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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解放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夏鼐
解放以来，由于考古田野工作的开展和各有关学科的协作，我国古代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或简报发表了；专题研究和综合性的论文，以及讨论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虽然有些问题仍未能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已可描绘出我国古代原始社会的大致轮廓了。我在这里对此简单地作一个综合介绍，可能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
大约百万年以前，在地史上由第三纪进入第四纪（即更新世），世界上的气候普遍转冷。更新世初期，欧洲和北美出现了第一次的更新世的冰期和间冰期；但在我国境内还未发现这一次冰川作用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在非洲证明这时有雨期和间雨期的交替现象①。当时的古猿便在这种气候环境中，在亚非大陆上演变成为能制造工具和进行劳动的人类。我国即在他们分布的地域以内，可能便是最初人类形成的摇篮之一。可惜到现在为止，我国还没有发现这时候的人类化石和石器。一九五六年在广西所发现的巨猿化石，它在灵长类分类中的地位虽有不同的意见，但似乎并不属于“人科”，而应该作为“猿科”的一个亚科②。
到了更新世中期，欧洲和北美出现了更为寒冷的第二次冰期，在我国高山地区发生了这第二冰期（民德冰期）和其后的第二间冰期；但在我国广大的平原、丘陵和低山地区，是否也有第二冰期的冰川现象，地质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而第二间冰期是适宜于人类的生活，这是一致的意见。根据古动物学及孢子花粉分析研究的结果，这时候周口店地区是温暖而稍干，和今日的华北无多大差异③。中国猿人便在这时期出现了。他们已能制造石器，集体劳动，并且能使用火；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仍是处于原始人群的阶段。最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猿人是否最古的最原始的人”这一问题的争论④。我以为北京猿人已知道使用火，可以说已进入恩格斯和摩尔根所说的人类进化史上的“蒙昧期中级阶段”，不会是最古的最原始的人。我们应该取积极态度向前看，努力探寻比他更古的人类。
就我国的发现而论，一九六○年山西芮城匼河出土的石器，据发现人说，比北京猿人还要早一些⑤。这是可能的。但是现有的证据，在地层和动物化石方面都只能表明匼河石器的时代相当于周口店堆积的下层（第十层以下）。匼河石器可能便相当于周口店文化的早期。这两种文化在早期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因此，现下只能认为它有较早的可能；但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以前，还不能作完全肯定的结论。
在本文初稿写完后获得了与这问题有关的重要发现。一九六三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了一个属于猿人的完整的下颌骨，地质时代相当于周口店猿人洞堆积时期，或许还要稍早。下颌骨和牙齿的形态，也类似北京猿人。经详细研究后，暂定为“北京猿人蓝田种”。同一地层中同时还出土一件尖状石器。一九六四年又在距陈家窝约二十多公里处的公王岭，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个上颌骨和三枚臼齿。据说地层比陈家窝的更早，头骨也更原始一些。我们等待详细报告的发表。
关于比较北京猿人为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解放后发现了不少，尤其是以山西发现为最多，其中以丁村的发现为最重要。这里不仅发掘到二千来件石器，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三枚人牙化石。它的时代比较明确，大概属于更新世中期的末尾。石器较北京猿人的为进步，但不属于同一文化类型。和丁村遗址同样类型的遗存，在山西南部其他地点也有发现。但它们多为地面采集的标本，遗物不多，未加发掘。这里是我国旧石器遗址比较多的地区，但是遗址分布的稀疏，以及遗址内遗物的贫乏、简陋和零散，都表明它们生产力的低下，表明它们的社会结构还是原始人群。
氏族公社制的发生和发展
在地史上的更新世晚期，我国北方堆积了深厚的马兰黄土，气候比前一时期寒冷，似属于温带半干旱、半湿润的森林草原气候。西北山地，还有过两次冰期。但华南和西南地区，气候虽可能也有变化，但有部分地区似仍相当地温暖润湿，仍属热带或亚热带湿润气候。这更新世晚期又可分为前段和后段。前段相当于旧石器中期。解放后，我们除了在河套地区继续发现有人类化石和石器以外，山西和河南境内所发现的旧石器遗存的一部分，南方地区所发现的广东马坝人和湖北长阳人化石，可能都是属于这时期。这些人类化石属于“古人”或“尼人”类型。这时生产工具有了进步，集体劳动更加发展，社会联系更为巩固，氏族制度可能也萌芽了。到后段，即旧石器时代晚期，解放后我们在南方的四川和广西，都发现了这时期的“新人”化石，证明现代人的体质类型最后形成了，氏族制度同时也产生了。这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全国范围内也有比较广泛的分布。南方如云南、广西，北方如河南、山西、青海和内蒙古，都有发现；但是其中有些地点的时代，还难做出肯定的结论⑥。它们都是些比较零星的发现，大部分是地面采集物，每地点所出的遗物不多。我们还没有发现保存完整的墓葬，也没有发现有篝火痕迹的居住处所。这是原始人群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重要时期，我们今后工作中要多加注意。
自更新世晚期的最后一次冰期以后，全世界的气候转暖。约一万年以前（即公元前八千年左右），地史上进入了全新世。在我国，全新世早期仍还寒冷，还有一次小冰期。我们的祖先便在这时期中，度过了中石器时代而进入新石器初期。关于这一时期中的文化遗迹的发现，仍很贫乏。解放后的工作，将从前所认为中石器文化之一的广西武鸣文化加以否定了，证明它的石器是与陶片共存，当属于新石器时代。在内蒙古扎赉诺尔附近继续发现有较早的细石器，但是它和解放后在陕西发现的沙苑文化，虽都被暂定为中石器，但年代的证据还是薄弱的。内蒙古其他地点的含有细石器的遗址中，有些也可能早到这时期。箭头状的细石器在扎赉文化和沙苑文化中都有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发明了弓箭。新石器初期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祖先在这时掌握了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家畜的技术，因之他们的生存条件起了根本的变化；此外还发明了石器磨制法、陶器和编织。关于我国这个关键性时期的知识，目前几乎是个空白，今后应努力加以探讨。根据近年来西亚的考古新发现，新石器初期最早的遗存是以农业为主兼有家畜的定居村落遗址，但是没有陶器。所使用的石器虽已有磨制的，但仍以打制的为主。这对于我们今后的探索新石器初期的遗址的工作，或许有所启发。
黄河流域原始公社制的繁荣
解放以后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据估计至少在三千处以上；其中经过发掘的有一百多处，它们的绝大部分是属于新石器文化的发达时期。这时期似乎是和我国的气候较温暖的全新世中期差不多同时开始，后者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千年前后。这些文化中，黄河流域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经过了解放以来各处采用全面揭露的发掘法，清晰地显示出繁荣的母系氏族公社的面貌。这二者经过分析研究后，都可以分成为不同的类型，但是都属于母系氏族公社。有人以为仰韶文化已是父系氏族社会，但所持的论据似难以成立。因为已有人加以反驳，这里不必多赘⑦。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遗址中常发现石锄、石铲、石刀等农具及贮藏粮食的窖穴。农作物主要是粟（小米，Setaria italica），在西安半坡等处都发现过它的皮壳。西亚、北非和欧洲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都是以小麦和大麦为主，粟很是罕见，并且出现的时代较晚。粟是比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燥、半干燥性气候的黄土地带。它的野生品种在我国境内分布很广，可能便是在我国首先种植培养成功的。我们的祖先当时也驯养了家畜，以猪、狗为主，但也有牛、羊。在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牛、羊较多，当由于地理环境宜于畜牧的关系。这时期的彩陶，在烧制的技术方面已相当成熟，而绘彩的艺术造诣更达到很高的水平。我国是以陶瓷闻名于世界的，在这时已显示出这方面的才能。由于遗址常发现纺轮，知道当时已能纺。由于陶器上的印痕，知道当时已有平纹组织的麻布，原料可能便是苎麻或大麻。从前有人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半割的”蚕茧，边缘整齐⑧，以为可以证明当时已知养蚕用丝。实则这是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因为象这类遗址中蚕丝这类质料的东西不可能保存得大体完好，而且新石器时代没有什么锋利的刃器可以剪割蚕茧。总之，我们已可看出仰韶文化的人们，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经过辛勤努力，已经创造出相当高度发展的文化。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适应于我国的环境，带有民族特色。一切别有用意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考古学的物证面前，都是站不住的。
黄河流域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从前以为是和仰韶文化并行发展的两种文化。解放后的工作结果，确定它比仰韶文化稍晚，在黄河中游是由后者发展而来的。这文化在各地区也有不同的类型。解放后，我们对于山东的典型龙山文化和河南的后岗二期型的龙山文化，继续加以探索。它们有轮制的黑陶，包括典型的蛋壳陶。和仰韶彩陶相比较，除了没有彩绘花纹这一点以外，在制陶技术上已采用陶轮，是制陶术上非常重要的发明。这使制陶业由家庭手工业成为专业，使陶工和其他手工业跟农业分离开来。在器形方面，造型的优美也是前所罕见的。由于卜骨的发现，知道当时已有占卜术，相信有能够预示吉凶的神灵。此外，解放后我们在河南又发现了庙底沟二期型的龙山文化，年代可能稍早，当在仰韶文化和后岗二期型的龙山文化之间。这里在农具方面开始出现了双齿木?，磨制的半月形石刀和石镰，都是仰韶文化中所未见的。彩陶已很少见，黑薄的蛋壳陶开始少量出现。在陕西发现了客省庄二期型的遗存，陶器中有些与后岗二期型的相似，但也有齐家文化式的绳纹粗陶罐和红陶两耳瓶。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的龙山文化遗物中发现炭化的小麦，是属于“古代小麦”（T．antiguornm，Heer）⑨。家畜除了猪、狗、牛、羊以外，还驯养了马和鸡。农、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使男子的地位增长，社会组织可能由母权社会转移到父系社会。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新的发现证明它已有纯铜小件器物；它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性质，解放后也得到较多的、较明确的证据。
黄河流域是我国上古时代文明的中心。解放后，要将它作为重点研究的地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的工作既要有重点，又要全面兼顾。在别的地区也做了一些工作，虽然是仍嫌不够的。
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原始氏族社会
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其所出的陶器在技术上较黄河流域的为原始，有些地点甚至于没有陶片，只有石器。居住址罕见灰烬堆积层，可能是过着游牧生活。细石器嵌入骨柄中可以作为割刈冬季饲料的镰刀，刮削器可以用来刮制兽皮，石片可以阉割公畜，使易驯养、肥壮。但也有些遗址出土有农具，并且有的还有与仰韶文化中所出的相近似的彩陶，可能是受黄河流域的影响。他们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由于遗物和遗迹的贫乏，很难确定哪些部落属于母权制，哪些属于父系制。游牧生活以牧畜业为主，男子劳动占主要地位。他们可能较早地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而这阶段延续的时间也可能比较长久。解放后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发现两层文化，其中的下层受河北省龙山文化的影响很大，就陶器而言，几乎可说是晚期龙山文化的一个变种；而上层文化可能是在内蒙古草原自行发展的一种文化，陶器制作反较下层为原始，时代上较晚，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时代。这两种文化都已有青铜器，当是属于父系氏族阶段或者甚至于进入阶级社会。
长江流域内，解放后发现了汉水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和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都有彩陶片，可能是受黄河流域的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是和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相同，以农业为主。但是主要粮食是水稻，在京山屈家岭、天门石门河等处都有发现。已经鉴定是一种粳稻。我国华南有野生稻，可能便是在我国培养成功的⑩。它们的陶器和石器的类型，也和黄河流域的各种文化不同。它们的年代是要早于晚期的龙山文化。它们的社会形态是氏族公社，但还不能确定仍处于母系制阶段，抑或已过渡到父系制。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陶器有点象山东龙山文化，可能是受它的影响，年代大约也稍迟，可能相当于中原的殷商时代。它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解放后在吴兴钱山漾的良渚文化遗址做过二次发掘，在水面下的堆积层中发现过许多保存较好的有机物，包括竹编物，苎丝织物和家蚕丝织物，木浆和木杵等木器，粳稻、籼稻等植物种籽?。这些发现使我们对于当时的物质文化可以了解得比较全面。至于解放后发现的湖熟文化，比良渚文化似乎更晚一些。在湖熟文化遗址已发现过青铜器，这些铜器和一些陶器，都与黄河流域的殷末周初的相似。在殷周的阶级社会影响之下，它们可能已处于氏族公社解体的阶段，有的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了?。
浙江南部到闽粤沿海一带，在原始社会时代这里的人们使用几何纹陶器；起先是软陶，后来是硬陶。最近在广东、江西又发现有以打制及磨制石器和夹砂粗陶为特征的文化，时代上比几何纹陶器为早。这一带的原始社会时代的人似乎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石器中有很多狩猎用的箭头，和砍伐与制作木器用的有肩石锛。捕获鱼类也是他们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之一。有些地点还有贝丘，是他们采集贝类供食的遗留。有些地点也有农业经营，到了后来农业稍为普及；但是大规模砍伐亚热带的森林使改为水田，恐是铁器时代的事。晚期的几何纹陶中有夔纹和雷纹等，当是受中原地区铜器的影响。他们的氏族公社解体的时代，当在东周晚年或者到汉初。
我国境内其他地区，如西南的四川、云南等，西北的新疆、青海，东北的辽宁、吉林等处，解放后都曾发现过一些原始社会的遗址。它们包括有几种不同的文化。每一地区，每一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征，但又表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创造，有它自己的贡献；但又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原始社会时代已是如此。全国各地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上面所提到的各地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互相关系和时代先后等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进一步研究。
原始社会的解体
我国原始社会是在什么时候解体？这问题需要由各方面来探究。父系氏族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样便使财富在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积累和集中起来，产生了阶级分化。氏族内部分裂为对抗的两个阶级。曾经经过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便告结束。氏族制度不复适应于这有内部对抗的社会，遂被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所代替了。而青铜武器掌握于统治阶级的手中，使上层有产者的统治地位更为巩固。
至于要确定解体的绝对年代，便要考虑到上面所说的全国各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就我们现下所知道的，原始社会的时代差不多和石器时代相等。到了公元前第二千年前半的青铜兴起时代，这里象其他东方古国（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一样，原始社会便已解体，进入阶级社会了。但在黄河流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原始社会并不随着石器时代的结束而解体。我们知道在欧洲的考古学上，西欧和北欧许多地区的社会，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都还仍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我们不能象一些“生产工具决定论”的倡说者一样，抹杀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以为生产工具的材料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以为石器时代只能有原始社会，到了青铜时代便不会再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这种谬论显而易见是值不得一驳的。
严格地说起来，我国黄河流域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即原始社会解体的时代），到底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还是在青铜时代的早期呢？由于我国现下能确定为铜石并用期和早期青铜文化的遗存发现得不多，所以我们关于这阶段的知识很贫乏，我们对这问题还不能作十分确定的答复。一九五九年发掘山东大汶口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群时，发现它们墓制规模大小和随葬品多寡很悬殊，似乎表示当时已有贫富差别。当时有人认为它是处于原始氏族公社解体的阶段，年代上较典型的龙山文化为晚。但是，生活用品的私有制在原始氏族公社中是早已存在的（某些同时用作防御猛兽的武器的生产工具归于个人所有也并不能算做私有财产）；只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发生才表示原始公社的解体。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山东曲阜西夏侯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墓群，根据地层关系分为早晚二期，其中晚期的随葬陶器，接近于典型的龙山文化。同时在曲阜东位庄的居住遗址中，发现典型龙山文化的堆积是压在大汶口文化上面的。这样便可以推定它们是要比典型的龙山文化为早。甘肃临夏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小件铜器，但是它们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的对比上，却没有大汶口墓群中所显示的那样突出。不过，齐家文化的分布地区是在当时中原文化的边缘，它的时代似较龙山文化为稍晚。冶铜技术虽已传到这里，但是社会形态仍保留父系氏族公社。至于其他各地区的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的详细情况，也都有待于更众多的新发现和更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材料而论，绝大部分地区至晚在汉代已进入阶级社会，虽然在极少数的兄弟民族中，在解放的前夕，还保留着许多原始公社制度的特征。对于它们的社会，亟需进行调查，加以研究。这将对于古代原始社会的了解，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简单的概括，当然是很不完备的。但是，由此我们已可以看出，解放以来我国原始社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现下仍存在的一些问题。今后我们继续努力，累积资料，深入研究，在这方面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为天津历史教学社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一书序言，本报发表时经作者作了修订）
①关于中国第四纪气候演变，可参阅《科学通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三四至三九页，第三期第二九至三○页，第六期第三一至三五页。
②董悌忱：《巨猿在灵长类分类系统中的地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一九六二年第六卷第四期。
③关于孢粉分析，见《中国第四纪研究》第四卷第一期（一九六五年）第七一至九六页。
④参阅《历史教学》一九六二年第八期第五六页有关这一争论的论文目录；其后还有几篇，但论据差不多。
⑤贾兰坡等：《匼河》，一九六二年。
⑥参阅《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第七二至七五页；第十一期第六○一至六六○页。
⑦参阅《新建设》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第九五至九六页所介绍的文献。
⑧见《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九二七年。
⑨金保善：《淮北平原新石器时代小麦》，《作物学报》一九六二年第一期第六七页。
⑩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考古学报》，一九六○年第二期。
?参阅《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第四期；《考古》一九六二年第三期。
?例如《历史教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中所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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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根和洛克的形而上学
齐力
毛主席说：“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矛盾论》）欧洲资产阶级唯物论的这种形而上学，最早是和培根、洛克的名字联系着的。
培根（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和洛克（一六三二——一七○四）都是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创立了资产阶级的唯物论，但也带来了形而上学。洛克在论证培根的认识论原则时，加深了他的形而上学错误。
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培根和洛克的唯物论，都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经院哲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经院哲学是封建主义的神学世界观，它完全脱离实际，要人轻视自然、轻视现实世界，只是玩弄烦琐的论证，来证明基督教义。培根嘲笑它们是“不能生育的修女”。培根主张人应当作自然的主人，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认识自然，揭明自然事物的原因，从而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在他看来，人要认识自然，就必须始终和自然保持联系，紧紧依靠人的感觉经验，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这样，培根便在近代哲学史上最先提出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成了近代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真正始祖。
但是，培根用来研究自然、说明自然的方法，却是形而上学的。在他看来，自然的一切事物不管它们如何复杂，最后都可以分解为一些简单性质，如轻、重、冷、热、颜色、生长、可感觉的等等。自然万物不外就是这些简单性质的各种组合。他认为，在这些简单性质中潜藏着产生这些性质的原因，他称之为“形式”。形式和性质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定的形式，就必然出现一定的性质，形式是决定性质的基础。培根认为，形式是“为数不多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人们要获得支配自然的力量，就必须研究这些简单的性质，发现它们的形式。发现了这些形式之后，人们就能够把某种形式加在另外的物体上，改变这一物体的性质，从而获得人们所预期的物体。如果能够找到黄金的“形式”，人们就可以把别的东西变成黄金。所以，他认为，只要人们认识了形式，就可以成为自然的主人。
培根提出，要找寻这些“永恒的不变的形式”，必须用在实验帮助下的经验归纳法来解剖和分析事物。什么是经验归纳法呢？他认为，经验归纳法是从经验导出和形成公理的方法。这个方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实验搜集有关的充分的材料，第二步是通过一些“例证表”来对这些材料进行比较整理，第三步就是真正的归纳。所谓真正的归纳，依据培根的说法，它的首要工作就是把那些和正在研究着的形式无关的性质排除出去。他认为，这样，剩下来的就将是“一个肯定的、坚固的、真实的和定义明确的形式”。他举的例子，譬如把具有热这种性质的事物以及与之相似的事物搜集在一起，经过反复比较，把那些与热性质无关的因素排除出去，最后就能得出结论：某种形态的分子运动是热性质的固定不变的形式。
洛克把培根提出的这种认识自然、认识事物的方法运用到认识论。培根认为找到事物的简单性质和形式就能认识和制造该事物，洛克则认为找到构成人们知识的简单观念，也就能说明人类的全部知识。
洛克把构成人的知识的观念分为两类，即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简单观念是人的意识所具有的一些最基本的、不能再分解为其它观念的观念，譬如人摸到冰块而感到的冷和硬的观念等。这些简单观念是构成人的知识的材料和基础。复杂观念，例如实体、关系，不外是人的心灵把简单观念相加或相减而已。在洛克看来，人类知识就是这样构成的。
培根和洛克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首先就在于他们企图在自然和人的认识中找寻出一种永恒不变的简单要素，而把自然和人的全部知识都当作是这些简单要素的机械加减。这样，他们就把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完全看作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东西了。
其次，为了寻求他们所设想的简单要素，他们又采取了一种片面的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是一种把事物加以支离破碎的割裂的方法。他们把分析和综合截然割裂开来，只是片面强调对感觉经验材料进行分解，完全否定了在实践基础上所产生的理性的能动的综合作用。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家黑格尔曾经对他们的这种分析法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他用一些生动的例子嘲笑他们说：“譬如，一个化学家取一块肉放在他的蒸馏器上，加以多方的割裂分解，于是告诉人说，这块肉是氧、氮、氢等元素所构成。但这些抽象的元素已经不复是肉了。……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象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小逻辑》第四一二——四一三页）黑格尔这里并不是根本否定分析的作用，而只是指出不要综合的片面的分析必然把对象看作孤立、静止的东西，从而使得活生生的事物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培根和洛克的错误也正在这里。
培根和洛克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是和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联系着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萌芽的时期，近代实验的自然科学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开始发展了，但还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在自然科学中统治着的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是把对象和现象分解开来加以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得科学家们把自然的各个领域，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动物界和植物界以及它们的各个品种，都看作是彼此隔离的、各自孤立的；而在各个领域内，他们又不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每个对象和现象，而是把它们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只是就它们的现有形态加以剖析。这样，在当时的科学界便养成了一种孤立、静止地研究自然事物的习惯和方法。恩格斯说：“这种思想方法，由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它造成了近几世纪来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反杜林论》第一九页，按德文本校改）
他们的形而上学更具体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是和新贵族结成同盟来反对封建主义的，这一次革命因为远离了人民群众，进行得很不彻底，它是以一六八八年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而告终的。培根和洛克的形而上学就是这种资产阶级妥协的表现。
培根的唯物论本来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经院哲学的，但是他的形而上学却明显地表现了他对经院哲学的让步，使他不能把唯物论贯彻到底。他坚持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可是这种“形式”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形而上学观点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他不得不承认形式是上帝“所给予的和创造的”。
培根的唯物论，以反对经院哲学，提倡研究自然、认识自然开始；而他的形而上学，则使得他以承认上帝，并与宗教迷信的东西相妥协而告终。
洛克的形而上学，也同样使得他的唯物论不能贯彻到底，处处表现出对唯心论的妥协和让步。当他把形而上学的分析法应用来考察观念的来源时，他把外部感觉和心灵的内在活动机械地对立起来，一方面承认外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是我们“具有大部分观念的”“巨大的源泉”，坚持了唯物论的感觉论；另一方面又说心灵独立进行内部反省，也可以得到另外一些简单观念，这样，又为唯心论打开了后门。当他进一步分析来自外部感觉的那些简单观念时，他又机械地分出了第一性质的观念（事物的机械特性，如广延、形状、大小等性质的观念）和第二性质的观念（关于色、声、香、味等性质的观念）。他认为第一性质的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在性质的反映，这里他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却认为第二性质的观念虽然来自外物的力的刺激，但却没有客观的内容，不是外物性质的反映，这样又很容易地导致了后来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最后，当洛克用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将事物的属性和本质对立起来时，他又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感觉而认识事物外部的属性，而不承认通过人的理性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样，他就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了。他断言有一个支持各种性质的实体，它是我们不能感觉到的，所以是永远不能认识的。
培根和洛克的形而上学，对于以后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都带来了不良的后果。
当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并转入反动时，贝克莱和休谟便利用了洛克哲学中形而上学所造成的那些不彻底性，把它转化为彻底的主观唯心论，并且对唯物论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他们断言，既然洛克已经向人们揭明事物的第二性的质是主观的东西，那么，同样也应该承认第一性的质也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是和第二性的质的观念不可分的。再则，他们断言，既然洛克已经宣布实体是不可认识的，因此除了可感知的性质的观念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抽象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所以，贝克莱竟大肆吹嘘他们把作为唯物论基石的物质彻底从哲学中“清除”出去了。不难看出，片面的经验论如果形而上学地发展下去，必然会转化为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
在形而上学方法的支配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大大地受到了阻碍。科学家们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好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只要它一旦存在，就始终是那个样子。这种保守的自然观，妨碍了科学家的创造性，使得他们在说明自然的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时，往往显得束手无策，最后只有求助于上帝。恩格斯曾指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从外面寻找和觅得从自然界本身所不能说明的推动力来做最后的原因”（《自然辩证法》第八页）。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将有助于我们认清这种思想方法的实质和危害，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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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鸟鼠同穴问题的看法
鸟鼠同穴的问题，在我国古书中有很多的记载。有人否认鸟鼠同穴这个事实，而有人则看到过鸟鼠同穴这一现象，并记述了同穴鸟鼠的一些生物学特征。我国已故的生物学家陈桢曾在《生物学通报》一九五五年八月号撰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根据大量的古今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记载，他认为鸟鼠同穴的事实是可信的，并认为同穴鸟鼠的关系很可能是共生的关系。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天山中部的草原地带，也曾看到鸟和鼠在同一穴中出入。鸟一飞鸣，鼠（有的洞中是旱獭）便立刻奔到洞口；如有人走近，鼠便躲进去。有时一直要等到鸟飞回，鼠才出洞。
最近，高中信、郭承庆和李津友等，在调查呼贝尔草原鸟类时，也曾多次发现沙?往鼠洞里跑，并在《生物学通报》一九六五年第一期撰文作了报道。沙?是当地的一种夏候鸟。调查者找到过十个巢，其中六个在黄鼠洞中，两个在旱獭弃置的洞中，另两个在碎石间。调查者还在五个巢中找到了蛋。黄鼠似乎不在这些洞中居住，也很少到洞里来。他们连续观察了两天，只见到黄鼠到洞里来过一次。当时沙?正在?蛋，黄鼠很快便退了出去。在旱獭洞营巢的地区，已经没有旱獭居住了。因此调查者认为，黄鼠、旱獭同沙?没有直接关系。沙?只不过利用这些洞穴作为居住之处，因为在洞里营巢要比在地面上营巢安全一些。
鸟鼠同穴的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