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日共《赤旗报》揭露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仍是加强各国人民反帝斗争和团结的主要障碍
要反对美帝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就必须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苏共领导在美帝国主义一步一步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召开莫斯科分裂会议
证明它要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论调只不过是玩弄词句
新华社二十九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十三日刊登一篇题为《评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的文章。全文如下:
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残暴地进行着它对越南人民的侵略。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步调一致的斗争,显然已经成为越来越紧急的任务。我们认为,不论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或者是为了一致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都特别需要全面地研究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具有什么意义,并对它作出明确的评价。
一、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策
划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去向
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到五日在莫斯科片面召开的、有一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会议,根据宣布的名称,叫作“协商会晤”(据资产阶级报纸报道,叫作“协商会议”)。但是,这是苏共领导掩饰它曾经要片面地召开的所谓“起草委员会会议”遭到失败而改头换面地举行的一次会议。
在赫鲁晓夫还担任第一书记的去年夏天,苏共领导预定在今年七月举行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新的国际会议,并且为此要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片面地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信件,而于同年九月三十日发出复信,讲清道理,对这个计划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我们党在复信中详细地指出下述几点,并且进行了批判:
(一)我们党原则上赞成,为消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加强团结,而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二)但是,为筹备国际会议而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以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指出的革命原则和关于兄弟党关系的准则为基础。
(三)苏共领导的主张好象是苏共已被授权召集国际会议似的。但是,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正当的根据。
(四)苏共领导片面地决定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和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并且说由曾经筹备一九六○年国际会议的二十六个党组成“起草委员会”,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也是没有任何正当根据的片面的主张。召开筹备会议的日期和参加这一会议的成员,是应该重新由兄弟党协商决定的。
(五)苏共领导借口“绝大多数的党”支持它的建议,而不同我们党以及有关各党进行必要的协商,就要强行召开这个片面的、没有正当根据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并且主张“即使二十六个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代表”,“起草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它的旨在准备国际会议的各项基本文件草案的“工作”。他们放弃了通过协商来消除目前各国兄弟党对筹备国际会议的方法问题的意见分歧的努力,片面地决定了召开预备会议的日期、参加会议的成员和讨论的议题,而且硬要强制实行,归根到底,这只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分裂。
我们主张,停止召开那种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不可挽回的分裂局面的、片面的、没有根据的“国际会议”,并且主张,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来看,即使围绕原则问题的争论不能获得最后的解决,也要为召开下述国际会议而努力,即召开一个讨论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目前正在进行的侵略展开共同斗争的具体统一行动问题的会议,才是为增进团结所需要的。而且我们还广泛地向各兄弟党提出建议,表示希望正确地筹备这种国际会议。
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片面制订的这种企图从组织上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计划,不仅遭到我们党的严厉批判和反对,而且还遭到一系列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的严厉批判和反对。不仅如此,正因为这个计划具有大国主义的、分裂主义的本质,所以在过去一直支持苏共主张的一些党中间,也产生了许多反对和保留的意见,从而形成了“起草委员会会议”要开也开不成的局面。
但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领导,继承了显然已经破产的赫鲁晓夫制订的这个分裂主义计划,只是把召开的日期推迟两个半月,而要在今年三月一日强行召开这个没有正当根据的同一个“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个片面的计划遭到比上次更加强烈的反对,而且被人提出保留意见,是很自然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上述我们党的信件,过了两个多月也没有作出任何答复,而突然于同年十二月三日(即在预定召开
“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十二月十五日的前几天)通知我们说,“起草委员会会议”延期到三月一日召开。我们党对这封信,早于同年十二月十日发出了简单的复信,表示绝对不能赞成“基本上顽固地坚持没有根据正当的程序提出的错误的分裂的建议,而只是把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日期推迟到三月一日的建议”,并且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发出了详细的复信。
我们党在这封复信中,再一次驳斥关于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错误论据,并且指出:
(1)苏共领导通过《真理报》宣布“根据兄弟党之间已经进行的相互协商”,“起草委员会会议”延期到三月一日召开。但是,我们党反对召开这种片面的、没有根据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更没有简单赞成延期召开。
(2)苏共领导说,“起草委员会会议”是要进行预备性协商,在召开以后还可以同包括没有参加会议的兄弟党在内的一切党就草案进行协商,似乎已经开始很热心地考虑到团结。但是,如果真正考虑到团结,就应该完全取消这种片面的计划。
(3)苏共领导到现在一直把起草代替一九六○年声明的、新的“基本文件”作为“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主要任务。但是,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的,首先就是要不要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问题。
(4)同时,苏共领导部分地、点滴地接受我们党关于国际会议的内容的建议,开始表示赞成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方面采取具体的统一行动。但是,分裂主义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国际会议”的计划是同我们党的建议的根本立场完全不相容的。我们认为,必须“断然停止实行没有根据的、片面的‘国际会议’的计划,在这个基础上,同有关各党进行必要的事前协商,并且就当前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制订具体协议”。
对于苏共领导关于推迟到三月一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建议,不仅我们党表示强烈反对,而且包括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内的许多兄弟党也表示强烈反对。甚至在曾经赞成赫鲁晓夫策划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党中间,也有许多党纷纷表示反对、或者保留意见,或者有条件地表示赞成。
苏共领导面临这样的形势,已经不能照旧强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于是在临开会之前,不得不突然地改变计划。
苏共领导对于我们党的信件的论点,没有提出任何答复,而在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三月一日举行会议的三天以前)口头通知说,他们考虑不以“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名义,而以“协商会晤”的名义召开。但是,这一通知,是不折不扣的片面的通知,完全没有想同我们党重新进行协商。
这样,所谓“起草委员会会议”,改变名称和内容以后,叫做“协商会晤”,勉勉强强地总算是开了。苏共领导落得个这样的结果:自行证明过去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主张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苏共领导在去年八月十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强调说,“这样一来,就有一个不短的时期为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做好准备”。但是,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发表的通告,却以“为了更好地筹备”为借口,也就是说,因为筹备时间不够,延期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在延期以后,非但没有能够更好地进行准备,最后反而自行消失了。
苏共领导当时独断独行地把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决定为二十六个党,单方面地发出了通知,同时,《真理报》的社论还断言说,即便“某一个共产党在指定的日期以前不派出它的代表”,也“不妨碍委员会开始工作”。但是,实际情况是,反对这一分裂主义计划的一系列的党自然没有出席,而出席会议的一些党,则以这次会议不再叫做“起草委员会会议”为条件才出席的,根本谈不上开始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苏共领导在去年八月十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就国际会议的“集体筹备工作”问题说:“仿效筹备一九六○年会议的办法,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是适宜的。这个起草委员会可以起草新会议的基本文件,以及在有关举行会议问题的整个范围内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这次会议,连各种基本文件草案以及起草委员会会议本身,也都是完全不需要的了。三月十三日莫斯科对日广播发表的题为《为了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评论说,“随着形势的发展,筹备会议的方法也会发生变化”,而且还说,在这次“协商会晤”中,“证明没有起草委员会会议也能筹备新的会议”,“与会的代表团达成了共同的协议,即:不承担起草委员会的任务、不负责起草将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决定召开国际会议的日期。”(据《苏联新闻》报道)
苏共领导片面地任意决定举行筹备国际会议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日期、成员、性质、议题和召集程序,并把这些强加于其它兄弟党,随后又片面地任意推迟召开会议的日期,临到推迟了的日期之前,又放弃了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过,都暴露了苏共领导制订的计划的种种矛盾和混乱,同时清楚地证明它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做法遭到了严重破产。尽管如此,苏共领导并没有彻底清算在实际上已经破了产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计划,把三月一日会议的名称和步骤作了若干改变,以“协商会晤”的名义强行召开了会议,并企图使它合法化。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下台,在所有的人面前显示了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推行的修正主义、大国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在政治上的破产,那么,主张“公开采取集体措施的时候已经到来”,并且企图召开以分裂为目的的国际会议,把现在的不团结状态进一步引导到最后分裂的苏共领导所策划的这个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破产,就成了继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潮流的又一次破产、特别是它的大国主义的组织路线的破产。
我们党,到目前为止,不仅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明了我们党的见解,而且,同公开地宣传分裂主义的“国际会议”这件事相关联,还发表了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政治局声明《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不应当为了分裂,而应当为了真正的团结》、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赤旗报》社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不应当为了分裂,而应当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赤旗报》社论《再论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等,公开表明了我们党的见解。围绕这一问题的历史事实证明,苏共领导在一年半的期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用尽手段攻击对它提出批评的人、而要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就其程序或者内容而言,都是完全非法的,也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同时,历史事实还证明,在这些问题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各个党的批评,是有确凿的根据的。
分裂主义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失败,对于曾经希望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计划能够“成功”的志贺、铃木、神山、中野等人的“日本之声”一伙、内藤一伙、春日庄次郎一伙等所有的反党分子,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苏共领导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主张,盲目地加以称赞,并且中伤和攻击我们党。志贺、铃木等人,去年七月发表了《必须迅速召开各国共产党世界会议》的声明,内藤等人也于去年九月,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态度》的特别声明,全面地支持由苏联共产党提出的召开“世界会议”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建议。他们热中于支持这个为了分裂目的而制订的片面的计划,是因为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在日本共产党所反对的这种“会议”上使他们的“代表权”得到承认,创造使自己尽可能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志贺等人反复地强调说:“我们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方面”,卑鄙无耻地自称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内藤等人说什么显然“现在的日共领导不能正确地代表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且主张有必要“确定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正常的团结关系”。
志贺在《日本之声》今年一月一日出版的一期上,公开地表明了下述希望:“国际共产党筹备会议将从三月一日起举行。代代木(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编者注)派在表明自己对这个会议的态度的时候,将会暴露出‘独立自主’的国际派别的真面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将会更加正确地发展。”
志贺等人,就是这样抱着一线希望,想通过“国际会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朝最后的分裂方向“发展”下去,以便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公认”。这就暴露了反党分子的最丑恶的分裂主义的本质,他们不是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统一和团结,而只是希望它朝着分裂的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的这种狂热的“希望”,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和这次“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失败,已经完全落空了。这是那些毫无原则性和自主性的叛党分子的必然的命运。
二、苏共领导召开的三月一日会议的
基本性质是什么?
尽管召开这种所谓“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分裂主义的企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从苏共领导召集这次所谓“协商会晤”的经过来说,实质上依然是一次违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派别性会议,而决不是别的。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我们党的义务和责任。
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所策划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向最后的分裂,这一点,只要看看下列事实就会毫无疑问:苏共领导不管任何党提出反对,也要强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不仅如此,他们还企图把分裂的责任转嫁给反对召开会议的党,并且公开地说什么“拒绝参加会议,正是企图把分裂‘固定’下来”(见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真理报》社论)。这次的“协商会晤”,尽管在名称和形式上似乎同最初预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有所不同,但是,它的派别主义的本质却丝毫也没有改变。
这次会议,是苏共领导毫无根据地行使所谓“召集权”,恣意纠集二十六个党当中的一部分党而召开的。在这部分党里面,是以全面支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关于“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分裂主义建议的党为中心的,还有一些党对这次会议或者有条件地表示赞同,或者采取保留态度,但没有表示全面的反对。
这个会议,号称什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以便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的普通的国际会议,但是,从这个会议的分裂主义的活动来看,这显然是盗用名义。这个会议,决不是一个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准则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换句话说,它只是以赞同苏共领导片面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那些党为中心的、一部分党的派别性会议而已。
同时,这个会议,也不可能是一九五七年宣言规定的比“根据需要”举行的两党会谈“更加广泛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因为,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迫切的问题”和“调整共同斗争”,也不是从这个目的出发在应当邀请的范围内邀请兄弟党聚首一堂举行的争取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以下述的党为中心举行的一次派别会议,这些党全面地响应苏共领导在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发出的关于举行二十六个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非法呼吁。这个会议,从它的整个过程来看,不管怎样打扮,都不是根据宣言和声明的准则举行的兄弟党的会议。
三月一日召开的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充满着为了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进行积极斗争的精神”。但是,不管用多么美丽的词藻进行掩饰,也不能掩盖这个会议是苏共领导盗用了非法的、没有根据的“召集权”,公然地、无原则地只把一部分党召集起来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不折不扣地“企图变相地使分裂局面‘固定’下来”的会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局面表面化的会议,它具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当然,我们决不是把参加这个会议的一切党,都同苏共领导等量齐观。我们知道,参加这次会议的党中间,也有勇敢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并且没有与赫鲁晓夫的无原则的追随美帝国主义的行为采取同一步调的党。也许还有的党,对于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计划,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批判,并且采取了同他不一致的态度。我们没有把这些党同全面地、毫无批判地追随赫鲁晓夫计划的人,混淆起来。尽管如此,为了真理,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原则性的团结,我们不能不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一部分党即使因为主观上衷心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而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签署了公报,或者有些党认为,只要不是“起草委员会会议”,即使是苏共领导召开的三月一日的会议,也不会是分裂主义的会议,或者认为正是为了使它不成为分裂主义的会议才应当出席,但是,这种善意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会议的客观的本质。这个会议的基本性质,不是通过公报在文字上一般地强调团结就能决定的。因为片面召开这种“协商会晤”的一切经过本身,决定了这个会议的宗派主义的、分裂主义的本质。
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各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反复地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想一意孤行地召开“二十六个党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强调指出把这种计划付诸实施就意味着把分裂公开化。苏共领导不仅不倾听这个意见,反而把它说成是什么不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或者把提这种意见的党说成是分裂主义者等,竭尽一切中伤、诽谤之能事来攻击他们,从而堵塞了团结的道路。而且,苏共领导为了以赞成举行“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党为中心,强制推行它的计划,以至于推迟会议的日期,最后即使几乎到了不得不放弃这个“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的时候,也象在三月一日以前口头通知我们党那样,不是放弃他们原来的计划而与反对举行这个“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各国党进行协商,而是由苏共领导顽固地在三月一日召开了会议。从而在同反对他们片面地召开三月一日会议的一系列的兄弟党——其中包括占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人口的过半数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党——的团结中间设置了严重的障碍。这就是说,苏共领导事实上非法地把分裂局面强加于反对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兄弟党,并且自己一意孤行地召开了“把分裂局面‘固定’下来”的片面的会议。
既然不放弃赫鲁晓夫提出的没有根据的、错误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计划,而且在与这个计划不可分离的三月一日,以赞成这个计划的党为中心强行召开了违反宣言和声明准则的会议,那么,不管这次会议的公报唱什么调子,从事实的经过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硬把分裂局面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何况,他们还自吹自擂地把这次会议说成似乎是在国际上具有正当代表性的“十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晤”。既然象苏共领导所典型地表现出来的那样,强调会议的正当性和作用,从而对于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设置了新的障碍,那么,公开地明确地指出这次会议的宗派主义的本质,乃是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不可推卸的必要的任务。
三、关于“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
性的协商会晤”的建议
对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步骤,苏共领导在这次召开会议时提出了“最好”“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以代替“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的主张。苏共领导在美化这次举行的会议的同时,事实上早已把这个建议片面地强加给别人。
这次会议的公报这样写道:“会晤参加者认为,积极而全面地筹备新的国际会议并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这种会议,是完全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
“为了召开和顺利地举行新的会议,应当从内容方面和组织方面为会议作筹备,应当共同努力积极为所有兄弟党参加筹备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不倦地力求改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气氛”。
“会晤的参加者表达了意见:为了讨论新的国际会议问题,最好是举行参加一九六○年会议的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为了解决关于召开这种预备性会晤的问题,必须同所有这些党进行协商。”
在这里,至少表现在文字上,是把所谓“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作为一个“最好”的建议提了出来,而且,不管是否赞成这个建议都必须“同所有这些党进行协商”。当然,这个建议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这项建议包括下列问题:在签署这个公报的党中间,有的党特别对于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会晤的计划,提出了否定的意见。然而,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已经出现了要把这个会议的建议当作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新武器加以使用的危险的迹象。
三月二十日,莫斯科的对日广播发表评论说:“由会议参加者提出召开会议和准备举行会议的条件的建议这种道路,是最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准备让参加一九六○年会议的党,都毫不例外地参与筹备和举行新的会议的工作。任何人也不会提出比这更民主的形式了。不赞成这一点的人,是希望维持世界革命运动目前所出现的意见分歧,而同这个运动的利益毫不相干”。(据东京的《广播新闻》)
这种态度,用不着引用苏共领导对我们党以及我国民主运动进行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干涉的事实,就给我们所作出的如下判断的正确性又提供了根据:苏共领导仍旧没有改变一向所坚持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路线。
我们党批判苏共领导制订的“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并主张进行必要的充分准备,同时在《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是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的社论)一文中主张:“至少要征得出席一九六○年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所有的党互相同意,立即在必要的有关的党之间进行适当的协商,这是最好的和必要的。”
据我们今天看来,全面地完成有原则地、具体地克服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不团结的根源的任务,才能够使这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取得进展。这些任务是: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在当前的迫切斗争任务上的共同行动;只要最初发动非法攻击的党不公开承认它的错误,就要根据必要来行使公开答辩和批判这种攻击的权利,为消除团结的障碍而努力;召开双边的以及多边的根据原则进行讨论的会议,而不是象这次“协商会晤”那种派别性会议,等等。
然而,正如莫斯科的对日广播所表现的那样,苏共领导的论调,事实上完全不愿意为团结进行必要的具体准备工作,而只把“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当作决定性的问题,甚至竟然把不能赞成举行“预备会议”的人竟说成是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毫不相干的,并把这种观点片面地强加于人,极力地攻击批判者。公报虽然写上了“必须同所有这些党进行协商”,但是实际上,苏共领导把在一部分党的派别性会议上片面决定的关于筹备国际会议的方法的方案,事实上用上述形式强加于人。
而且,任何人都明白,如果不进行那种为使所有的党都能够在当前团结起来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就立即召开“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那末即使称作“预备会议”,在事实上也不能不成为一个全体会议或近似这种会议的会议,而使分裂局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开的事实。从下述经过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颇有这种危险的:发表这个公报的会议召集人苏共领导,对于一系列兄弟党迄今所坚持的批判和主张(也就是根据在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党会议上得到肯定的准则,为了团结,必须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来召开国际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回答,相反地,却张口闭口叫嚷什么受到“绝大多数的党”的支持。
这样,尽管这个会议公报使用了许多争取团结的词句,但是,包括这个公报的起草过程在内,召开这个会议本身,正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背道而驰的。举行“八十一党代表的预备性的协商会晤”这一建议本身,也早就被当作新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武器而开始使用起来了。
假如苏共领导的同志们,为了正确地参加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而真正地象公报所说的那样认为“应当从内容方面和组织方面为会议作筹备”,那么,就不应该单方面地召开那种“起草委员会会议”。更何况是在用“协商会晤”这一名义强行召开了在本质上属于派别性的、分裂主义的会议的情况下,不论怎样使它合法化,不论怎样在这个会议所谓协商的基础上反复玩弄号召团结和统一的词句,也丝毫无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如果强行召开了这个会议的苏共领导真正地认识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削弱着它的团结,正在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世界带来损害”,并且相信“各国共产党采取集体努力来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遵守所有兄弟党自主和平等的民主原则情况下的团结的必要性”,那末,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完全放弃要在片面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协商会晤”的基础上召开国际会议的企图,从由于策划这种会议而造成的一切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争取同所有兄弟党经过协商达到一致这一新的基础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为共同行动而努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参加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企图一边玩弄词句,唱“统一和团结”的调子,一边在实际上让分裂的既成事实累积起来,通过在这个基础上召开国际会议的分裂主义道路,来争取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是绝对不可能的。
四、公开论战和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
务问题
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召开的会议发表的公报,就公开论战问题说道:
“派代表参加这次会晤的各党表示了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同时,他们认为,不互相攻击,用同志的方式继续就共同关心的当代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这些同志,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但是,既然主张停止公开论战,那么,就不应该回避究竟是谁挑起了公开论战、并且对兄弟党进行了“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这样一个问题。
践踏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最先挑起“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的,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片面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赫鲁晓夫,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扩大到今天这种地步的,是片面攻击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所谓《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苏共领导应该对公开论战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就与我们党进行的公开论战一事而言,最先挑起公开论战的,是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文章《广岛之声》(茹科夫),继之,是苏共领导单方面地公布了指责、攻击和中伤我们党的冗长的信件。这封信件的内容和公布的方式,都是企图颠覆我们党的领导的,是极其恶劣的。而且,这封信件的内容,是关于双方约定不公布的两党会谈的内容。我们党是在茹科夫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是在《真理报》和莫斯科电台公然支持被我们党开除出去的反党分子志贺义雄之后,才被迫开始进行公开反驳的。
显而易见,苏共领导应该对于造成这种局面负全部责任。我们党提出的反驳,不仅是根据应有的权利,而且对于具体地揭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国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祸害以及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都是必要的。那些长期只听到苏共领导的片面中伤和诽谤的国内外的人们,通过这场论战的全部过程已经可以了解到问题所在及真理在哪一方。
在自以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开始挑起公开论战并且使它合法化,而当情况变得对自己不利以后,就声称要停止公开论战,这是十足的大国主义态度,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假如苏联共产党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来,不采取那种做法挑起公开论战并且不把意见分歧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上去和不干涉其他党的内部问题,那么,即使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也可以肯定,局面会朝着与现在不同的方向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也不会变得如此严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充满谩骂和中伤的公开论战,从而,向全世界人民公开地提出了问题,并且公开地进行了争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指出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已经使它的理论从最初对个别命题的论断发展成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领域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分清责任,不辨明与原则问题有关的争论内容的是非曲直,只是主张停止公开论战,这不仅是不合道理的,而且也是无助于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
象公报所说的那样,为了“不互相攻击,用同志的方式”继续交换意见,至少需要苏共领导对于悍然最先无理非法地攻击其他党以及对不追随它的党,极尽指责攻击之能事这种做法,首先断然承认错误。现在的情况,不是所谓“互相攻击”这种不明责任的东西,而是由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承担全部责任的“片面攻击”和回敬它的正当的反驳。如果对于苏共领导及追随它的一部分党所进行的“片面的攻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局面不进行必要的追究和揭露,那末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公开论战”的问题。苏共领导当然应当对于向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单方面进行的、违背兄弟党关系准则的攻击和干涉进行反省,并且至少对于最先对这些党加以非法的单方面的攻击这一点,应当积极地表示要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显然,如果不这样做,那末即使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也是毫不公正的。
法国共产党等几个兄弟党的领导也指名对我们党进行了诬蔑性的指责。我们党对这些指责还没有作出回答。如果这些党期望停止公开论战,那末,当然应该向我们党承认错误并进行自我批评。只要这些党不公开承认错误,我们党对此就要保留反驳的权利。
这次会议的公报似乎表明所有与会者都一致遵守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各国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希望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统一和团结。公报说道:
“会晤参加者主张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会议确立的各党间的关系的准则,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
但是这番话,至少同苏共领导的同志们最近实际做的和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完全相矛盾的。
《真理报》三月十二日的社论在赞扬这个公报时说:
“大家知道,一九六○年声明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不允许能够破坏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团结的任何行动。”
鉴于使日苏两党关系恶化的整个经过以及今天苏共领导依然采取种种手法对我们党继续进行干涉的事实,我们严正地指出,苏共领导的同志们所公开宣称的不应当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完全不是共产主义者应具有的言行一致的态度。
苏共领导,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还一直继续公开支持和援助根据党章被我们党正式开除出党的志贺义雄、铃木市藏、神山茂夫和中野重治等反党分子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和莫斯科电台公开赞扬他们拼凑的反党组织“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去年十一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甚至还邀请志贺义雄访问了苏联。现在,志贺、神山、内藤、春日(庄次郎)等人,在参议院竞选中,以攻击我们党、阻挠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同志当选为目的,在东京地方区,共同推举神山茂夫作为候选人。苏共领导的同志们同这一伙人勾结在一起,继续援助他们对我们党进行破坏活动。如果说,对兄弟党进行这种最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和捣乱活动,都不算是“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那么也许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的事情了。苏共领导不仅继续援助志贺一伙人,而且正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赤旗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普罗霍洛夫及其它方面对我们党进行的一系列新的攻击》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苏共领导对我们党仍然在进行着种种直接的攻击。
三月十二日《真理报》社论说,“为了创造解决分歧的良好气氛,苏联报刊有五个多月没有参加公开论战。”但是,我们党曾经反驳过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普罗霍洛夫的文章《无产阶级团结的伟大力量》,就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中央机关报《劳动报》上登载的。在那篇文章中,普罗霍洛夫书记甚至蓄意引用志贺、神山等反党分子攻击党的文章,对我们党进行了严重的攻击,说什么日本共产党的立场“违反日本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事实上是与日本垄断资本的立场一致的”,还说什么“日本共产党领导同压迫剥削日本工人阶级的人站在一起。”人们清楚地知道,在最近五个月内,除此以外,苏联还出版了很多攻击其它兄弟党的刊物。《真理报》社论所谓“苏联报刊有五个多月没有参加公开论战”云云,只是隐瞒这些事实的虚伪说法而已。而且普罗霍洛夫的文章远远地超过了“公开论战”的范围,它是对我们党进行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诽谤。
关于苏共领导对我们党所进行的攻击和捣乱活动,我们还可以举出包括对在苏联的我们党的党员采取各种无理措施在内的许许多多事实。根据苏联共产党的请求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工作的我们党的一位同志,由于拒绝播送攻击我们党的文章,这本来是作为日本共产党党员采取的一种天经地义的行动,但是最近却不仅被莫斯科广播电台解雇,而且立刻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回国。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我国其他的民主运动方面,苏联的同志们,继续进行着无理的干涉和阴谋勾当。就日苏协会而言,苏日协会的领导干部赤裸裸地帮助建立分裂组织,恶毒地阻挠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友好。他们一方面进行着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裂活动,一方面又在公报中说什么“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的东西比当前把它们分开的东西要强大得多”,企图以此掩盖自己的分裂活动,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苏共领导对自己的行动佯作不知,并在写有“反对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的公报上签字,又发表了《真理报》的上述社论。但我们首先同事实对照起来,对这些话的真实性表示根本不信任的态度,那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在这一公报上签字的党,有的也是衷心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不过,如果这些同志不只是希望实现一般的团结,而是希望克服实际阻碍着团结的原因,并在实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那么,他们是能够了解我们上面提出的只不过是最起码的要求。
如果苏共领导有意遵守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有意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那末就应当立即停止支持正在攻击我们党的反党分子、完全停止对我们党进行的破坏活动和捣乱活动,为改善日苏两党关系创造最起码的前提。
这不单纯是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两党关系问题。今天,美帝国主义为了穷凶极恶地侵略越南,并对亚洲采取罪恶行为,正在同日本垄断资本狼狈为奸,拼命地破坏作为它的有力的据点的日本的反帝斗争。它们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力图削弱一贯反对它们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争取建立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胜利而战斗的我们党。赖肖尔大使以及其它人都曾公开地讲过这一点。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尝过苦头的美日统治阶级最害怕我们党壮大和恢复“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保卫和平与民主国民会议”的活动以及加强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和团结。正因为如此,他们采取一切手段,加紧对我们党进行攻击,策划破坏和分裂民主力量的团结的阴谋。从上述事实看来,我国的反党分子对我们党进行的无耻诽谤和破坏活动,以及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其他运动中进行的分裂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美日统治阶级实现它们的目的的作用。而苏共领导通过在日本的苏共党员,公开支持这些反党分子,采取种种方法,明里暗里对我们党进行极端非法的捣乱和干涉,很明显,他们的这种做法,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帮助他们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不论在口头上怎样强调“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而实际上在继续进行有利于敌人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只要是这样,就不是真正地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苏共领导如果不认真地对这一点进行反省,那么,即使断言说它没有资格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也决不是过分的。
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
结和面临的迫切任务
现在,由于美帝国主义野蛮地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已经产生了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亚洲的危险。这种严重的局势,强烈地要求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力量,在国际范围内采取统一行动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尤其是加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已成为最迫切的任务。
我们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的《赤旗报》社论《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不应该是为了分裂,而应该有助于团结——日本共产党的建议》中说:
“毫无疑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因为,如果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巩固的团结,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完成变革世界的伟大事业,也无法正确地满足全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迫切要求。
“我们必须早日实现这种真正的团结。但是,从现状来看,一举解决原则问题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了呢?遗憾的是,我们认为这种条件还没有成熟。
“然而,在就原则问题能够达成一致协议的条件成熟以前,我们是不是不能够争取某种行动的统一呢?正如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的声明和宫本总书记在纪念建党四十二周年的演说中所提出那样,我们认为,即使围绕原则问题的公开争论没有最后解决,但是,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派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具体表现进行斗争,各国共产党也需要根据‘宣言’和‘声明’争取当前的行动统一。
“我们认为,即使是通过争论来探讨真理,也应当努力争取行动统一,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进行斗争,而不允许帝国主义离间社会主义阵营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划阴谋活动。这才是走向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团结的现实道路”。
在现在的局势之下,正如我们党过去一贯建议的那样,一方面要通过对原则问题进行必要的、恰当的争论来探讨真理,同时也要立即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为此作出认真的努力,就担负不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所赋予的艰巨责任。我们党的这个建议的正确性,今天已经得到越来越清楚的证明。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协商会晤”的公报,也不能完全避开现在的严重局势所表明的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党在反对关于召开分裂主义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建议的同时,强调采取共同行动同以美国为首的战争和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并建议召开为此而争取缔结协定的国际会议,而苏共领导最初采取的态度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追随苏共领导的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们,也攻击我们党的建议,把它说成是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同国际民主运动的统一行动问题混同起来了。
但是,“协商会晤”的公报也不得不写上号召加强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斗争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内容,并且强调“在争取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这样,在发表有关越南问题的声明的同时,会议的公报不得不强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得不谈到为此在当前采取统一行动的问题,这件事情由于苏共领导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就更显出它的突出的特点。因为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对美帝国主义作出无原则的妥协——赫鲁晓夫美化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和提出视察古巴问题,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才是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不团结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苏共领导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给我们党的信件中,曾经提出既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违反事实的主张,说什么帝国主义者“已经丧失了实行‘实力地位’政策的物质基础”,“已经接受了同各国间的和平共处”。这表明,目前在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凶恶的侵略本性的侵略越南的战争面前,苏共领导也已经不能够用以往的形式来公开地维持它那种不负责任的美化帝国主义的论调。这还表明,苏共领导已经不能够照样硬推行过于露骨的分裂计划,而同以前的态度相反,如果不部分地、支离破碎地写上一些关于争取当前的统一行动这一任务的重要性的主张,就不能表明它们希望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态度。
那么,苏共领导开始申明这种主张,是否意味着实际上消除了实现我们党所提倡的那种行动统一方面的障碍呢?而且,是否意味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已经减少了呢?
不,恰恰相反,国内国外的各种事实表明,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仍然是加强各国人民反帝斗争和加强他们的团结方面的主要障碍。
自赫鲁晓夫上台以来,苏共领导所奉行的向美帝国主义作无原则的妥协的政策,如散布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论调和缔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起到了如下的作用:即让美帝国主义利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助长了它在当前以亚洲为最主要的中心进行战争和侵略的气焰,削弱了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尽管修正主义者把肯尼迪和约翰逊当作“明智派”而加以美化的幻想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美化美帝国主义,并回避同它进行斗争的这种修正主义祸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美帝国主义现在在越南进行无耻的犯罪的侵略战争,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并且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无原则的“美苏合作”政策寄予期望。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而且,看一看去年“东京湾事件”时赫鲁晓夫赞成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的事例以及最近的几件事情,也就会明白,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期望现在也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如果真的象公报所说的那样,苏共领导是希望加强同帝国主义、特别是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那么,它就不应该在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残暴地扩大侵略战争的严重形势下,于三月一日召开那种分裂主义的会议。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在这个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即三月二日,在间断二十天以后又重新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规模轰炸,并非偶然。显然,召开企图使分裂公开化和使分裂局面“固定下来”的“协商会晤”这件事情本身,就产生了鼓舞美帝国主义的结果。
此外,修正主义强迫世界和平运动支持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用赞成还是反对它的办法来分裂和平运动这种祸害,就是现在也还广泛地深刻地存在着,并且仍旧妨碍着对美帝国主义今天的侵略行为采取统一行动。例如,苏共领导近几年来一贯同我国的分裂主义势力携手合作,而这些势力企图把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改变为不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的运动。在去年的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苏联代表团退出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参加“三县联”举办的分裂大会。苏联和平团体的有关人员,在那以后仍继续参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的领导机构等所策划的分裂日本和平运动的阴谋活动。这样,在他们同日本的分裂主义势力携手合作,继续采取妨碍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以及妨碍它朝着反帝、和平的方向发展的行动的情况下,不管他们怎样号召加强反帝斗争,也是不会得到战斗的日本人民的丝毫信任的。我们要再一次在这里指出,苏共领导同右派分子——他们在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进行的勇敢坚决的斗争中起着分裂和捣乱的作用——还在继续携手合作。
苏共领导最近反复地声称苏联政府正在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不消说,对于遭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援助,这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应尽的义务。如果这种援助是无私的、积极的,我们热烈欢迎。但是,仅用这一点,是回避不了对于三月一日的会议问题以及对于苏共领导继续对我国(党内事务)进行的无理干涉和分裂活动等所作出的一系列评价的:即这些分裂主义的活动鼓舞了美帝国主义,鼓励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这一切,引起人们产生下列疑问是很自然的。这些疑问是,苏共领导究竟是真正认真地重视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实现统一和团结呢,还是比这种统一和团结更加重视继承赫鲁晓夫路线和维持自己的大国主义的体面呢?或者,就象掩盖它们至今仍在继续推行对我们党的分裂主义的计划那样,把争取统一和团结的呼吁,作为一种“隐身草”而加以利用呢?
今天,采取种种形式来阻挠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同行动的,无论在国际上或在国内,都仍然不外乎是现代修正主义,因此,很显然,如果要认真地争取实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当前的行动统一,就必须越来越坚决地、始终一贯地加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如上所述,我们党进行了反对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的不妥协的、有原则的斗争,一贯反对苏共领导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大国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建议,同时,建议召开争取在当前统一行动方面达成协议的国际会议。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的《赤旗报》社论是这样说的: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最后分裂的‘国际会议’,目前还没有举行,因此,现在为时还不算晚。我们广泛地向各兄弟党建议,停止召开基于片面的没有根据的建议和方法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事实上,这种国际会议必然是有害于团结的,同时建议筹备一个这样的国际会议:讨论关于团结一致、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所明确规定的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正在进行的侵略活动开展斗争的、具体的共同行动的问题。”
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论战问题,又不能一举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团结的现时情况下,象我们党所主张的,为了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进行斗争,加强当前的团结,并且召开以此为目的的国际会议仍然是重要的,最近的形势越来越证明它的紧迫性。而且,如果全体兄弟党至少以严格遵守由一九六○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准则为基础,正确地为恢复团结而充分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那么,即使不等到全面解决争论的问题,召开这种会议来加强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当前的团结,也是可能的。
我们党根据同样的基本立场特别强调,不管举行或不举行这种国际会议,立即需要努力实现的是,对于企图扼杀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蹂躏世界和亚洲和平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进行共同斗争。
从迄今为止的经过情况看来,现在要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事业全面地从当前的行动统一向真正的团结发展,必须重视如下的问题:
第一,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领导所策划的分裂主义的“国际会议”和为此目的而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等片面的计划,是毫无原则的,它蹂躏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对此,要再一次按照事态的经过,全面地加以明确,并且从此引出正确的教训,完全停止执行这种导致分裂的计划。只要一部分同志制造各种借口,想继续坚持这种实质上是分裂的计划,那么,要正确地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第二,如上所述,苏共领导必须承认在赫鲁晓夫的指挥下迄今为止对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一切蛮横无理的、片面的攻击的错误,立即停止它一直在进行的对我们党的破坏活动和对其他兄弟党的一切蛮横无理的干涉。而且,那些曾经对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共产党等进行过蛮横无理的片面攻击的党,应当同苏共领导一起明白地承担其责任,从而创造使举行必要的两党会谈成为可能的气氛。这对于正确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从过去一直坚持下来的旨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一贯立场出发,再一次强调,要把为保卫各国人民迫切的利益所需要的各国共产党的行动的统一,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
最后,我们向期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期望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和平民主力量为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而进行统一斗争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呼吁: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对美帝国主义以扼杀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为目标进而蹂躏世界和亚洲和平的侵略越南的形势,应当立即起来一致进行斗争,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
在国际民主运动中,也要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目标,共同努力,开展共同行动;
关于筹备“通过协商途径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的国际会议,应该根据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各兄弟党间的关系的准则采取必要的步骤,充分地进行必要的协商,以便作为一个整体来更加有效地开展上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行动。
同时,我们党向期望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的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呼吁,进一步加强反对造成和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团结的根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我们党表示今后要更加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保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加强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全党一致,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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