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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阳县的县社干部提供了到基层做好工作的经验
突出政治提高干部社员的思想觉悟
发展生产必须由干部社员当家作主
编者按：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干部深入基层，加强领导。到基层去工作的干部怎样实现正确的领导，怎样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在河北省高阳县旧城公社旧城大队蹲点的干部的做法是：到生产队以后，既不是代替队里的干部，伸开手什么都抓；也不是仅仅做一个“观察员”，不做什么具体工作。而是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越高，革命干劲就越大，办法也就越多，在工作中和生产上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这样做，并不是对于生产活动和技术措施撒手不管。思想政治工作是结合生产活动进行的，离开这些具体活动，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难做得深入，也不容易收到实效。从上级机关来的干部，一般地说对外地的新技术、新经验了解得多一些；凡是适宜在当地推广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传播。但在推广的过程中，要尊重生产队应有的民主权利，哪些办、哪些不办，哪些先办、哪些后办，哪些多办、哪些少办，都要由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即使确是适合当地当时的条件的，也不能不看群众接受的程度，勉强大家去做；而要做好思想工作，发动干部和群众自己来做。这样，既做到了领导群众前进，又做到了由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当家作主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这样，干部和社员就会感到上级派来的干部帮助具体，办事顺心。心顺了，劲就上来了，生产就搞得好。
到基层去做好工作的经验，全国各地都有。希望各地到基层工作的同志们也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以便交流经验，进一步做好基层工作。
本报讯 记者王焴长报道：县、社干部到生产队去蹲点，采取什么样的领导方法，才能推动生产高潮不断向前发展？河北省高阳县旧城公社旧城大队的社员和干部称赞了在他们队里蹲点的干部的做法。在这里蹲点的干部既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又注意事事由生产队的社员和干部当家作主。
旧城大队靠近白洋淀，全大队六千多亩耕地，大部分是盐碱洼地。土质坏，生产差，各生产队的家底都很薄。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连遭严重的洪水和内涝，产量不高。为了帮助这个大队克服困难，改变落后面貌，今年春天县和公社派了几名干部到这个大队蹲点。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这个大队开始变了，各项工作都生气勃勃。
在改变生产面貌的过程中，蹲点的干部处处注意发扬生产民主。
老贫农姚树芬大爷说：“办啥事都得要人们顺心，心顺了，劲就上来了。”大伙儿都很同意他这个意见。他们说：今年，县里和公社派来蹲点的五个干部来了以后，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学习大寨大队的经验，找生产“上不去”的原因。这么一学一找，大家心里就亮堂了：“过去俺们生产上不去，是给那碱疙瘩吓住了。”“大寨人能治山治水，俺们也要治这碱地。一下活不了，俺们就学愚公的办法，一块块地治，治一块就少一块，非把它治了不可。”……
就这样，这个大队各生产队，订出了改造碱地、改种抗碱防涝作物的增产计划，掀起了夺取今年农业增产的生产高潮。社员说：“这个计划是俺们民主讨论订出来的，哪块地种什么都是因地制宜的。”“我们清楚地知道，照这样种，种一分就能收一分，大伙信心足，劲头就大了！”他们认为，上面来的干部，最要紧的是抓思想工作，通过思想工作推动生产，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至于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让生产队的社员和干部自己当家作主。
蹲点干部要发扬生产民主，是不是就不能抓生产活动、技术措施呢？那也不是的。这里的社员认为：上面来的干部对各地的新技术、新经验知道得多，应当领导生产。怎样才能做到正确领导生产，同时又充分发挥社员群众和生产队干部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呢？他们认为今年在这个大队蹲点的干部，有些作法就很好。
蹲点干部要善于听取社员的不同意见，进行具体分析，弄清楚自己的意见错了就勇于改正。第十七队副队长齐连对在他们队蹲点的公社党委代理书记董木森处理的几件事就很满意。这个队村东有片碱地，要起高垫洼。董木森根据外地的经验，认为平整土地要越平越好，要求这个队把土耙平。这个意见老农齐烟景不同意，说他是“瞎指挥”。董木森知道了，就找齐烟景问明原因，又征询其他社员的意见。大伙儿都说：“碱地有坷垃返碱慢。耙子把坷垃打碎了，土平泥细，返碱快，你的办法行不通。”董木森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照大伙的意见办。
正确的意见大多数人不同意时，也不要勉强去做，而要多方听取意见，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同意；然后针对这些思想去做工作，直到思想通了，愿意干了，再实行。大家都认为这也是让生产队社员、干部当家作主。他们谈到今年修台田的情况。开始，蹲点的干部提出修台田治碱排涝，很多社员都怕翻出生土盖在台田面上不拿苗，不愿干。蹲点的干部虽然知道修台田是成功的经验，仍然没有勉强群众去照办，他们找社员们座谈，让大伙讨论。经过讨论，大伙思想通了，几天工夫就修了九十多亩台田，还主动挤出时间，赶拉沙子盖土压碱。他们说：办法再好，俺们不明白，干起来就不顺心。明白了，不叫干俺也要干！
对于提出来群众就同意的主张，也不能简单从事，最好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从多方面考虑利弊，充分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这个大队地势低洼，经常发生洪水和涝灾。县里和公社来的干部建议他们多种大高粱。社员们知道大高粱抗碱抗涝，可以稳产保收，大都同意由去年的一千亩扩大为三千亩。蹲点干部让大家再讨论一番，结果发现：还有一些人对治碱缺乏信心；有的人不愿吃高粱。于是，就抓住这些活思想，在社员中进一步作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激发起群众改造低产面貌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帮助解决改造碱地的困难问题。开沟、挖渠，修台田、作畦田，虽然是大伙儿同意的，但是把劳动力一安排就发现了困难：劳动力不足，原因是这里的女劳力出工少。在这里蹲点的公社妇女主任彭志辉就发动她们建立临时互助托儿组，使大部分妇女劳力能参加劳动。
旧城大队的贫农下中农社员和生产队干部，对于蹲点的干部既发挥了领导作用又尊重了生产队的权利，一再赞扬。他们说：这样，大伙儿干起来既顺心，又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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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青团中央要求各级团组织
广泛组织青少年参加军事体育活动
新华社十三日讯 共青团中央最近要求各级团组织在青少年中广泛地开展军事体育活动，让他们从思想上、体质上和本领上做好保卫祖国的准备，养成不怕困难，能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
团中央要求，要在过去群众性的军事体育活动的基础上，在青年中开展射击活动，使青年练出一手好枪法；开展游泳活动，使青年练出一身顶得住风浪急流的好水性；开展防空教育活动，使青年学会必要的防空知识和技术；开展投掷活动，使青年练出一只“铁胳臂”；开展登山活动，使青年练好爬山越岭的本领；开展通讯联络活动，使青年成为能够联络得上的“通讯兵”；开展军事野营活动，使青年更好地适应野外军事生活；开展越野赛跑活动，使青年练出两条“飞毛腿”；开展攀登活动，使青年掌握通过障碍的技能；开展练习刀、枪、剑、棍、长拳、擒拿等活动，使青年学会短打的真本领。还要提倡滑雪、救护、骑马、射箭、划船、跳绳、打秋千等活动。
上述活动，基本上也适用于少年儿童，但必须注意照顾他们的特点，不要象对青年一样的要求。可以着重提倡军事游戏、队列操练、游泳、登山、攀登、通讯、射击等活动项目。
这些要求是共青团中央在五月五日发出的在青少年中广泛地开展军事体育活动的工作要点中提出的。
这个要点指出，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必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认真做好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伟大战略思想，把青年武装起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
要点要求，在开展群众性的军事体育活动时，要启发群众的自觉性，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展开；要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由一项到多项，由人少到人多，由简单到复杂，区别不同对象，不要一律要求；要注意劳逸结合；要面向青年，扎根基层，不论日常活动和组织竞赛，都要着眼于多数人；要实行劳武结合，生产不忘练武，练武促进生产；各种锻炼和竞赛活动，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非业余时间不要集中进行训练；要贯彻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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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告
一切机关团体和出版部门绘制各种地图，应一律按照我国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的有关规定，标绘边界线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告，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告
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同缅甸联邦、尼泊尔王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阿富汗王国等邻国，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本着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划定了我国同这些国家间的边界线，并分别签订了相应的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我国一切机关、团体和出版部门绘制的各种地图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这些国家间的边界线，应一律按照上述条约或协定的有关规定标绘。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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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二、头可断，志不可夺！
就在巴西反动军事政变发生以后的第二天——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夜间十一时半，里约市东部参议员维尔盖鲁大街一座二十一层大楼的第十七层公寓——新华社巴西分社，也无端地被武装军警包围了。
这时，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工作人员鞠庆东，以及临时住在新华社巴西分社的我贸易工作人员马耀增和苏子平，在发现他们被包围以后，一直留在公寓中，静观事态发展，镇定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
“叮铃……叮铃……”深夜两点多钟，一阵叫门的紧促电铃声响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巴西警察从外面向公寓里打来电话，威逼我们的同志立即开门。我们的同志接过电话，理直气壮地责问对方：“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奉命来抓你们的！”对方回答。
“现在是深夜，我们不开门。要抓，明天再来。”
“不开我们就砸！”
“那就请便吧！”我们的同志放下电话，再也不去理睬敌人。同志们想：你们砸吧！只要你们砸，就会惊动左邻右舍。你们企图秘密绑架我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
黎明即将来临。敌人迫不及待。他们终于用枪托，用铁棍，砰砰硼硼一阵乱砸，把公寓的前后门全部砸烂，破门而入。这时是四月三日凌晨。
当警察和特务们端着冲锋枪，杀气腾腾地冲进公寓时，我们的同志刚刚刮了胡子，洗了澡，换上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每个人都非常镇静。
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特务闯进公寓之后，不出示任何证件，不出示逮捕证，立即用冲锋枪托，用裹着橡皮的钢筋警棍，疯狂拷打王唯真、鞠庆东、马耀增和苏子平四位同志。当场，有的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满身伤痕。警察和特务们一面极其凶残地殴打我们的同志，一面翻箱倒柜，进行非法搜查，并且争先恐后地抢劫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衬衣和领带等物品。巴西当局事后也公开承认，他们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的“罪证”。
对于敌人这种法西斯暴行，我们的同志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于是，敌人把子弹顶上枪膛，强迫同志们脸朝墙壁，歇斯底里地吼叫：“举起手来，我们奉命立刻就地全部枪毙你们！”
敌人真敢下毒手吗？我们的同志仍然神情自若，面无惧色。他们想：如果敌人真下毒手，最多不过一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死，也决不背对敌人的枪口，决不低头。他们猛地车转身来，扒开上衣，露出胸膛，横眉怒目，面对敌人的枪口。王唯真同志压住满腔怒火，无所畏惧地对敌人说：“有胆量，你们就开枪吧！”
凶恶的警察，一枪托把王唯真打倒在地上。皮棍、枪托、拳头，接连落在他身上，当场打得他几乎昏了过去。
当王唯真、马耀增、苏子平和鞠庆东四位同志被抓到当地警察局以后，住在另一个公寓中的我贸易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治、宋贵宝和张宝生五位同志，也被非法逮捕了。在警察局里，王耀庭等五位同志，看到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打得伤痕斑斑，心里难过极了。他们当时的处境虽然也很险恶，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唯真等四位同志的安危：“敌人究竟对他们还会下怎样的毒手呢？”他们短促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轮流注意敌人的行动；如果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强行带走，就要冲上去同他们抱成一团，臂挽臂地冲出警察局，到大街上去向巴西人民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想：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九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死，九个人也要死在一起。从被捕的头一天开始，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士的阶级感情，就把我九位同志团结得象一个钢铁般的巨人。
在警察局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敌人又对我九位同志施加更残暴的毒刑，妄想从他们身上逼出“口供”，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阴谋效劳。警察和特务们，当着信奉天主教的巴西女工的面，硬把同志们的衣服全部剥光，让他们一丝不挂地站着。有些同志被罚站达十三个小时之久。敌人还强迫我们的同志右臂平举，手托重物，谁要是有点支持不住，特务们便拳打脚踢，甚至用通红的香烟头烧他，用皮鞋踩他的脚趾。有的同志脚趾被踩出血来，有的脚指甲都被踩掉了。
随后，敌人把鞠庆东同志拖进了一间又小又黑的屋子。刚开门，一股霉腐味和血腥气迎面扑来。四个便衣特务，端着冲锋枪，对准鞠庆东同志的头。一个特务，拿着把尖刀在他的肚子上来回比划。敌人的威吓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特务们越发地恼火了。他们用铁棍、枪托和警棒打他，用脚踢他，用双手掐他的喉咙。几个特务轮番踩他的腹部，把他的粪便都给踩出来了。鞠庆东同志始终坚强如钢，不断高声抗议敌人的暴行。
敌人的严刑拷打被我们的同志顶住了。但是，一场更严重的斗争，紧接着又开始了。
四月四日，九位同志被捕的第二天，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志们被捕后，遭受了毒打，一天没有吃饭，又被关在地板上连一根稻草都没有的牢房里。他们腹中饥饿，遍身疼痛，胸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心里思念着亲爱的祖国。这时候，牢房的铁锁突然响了。狱中警察把他们带出牢门，领进了一间办公室。
一个身穿便服被人们称做“将军”的人，秃顶，五十多岁，满脸横肉，带着两名翻译和一批打手，闯进房间。他先假惺惺地向我们的同志问好，接着便带着满脸奸诈，皮笑肉不笑地说：“先生们，台湾很器重诸位。我们已作出决定，准备好了飞机，下星期一（四月六日）送诸位到台湾。”
这是一个严重的绑架阴谋。面对这个阴谋，九位同志毅然决然，一齐涌到“将军”的面前，异口同声地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宁可死在巴西，决不去台湾。我们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如果你们定要硬干，就只能把我们的尸体送去台湾，而送不去一个活人！”
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刹时间闪现在我九位同志的眼前。同志们决定用生命来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当场一致宣布：立即集体绝食，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九位同志举起九个拳头，义愤填膺地高呼：“坚决反对政治迫害！”
“坚决抗议绑架阴谋！”
“头可断，志不可夺！”
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九个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竟然给予他们如此坚决有力的回击。这时，那位“将军”被吓呆了，连连摆手，命令他的下属说：“赶快把他们带回牢房去，带回牢房去！”
敌人是残暴的，但也是虚弱的。四月六日下午，在我九位同志坚持绝食两天以后，巴西当局终于被迫接受我们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当众宣布取消绑架他们去台湾的阴谋。
（本节完，全文未完。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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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按照经济区域而不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商业机构，组织商品流通，是组织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有利于加速商品流转，便利群众购买，降低流通费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近两年来，各地商业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有些地区已经在部分行业中调整了批发机构，有相当数量的商品实行了直线运输、跨区供应，并且在地区之间建立了合理的经济联系。广西按经济区域组织食盐供应，福州组织生猪、禽蛋跨区、跨县交售，都是比较成功的经验。
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全面地、系统地实行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里面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需要加强领导，积极而有步骤地解决。现在，许多地方正在试点总结经验，我们希望根据实际体会提出自己的看法。
广西怎样按经济区域组织食盐供应
广西盐业公司实现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改革后，经营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职工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四；利润增加了十倍多；运力节约达一百一十七万多吨公里。食盐经营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
广西僮族自治区的食盐经营，过去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一般做法，是由盐业部门批发给各县食品杂货公司，再由食品杂货公司转批发给基层供销社卖给消费者。这样的流通渠道，机构重叠，经营环节多，因而造成费用高，运距长，浪费大。一九六三年初，自治区有关部门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后，为了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决定在交通沿线设立二十个盐业批发站和十五个分销处或盐仓，负责组织跨专区、跨县的调拨供应，由盐业批发站和分销处直接向基层供销社供货，不再经过县食品杂货公司这个中间环节。
改革方案一提出，大部分人坚决支持，但也有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和反对。例如，一部分经营盐业赚钱的县食品杂货公司，不同意取消食品杂货公司这道中间环节；相反的，亏本的就支持这个方案。在盐业系统的职工中，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工作对象是四个市和六个专区，改革后要直接管理二十个批发单位，工作量增加了，因此主张仍按常规办事。一些县城附近的供销社，怕和盐业批发站直接挂钩后，由于是按计划调拨，会增加库存，占用资金；尽管这个改革对他们有降低进货成本的好处，仍然是不积极的。
自治区盐业公司在摸清楚了各方面的反映以后，觉得要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关键在于必须先反掉形形色色的本位主义思想。他们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向有关部门的职工反复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在提高职工思想认识的同时，又揭露了按老办法供应食盐造成浪费和损失的事实。如由县食品杂货公司中转，食品杂货公司单是经营食盐这一种商品，每月就多使用二百万元左右的国家资金和二百多个工作人员，占用一万吨左右的仓库，每月损耗很多的食盐。有正面的教育，也有反面的例子，引导大家看全局、算大账，这对克服本位主义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又在具体改革工作中，强调调查研究，经过典型试验后逐步推广。他们先在桂西的邕［yōng拥］ 宁县和桂北的荔浦县分别进行了改革试点。取得经验后，就逐步推广。在试点的同时，又发动全体外勤推销人员广泛调查研究。经过一条路线一条路线的调查，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摸底，本着摸清一条改一条，成熟一个砍一个的原则，既积极而又稳当地进行了改革。
现在，全自治区七百九十三个基层供销社中，已有七百个直接和盐业批发站调拨结算，另有四百零一个基层供销社的分社，也实行了由盐站直接调拨食盐，盐业批发站还对分布在城乡的一千多个门市部直接发货、收款和转账。两年来，共计改变了九十九条运输路线，使食盐的流向做到了基本合理。
本报记者 龚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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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生猪进城走最经济最合理的路
一九六三年十月间，我们福州市把多年来按行政区划经营生猪、禽蛋，改变为按经济区域经营，实行了跨区、跨县交售，砍掉了不合理的中间环节，调整和撤并了机构，建立了固定的调拨关系，改进了计划、财务等各种管理制度，使福州地区生猪、禽蛋的经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促进了生猪生产的发展。过去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有时产地生猪大量上市，调不出去，当地业务部门怕积压，不敢大胆收购，影响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以后，由于生猪可以统一调拨、统一调剂，产地业务单位就敢于大胆收购了。去年六月间，莆田县由于仔猪一时上市过多，每斤仔猪价格由七角三分猛降为四角八分，群众有意见，分公司就在全区范围内及时进行了调剂，从莆田县调出三千五百多头仔猪给缺猪苗的连江、罗源等县，既稳定了莆田仔猪的价格，又解决了其它地方缺少猪苗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生产。福州经济区的生猪饲养量，一九六四年底比年初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点二，超过了全省的增长水平。
二、群众增加了收入，国家节约了费用。过去，商业机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同在一个福州市，就设有市、专区和县的三套机构。福州市从外地调进的生猪，从收购点到零售点，一般要经过七、八道环节。由于机构重迭，经营环节多，费用就高，损耗就大。一九六二年，福州地区经营一头生猪亏损达四十四元。按经济区域经营以后，靠近福州市的生产队可以直接到福州出售，经济区全年跨区、跨县交售的生猪有四万一千九百九十头，国家节约了运杂费十三万八千五百元；群众交售生猪的里程缩短，多得城乡差价收入大约十六万元。去年上半年，因为商品流通区划刚改变不久，福州经济区的食品经营费用水平，仍高达百分之十四点一五，亏损七十八万七千八百元；而到了下半年，经营费用水平就下降为百分之九点三六，盈利十三万多元。由于商品上市量增加，商品流通扩大，去年的生猪收购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二十五点九。
三、城乡市场供应进一步得到合理安排。经济区分公司成立后，领导、计划、经营和市场安排都统一了，商品调度灵活了，就有利于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不仅福州市场的供应得到了保证，农村市场也能作合理的安排。例如，连江、古田等县生猪不能自给，过去由省或专区安排从其它县调给，往往由于领导关系不统一，市场供应得不到保证。改按经济区域统一安排以后，从邻近的罗源、屏南等县调给，保证了这些县的市场供应。这样一来，全区经济活跃了，市场繁荣了。
四、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关系改进了，团结增强了，协作密切了。过去相互之间，都从本地区的需要出发，商品多时，产地急需外调，销地不要；商品缺少时，销地急需调进，产地不给，往往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按经济区域的统一领导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各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了，相互支持的空气增强了。去年十一月，莆田县了解到福州市需要供应更多的生猪，他们宁愿自己少吃，也坚决调给福州；到了年底，他们的库存增加到了一万头，需要往外调，而这时福州库存的数量也很大，他们就宁愿自己饲养起来，也不增加福州饲养的困难。福州市对于各县的困难也是积极帮助解决，真正做到了相互协作，亲密无间。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商业经营一定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多快好省地组织商品流通，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国家积累更多的建设资金。 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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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走了回头路？
河北省石家庄专区处在京广和德石、石太铁路的交叉线上，交通比较便利。一九六三年初，把原来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四十多个基层供销社（现已调整为二十八个），改为按经济区域组织工业品跨区供应。
实行工业品跨区供应以后，由于减少了商品迂回运输，许多商品少走了“冤枉路”，加速了商品流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执行不久，却有八个基层社打了“退堂鼓”。
为什么跨区供应有很多好处，还走了回头路呢？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以外，主要是由于当时只实行了工业品跨区供应没有解决农副土产品和农村废品的跨区收购的问题。这些基层供销社因为要到跨供地区进工业品，还要把收购进来的土产杂品、副食、废品等送到原来的县城，在人力运力上都要组织两套，不仅没有节省费用，反而增加了开支。例如，无极县北苏供销社，处在正定县到无极县的中间，距无极三十华里，距正定四十六华里。跨区供应以前，县社从石家庄市进货，经过正定、北苏到无极，而北苏再到无极进货，这就使商品迂回多走了六十华里的“冤枉路”。按经济区域组织供应以后，北苏基层社直接到正定进货，商品可以直线运输。但是，过去北苏基层社到无极县送农副产品，进工业品，两辆大车，一个采购员，实行双程运输。跨区供应后，一辆大车放空到正定进工业品，需要一个采购员；另一辆大车到无极送土副产品，回来也是放空，也需要一个人，这就增加了人员，浪费了运力。
我们从实践中体验到，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除了解决好工业品跨区供应的问题以外，还必须同时组织好农副产品的跨区收购业务。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实现商品的合理运输。
石家庄专区供销社办事处 王联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