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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4月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编者按:今天我们发表了担任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建筑师职务的同志写的三篇文章。他们介绍自己在设计革命运动中自觉地革命、自觉地改造思想的收获和体会,很值得大家一读。
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建筑师是技术上的带头人。比起一般的技术人员来,他们有更广博的专业知识,更丰富的技术经验。因此,党和人民把技术领导的重任付托给他们。这些同志怎样才能把这个重大的责任更好地担当起来呢?林乐义同志在这次设计革命运动中,下楼出院,深入现场,得到比较深刻的体会,他说:“一个总工程师,不是自己什么都‘总’会,‘总’懂,‘总’对,而应该‘总’群众的智慧,‘总’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这一体会言简意赅,十分可贵。任何一个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建筑师,要真正能做到这样的“总”,就必须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符合人民和国家要求的设计,也才能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国家建设人才。
我们老一辈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受旧社会的影响总要比年轻人多一些。这不奇怪,也不可怕。只要能够自觉地革命,自觉地改造思想,是完全可能逐渐清除旧的东西,接受新的事物,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不负人民和国家的希望。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伟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象林乐义、高作楫、葛辰生这样的同志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忱的欢迎,并且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更大的进展,把我们的技术工作更好地、全面地“总”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要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
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 林乐义
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次伟大的群众性的设计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与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斗争。搞好这一运动,对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多快好省,避免少慢差费,有重大的意义。这场斗争对设计人员来说,走什么道路,能否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有着重大的关系。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加以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十多年来,高高在上,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致在设计工作中与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违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深深体会到不革命是不行了。
设计思想上的几个主要问题
回顾这些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设计,受到了一些锻炼。但我的设计指导思想还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认为是“必须注意美观”。而且往往本末倒置,把“美观”的位置放在“适用、经济”之前,违背了党提出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如某大学的一幢试验楼,共二万多平方米。因为这个工程不是主楼,只能坐在“陪衬”一点的位置上,为了面向主楼前的广场,于是硬把建筑坐东朝西。加以开了大玻璃窗,结果夏天室内热到摄氏四十度多,冬天又冷得呆不住。后来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来做遮阳隔热处理。我们室内组设计国际列车车厢时,我要求大家:门锁、挂衣钩都不要露出螺丝钉来。大家说:那没有办法,除非再做一个盖子盖上。
在我主管的工程中,往往花在研究立面处理的工夫比研究合理布置平面多。一旦平面与立面有矛盾时,常常变动平面迁就立面。
在业务学习中也是注重“建筑艺术”。如常请一些专家来报告“建筑色彩”、西洋建筑、古代园林……等等,忽视了方针政策和配合生产的学习。
这些都是严重地脱离实际,违反总路线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所以,形式主义的后果,使许多设计只能是从浪费开始,以更大的浪费告终。
二、片面地贪高、贪大、求全,不是从实际的需要出发,从六亿人民出发。
我曾说,工程要分别对待。特殊的、重点的工程,要“高、大、全”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而落在我手里的工程,又好象都必然是特殊的、重点的。例如一九五九年我设计的一个剧院方案,多达五千六百多个座位(一般方案都是二千多个座位)。当时曾有些同志提出,规模是否过大。我却解释:“座位多是群众观点,视距虽远,总比看电视强。”实质上我是一心想超过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无线电城大剧院。
三、以“古”为中,以“洋”为新。
我对“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说法,很感兴趣。虽然我设计的已经建成的工程很少有大屋顶,但并不等于我不赞成。过去我做的一些设计中,曾摆上各式各样的大屋顶,里面尽是古彩画、斗拱、雀替、额枋、挂落等古装饰。洋的,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新”建筑,我很欣赏,认为窗大、柱细、墙薄、线条明确,“简洁明朗”。不管气候、地点、客观条件,都生搬硬套。前述试验楼工程便是实例。
我主管的室内组的家具设计,走的是两个极端。不是抄洋,就是仿古。
在《设计资料集》一书中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考虑这本书要有一些“中国气氛”,如在住宅部分中我曾建议加上一些古代民居。有人说:这不是民居,是地主剥削阶级的住房。这些“民居”,有轿房、厢房、前院、后院、粮仓、书房、垂花门等等,不是剥削阶级又是谁会住这样的房子呢?我还要编辑同志们在模数一节中加上了斗拱、大屋顶、举架,说斗拱是中国“古代模数”。第二集中还准备编写园林一章,把中国古代园林、亭台、楼阁加上。图书馆实例中选入了天一阁和文渊阁。编这样一本书,到底要设计人员参考什么呢?
总的来说,对古的,我既欣赏小桥流水人家,也欣赏雕栏画栋庙堂;对洋的,既欣赏马路花园洋房,也喜欢高楼大厦广场。时间上拉得那么长和古人打交道,空间上拉得那么远和洋人打交道。就是不愿意和此时此地的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不禁要自问: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这是什么精神状态?我忘了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了。
四、生搬硬套洋框框。
外国的定额标准又高又全又周到,一切公共建筑都有衣帽间,厕所必须有前室,工厂要有完备的厂前区,剧院后台平面比观众厅要大三倍,食堂、厨房等等都要设更衣室、休息室、浴室等等。我们的建筑设计规范基本上是照抄的。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洋框框是我们自己愿意套上的。如对人的关怀,我们没有分析是对大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只一概而论,没有用阶级观点和辩证法看问题。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定额、标准、规范,主要在于我们自己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
五、突出“自己”的权威思想。
在我做的设计中,处处都看出表现自己的痕迹。假如我的设计在总规划中是属于次要的、从属的,总要想法使它突出成为主题。如北京木材厂一个小展览室,面积不过二千平方米左右,但在处理手法上,用了很大的门廊,想要压倒厂内原有的一切建筑。
一九五九年我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还提过建筑设计有两等:一是一般的,没有什么特点;一是“种子”设计(象打乒乓球那样有种子选手)。言下之意,我的设计当然应该属于“种子”之列。
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发展个性”,是认为“个人服从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都是下贱的”尼采哲学。
我的这些错误思想,将引导我自己走什么道路,又将引导青年接班人走什么道路呢?从以上的事实看来,不是集体主义道路而是个人主义的道路;不是从六亿人民出发,而是从个人名利出发;不是又红又专,而是只专不红;不是实事求是,而是教条主义;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一句话,我自己走错了路,还引导人家也跟着我走错路。
我的思想根源何在?我在大都市里长大,进的是半殖民地的教会学校,又在美国留过学,“镀过金”。在旧社会是自由职业者——建筑师。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极深。解放后,经过各次运动,经过学习,虽在逐步改造,但很不彻底,资产阶级思想还占主导地位。我原以为这样下去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点事。事实证明,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走不通的。
下现场后的收获
过去也检查过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改进不大呢?主要是以说话代替行动,没有让行动说话。光坐在办公室里指手划脚,不下楼出院是不行的。因此我决心放下总工程师的架子,下楼出院,和小组同志们一起去现场解剖,一起去现场设计。但我对下现场也有几种想法:选择大工程呢?还是小工程?选择条件好一些的现场呢?还是条件差一些的?我觉得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不应该回避矛盾,因此选择了一个过去我不重视的小的住宅区工程,一个生活条件比较差的现场。我背着行李和大家一起搭公共汽车,和大家一起住在一个养鸭的木板棚里。现场没有施工,没有可以劳动的地方,我就和大家一起帮厨洗碗。就是在生活上做了这么一点微小的改变,但同志们都鼓励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都贴了大字报表扬我。这使我很惭愧,使我体会到党和群众对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改造,抱着多么热忱和殷切的期望,也使我更深地体会到我过去的生活和作风离开广大劳动人民多么远!
我们在现场解剖了某部队的住宅区设计。这个工程,单纯从技术上看,设计水平是不低的。但设计标准过高,违反了党的方针政策,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相差太多,脱离了群众。开始有人认为,“这项工程在技术上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其实在政治上打了败仗,在技术上就迷失了方向,怎么能说是打了胜仗呢?这项设计归根到底是失败的。
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技术,没有政治,就会迷失方向。所以设计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过去我总以为,只要熟学古今中外的技术,设计时就能挥笔自如。现在才体会到,只有听党的话,
才能做出正确的设计。
在现场设计中,有一个办公楼工程,处在地形复杂的山坡上,过去在家里做了许多方案,都定不下来。到现场后,发现原来的方案都不能结合地形。于是我们先就地形定出了体型,再就体型放在地形上去划线,又根据地形修改了体型,这样反复地在现场搞了五六次,由地形——体型——地形——体型,也就是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做出一个适合地形依山就势的办公楼设计来。既少动了土方,又节约了基础处理,减少了投资。象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到现场是解决不了的。
建设基地的三面都环绕着石山。经过分析,山石的质量很好,开采方便。计算一下,如果全部基础能就地取材利用毛石,每平方米就可以节约一元二角钱,全部造价就可以节约十万多元。附近还有一个火力发电站,废焦碴很多,如果利用它做的焦碴空心砖做隔墙及楼板,每平方米就可以节约三元多钱。经过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反复研究,做出技术方案比较,决定大量利用石头和焦碴。如果坐在办公室里,仅凭“本本”上的死资料拍脑袋,就不可能想到利用地方材料。
又如我们设计的一个学校,占地约三公顷多。在学校的前边有一座旧仓库,建设单位也未提到仓库是否可以利用,我们也不调查分析,就凭任务书的要求做了方案。原来的方案是在旧仓库的西面布置了教学楼,东面布置了宿舍。仓库的后面除了建筑食堂以外,还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留出一片空地,将来修建礼堂。到现场经过实测检查,发现旧仓库质量很好,面积有一千平方米左右,大可利用。于是我们便重新研究做了一个新方案,把东面的宿舍布置在旧仓库的后面,把旧仓库稍加处理修改就可以利用它做食堂,多下来的面积,正好做礼堂。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一公顷多的土地,省下了盖食堂的七万多元,还赚了一个礼堂。一举三得,建设单位很满意。如果我们不到现场,亲自观察,分析研究,就不可能做到因建设地点的具体条件而制宜。
下现场之前,建设单位和设计人员对我都有很多顾虑,认为我是总工程师,又是老知识分子,怕难于相处。又怕我下现场带着“斧头”,砍他们已经定好的设计方案。我想,过去我不爱听人家的意见,有权威思想,管一个工程,不找出人家的一些毛病,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本领,不找出一些问题,就不足以突出自己“权威”。这次现场设计中有个建筑物的布置与地形情况不符,有一段落在洼地里,我想改一下体型就可以更合理了。于是我就当原设计人的面,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新的方案。原设计人当时很紧张,提了许多理由为原方案辩护。这使我马上意识到我的权威思想老毛病又在作怪,影响了原设计人的积极性。后来我改变了态度,对设计人说:“你对这里情况比我更熟悉,能不能再考虑提几个方案比较比较。”设计人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一下子就提出了四个方案。而且确是比我想的更好更周到。这样,问题解决了,大家的心情也都很舒畅。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总工程师,不是自己什么都“总”会,“总”懂,“总”对,而应该“总”群众的智慧,“总”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总工程师。事实上那些轻视群众、脱离群众、自以为是、在工作上充满权威思想的人,倒是最没有“权威”的人。
这次设计革命运动,我所以能够自觉地投入群众运动的大熔炉中,受到了锻炼,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组织上的关心和帮助。我现在离党和国家的要求和期望还很远,今后要坚持政治挂帅,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走群众路线,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改造思想,自觉革命,永远跟着伟大的共产党走,使自己成为一个又红又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筑师。


第6版()
专栏:

从解剖浪费的设计中学习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总设计师 高作楫
在设计革命运动中,我们设计院党委发动群众对我负责的上海柴油机厂扩建设计进行了解剖检查。通过这次典型的解剖检查,我感到设计工作不革命不行,设计人员思想不革命不行。
解剖麻雀,揭发少慢差费
上海柴油机厂是目前我国一个大型的柴油机制造厂。这次扩建设计,任务书规定投资一千九百万元,设计的结果是三千五百八十五万元,超过规定投资数百分之八十八。投资超过这么多,有没有大浪费?去年八月间,院党委要我们检查。由于我们没有政治挂帅,对党的方针政策领会很差,只发现有二百五十万元的浪费。后来上海柴油机厂提出设计中的漏项和差价,又增加了投资一百八十二万元。这次检查实际上只减少了六十八万元的投资。在设计革命运动的初期,结合边整边改,又检查修改这个设计,节省投资二百七十多万元。前后两次检查修改,共节约投资三百四十六万元。由于作了这些检查修改,我就认为上海柴油机厂的扩建设计问题不大了,不想再深入检查了。而且认为只能这样了,再检查修改就过头了,就会影响生产,上海柴油机厂也通不过。
可是院内有些同志对这个设计还有意见。院党委为了帮助大家从错误的设计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就发动群众,重点解剖上海柴油机厂的扩建设计,要求做到把设计中的少慢差费揭透;把资产阶级设计思想找透;把危害性论透;并且狠抓改进意见的落实。
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群众性的鸣放检查,发现上海柴油机厂的扩建设计不是浪费不大,而是浪费很大。扩建设计严重地脱离了党的工业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资产阶级的设计思想非常严重,浪费投资一千二百六十万元,占投资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已挽回三百四十六万元,已浪费二百八十五万元,还有六百二十九万元可以争取挽回。设计中少慢差费的问题是很多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忽视了专业化协作和充分利用旧建筑。这个厂的拔丝工作,应该由专业厂协作。上海有协作条件,设计中没有考虑。这个厂现有的拔丝车间,厂房虽差,改善了通风后仍可使用。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新设计了一个高标准的拔丝车间,每平方米造价竟高达一百九十四元,大大超过了主要生产车间的造价水平。不仅如此,还把二千多平方米的金属材料库同拔丝车间合建在一起,使一般仓库的造价每平方米也提高到一百九十四元。这个车间共花了五十余万元,其中打桩就浪费了十八万元。
二、讲排场、摆阔气,大搞厂前区。上海柴油机厂已有一个厂前区,但我们认为气派不大,又设计了第二厂前区,新征六亩半农田作为厂前区的停车场和绿化地带。停车场要能同时容纳五十辆小轿车。要新建办公大楼。在厂前区的立面美观上也大做了文章。
三、生活高标准,设计的福利区象个小市镇。上海柴油机厂是一个老厂,福利设施已比较好。在这次扩建设计中,我们不负责任,把福利区设计交给厂方自己去搞,结果做了一个类似小市镇的设计,投资要五百九十九万八千元。除宿舍外,有银行、医院、商店、粮店、洗染店、鞋店、缝纫店、邮电所、副食品店、副食品加工场,还有房屋管理所等。象这样的新福利区设计,我们也同意了。
对上海柴油机厂的解剖检查,可以说揭透了设计中的少慢差费,从而为找透资产阶级设计思想和论透危害性提供了有利条件。
解剖麻雀,促进思想革命
上海柴油机厂扩建设计浪费竟达一千二百六十万元,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五。对我来说真是当头一棒。揭露出来的问题这么多,这么严重,身为总设计师,不会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今后工作怎么做下去?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为什么重业务、轻政治?弄得今天碰了大钉子!要赶快从中吸取教训。
星期天,我闷闷地学习了一天毛主席的著作,边学习,边作思想斗争,终于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找到了力量,得到了教育和提高。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主席的这一段指示,启发我作了一些对比和回忆。我想到许许多多英雄人物,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献出了生命;广大工农群众,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而我这个知识分子,在幼年时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解放前也遭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歧视。解放后党给我安排了重要的工作,并给我优厚的待遇。想来想去,觉得实在说不过去,非革掉“我”字不可,非思想革命不可。于是我在学习笔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犯了错误不要怕,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一切要从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发,要面对事实,错了就改,决不要掩盖错误,掩盖了错误对工作有损失,对自己的提高也有损失。”思想一端正,人也就轻松多了。第二天我在总设计师室内就带头开展了自我批评和批评,结合其他同志的积极行动,总设计师室的政治气氛就大大地增强起来,大家都帮助我解剖项目,挖思想根源。
上海柴油机厂在扩建设计中,浪费了相当于我们最近设计的一个柴油机厂扩建设计的总投资。通过对上海柴油机厂扩建设计的解剖,使我真切地感到设计工作不革命实在不行了,纠正了过去认为设计好一些、坏一些,既说不清、也无所谓的错误态度。我做了十几年的设计工作,现在才认识到设计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单纯技术观点是要不得的。
检查修改设计,必须到现场落实
解剖麻雀后,提出的修改方案必须下厂落实。通过落实可以检验我们修改的设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设计人员的认识,增强设计人员对设计革命运动的信心,挽回大量的经济损失。
下厂前,有些同志缺乏信心。能否把检查出来的六百二十九万元投资挽回?我也很担心。我们院和上海柴油机厂虽然都在上海,可是在设计中来往公文还有三百九十四件,八百七十页,约四十五万字,分订为四大册,其中大部分都是解决矛盾的。所以我想:落实修改设计这样一件大事,恐怕解决不了,要矛盾上交,旷日持久。
但是事实和我想的恰恰相反。虽然在和厂方商量的过程中,也有思想斗争,但是由于设计院和工厂都从党的方针政策出发,矛盾没有上交,也没有旷日持久,仅仅花了十天时间,就全部解决了问题。我们下厂带的一本落实账是挽救投资六百二十九万元,经会同厂方在现场具体安排后,最后挽回的投资不是六百二十九万元,而是一千零五十六万元;连同以前挽回的三百四十六万元,共挽回投资一千四百零二万元。落实的结果,双方都很满意。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过去总说总设计师是内外上下矛盾的焦点,这份工作不好做,工作中老是怕矛盾。后来学了毛主席的《矛盾论》,知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逃避不了的。因此口头上经常说:“学了毛主席的《矛盾论》,我们不怕矛盾了。”可是思想上还是害怕设计中的争论和矛盾。我怕下厂去落实修改的设计,就是害怕矛盾。为此我又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
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为什么我们老是怕矛盾,而不会积极地促进设计工作中的各项矛盾,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转化?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政治挂帅,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很差,因而缺乏正确处理矛盾的能力。在这里,最主要的是总设计师,尤其象我这样一个沾染旧思想较多的知识分子,脑子里无产阶级思想太少,资产阶级思想太多。如果不经常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检查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设计工作中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不可能的。例如厂方提出要在新厂前区搞五十辆小汽车停车场和外宾接待室,我明知这是不符合规定的,但又想:上海柴油机厂是我的母厂,搞漂亮一些也是好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不顾勤俭办企业和生产高标准、生活低标准等工业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了。因此我深深体会到设计革命必须首先要思想革命。
通过对上海柴油机厂扩建设计的解剖和修改设计的落实,大大促进了我们的思想革命和设计革命。我们也深深体会到,修改设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只是设计单位的事,还需要建设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作。这次上海柴油机厂扩建设计的修改和落实,就是得到了工厂党委的积极支持,共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才比较顺利地落实了。
在设计革命运动中,通过重点解剖上海柴油机厂的扩建设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设计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很严重,设计中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促使我自觉起来革命,收获很多。但是思想革命还很不够,只能说是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今后我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挂帅,大学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兴无灭资,把思想革命的成果,贯彻到设计工作中去。


第6版()
专栏:

一次深刻的教育
浙江省交通厅工程局总工程师 葛辰生
我是浙江省交通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设计正确和错误,设计得好和坏,国家建设资金使用得合理或浪费,设计队伍带得好或带得差,我们总工程师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过去对这一点却认识不足,存在着自满情绪。例如,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最近设计的一座大桥是一座采用新技术的桥梁,比省内其他大桥的设计有了改进和提高。当然,有些改进是好的,也是应该这样做的,但因为有了一点改进就自满起来,看不到工作中的缺点,这就不对了。
去年十二月,我们组织了有二十六人参加的工作组,背着铺盖,带着主席著作,到这个大桥施工现场,对大桥设计进行全面审查、重点解剖。我们到了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采用内外三结合的办法,调查研究,征求意见。由于我们放下了架子,工地领导干部、技术人员特别是老工人,诚恳地提出二百八十七条意见,揭露了大桥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活生生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不仅一点也不值得自满,而且在这座桥的设计中,不论在设计思想上,还是在技术业务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根据大家所提意见,我们修改了十个项目的设计,就节约投资二十五万元,占这座桥本年度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一。
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好设计呢?首先是,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但我们在设计中,却严重脱离实际。例如,对桥墩的设计,当时我们考虑,在最大洪水时,桥面排满两行汽车,侧面有十至十一级的台风吹到桥梁上,上游又有三十吨船舶的撞击力撞到桥墩上。因此,在作用力的组合上,计算就偏大了。事实上,那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早已不通航了,怎么还可能有船来撞桥墩呢?洪水时,大桥两岸水深已达三四米,交通已中断,桥面上又怎么会有满满的两行汽车行驶呢?又如,全部主墩的基桩根数,一律按受力最大的十号墩基桩数三十二根来设计的。实际上,十个主桥墩,相距三百二十米,各墩的地形、地质条件和受力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对设计要求也是不相同的。但我们在设计中却把它一律看待,多用了四十八根桩,占主墩用桩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设计中没有切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是以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党提出勤俭建国方针,提出要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但我们在设计中,却贪大求洋,追求高标准。如大桥的灯架,我们设计了三种形式,有十一个灯头的莲形灯,有四个灯头的角灯,有用日光灯的枝形灯,装饰得富丽堂皇,预计每年电费就要万元左右。事实上,这座桥晚上行人稀少,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灯头。我在审查这个设计方案时,对这样装饰,这样多的灯,认为不错。在这次解剖中,工人、农民说:“我们这里是个小县城,用不着装饰得这么好看,也用不着这么多的灯。”他们说这是既浪费钱,又不合用的设计。看!我对设计上存在着这样华而不实的错误,不仅觉察不到,反而认为不错;而工人、农民一看,就看出了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意见。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它充分地说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彻底改造,立场、观点不对头,就不可能带好设计队伍,做出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设计来,就不可能真正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满足使用要求,才是合理的设计,好的设计。
因循守旧,迷信本本,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过去我们总认为书本理论是前人的经验,规范、规程是国家规定的法规,不敢违犯,也没有想到可以突破这些规范、规程。因此,在设计中总是翻规范书本,找资料数据,照搬照套。通过这座大桥的解剖,事实告诉我们,机械地搬规范、套数据进行设计,就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提高。如大桥的桥面,就是按照县城郊区大桥行车道七米,人行道一点五米宽的老框框设计的。工地干部和工人提出,这座桥目前的实际交通量,每昼夜只有五十至六十辆,最多一百辆汽车通过,行车道设计得宽了。特别是人行道更显得宽。目前通过这座桥的行人,每天约四千多人,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是挑担推车的,不会走人行道的。在解剖中,我们觉得,如果人行道由一点五米宽改为一米,行车道仍然七米,大梁就可由六片梁减为五片梁,全桥就可少用十九片梁。仅修改这一项设计,就可为国家节约投资十八万元。工人群众的智慧最丰实,离开工人群众,就会一事无成。
这次设计革命运动,使我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认识到要搞好设计,首先必须要思想革命,要兴无灭资,改造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作风,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必须克服骄傲自满,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树立革命志气,确立敢于革命,敢于独创的革命精神。我决心以革命精神来改进设计工作,使设计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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