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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痛悼刘亚楼同志
杨成武
亚楼同志同我们永别了！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党员，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指挥员，我们失去了一位长期以来同甘苦、共患难、共同斗争、并肩战斗的老同志、老战友。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亚楼同志在病中，我曾先后去看过他六次。他一直是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一直是强烈地关心着党的事业，关心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五月三日，瑞卿同志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转达了毛主席、刘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当时，他说话已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强振精神，断续地说：“我没有关系，中央负责同志重要，要他们身体好……”他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已经说不出来了。亚楼同志对我们说的最后几句话，表达了他终生无限热爱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深厚的阶级感情、革命感情，当时我们被他的这种感情深深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认识亚楼同志是在一九二九年。那时，我们一起参加了闽西的农民暴动。一九三○年，我们一起编入红四军，成了光荣的主力红军的战士。以后，我们共同参加了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胜利的战斗和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险恶的斗争。在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亚楼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胜利地完成了军团首长赋予我们的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战斗任务。一九三六年，我们共同参加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回到陕北后，我们又一起到瓦窑堡、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教导。以后，由于工作需要，他留在红大，我回到前方，一分别就是十二年，直到平津战役前夕，我们才在冀东再度会面。
在我们分别的短短十二年间，中国革命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分手时，革命还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再次见面时，却已经是全国胜利在望了。记得那一次，我们从各自在这十多年间的亲身经历中，畅谈了对毛主席思想的体会，深深感到毛主席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的伟大威力，回顾了在毛主席领导下走过的胜利道路，展望了革命的光明前景。我们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激动，谁也睡不着，也根本不想睡，互相勉励着要始终紧紧跟着毛主席的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就这样，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全国解放后，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的领导下，亚楼同志一直肩负着领导空军的创建和加强空军革命化、战斗化建设的重大责任。
亚楼同志三十六年如一日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为党的事业，为我军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在长期同亚楼同志一起工作共同战斗中，他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帮助。他对党中央、毛主席无限热爱的阶级感情，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他的高尚的共产党员的品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一向非常尊敬他，钦佩他，他的确是我们的好领导好战友。
亚楼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在历次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他总是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路线。他历来十分重视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善于运用毛主席的思想。他始终紧记着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教导，历来重视政治工作，善于依靠组织发动群众去做政治工作，善于用毛主席的思想教育部队。他当政治工作干部时是如此，当军事指挥员时也是如此。因此，他领导的部队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任红五团政治委员时，红五团是模范团，他任红二师政治委员时，红二师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在空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十多年来，空军的领导机关是一个很革命化的领导机关，空军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同亚楼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分不开的，这是同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勤奋努力工作分不开的。
亚楼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处理工作、指挥作战中，总是认真领会领导意图，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待工作，他总是雷厉风行，一竿子插到底，亲自动手，不做好不撒手，很注意总结经验。因而，他领导的工作总是朝气蓬勃，成绩显著。对待战斗，他总是站在前线，头脑冷静，临危不惧，坚定地率领部队消灭敌人。因而，他指挥的部队总是经常打胜仗。
亚楼同志对待同志既严肃认真，又热情关怀，十分关心干部在政治上的成长和进步。他对于部属的缺点和错误，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非常严格。但是，他不仅对人严，对己也严，而且在对干部批评之后，又总是具体地教育帮助，非常耐心。对于部属在工作中的成绩和进步，总是及时肯定，给予表扬鼓励。因此，他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总是令人心悦诚服。他胸怀开阔，毫无私心，对于同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从来不记成见。他在生活上很关心干部，很注意帮助干部解决困难。因而他领导的单位总是政治空气高，干部成长快。他在干部中，是一位有威望的领导同志。
亚楼同志一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正当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他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的时候，病魔突然夺去了他的生命，叫我们怎能抑止住心头万分的悲痛！
亚楼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毕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忠心耿耿地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在悼念亚楼同志的时候，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和发扬他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副主席的领导下，为加强我军建设，加强国防力量，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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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员越是爱集体 领导越要爱社员
宏大大队党支部主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社员劳动热情更高，生产搞得更好
山塘生产队和裕丰生产队干部从多方面爱护社员的积极性，春耕生产进度快、质量好
本报讯 形势越好，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安徽省天长县永丰公社宏大大队党支部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宏大大队去年是丰收年成，十二个生产队，有十个生产队有储备粮。今年春季生产中，社员的干劲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形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
在这种大好形势面前，党支部指出：关心群众的生活，应当象关心生产一样，才能把群众高涨的革命干劲保持下来，才能把生产和工作做得更加扎扎实实。
全大队今年以来，对群众生活已经检查了三次。第一次检查时，有的干部认为社员干劲很大，生产搞得不错，生活上虽说有几户困难户，也还过得去。二月间的生产生活检查，使党支部和大队干部认识到，对生产抓的紧是应该的，对社员的生活照顾得不够就不好，大家深感到：绝不能因为去年丰收，就可以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次检查发现有十一户社员生活上有不同程度的困难。有几户粮食少，有的劳力弱，家庭副业少；有的是去年刚从外地回来，做工分少，分的粮食也少。有的是请人盖了房子，多吃掉了一些粮食；有的是没有经营家庭副业。对这几户，大队用储备粮帮助他们解决了缺粮问题。周庄生产队的贫农徐景生，才从外地迁来，底子空、困难多，房子要倒塌，生产队帮他修盖了三间房子。青年饰敬涛和一个小弟弟过日子，平时缺菜吃，党员赵和除把自己的菜给他一部分外，还帮助他种了菜。这个大队还在队与队之间进行了互济互助，去年丰收的团圩、张庄队借给去年受灾的周庄、前圩两队一些粮食。就这样，一些困难户生活上的问题都解决了。
宏大大队党支部认为，解决生产问题要主动，解决社员生活上的问题也要主动。社员徐景三的老婆发高烧，党员吴太恒向生产队及时反映了，生产队便立即给她找医生，免费替她治疗。岔河生产队孙宝允，肚子上开过刀，不能干重活，可是他工作很积极，大队长牛永于开会时给他本人讲，也给社员讲，社员主动地叫他干轻活，免得老病复发。大队还规定，妇女来月经时干轻活，不挑重担子，不下水。现在宏大大队各生产队社员精神好，身体好，干劲大。在春耕大忙中，他们不熬夜开会，按时出工，按时收工，生产搞得很好。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消息：贵州遵义县南坪公社湘江大队山塘生产队和新民公社插旗大队裕丰生产队，多方面关心社员生活，爱护社员的积极性，社员干劲更足，春耕生产进度快、质量好。
山塘生产队社员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搞好集体生产的劲头越来越大。在这种新情况下，有的队干部认为领导生产才是自己的事，不愿管社员的生活。大队干部、共产党员张正才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发觉了这种现象，就给队干部讲社员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社员；越关心社员，越能促进生产的道理。于是，队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分别访问了社员，了解不少社员没有备足“栽秧柴”和“栽秧盐”，及时帮助社员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全队每户都备足到夏历五月底的烧柴，绝大多数社员户备的食盐都够用到插秧上坎。为了保证全队社员都有雨具，以免干活时淋雨，队委会在不久前已向外地订购三十多个斗笠。
队委会关心社员的另一方面是实行劳逸结合。坚持每天上下午各歇“一台气”，不拉“通天活”，晚上尽量少开会，如果必须开会，也不开“长会”。为了使有小孩的妇女便于回家喂奶，使大家收工后能早回到家里料理家务，队委会在安排农活上尽可能地上午干远活，下午干近活。由于实行劳逸结合，社员都珍惜劳动时间，干起活来精力充沛，劳动效率高。
山塘生产队队干部关心社员生活，爱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的干劲越来越大，现在全队出勤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早玉米的播种计划已在三月底以前提前完成，红薯育种也比去年早，每项农活质量都比去年好。
插旗大队裕丰生产队为了安排春耕大忙期间的社员生活，根据社员意见，队委会决定在不影响当前生产的情况下，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解决缺粮户的粮食问题。全队有两户社员由于家底薄或生活安排不当，预计将要缺粮。经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将集体的储备粮借一部分给他们，秋后收还。二、备足大忙时期的大米。过去，社员吃米多是挑到碾房加工或自己用碓〔duì对〕舂〔chōng充〕，现决定发动社员利用休假时间和平时一早一晚的时间多舂一些米。三、解决燃料问题。生产队将集体的煤折成现金借一部分给社员，到秋收分配时扣除；并组织社员以工换工联合运煤。四、储备猪饲料。五、备足草鞋。目前，这个队平均每户已备有煤五千多斤，舂好的米有四、五斗，猪糠有两、三斗，每人已备草鞋五双以上；所需的猪草，正在继续储备中。社员们说：今年春耕大忙期间的生活安排落实了，大家就能有充分的精力搞好集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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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关心生产也关心生活
集体经济的领导者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集体生产；那末，在生产高潮中，是不是还要关心社员的生活呢？安徽省天长县永丰公社宏大大队、贵州省遵义县南坪公社湘江大队山塘生产队和新民公社插旗大队裕丰生产队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们把关心群众生活，看作是促进生产高潮的工作的必要的一部分。
有的社队干部认为：光管生产已经够忙的了，再要安排社员生活就会不利于把生产领导好。有的认为：去年丰收了，生活不困难，社员群众干劲很大，大多数人一心要搞好集体生产，对个人生活问题都不怎么计较。只要社员不来找，我们就不要去管。
哪种看法对？怎样做才对生产更有利呢？
举两个例子来看看：宏大大队贫农徐景生是才从外地迁来的，底子空，困难多，他家的房子将要倒塌，生产队就帮他盖了三间房子。插旗大队裕丰生产队有两户社员，由于家底薄或用粮不当，预计将要缺粮，生产队除帮助他们安排好家务外，还借给了他们一部分粮食，规定秋后归还。这样，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更高了。
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越高，越要主动地注意帮助他们安排生活；社员群众自己越是不关心自己的生活，集体经济的领导者越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吃饭、穿衣、住房、休息，都是为更好地进行生产创造条件，也可以说是生产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领导者在这些方面花费一部分必要的力量和时间，是为了赢得进一步搞好生产的力量和时间。
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是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的。在个体经济的时代，一般地说，一家人生活安排得不好只影响到一家一户的生产；在集体经济组织里面，每个成员的生产劳动都同全体社员有密切关系，一家人生活安排得不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集体的生产。对于生活的安排，决不能满足于一般情况和“平均数”，而要逐家逐户仔细了解、仔细安排。即使在上一年丰收的情况下，也要注意到有的队、有的社员可能有特殊困难；忽视了少数人的困难，对集体生产也会有不利的影响。
社员在生活上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说的“管生活”，是指必要的关心和妥善的安排，并不是说社员的生活都要由集体经济的领导者来管理，更不是说生活上也要事事集体化。要在安排集体生产劳动的时候，留出一定的时间让社员从事必要的家务劳动。在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对于社员的粮食加工、燃料准备、住房修理等，也可以在自愿的原则下，由集体统筹办理，或者组织社员互助，或者由集体在人力、畜力、物力上给社员以必要的帮助。
这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社员群众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更有利于做到生产生活两不悞，更有利于促进生产高潮。干部越是主动关心社员群众的生活，社员群众越是热爱集体，干劲也就会更大，生产高潮就会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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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采用革命措施热心培养农村医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下乡巡回医疗队开办半农半读医学班
新华社长沙九日电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黄家驷率领的巡回医疗队，在中共岳阳地委的领导下，举办了一个半农半读医学班，采取革命措施培养农村医生。
这个医学班附设在湘阴县新泉区的新泉农业中学里，已在四月一日开学。三十多名学生来自附近二十多个人民公社，绝大部分是贫农下中农的子女。他们一般具有初中毕业或肄业的文化程度，也有少数是高中毕业和高小毕业的。
医学班的学制定为两年，学生农忙回社队生产，农闲来校学习，每年学习和劳动的时间各占一半。通过两年的培养，要求学生能够治疗农村中许多常见疾病，学会一些急救技术和防病知识，能为保障广大农民健康、保护劳动力服务。
黄家驷院长和张孝骞教授等过去一直从事高等医学教育工作，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半农半读医学班。他们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亲自讲课、辅导、赶写教材、筹备教具。医学班开学后，首先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两篇文章，使学生们明确政治方向、学习目的和任务。接着，由黄家驷等先后讲解医学理论课程，包括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致病的原因和人体的反应，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原则。六个星期的理论学习结束以后，教师们分别带领学生到社队防治疾病，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进行教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组成的巡回医疗队还先后在湘阴县濠河人民公社和关公潭人民公社举办了两个不脱产的接生员训练班和一个不脱产卫生员训练班。外科专家吴英恺、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等，都亲自参加了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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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观看日本现代剧
新华社九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晚观看了日本话剧团演出的现代剧《日本的幽灵》。
《日本的幽灵》，是日本话剧界的朋友专为这次访华而创作的新作。它反映了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痛恨侵略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愿望。
休息时，周恩来总理同话剧团团长泷泽修，副团长东野英治郎、副团长兼秘书长杉村春子和主要演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观看今晚演出的，有周扬、章汉夫、徐平羽、曹禺、李伯钊、陈忠经、赵安博、周巍峙等有关方面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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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香蕉在云南落户
开远县人民把第一批香蕉种苗看作是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新华社昆明九日电 一年前移植在云南开远县的四万多株越南香蕉种苗，目前已经绿树成林，结实累累。最近采摘的第一批越南香蕉已运到昆明上市。
越南香蕉的特点是皮薄、肉厚、味道香甜。香蕉种苗移植后，只要一年时间就能结香蕉，两三年后，每株可年产香蕉二三十斤。
去年春天，越南老街等省的农民听说我国开远县计划发展香蕉但缺乏香蕉种苗，即送来了四万一千五百株优良种苗。开远县的公社社员和农场工人，都把这批香蕉种苗看作中越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个象征，栽下后精心管理，及时松土、锄草、灭虫。云南省供销部门还派了两名技术人员长期驻在开远，做技术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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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医院下乡以后
——抚顺市眼病防治所农村巡回医疗队队长王永兴谈下乡体会
抚顺市眼病防治所农村巡回医疗队从去年十一月九日在抚顺县边远的山区活动了四个多月，挨门挨户走访了二百多个大小山村，使三百多个失明或半失明的农民恢复了视力，为一千多个眼病患者治疗了各种眼科疾病，并且做了两万多人的眼病普查。他们冒严寒、踏冰雪，深入山村热心为农民服务的精神受到了广大山区农民的赞扬。
通过下乡巡回医疗，全体医疗队员在思想上有很大收获，下面是这支医疗队的队长、抚顺市眼科学会副理事长、副主任医师王永兴所谈下乡巡回医疗的体会。
医生也要去就病人
农村象一面镜子一样，一下子就照见了医务工作者的缺点。我第一次下农村到五龙公社，当时是抱着上级大夫下去解决技术问题的态度，没有考虑到思想改造，因此呆了十天，做了些眼内手术就回来了。对高级医务人员是否有必要下农村还有怀疑，认为重病人他自己会来城市看病的，到农村巡回医疗，派些一般的大夫、护士就可以了。回来之后，听了中央有关卫生工作的指示，看了《人民日报》二月二十六日的社论，感到有重返医疗队的必要，于是又第二次参加医疗队的工作。这次是真心真意的下来，感觉也不同了。有一天，当我正在临时门诊所为农民检查眼病的时候，贫农刘仁俊老大爷高兴的跑来，告诉我说：“两年前我到市里去看眼，等了两天才挂上号，只看一次病，也不能就把病治好。这次，你们亲自下来了，我真是感激不尽啊！”听完他的话，我感到耳根发热，立刻想起了在医院时遇到一位双目失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找我给看病的情景。那天，我以责备的口吻问他：“为什么不早来？”他说：“大夫，来一次不易，又没人领我，怎么来！”当时听了还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问题，现在想想，内心里很不安，要责备的不是病人而是自己。这次下乡，有一次，我刚做完手术，进来一位双眼患绝对期青光眼的老大娘，她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一进屋就摸着我的手说：“大夫！你要想办法给大娘治好眼睛，能通点路就行。”可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下来，农村又缺少眼科医生，老大娘的青光眼没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她的眼病由于失去治疗时机已根本不能治了。当病人失望的离开我时，我内心里感到非常痛苦，一次又一次地责备自己没有尽到一个人民医生应尽的责任。
很多农民听到我们下来的消息以后，等不到我们转移到他们那里去，就爬山越岭地赶来，要求我们给予治疗，并有很多人一再表示，治好眼睛好参加生产。当我看到很多仅仅因为“倒睫内翻”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造成视力减退甚至双目失明的农民，内心里引起强烈的震动。因此，我们不辞辛苦、挨门挨户的为农民普查眼病，在四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仅仅六、七个人的小医疗队就做了大小手术九百七十一次例，超过我所去年一年的手术量。我想：如果这些病人都到市里治疗，要耽误多少生产，又会增加农民多少经济负担，城里医生不下来怎么能行！在峡河公社一个地区，仅十七天时间，手术就达一百九十七人次，当地农民反映：如果你们不下来，到市里去治的连十个人也去不了。据我们调查，山区农民眼病发病率是相当高的。这就使我认识到：单纯坐在医院里等病人来就医是不行的，医生也必须去就病人。
思想变了，架子小了
有一次在一个风雪天，我随着医疗队员走出十几里去检诊，走到半路上遇见五名术后患者，有的人还双眼盖着眼帘，要到治疗点去换药，他们步履艰难的走着。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子，立刻想到，我自己走十几里路都腰酸腿疼，这些病人还得过一个大岭三道河，怎么能行！便主动叫病人回家去，我们亲自去给他换药。如果不到农村来，象换药这样的事情我是根本不管的。现在就大不同了，觉得一个医生，不论你的职位多高，都应该对病人负责到底。想想过去，好多事情使自己惭愧。在医院里上手术台我负责，下手术台有住院医师负责，我就不管了；复杂的手术我做，小手术就不做；除手术和查病房的时间病人能看到我以外，其余时间很少能看见我。而现在则是负责到底，不仅做复杂的眼内手术，小手术也做，护士干的活如“捣棉球”我也干，术后亲自到患者家里去换药，才感到心情舒畅一些。
当我们要离开峡河公社的前三天，已确定不做手术，这时赶来三名患者，进门就问：“大夫，听说你们要走了，今天特地赶来请你们做手术。”我当时考虑，如果答应下来，会影响结尾工作和下一个点的工作安排；不答应吧，下乡的目的不就是为广大农民解除疾苦的吗？“乌兰牧骑”的文艺工作者能为一个老大娘演唱，我们为什么不能劳累一些满足病人的要求呢？当天午后，我们又重新消毒给这三名患者做了手术。从前在防治所里，不管患者从多远跑来，有多么大的困难，只要超过手术名额，即使赶上手术日，也拒绝给做手术，病人只得住旅店等到下次手术日才能做。从前，条件比农村好，可是手术超过三小时就感觉累了，下乡以后，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是对病人的感情变了，手术时间有时虽长一些，但却未感到象在医院那样累。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很值得深思。
医疗上不合理的旧框框打破了
在安家公社遇到一位双目失明已十多年的贫农军属陈素范，右眼眼球已经萎缩，左眼患陈旧性虹膜睫状体炎及继发性白内障，虹膜还粘连，视力仅有光觉。这种病在医院里认为是难以治疗的，如果要动手术，危险性大，容易引起出血及玻璃体脱出，如果失败可能引起眼球萎缩。头一天，我没敢答应。但看到他们全家对于医疗队的热切期望，又觉得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采取一切办法，把这个贫农的眼睛治好。这一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的没有睡好觉，对陈素范的眼病难以治疗的所谓“常规”发生了怀疑。最后经过再三考虑和医疗队员们共同研究，决定次日和主治医师一起做手术，开始时刀口可以开小一些，如发现玻璃体液化立即把线缝上，然后再改做“人工造瞳”。没有想到手术时很顺利，病人在手术台上立即看见了医生，五天后视力就恢复了。当我们知道陈素范看见了自己的三个儿女和抱着自己小女儿串门时高兴的情景，内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回想过去在医疗过程中，常受一些框框的束缚，对一些本来可以治疗的病，也束手束脚，现在认识到了，只要有高度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框框完全可以打破。譬如我们防治所就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患咳嗽病未痊愈的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做这种手术的患者必须住院。可是我们这次下乡在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中，就有一些患有程度不同的咳嗽病，因为我们对患者高度负责，小心谨慎，并采取了各种消毒、灭菌措施，就是在土炕上做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住院也都很快恢复了视力，没出什么问题。
去年一年我们曾参照了全国各眼科医院的医疗常规，坐在家里编了厚厚的一本约有六、七万字的书，专门教育医务人员不能越过这个常规。现在看来，这些常规中有很多是不合理的，不是从方便病人出发的，很多规定在农村行不通。如做白内障手术，需要透视、检查，如果结膜中有菌就不能做手术，必须进行灭菌的工作，什么时候没有菌了才能做，如此，患者就要在医院里住上三四十天。在医院这样做是对的，但不适合农村具体条件。在农村没有化验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给患者注射抗菌素及点弱蛋白银的办法，结果做了十五例白内障手术，没有一例化脓现象。由此，使我联想到在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广泛设立家庭病床呢？这样医务人员虽然麻烦一些，但却方便了病人，可以使更多需要做“白内障”手术的眼病患者得到治疗的机会。
看来，我们过去制定的医疗常规有的需要重新研究一下，去掉那些既不完全科学又不尽合理的部分，从方便病人出发来制定新的医疗常规。
科学研究为谁服务
资产阶级的学者在进行医学科学研究的时候，喜欢选择局部的、少数的稀有罕见病例，目的是为了个人名利，将来研究成功，给患者做手术的时候可以“一刀成名”。我是一个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医务工作者，但也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长时间以来，我每天晚上都是关起门来苦学到十点钟以后才睡觉，研究的都是眼科中的稀有病例，想多写论文。再就是研究工作脱离实际，例如我研究“青光眼”，主要在医院里观察患者，或作些动物试验。这次下乡发现很多双目失明已无法诊治的绝对期青光眼患者，发病原因与城市不尽相同。如果不到农村通过实际观察，研究治疗和预防的方法，只关起门来在家里研究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如果我们走出医院及时宣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能使很多患青光眼的人免除失明的危险。最近我们转移到新的医疗点时，就准备带着检查青光眼的器械，在农村进行青光眼的普查工作。
这次下乡看到眼科中的多发病、常见病致使很多农民视力减退以至双目失明，这一情况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们不能只重视稀有病例的研究，今后我要长期走出医院，深入农村，改变我的研究方向，致力于如何预防多发病、常见病的研究工作，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本报记者卜昭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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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在实践中改造
王永兴同志下乡巡回医疗几个月，思想作风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改进了工作作风；他突破了医学“常规”，提高了医疗技术；他改变了旧观点，找到医学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为什么过去他没有理解、没有接受的道理，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理解了接受了呢？这是因为他通过巡回医疗这一社会实践，联系了实际，深入了群众，了解到群众的实际生活和疾病状况，这些感性知识积累起来，产生了一个飞跃，改变了他的思想，也改变了他的感情。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通过社会实践，他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来自工农的阶级感情，来自实践的知识，帮助他树立起某些新的观点，这就很自然地改变了他过去在城市、在防治所里形成的脱离工农群众的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观点。
《走出医院下乡以后》这篇通讯，再次展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一切要求思想革命化的知识分子，必须经常走出办公室、医院、设计院、研究院；必须认识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是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方法，是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