的事情。
条件是由人创造和掌握的。越是条件困难，越需要发挥手和脑的作用。就在一间小土屋里，糊上顶棚和窗户，建立手术室；没有手术台，就架起木板桌。这样经过消毒，作空气培养只有三到五个菌落，可说符合要求。消毒炉是由我们的事务员老宁自己动手垒起的。没有输液架，就用木棍自钉。手术时，洗手也遇到困难。没有自来水、没有酒精桶，我们就用水壶洗手，用碘酒纱布擦手消毒，不放心就多洗几遍，有人因此把手都擦红肿了。准备敷料和消毒器械的任务特别繁重。一有手术，青年护士夜以继日地洗刷蒸煮着。消毒锅压力不足，就延长蒸煮时间。护士忙不过来，化验员小刘插手帮忙。群策群力，克服了种种困难。
在这间土手术室里，我们已做了一百五十多次手术，还做了比较复杂的畸胎瘤摘除术等。经随访，没有发现手术后有感染化脓的现象。同志们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
过去，我们在城市医院里也谈要与工农群众建立阶级感情，可是总觉得空空洞洞，至多谈话不急，态度和气一点就是了。现在，我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贫下中农身边，有时睡同一个炕，吃同一锅饭，在一块地里劳动，听到他们纯朴的呼吸，触及他们勤劳的脉搏，开始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为你服务，可以不惜血汗，毫不计较；而当你为他们做一点好事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恨不得掏出心来。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困难的贫下中农，当你告诉他可以免费给他治病时，他是又感激又过意不去。有的以颤抖的双手捧着药，连说：“这不行，这不行！”有的你免费给他治病，第二次就不来了，怕因此增加国家的负担。好多同志受到感染，觉得这一下自己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已经有了实际内容。
刚接触贫下中农，还觉得脏、还感到别扭、对他们还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现在已知道将心比心，亲近他们，体贴他们。有人可以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捧出自己的被子，给查体或手术的病人垫上、盖上；有人可以不加思索地掏出自己的手绢，给刚出生的婴儿擦去嘴边的血痰；有人可以不顾一切地爬上贫农的炕头，伸出自己的手指，给便秘病人掏挖大便；有人甚至可以毫不吝啬地抽出自己的鲜血，给缺血的阶级兄弟输上……你们看，这在思想感情上是多么大的变化呀！
在这里，我还可以向你们谈一谈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的感受：下乡以来，我觉得自己对治病已远远超过技术上的考虑。这是要为两个病人施行手术的前夕，我一夜也没有睡好，各种各样的问题涌现在我的脑间。是技术上的困难吗？不是，一个是子宫内膜异位症，一个是卵巢囊肿，诊断比较明确，手术也难不倒我。而我想的是，她俩不仅是我的病人，而且还是阶级姊妹：一个是贫协委员，一个是五好社员，她们都很年轻，既要很好地解除她们的病痛，还得要考虑她们的家庭幸福，要周密地设计手术方案，不能浪费她们的一滴血，要一笔一笔地计算医药费用，不能多花她们的一分钱……思来想去，惟恐考虑不周。这不仅在为病人治病，也给自己培养阶级感情。
（三）
和你们临别时，我们曾计算时间，想着什么时候再见。现在我们也在计算时间，觉得下乡的时间太短，农村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大家寻思着能抓紧时间做更多的工作。除巡回医疗外，我们还为生产队培训了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在他们身上，我们寄托了改变农村卫生工作面貌的希望。同时，我们还和农村基层卫生人员进行了密切的接触，想在他们身上多留下一些根子。我们一方面负责定期的学术讲座，讲一些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每人分别有重点地带上几个徒弟，一起巡回医疗，一起处理病人，以便通过实际工作来帮助他们提高。
有两个年轻的妇幼卫生工作人员现在就跟我一起工作。她们学习的热情很高。我也恨不能把她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和盘交下。有一次，我去霸县开会回来，听说跟我的接生员宋义侠到临南接生去了，一天还没有动静。我想可能遇到难题了。虽然，这时已感到疲乏，但觉得这正是帮助她们的机会，不能放过，仍打起精神，拿上胎头吸引器等简单器械赶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产妇滞产，一天还未娩出。小宋焦急地守候着，正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在城市医院里，得在输液输血的准备下才能进行处理。可是，这是在一间暗黑屋子的土炕上，怎样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对我来说也是锻练。没有时间再考虑别的了。我边讲边做着，把酒精纱布消毒会阴的简单步骤和怎样使用胎头吸引器助产的手法，一一告诉了她们。在胎头吸引器的帮助下，胎儿顺利出生了。小宋这才说了话：“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这下好了，救了人，也叫我们学到了办法。”我也松了一口气说：“说实话，我多年没有接生了。特别在这种条件下处理滞产，我还是第一次呢！”
我们和这些农村卫生人员已经交上了朋友，在她们身上学到了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就拿接生员宋义侠来说，她是一个老贫农的女儿，只读过两个月的书，受了十九天的训练。在我们看来，她的操作不“正规”，无菌观念不强，技术并不高明。但是，她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周围村子，一提起宋义侠，没有不知道和不夸奖她的。她已经工作了四五年，没听说因为她的失职而出过事故。我们问她为什么这样热爱这一工作，她只是说：“我心疼她们！”“心疼”两字，道出了这个贫农孩子的阶级感情。这就是她风里来，雨里去，没黑没夜不倦工作的动力。过去，我们是不理解这个的，对这些非“正规”人员是看不上眼的。现在，我们才知道，农民十分需要这样的卫生人员。我们只有尽心帮助她们的责任，而决没有轻视她们的权利。
我们医疗队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着。
我们这个医疗队是由天津八个医院的十七个成员混合组成的，有中医、有西医，有老年、有青年，有临床各科的、也有非临床科室的人。大多数人原来相互并不熟识。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搞好团结？开始时，在我思想上是有一定顾虑的。
下乡后，我们首先在同志间立了一个“规矩”，就是不准大家叫这个书记、那个主任，而一律称呼老张、老俞、小王、小刘……起初大家叫得很不自然。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有的还是我的学生。要是过去，要他们叫我“老俞”，别说他们不敢叫，就是真的叫了，恐怕我还会说他们不尊重我呢！现在，我们都叫习惯了，反而感到亲切无间。
当然，真正同志的关系，并不表现在称呼上，而是表现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相互关怀、相互帮助和团结合作上。
来到临津的第一天，夜里天气突然变冷，党支部书记老张冻醒了。他没顾得上自己，却先想到隔壁睡着的杜老，便把自己身上加盖的那条被子，轻脚轻手地给他盖上了。这把杜老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同志间的相互关怀和影响下，象这样“推衣衣人”的动人事例很多。
现在，顾虑打消了。我们在这个革命集体里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相互间短不了有意见，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每个人自觉要求革命，问题容易解决。特别是服务目标明确，工作同心协力，不分你我。我做妇科手术时，胸科大夫老张就主动要求负责麻醉。党支部书记也总是身临现场撑腰，没有电灯，他就打开手电筒给你照明。一有危重病人，需要观察守候时，值夜班的事你争我抢。谁见困难都不让。如今，在我们之间，事情已很难分这是分内还是分外。医生可以做护士的事，护士也可兼做医生的事。中医西医已成了一家，该吃中药的，我信任你；该吃西药的，你相信我；该中西医配合治疗的，就互相商量，各献所长。看怎样对病人更有利。杜宗昌老中医和苏启桢大夫，就曾长期合作，为一个脑血管溢外、半身不遂、说话不清、卧床已三个多月的老贫农周树林治病。他俩同来同往，在同一个炕上，你在那一头检查，我在这一头针灸，一个多月后，就使这位病人坐起了身子，说清了言语。在这里，没有人计较治好了是谁的功劳，治不好又是谁的责任的问题。正象毛主席所指示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四月底，因为要扩大医疗队的服务面，我们得转移阵地，离开临津公社了。两个多月的相处，我们已和这里的农民群众结下了不解的情谊。临行前夕，有的同志还摸黑一村一村地探望了自己交下的朋友和医治过的病人。有的则赶去为自己心爱的病人换最后的一次药，千叮万嘱地作了交代。有的同志甚至彻夜未睡，思索着贫下中农对我们的热爱和自己所受的教育。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他们把医疗队下乡，当作是党和毛主席“对咱贫下中农的关怀”。
这天早晨，接我们的汽车开到了。许多老乡含泪相视，依依不舍。我们也抑制不住感情，十分激动。但是谁也不知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贫农老大爷才语意深长地喊道：“留不住你们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
现在，我们已来霸县堂二里公社和东段公社开展工作了。但是，贫下中农所嘱咐的“不要忘记我们”的声音，仍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原载《健康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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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医疗技术送到农村
——山东省巡回医疗队海阳第一小队下乡传经记
本报记者 文华 昌春 振中
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们在胶东半岛东部的海阳县，遇到了山东省巡回医疗队海阳分队第一小队。这个由济南六个大医院的八名高级医护人员组成的流动医疗队，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黄海之滨，学习基层医务卫生人员和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运用他们的医疗技术，日日夜夜地为社员的健康服务；同时，把他们的医疗技术知识，撒播在他们所走过的地方。
下乡三个多月来，他们在活动过的两个公社采用开讲座、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向公社卫生院十几名脱离生产的医护人员传授技术；开办过十期短期训练班，为五十多个大队、四百多个生产队培训了五百五十多名不脱离生产的卫生保健人员。
公社第一个“眼科医生”
四月二十二日，眼科病人姜平发再次来到了留格公社卫生院。过去他来过几次，卫生院的医生没有人能治他的病。现在，医士、助产士姜雪雁马上检查出是“睑内翻”，在巡回医疗队帮助建立起来的简易手术室里，为病人作了睑内翻倒睫矫正术。她的老师、山东医学院眼科副教授、济南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许吉生站在一旁，对于这位“徒弟”的手术操作过程感到满意。
明天，医疗队就要离开留格到别的地方去了。今天是医疗队临走前的最后一次眼科手术。这一次是许吉生当助手，让姜雪雁自己操作，从上午八时到下午一时半，姜雪雁在许吉生的帮助和指导下，连续为十三个患“睑内翻”、“泪囊炎”等病的病人作了手术。
姜雪雁学眼科，是最近两个多月来的事。这个贫农的女儿，以前连个普通的砂眼都不会治，经常看到贫下中农患眼病，拖延下去严重了，甚至失明，她非常难过。巡回医疗队来到留格公社以后，她立志学眼科。
眼科专家许吉生看到这里地处沿海，风沙太大，患眼病的人比较多，刚开始几天，门诊病人使他应接不暇。许多病人都是因患砂眼、急性结合膜炎等常见眼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弄伤了眼睛。他觉得，农村公社应该有自己的“眼科医生”。他便把有志学眼科的姜雪雁收作第一个徒弟。
许吉生耐心地从“第一课”讲起。手术前，给她讲解生理、病理关系，手术中结合实际操作讲眼的构造，手术后讲处理办法。
讲授的时候，老师严格要求，从练基本功做起，手把手地教她在实践中锻炼。有一次，姜雪雁给一个病人作小手术，持刀的姿势不对。许吉生接过刀柄，一面示范，一面和蔼地对姜雪雁说：“小姜，记准，眼科手术应该这样持刀！”还有一次，许吉生带姜雪雁作睑下垂悬吊术。手术后，许吉生已走出很远，可是又急急忙忙返回来，找到姜雪雁说：“这个病人应该在手术后第十天拆线”，并把拆线的时间和治疗关系告诉她。许吉生每带姜雪雁作一次手术，都从头到尾，把操作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生怕因要求不严而给病人造成痛苦。医疗队离开留格到大辛家公社以后，许吉生每作一个难度较大的手术，都通知姜雪雁来协助操作，让她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共产党员许吉生不仅把技术教给姜雪雁，还从政治上开导这个青年，向她讲解毛主席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历史意义，要她迅速掌握技术，为贫下中农服务。“严师出高徒”，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姜雪雁就已经会检查当地农村常见的眼病，并能独立操作睑内翻倒睫矫正术、泪囊摘除等九种眼科手术，已经独自为几十个眼病患者动手术治好了病。
在留格公社、大辛家公社，共计有四个医生跟许吉生学眼科。姜雪雁现在已经是留格公社卫生院第一个“眼科医生”。
民兵“卫生班”
一天中午，大辛家公社港北大队的民兵张立堂，在生产队仓库前的石阶上不慎跌倒，右膝着地，发出咔嚓的声音。刚从巡回医疗队举办的卫生员训练班学习回来的民兵卫生班班长刘增起，仔细观察，发现张立堂受伤的右腿没有发生显著的形变，只是呈现微红色。他轻轻地把病人的裤腿卷起，刚卷过膝，只听病人“哎呀！”一声，把身子一缩，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立即联想到济南市第三医院外科主治大夫张景潮曾经讲过骨折的几个特点：骨折后受伤部位不变形，发红，用手轻摸锐疼等。他断定，这不是脱臼，而是骨折。又想起老师交代的对骨折的处理办法，他当机立断，连忙召集附近民兵卫生班的卫生员，迅速组织抢救。
也在巡回医疗队学习过的卫生员刘云敏闻讯赶来，参加抢救。他们按照训练班老师讲的，向附近一户社员家借了一块三尺多长、一尺多宽的薄木板，劈成三条，代替夹板，帮助夹住伤处；又用绳子代替纱布绷带，固住了夹板。做完这些以后，立刻把病人送到医院。整个抢救过程只不过一袋烟的工夫。
港北大队民兵卫生班是前年春季成立的。当时担任卫生员的六个青年都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他们平常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利用业余时间温习初中生理卫生课本，只能救护皮肤擦伤、脱臼等一般小外伤。
四月下旬，山东省巡回医疗队海阳第一小队巡回到大辛家公社，开班训练卫生员，港北民兵连部喜出望外，立即把六名卫生员全部送去学习。经过四天突击训练，他们掌握了外伤包扎、伤口换药、骨折急救、无菌消毒法以及一些内科常见病症的防治知识，有的还学会了针灸。
为了使民兵卫生班的卫生员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五月初，巡回医疗队从各个民兵连挑选了二十七名基础较好的，到公社卫生院进一步培养，由医疗队的医生亲自带领，把着手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救护知识传授给他们。
港北大队民兵连卫生班的卫生员经过学习，从新整顿了内部，按照实际需要，建立了一些制度。六名卫生员象医疗战线上的哨兵，守望在这个黄海之滨的村子里，哪里发现病人，他们就在哪里出现。
教授的“流动课堂”
巡回医疗队的队员们，都是高级医务人员，有两人是山东医学院的副教授。他们下乡以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临时设立“课堂”，开班讲授。
我们走进大辛家一个刚刚开学的训练班教室。一间普通的平房，坐着五十多名脸颊晒得黝黑、身上散发出阵阵泥土气息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儿女，绝大多数是民兵积极分子。过去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进专门的卫生学校，如今，受过毛主席教育的大学教授和高级医生，就在他们面前，穿着和他们一样的布衣服，捧着油印讲义，为他们讲课。
教师们初下乡时还有点书生气，用讲大课的形式来办小型训练班，都想把自己的业务知识，全部倒出来，交给受训的学员。中医大夫从《黄帝内经素问》讲到宋元明清中医的发展，光讲“中医史”，就占去了总教学时数的一半。外科大夫不讲外伤急救，对着只有急救包的农村卫生员大讲城市大医院的四轮“换药车”，学员听得十分无味。后来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得到启发，根据农村的条件和贫下中农的要求，按照当地农村常见的疾病和具体条件，先后经过五次集体修改，把以前成篇成章的议论，改成“什么病用什么药，什么药治什么病”的大众化通俗适用的讲稿。
在他们自编的讲稿中，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眼科等三十九种疾病，每种病都用几百个字写出发病的现象和治疗方法，看起来简单明白，非常方便。五十多种中西医常用成药，写明了效用、服用法，在农村更其适用。
他们还结合农村生产季节，对于一些容易发生的疾病，提出预防和治疗的办法。如麦收快到了，许吉生大夫特地向学员们讲了被麦芒刺伤角膜，致成角膜溃疡的防治办法。夏季天热，农民下田时间多了，饮食需要当心，沈元津副教授专门讲了有关痢疾、细菌性食物中毒、拉肚子等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巡回医疗队活动的地区是在沿海，解放后，美蒋武装匪特曾三次在这里偷渡登陆，被我英勇机智的民兵及时发现，配合边防部队把三股敌人全部歼灭。民兵英勇斗争的传统，感动了医疗队的成员，他们专门为民兵卫生员安排了一部分外伤急救的内容，热情地把救护技术传授给民兵们。教师尽力引导民兵卫生员们想到最困难的情况，从最坏处着想，就地取材，使用各种各样的代用品。例如没有消毒药物，就用蒸、煮、晒等办法来处理；纱布绷带用完了，找普通的布条，消毒代用；遇到骨折，如果找不到合乎规定的夹板，可以找普通木板、木棍、硬纸代用，等等。
课堂上讲过了，课外又带着学员实习，通过实践，进一步把讲课具体化。针灸大夫冯延祯，讲过针灸后，当场让学员们实习，先让学员在自己的手上找穴位，扎针，然后指导学员们相互找穴位扎针练习，让他们掌握了这门技术，回去为社员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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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亲们传颂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三月下旬的一天，姚庄的一位贫农妇女领着他的儿子吕金栋来到了天津农村巡回医疗队的住处。吕金栋今年十八岁了，从他离开母体的时候，尾骨部就生长着一个畸胎瘤。随着人的发育生长，瘤子越长越大，如今已经象人的脑袋一般大。在炎热的夏天，它常常溃烂得又臭又脏，给吕金栋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有人或许要问，为什么不早治呢？他的母亲向医疗队的队员们介绍了这么一段历史。
还在吕金栋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曾经四处为他求医治疗。到北京、天津去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后来，他们听说胜芳有个外国医生，医术高明，就去求他治疗。谁知这个外国“名医”的回答是：“把你的孩子带回去，给点好的吃，让他等死吧！”听了这话，他们凉了半截，认为没法治了，只好让孩子“等死”。吕金栋就这样被病痛折磨了整整十八年。
最近，天津市农村巡回医疗队来到霸县。他们听说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心里唤起了希望。
医疗队员们听了吕金栋母亲的叙述，内心都充满了对阶级弟兄的同情。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动手术切除这个瘤子吗？原来他们刚下乡时没有手术室，就自己动手把一间土房收拾干净，用纸张裱糊好，当作简陋的小手术室。在这样的手术室里作这么大的手术，万一出了意外怎办？但是，当他们看到肿瘤给这个阶级弟兄带来的痛苦时，强烈的阶级感情驱使他们不能让病人失望地回去，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坚决要把阶级弟兄身上的瘤子摘掉！大夫们经过细致的诊查，决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打破惯例，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安全施行肿瘤切除手术。
在他们自己动手裱糊的那间简陋的小手术室里，切除手术开始了。大夫们紧张而又沉着，小心翼翼地切开肿瘤……正在手术紧张进行的关键时刻，突然需要马上输血。化验员刘世贵毫不犹疑地站出来，要为自己的阶级弟兄献出血液。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紧张战斗，他们顺利地摘掉了长在吕金栋身上十八年的大瘤子。这位“等死”的孩子把“死神”给甩掉了！
这个喜讯象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吕金栋的妈妈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吕金栋的爸爸要他永远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感谢医疗队的同志们。乡亲们互相传颂着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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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事当前，先替谁打算
晋中第一医疗队队员
晋中专区人民医院外科医师 郭统珍
二月中旬，我们医院遵照上级领导指示，抽出妇科主治医师丘嘉琳、内科大夫黄国镇和我，前往昔阳进行巡回医疗，并特地去大寨大队，为英雄的大寨人普查身体，治疗疾病。
医疗队到了大寨之后，上下午为老弱儿童检查，利用早午晚吃饭时间为青壮劳力检查。
在检查身体的过程中，接连发现了几例扁桃腺炎，其中有一位社员恳切地说：“这种疙瘩经常肿，一闹几天不能劳动，大夫们能不能给咱治一治？”当时我想的是，这种病只有手术才能彻底根除；这种手术在医院里做过不少，可是，现在是在大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来参观，弄不好出个事故怎么得了！咱来大寨只住几天，何必担这个风险呢。于是，便给他解释说：“这种病叫扁桃腺炎，它会引起许多疾病，最好是手术割掉。但这种手术要去阳泉医院才能做。”这位社员说：“阳泉我去过呀！医生说要等消了炎才能动手术，手术后还得住院，劳动这么紧张，咱耽误不起这工夫。”他又说：“你们就不能给咱在这儿做吗？”我说：“这里没有设备不敢做呀。”就这样把病人推走了。可是，接着又发现几例，有的已经引起了关节炎、心脏病等其它疾病。这样一来，我的思想又活动起来啦。
晚上，结束工作已是十二点多钟了，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这几例扁桃腺炎的确应该尽快手术治疗，而且从技术上、人力上来看，都没有问题，可是，这设备条件——没有敷料，没有消毒单子，没有洗手池，没有吸吮器，没有手术台，更没有暗室，器械也只带着五件，这怎么成呢？干吧，不怕一万，单怕万一，万一捅下个漏子怎么办？不干吧，这是大寨人的要求，组织上派我来干什么的，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是人民医生，医生不为病人解除痛苦，象什么医生？这时候，突然想起在机关学习《纪念白求恩》一文时的情景：当时，自己的确深为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所感动，曾经以激动的心情表示，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力争做一个白求恩式的人民医生。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这不正好是对我说的吗？平时看得再多，背得再熟，说得再漂亮好听，一碰到实际问题就不是那样。我越想越惭愧，弄得一晚上也没闭上眼睛。
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通知病人，让他们清早不要吃饭，上午就作手术。患者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们可真是白求恩式的医生啊。”吃罢早饭，我一边消毒器械，一边洗手。医疗队的同志们都紧张工作。没有手术衣，就用工作服代替；没有吸吮器，就用注射器代替；没有手术台，找把椅子放在窗台下，让患者头枕窗台……。一切准备妥当，手术开始了。起初我的心情实在有点紧张，但一看患者，他却心不慌张，脸不变色，神情十分坦然。大寨人术前不害怕，术中不叫苦的硬骨头精神，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只用了十二分钟时间，第一个手术就顺利地做完了。接着我们一口气又做了四个手术，都很顺利。
医疗队在英雄的大寨只住了七天，回到县城以后，领导同志要我们每个人都总结一下到大寨巡回医疗的心得体会。在总结过程中，我体会最深刻的一点是：一事当前，先替谁打算，是替自己，还是替别人，这是对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最直接、最实际、最具体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