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美国侵略者的嘴脸
高举
美国侵略者真强大。
地面上不行,
就从海空狂施滥炸。
美国侵略者计划高。
在南方打败仗,
就把战火向北方烧。
美国侵略者真聪明。
军队打不赢,
就进攻和平居民。
美国侵略者自己太孤单。
只能拼凑几个伪组织作靠山。
美国侵略者也有丰富的感情。
西贡三天两次政变,
哎呀!哎呀!这政变几时停。
美国侵略者一大发明。
他说我也反侵略,
因为越南人侵略越南人。
美国侵略者说:谈判,谈判。
必须等一会儿,
让我打出一个实力地位我才干。
美国侵略者蓄意扩大战争。
但又说:我一切的一切,
只能听越共下决心。
美国侵略者知道不妙。
正在请热心家,
赶快替我安排一个光荣撤退的通道。
美国侵略者以前说对越共要进行报复。
现在又改口说,
不是报复,只是对具体行动的回答。
美国侵略者现在进退维谷,心乱如麻。
单越南南方的人民,
就打得美国侵略者毫无办法。
美国侵略者以自己的罪行,
让全世界开遍反美帝的鲜花。
美国士兵都不愿打仗,
总有一天大家?喝:
“回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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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了《赤道战鼓》
郭沫若
刚果(利)是非洲的心脏,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加紧对这个心脏的控制以控制全非洲。
美帝国主义所夸耀的“文明”,事实上是从非洲劫掠去的黑人兄弟所创造出来的,是他们的血的结晶。黑人兄弟的骸骨砌成了美国的摩天大厦。
连美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五年向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都是从刚果(利)攫取去的铀所造成的。
刚果人民已经觉醒了,要独立,要解放,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也就愈加横暴了。
它使用过臭气熏天的遮羞布——联合国旗帜,镇压刚果(利)人民,屠杀刚果(利)人民的领袖卢蒙巴。
它今天更利用刚果(利)的民族叛徒冲伯,对刚果(利)人民进行进一步的血腥镇压。同时还在刚果(利)的周围,进行着种种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以巩固它对于刚果(利)的控制。
然而,控制愈紧,反控制便愈强。镇压愈横暴,反镇压便愈激烈。这是革命必然发展的规律。
刚果(利)人民的解放斗争,在目前已经成为全非洲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一个焦点。
《赤道战鼓》是紧紧地抓着了这个焦点,很强有力地把它形象化了。它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成功结合。
戏一开幕便把观众投入了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激动人心地表演了三个小时,使台上台下成为了一个革命的大熔炉。
它有戏,有革命的内容,有振奋人心的教育意义。我认为它在戏剧现代化和革命化中提出了一个高度的指标。
这戏之所以成功,在有革命的内容之外,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革命的斗争紧紧配合,它的音乐和舞蹈都有快速度的节奏,整个舞台充满着绚[xuàn 炫]烂的色彩。
这些成绩的取得,毫无疑问,是应该感谢非洲和刚果人民的。去年,我们在北京欣赏过刚果(布)的歌舞,话剧团的同志们告诉我:他们从那次的歌舞演出学习了不少东西。是的,学习得好!的确是“师高弟子强”!
我认为,非洲的黑人兄弟是艺术的民族。他们喜欢音乐,喜欢跳舞。他们把全身心——每一条筋肉和每一根神经——都融化在音乐和跳舞里面了。最强音加上最高速度的效果,自然是最有力地振奋人心,好象要使天地万物为之融化。
有一些自称为有“文明”的人,把非洲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贬斥为“原始的野蛮人”。然而那些“文明”的强盗,不仅劫抢了非洲人的物质生产,而且还偷窃了非洲人的精神生产。
非洲人的音乐变成为美国的爵士音乐,非洲人的舞蹈变成为美国的摇摆舞。那才真真正正地起了质变。这儿表现出了帝国主义的穷途末路。尽管具有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一落到帝国主义者手里,便成为穷途末路的东西。
这儿也提出了一个教训:有有力的形式而无革命的内容,那是不成其为艺术的。或者更可以这样说:内容十分反动,形式却十分有力,那就会愈加助长内容的反动。
但是,今天黑人的艺术应该是革命的艺术。这艺术是从火热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非洲是革命斗争的一个焦点,非洲的革命艺术自然会有着灿烂的前景。
当然,这情况并不限于非洲,凡是解放斗争、革命斗争最强烈的地方,文艺的成品也就最能够达到艺术的高峰。越南南方的《南方来信》,不是又一个证明吗?
《赤道战鼓》和《南方来信》受到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决不是偶然的。大家要在艺术的享受中受到革命的锻炼。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有雄心壮志的革命人民,只要“加强民族团结,坚持长期斗争”,总会使天地日月彻底地更始一新!
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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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途中的友情
王谊
尽管事情发生在几年以前,但它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它不但记载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意,还体现出巴基斯坦人民勇于助人的一种美德。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二月,我们开始旅行了。我们计划是用一天半的时间赶完从卡拉奇到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的八百多英里的路程,去参加那里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牛马比赛大会。为了赶路,我们半夜就开了车。
天明之后,当我们停在路旁休息的时候,一群纯朴的手持农具的巴基斯坦农民,围了上来,指着我们的车子,对我们说着当地的语言。虽然他们的话我们不能完全听懂,但从他们的动作和神情上可以使人领会到是在问我们的车子是否坏了,是否需要帮助。当我们用手势和不大通顺的当地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回答他们不需要什么帮助之后,他们才散开到田间去了。
当我们又奔上旅途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子突然发生了故障,被迫停了下来。经过司机同志检修,车子还是不能发动,需要把车子推一段路程才行。可是我们人手不够,正在犹豫的时候,忽然从田间走来了几个农民,一句话不说,就动手和我们一起推车。不久车子发动了起来,当我们正想如何向这些农民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们却向我们挥手道别,并招呼着“秦尼,胡达哈菲兹!”(中国人,再见)。我们也感动地向他们一边挥手,一边说:“休克利亚”(谢谢)。这两件事情,发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使我这个刚到巴基斯坦不久的人,深受感动。
中午天气热起来了。车上的人开始感到有些疲乏了。我们找到一个树荫休息下来。司机同志拿着一个空筒,走来走去,我们问他干什么,他说水箱里的水不够了,想找水来加满它。但是水在西巴农村是一个大问题,除了沿着水井和水渠的地方以外,要想找水是很不容易的。而我们停车的地方,恰恰离水源很远,又是在中午,人们正在休息,找不到人问哪里有水。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看到远处有几间房屋,只好到那里找水。到那里一问,一个年老的农民告诉我们,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才有,并且表示愿意带我们去找。结果水找到了。
下午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热,坐在车里觉得干热难受。看看司机同志已经十分疲倦,而我们离当天应该到的目的地还有一百多英里。这时我就自告奋勇地掌起方向盘来了。走了一会,突然车子出了事故,一头撞到路旁的大树,车头全部毁坏,我也受了伤。当时已近黄昏,前不着村,后不靠店,想请过路车辆帮助,但车子已十分稀少。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忽然看到从相反方向开来了一辆旅行车,我们想由于方向不同,恐怕人家不肯停车。我们正在焦急的时候,想不到那辆车子在开过去不远的地方掉过头,开回来了。这时才看清了车上有一位中年的巴基斯坦人,他走下车来,首先问我们有多少人受伤,伤重不重,再看了看我们撞坏了的汽车,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当我们说是中国人时,他马上说:“好!我送你们到附近沿铁路线的一个市镇,那边有铁路医院。”他还说在那里有他的朋友,可以住在他朋友家里,汽车今晚派人来看管,明天再派人来拉车。接着马上要我们上车。我们虽然十分感谢他的安排,但又恐怕耽误了他的行程。他说:“没有关系,他是从拉合尔回家的,他的家离这里还远,不能接我们到他家去。路上他告诉我们,他是个律师,名叫西迪克,很早就知道中国在解放以后获得了很大成就,很想到中国访问;并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邻邦,应该互相帮助等等。约半小时左右,他把我送到了铁路医院。那时医生已经下班,他马上派人去找医生。医生来了,他交涉将我留住在那里,并进行紧急救护。他又带我们其他的人到他的朋友家住,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给他家里打电话,说因为有事当晚不能回去。深夜十二时他又到医院看我,要我安心休息,说第二天送我坐火车回卡拉奇,坏了的车子将由他负责送回卡拉奇,一切安排得十分妥当,就象办自己的事情一样。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由他代为购票并送上火车。过了两天,我们坏了的汽车,也由他派人运到了卡拉奇。
在同他分手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热情帮助表示深切感谢,但是他说:“这值不得感谢,这是我们巴基斯坦人对于真正的朋友应尽的职责。”
由于车子出事故,我们的旅行半途而废了,但在一天行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却是很不平常的,它使我亲身经历了如此深厚的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而且仅仅是在短短的一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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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卡拉奇海滩上
袁鹰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卡拉奇海边。一看到那波翻浪涌的阿拉伯海,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了。
前一天上午,我们还在莱蒙湖上泛舟,八月末的日内瓦,已经有点西风萧瑟的味道。比较起来,我们却宁愿巴基斯坦这亚热带的燠热。但是,使我们心旷神怡的,并不只是由于海风驱走了一夜远航的疲乏,也不只是在一天紧张访问之后有个休息的机会,而是我们在这海滩上,又一次领略了巴基斯坦人民深深的情谊。
算起来,我们来到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还不到二十小时,但是陪同我们的那位巴基斯坦青年诗人,却已经同我们象老朋友一样地厮熟了。
“去看看我们的海吧。如果你们想写诗,到那儿一定会找到许多灵感。”
我们并不想写诗,却很想看看大海。这样,就来到了海边上。
正是下班以后的时间,克利夫登公园的游人不少。有的三三两两地谈笑,有的独个儿向大海远眺,有的躺在沙滩上闭目沉思,有的骑在骆驼背上闲逛——“沙漠之舟”在海滩上悠闲地走来走去,这还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景色。
海上是宁静的。远处有几点白帆,趁着夕阳的余辉急急归航。海港外面的小岛上,亮起了几星灯火。诗人指点着说:
“那儿原来是一些荒岛,现在建设起来,成了新居民区。”
他又详尽地介绍了哪边是海港,哪边是浴场,哪边可以钓到海螃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身后两三步以外,站着两位游人。一位是中年人,矮个儿,脸是黧[lí 梨]黑的,一双眼睛在暮色里特别有神;另一位比他年轻些,是个高个儿。两个人一起对着我们微笑,又低声用乌尔都语交谈着。见我们回头,中年人便走上前一步:
“请问你们是中国客人吗?”
我们点头说是。他们便赶紧握住我们的手,寒暄起来。青年人问:
“你们喜欢我们的海滩吗?”
“很美!”我们回答着:“你们常来吗?”
“几乎每天来。”中年人向他的同伴眨眨眼睛:“我们两人的家都住在附近,可是不在一起工作,每天下班,就在这里碰面。”
“那么你们对这海滩是非常熟悉了?”
“当然,当然。”
中年人说了这一句,就沉默不语了。透过暮色,我们看到他的眼神有点黯然。他的年纪看来已经过了四十,额上的皱纹,记下了辛勤的劳动。他的背有点驼,生活的重担也许不轻吧?他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感到有些不安,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好。
“尊敬的客人们,请你们听我说。”黧黑的中年人沉默了一下之后,开始他的叙述:“我是在这海边长大的,四十多年来,我看见过许多事情,许许多多事情……”
是的,在独立以前,他看见过英国的军舰怎样在这港口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看见过帝国主义的水兵们怎样在这儿作威作福;他看见过欧洲来的大商船怎样从这儿运走了一船一船的大米、棉花和羊毛;他还看见过那些殖民老爷们怎样在这儿欺侮善良的巴基斯坦人。
“我恨,我恨这批吸我们血、吃我们肉的老爷们。他们来的时候,总是满嘴的甜言蜜语,说是帮助我们啊,说我们落后啊,不文明啊,可是,说着说着,他们就动手抢劫起来了,一船、一船、一船……就从这儿运回欧洲去。”
他两眼盯住暮色朦胧的大海,一眨也不眨。好象那些西方来的海盗船就在他的面前。
我们立刻想起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心头涌起了和巴基斯坦人民相同的感情。
那个青年人接过他的同伴的话头:
“现在,我们可看清楚了,看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伪君子!”
中年人点点头:
“我认识中国人不多,可是先知早就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不容我们答话,他又热情地说下去:“我们两个国家过去是好朋友,现在更是好朋友。你们的总理到我们国家访问的时候,我看到过他。就在大街上,他向我们挥手,呶,就是这样……他的模样,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
青年人又加了一句:
“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愿望:到中国去一次,亲眼看一看你们伟大的国家。你们知道吗?从这个海湾坐上船,可以一直航行到中国。”
我们紧握住他们的手,摇了几下,说:
“祝你们的愿望早一天实现。”
他们又互相看看,会心地笑着,然后向我们扬一扬手:
“胡达哈菲兹!”(再见!)
两个同伴紧靠着离开了海滩,很快消失在暮色里。我们目送着这两位巴基斯坦朋友的背影,好久才回过身来。
青年诗人一直在静听着我们的谈话。这时他深情地说:“你们可以体会到,我们巴基斯坦人对中国怀着多么深的感情。听了他们的话,你们是不是想写诗呢?”
在来到海滩之前,我们是并不想写诗的。但是这两位不相识的巴基斯坦朋友的情谊,此刻却这样浓烈地充塞在我们的心头。海涛汹涌,心潮起伏,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相距万里,太平洋的水和印度洋的水却是紧紧相连的啊!我们凝望着在黄昏里翻腾着的大海,想出了几句诗:
君在海之西,
我在海之东,
潮声传万里,
彼此两心同。
夜幕四垂,海滩上游人渐渐散去了。只听得阵阵晚潮,有节奏地拍打着沙滩:哗啦啦——嚓,哗啦啦——嚓……
海滩上有一排小商贩的摊子,这时点起了矿石灯,向最后一批游人兜售各种美丽的海螺和贝壳。诗人挑选了其中一只,微笑着送到我们手里。
“这一只海螺有意思!”
海螺浅褐色的壳上,刻着细致的花纹,还有一行乌尔都文的字迹。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问。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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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母亲
〔越南南方〕 泰江
整个中国,在大道上滚滚向前,
在雨里,奔向各条大街,
振臂挥拳,旗子映红了天边。
我看到了妈妈——中国的母亲啊!
撑着黑伞,白发苍苍,
在人流中肩并肩迈步挺进,
你高呼着:“不准侵犯越南!”
妈妈住哪(工人母亲,穿着褪了色打湿了的蓝布衣)?
昔日志愿军是不是你的儿子?
他在秋天的一个清晨牺牲在战壕里,
使朝鲜的苹果树发绿长芽……
到越南帮助建设纺织厂的就是你的女儿?
她两条辫子,在风里吹雨里打,
热爱着越南,步子象飞梭……
走在洪流般的人群中,
你挽着年青人在雨里齐步迈进,
昂着头,眼里喷发着怒火:
“敌人休想侵犯越南!”
也在这时刻,在奇蓝,
我的故乡——中部的一个穷村,
我的妈妈——抚爱我的地方,
他们也象你今天一样,涌向街头,
两个天空——一个脸色,一个拳头。
妈妈走着
走着
忘了大雨淋身。整个中国,在大道上滚滚向前!
〔李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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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贝文琴以肩当枪架
(绢画)
〔越南〕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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