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亚非诗选

一支黑色的歌
  〔刚果〕勒德姆·斯图维诺一曲黑色的歌,越过山水重重,深入赤道的深处,这里有密密的森林,这里有炎日的日影。当战鼓冬冬响起,惊醒了殖民者的迷梦。啊,这支歌黑得象黑檀木一样,黑得象写它的诗人一样,可是,它象晴天霹雳伴着春天画眉的鸣唱,发出激情的音响,荡漾在四面八方。殖民者在悲叹,火线上在怒吼;电光闪闪,刀枪在手。神出鬼没的人民要铲除暴虐的贼寇,要砍去遍布家乡的肿瘤!歌声暂歇,雷声又起,千万人的心胸随着雷鸣跳动,痛苦燃起了复仇的火焰,愤怒染遍了黑色的面孔。欢呼:光荣属于自由!我们世代渴望自由;自由,不分黑白,可是整个奴役的历史却是这样残酷无情!比起漫漫的黑夜,它还要阴暗千层!一个个英雄沐血牺牲,在死亡和灾难里,一个新的自由世纪正在形成。透过孩子晶莹的泪珠,闪烁着一片光明——渴望自由的人们看到了黎明!啊,黑人弟兄,请接受我的忠言:相信黑色的星辰,她会医治你的疮伤她将履行她的诺言——带来面包和自由!
〔灵 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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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亚非诗选

  我站立在这儿
  〔加纳〕迈克尔·戴依—阿南我坚强有力,我不可战胜,我站立在这儿,站立在时间的十字路口。明亮的火焰啊!新的纪元啊!那些曾经压迫过我的人,永远化成了灰烬。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蹂躏着我,但是我勇敢,我不可战胜,我站立在这儿,我在斗争中壮大,在劳动中变得聪慧,我挺起胸膛,谁也不能把我征服。我站立在这儿,谁也不能再把我变成奴隶:无论什么样的锁链,无论什么样的重轭,都禁锢不住我的力量。我是非洲的不可战胜的
儿子,我是永不屈服的精神,我是一颗真诚的心,我站立在这儿,闪耀着黑色的美丽的光辉。
〔戈宝权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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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红星永远放射光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军区鞍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邱大兴
五月份的日历只剩下了最后一张。再过几个小时,国务院关于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军服样式的决定就要开始实行了。在灯下,我取出针和线,把闪闪发光的全红五角星帽徽,端端正正地嵌在解放帽上;把鲜红的领章,整整齐齐地钉在军服领子上。对着镜子,我目不暇顾地端相着这新的——不,这熟悉的帽徽和领章,只觉一股热流暖遍全身。
晚风轻轻吹进屋来。从楼窗望去,群星闪烁,万里无云。此时,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了三十多年前……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初夏,我的家乡——川陕边区万源县正是细雨绵绵的季节。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大竹河乡的一千多名赤卫队员,全部转为正式的中国工农红军了。当时,我只有十四岁,还是个小鬼,被分配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一个团的司号排当司号员。到达部队的当天,我就领到了一身手缝的灰色军服和一顶八角帽。这身早已想望的军服,虽然穿起来显得过于肥大了些,可这是为穷人办事的革命军队的军服,有什么比它更好看的呢?我高兴极了。
可是,没过多大工夫,我看到每一位老同志的八角帽上,都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神气极了!老同志们说,这红五角星是党的象征,是革命的象征!就连党旗上都有这样的红星呢!可是,这样一颗重要的红星我却没有。没有红星,怎么算得当了正式红军呢?我正暗暗焦急,比我稍大几岁的同班老战士张标启,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粗糙的土纸订成的学习本,从里边取出一颗压得扁扁正正的、用粗红毡剪成的五角星:“喏,送给你。”我激动地双手接过这颗闪光的红五角星,革命的深情、同志的友爱就象烈火暖遍全身。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正灭绝人性地想把我们卡死,对红军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经济封锁,部队供给十分困难。可是再困难,难不倒红军战士一往直前的革命意志;再困难,红军战士不能不戴革命的红五角星!那时的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连肥皂、牙粉都舍不得用,却把为数极少的津贴费积攒起来,设法买来一点点红布,精心地做成红星帽徽。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有时连红布也买不到,大家就买来些白布,设法涂上一层红颜色,也一定要做成红星帽徽。张标启同志送给我的那颗红五角星,就是他在湖北时趁战斗间隙亲手做成,带在身旁辗转数千里,精心保存下来的。
这是一颗多么珍贵的红星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端端正正地嵌在八角军帽上。以后,我也学着老同志的样子,每当经过一段风吹雨淋、日晒汗浸的战斗行军之后,就把它轻轻地取下来,重涂上一层鲜红的颜色,晒干、压平,然后再端端正正地嵌在军帽上。这是一颗永不褪色的红星啊!是它,在强大的阶级敌人前后围攻的艰难情况下,给了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勇气!是它,在长征途上爬雪山、过草地那极端困苦的日子里,给了我们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心!
我戴上第二颗红五角星帽徽,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那是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和毛主席亲自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以后不久,在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山城堡一战,消灭敌军万余人。就是在这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颗用几层布粘起来的硬胎红五角星。
这是一颗象征着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红星!是团结的红星,胜利的红星,革命的红星!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从五湖四海,朝着红星走到一起来了!红星,把英雄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的心紧紧连在一起;红星,使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鱼水相亲,血肉相连!我们心里怀着这颗红星,在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在反击美蒋反动派反动镇压的自卫战争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五角红星的光辉最后照亮了六亿神州!
时钟敲过了十二响,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这个古田会议优良革命传统重新焕发灿烂光辉的日子来到了!此时,鞍钢的铁流把宁静的钢城夜空映得通红。我整理好佩带着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的军服,凭窗遥望着北京的方向,那里,有一颗最大、最亮、最灿烂的红星!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是您,亲手缔造了我们这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是您,亲手培育了我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光荣传统!是您,亲自给我们制订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是您,今天又及时给我们指明了向着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道路奋勇前进的路途!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啊!在这革命的日子,您的忠诚战士在钢城向您庄严宣誓: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永远高举您的旗帜,永远听从您的指示!沿着您指出的方向,为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翻身解放,为着共产主义未来,永远革命,彻底革命!让革命红星,永远放射灿烂的光辉!
〔千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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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夜城》歪曲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各地报刊评论综述
影片《不夜城》上映以后,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应。半月以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首都及其他地方报刊,相继发表评论文章,对影片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宣扬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现将其中的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给资本家贴金
影片《不夜城》宣传资本家不是剥削起家,而是“勤劳起家”的。广大观众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在旧社会被剥削的血迹斑斑的事实,驳斥了这种荒谬论调。
工人郑楚华在《一棵歌颂资本家的毒草》一文中说:“我十四岁就当学徒……熬过三年学徒期以后,一个月的收入才六斗米价。六斗米价要担负起沉重的家庭负担,试问,怎么能节约出‘资本’来开店开厂?俗话说:‘若要发,穷人头上刮’。资本家的发家,都是从我们身上刮去的血浆。工人的血汗,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家发家的真正来源。所谓辛劳发家,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话。”
史改之在《张耀堂绝非“勤俭起家”》一文中以同影片中的大光明染织厂十分相似的华丰染织厂的发家史为例,揭穿了“勤俭起家”的谎话。华丰染织厂的资本家,原是个学徒,后来飞黄腾达,成为一个拥有三百万家私的富翁。如果他不剥削,每月靠二十元收入,即使不吃不穿,一钱不花,也要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年才积累得起来,而他却只花了二十年。史改之说:“事实证明,他的资本来自对小生产者的掠夺,来自对工人的压榨,来自对广大消费者的欺骗,没有一分钱不是剥削得来的。而和他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张耀堂,又怎么会是勤俭起家的呢?”
影片不仅以“勤俭起家”为资本家贴金,还把张伯韩描写成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勾结、也没有妥协性的反帝爱国的“英雄”。对于这一点,广大观众也表示强烈的异议。
杨姣明在《〈不夜城〉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一文中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性是有条件的,当爱国不但不影响他们的私利,而且可以赚大钱时,他们的爱国是可以有所表现的;反之,就可能采取动摇妥协的态度,甚至背叛革命。影片表现张伯韩的爱国性,恰恰离开了他的阶级本性;同时拔高了他爱国的一面,掩盖了他动摇妥协的一面。
工人范以德在《恶毒的手法》一文中说:在解放前,民族资产阶级也常常遭到伪官吏的勒索。但当工人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更普遍、更本质的现象是他们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工人。编导者撇开这一点不写,却有意把伪警备司令部的无理敲诈和工人的合理斗争?在一起,使张伯韩受到“两面夹攻”,这不是抹煞资本家和国民党的联系勾结,给资本家抹粉又是什么呢?
在工人脸上抹灰
影片《不夜城》竭力给资本家贴金,却尽往工人脸上抹灰,对此广大群众表示极大的愤慨。
贺海金在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说:电影里写解放以前工人阶级斗争的只有一处,可这一处还被糟蹋得不象样子。几个工人代表无精打彩地坐在资本家的办公室里;外面老瞿头披个麻袋片和一群工人站在雪地里,凄凄惨惨的,哪有个斗争的气势!
工人田桂珍在《不许给工人脸上抹灰》一文中说:“电影《不夜城》里的工人没有一点主人翁的样子,听任资本家的摆布。就拿资本家要加速运转来说,这明明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不顾工人死活……银弟明知道这样做不安全,可资本家一反攻,她的腿就软了,就按资本家的话去做了。这是对资产阶级的投降,是丧失立场!”
作家草明在《〈不夜城〉是为谁拍摄的?》一文中说:瞿海生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竟慷工人阶级之慨,在资产阶级面前送礼:把阶级大仇说成是个人私仇,把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迫害降低为个人的恩怨。瞿海生的这一行为,实际上意味着背叛。”因此,“在编导者的笔下,与其说瞿海生是党的干部,不如说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和辩护士更恰当一些。”
歪曲和平改造政策和
五反斗争
广大观众根据党的政策和自己亲身的斗争经历,纷纷指出:影片在表现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严重地歪曲了党的政策和当时的斗争实际。
杨姣明在《〈不夜城〉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一文中指出:五反运动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一场激烈的斗争,可是影片根本没有反映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整部影片只写了资本家一处“五毒”行为,即张伯韩按小厂成本,提高政府加工订货的价格。就是这一点不良行为,编导者也把它写成是张伯韩为了照顾小厂利益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张志远等在《是斗争,还是乞求?》一文中说:“‘五反’运动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可是,在影片里,“资本家完全不用斗争,就在资本家的组织——同业公会中,‘自动坦白’了。工人呢……就是几个工会委员到资本家家里去,坐在豪华的客厅里,轻言细语,和平谈判。这哪里有一点点斗争的威势,哪里有一点点领导阶级的气派?完全是乞求、妥协、投降!”
单原在《不能容忍的歪曲》一文中说:在影片里,“五反”斗争的结果如何呢?资产阶级分子毫不悔罪,一个养花,一个玩牌,逍遥自在,而工人代表竟登门求见!我们要问:这场斗争到底是谁胜利了呢?难道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让资本家拿出一点“退、补、罚”的钱来吗?
教师陈漱渝、苏厚汾在《对〈不夜城〉的两点批评》一文中说:资产阶级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中,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了绝对优势。影片却抛开了这一点,把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写成是超阶级的“骨肉之情”,老瞿和瞿海生的人性感化,资本家的“内心忏悔”和“良心发现”,这是完全错误的。
评论家李健吾在《归根结蒂是立场问题》一文中也指出:“强调父女之爱和良心,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作家的惯技,实在陈腐不堪。……可是历史却残酷地揭破了这套拙劣的戏法。事实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是没有相通的感情的。”
关于影片的结尾,许多文章纷纷指出它是一幅“合二为一”的图画。影片通过资本家们热烈欢庆公私合营、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场面,以及张文琤重新投入父母怀抱的大团圆结局,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完全解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已不存在,阶级斗争从此熄灭,工人阶级毋须再提高警惕、进行斗争、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此外,许多文章还指出影片美化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歪曲了团组织和青年团员的形象。
关于影片《不夜城》的讨论,目前正在继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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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奏〔木刻〕 战士 徐华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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