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资产阶级报刊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评论
编者按:本报昨天发表了参加苏共领导非法召开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一些党对这个会议的评论,今天把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个会议的评论,摘发在下面。
这些报刊,从它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评论这次会议。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这次会议是高兴的,幸灾乐祸的。他们指出,苏共新领导召开这次会议,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分裂。他们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乱糟糟,暴露了赫鲁晓夫继承者的指挥棒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美国报刊说,莫斯科的会议是令人鼓舞的,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莫斯科仍占优先地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三日在一篇题为《帮助俄国演变》的社论中说:“自由世界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俄国:是一个继续进行目前所作的有限地改善同西方的关系的努力的俄国呢,还是一个停止这种努力的俄国?
“是希望看到一个允许东欧各国的非俄国的共产党的独立精神继续发展的俄国呢,还是一个设法使这些党重新更加屈从莫斯科的俄国?
“是希望看到一个目前使同共产党中国的深刻分歧继续下去的俄国呢,还是一个作出全面努力来恢复中苏团结的俄国?
“是希望看到一个象目前那样不对共产党北越提供任何重大援助的俄国呢,还是一个大大增加这种援助的俄国?
“如果对于每一点自由世界都作第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在莫斯科举行的十八国共产党会议目前进行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这次会议给予人们的一个总的印象是:中苏裂痕没有弥合,非俄国的共产党国家继续表明愈益不依附莫斯科,莫斯科仍然希望在越南取得使苏联不致大规模地卷入的解决,缓和东西方之间(首先是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莫斯科仍然占优先的地位。”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九日发表的一篇评论说,“在莫斯科郊区几乎是偷偷摸摸地举行了五天的十九个党会议上,苏联的威信受到了一次挫折。这是一次在目的和成员方面都缩小了的会议。”
“在赫鲁晓夫先生‘辞职’以后,人们曾普遍认为克里姆林宫将会取消这次会议。但是,新领导人仅仅把会议的日期推迟到三月一日,并继续进行他们的努力。”
“罗马尼亚人不参加会议是个挫折。大多数的代表不具有象以党书记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那样的地位,这也一定损伤了苏联的自尊心。”
美国新闻处三月十日的一篇评论说:“为了准备一次讨论中苏分裂的世界会议而举行的十九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已以引人注目的失败告终。
“派代表到莫斯科去的只有十八个党,有些党还是在压力下去的。意大利党去参加以前曾广泛地宣扬一个条件,就是他们的代表将不接受指挥,而且将坚持有权决定自己的态度。从会议的情况来看,许多其他代表也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会上普遍反对举行一次公开会议谋求解决中苏冲突。与会者们在离开莫斯科时心里乱糟糟,不知道在有关莫斯科和北京的分裂问题上究竟该向国内的同志们谈些什么才好。关于莫斯科在对北京的不断的攻击进行的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方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
评论还说,“公报在谈到越南和反美主义问题时的语调软得出人意外,比莫斯科近来使用的言词更温和。”
《华盛顿邮报》三月十一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苏分歧被弄得模糊了;摆脱困境的做法使克里姆林宫受到尊敬》的文章说,“苏联的统治者们受到了外国使节的相当大的尊敬,因为他们显然在设法摆脱他们从赫鲁晓夫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共产党事务的危机。”
“许多外交官员认为,在共产党问题上,莫斯科差不多采取了它在一种使人痛苦的困难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做法。”
“他们举出的主要例子是今天发表的十九个一般说来是亲苏的党签署的公报,这十九个党于上星期在这里举行了会谈。”
“外交官员们认为,克里姆林宫自从去年八月赫鲁晓夫第一次通知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议以来所作的战术上的退却是在使威信受到的损失尽量减少的情况下巧妙地进行的。”
《纽约时报》三月十日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说,“会谈后的公报表明莫斯科虚弱”,“西方的专家们认为,今天一早发表的一项最后公报表明,苏联领导人为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的挑战和恢复克里姆林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的地位而作的又一次努力已经失败。公报表明,连亲苏的党也不能就一项有意义的方针取得一致意见。”
《纽约先驱论坛报》二月二十八日的社论说:“星期一在莫斯科开幕的十八个共产党秘密会议不象是许多个月来人们一直非常感兴趣地期待着的那样的会议。原来这次会议是要成为共产党高级法庭,考虑所提出的关于北京的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背叛的指责,判决它有罪,并于今年夏天召开九十党的世界大会宣布把北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我们将看到今后几天的情况将完全不同。……正当北京和河内都可能卷入同美国进行的一场大战的时候强行同共产党中国破裂会使莫斯科显得是在背弃亚洲的党。结果将不只是加深莫斯科同亚洲各党的裂痕……而且还将使西方的基本上是亲俄国的党发生分裂。”
《纽约先驱论坛报》三月十三至十四日刊登了艾尔索普从华盛顿发出的一篇文章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一开始就是不吉利的。许多国家(包括罗马尼亚)没有参加。现在会议结束了,迟迟才发表了一份受到谴责的内容混杂的公报,公报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着重说明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的低落。”
“苏联领导人发现他们自己几乎处在受到那些直截了当地要求作出解释的其他同志审问的地位。
“但是现在这个试图暂时弥合但没有取得成功的作法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胡同,瓦解的过程必将继续下去。”
美联社三月十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共产党人可以高喊‘团结,团结’,但是现在并没有团结,也没有团结的前景。现在却显露出了克里姆林宫在长期来只作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仆从而存在的运动中已变得多么虚弱。”
“丢脸地显露出克里姆林宫毫无能力掌握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点星期三出现在十九个共产党的会议公报中。”
英国报纸说,会议是赫鲁晓夫留下的遗产,是偷偷摸摸举行的没有权威的会议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三月七日刊载的一篇评论说:“我们大可以设想一下,赫鲁晓夫在他的郊区别墅注意上周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国际会议时是什么心情。他原来打算举行的准备开除中国人的那次世界大会降格了,成为了一件小事情,一次由渴望避免得罪中国人的人们几乎是偷偷摸摸举行的没有权威的会议。”
“除东道主(还有蒙古人)外,只有十六七个党参加,其中六个是在自己国家没有影响的小派系,六个代表东欧。甚至这些党派来莫斯科的也不是首脑,而是代替者和职员。连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会议也四分五裂,俄国人不得不应付许多反对意见。”
《约克郡邮报》三月十一日社论说,“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左右为难而且忧心忡忡的领袖中,谁也没有料到莫斯科国际共产党会议结果这么糟糕。”“现在看来非常明显,莫斯科会议这幕十足的滑稽戏,对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主义还留下来的一点团结是极其有害的。”
《旁观者》周刊三月十二日刊载该报驻莫斯科记者的一篇文章说,“这不是什么会议,而是勉强出席者的一次会晤,他们出席了,他们会谈了,他们无所成就地离开了。在会议期间真正起影响的是中国人、越南人以及脱离正道的亚洲示威者,他们袭击了美国大使馆,同保护美国大使馆的警察和军队发生流血斗争。打破窗户、扔墨水瓶虽是常有的事,但是,这却有助于让中国人证明苏联是在越南问题上包庇帝国主义者。”
“据说会上俄国的立场纷纷遭到批评。真的,俄国人已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立场软弱,苏联人在中国人发表文章攻击时坚决不吭一声,这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利之处。如果苏联要使最近在党的事务方面夺得的主动不致丧失,苏联不可避免地要采取较坚定的立场。”
它说,人们注意到“苏联目前面临的千真万确的两难处境”。“现在完全要看俄国人能够忍耐多久,他们的两难处境每况愈下,如果他们默默忍受,他们就会丧失威望和支持,如果他们再次论战,他们也会失去一些支持。”
《时与潮》杂志三月四日到十日一期刊登的一篇评论说:“原本打算成为一次蔚然壮观的会议的‘共产党团结’会议不声不响地在莫斯科举行了。”“赫鲁晓夫最初筹划这个会议时,原打算迫使中国屈服,不然就革除出教门。本星期的情况表明,如果有任何人获胜的话”,那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总理周恩来。因为本来预料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许多国家拒绝出席会议。”“俄国日益下降的威望想要得到提高看来的确是十分不可能的了。”
《每日快报》三月二日刊载一篇社论说:“莫斯科的聚会是当代最意味深长的会议之一:世界共产党会议。会议之所以意味深长,与其说是由于那些参加会议的党,不如说是由于那些不参加会议的党。”“对西方各国来说,教训是够明显的。它们可能设想,中国是俄国的工具。它们再也不能这样设想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独立大国。如果要解决东南亚问题,唯有同中国直接打交道。”
《每日电讯报》三月二日刊登一篇社论说,“这次会议是赫鲁晓夫先生留下的一笔最尴尬的遗产,他本来打算把这次会议当作是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一次影响巨大的预备性会议,以便在会上批准俄国的领导权,而对中国,要么是就范,要么就被开除。相反地,会议现在成了中国的一次胜利。”
《每日电讯报》三月一日还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发回的一篇题为《共产党人抵制苏联的会议》的报道说,“苏联发起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明天将在莫斯科开幕,从一开始将是一次‘没精打彩的会议’,由低级代表参加。由于竭力纠集支持这次讨论团结的会议的努力落了空,注定要失败。”
《泰晤士报》二月二十七日的社论说:“星期一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会议是会彻底失败呢,还是会相当有礼貌地勉强地对付过去,谁也不知道。这是赫鲁晓夫先生想要在去年十二月举行的二十六党会议。中国领导人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是蓄意使人觉得他们是错了的一种手段;他们警告俄国人说,如果他们仍要开会,就会使阵营永远分裂。赫鲁晓夫先生被解职以后,苏联新领导人又捡起了这个主张。”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新领导人一直是在两个大沼泽之间的一条窄路上行走。如果他们为了害怕再次惊动中国人而决定不召集这次会议,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怀有自信的领导人的形象就会大大暗淡起来。可是,如果他们召集忠于他们的人而许多人又不去,或者是中国大发雷霆,他们就会冒暴露大分裂和一些小分裂的风险。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召集会议,同时放低调子,并且暗示同中国的分歧既非致命的也不是不能弥合的。”
“总之,看来如果俄国人想要做的主要是敷衍了事地把这次会议对付过去,他们就会使代表们离去时感到困惑不解,而不是感到放心。而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许多代表所希望的不是假装认为同中国的争吵并不存在。”
《卫报》二月二十六日的评论说,“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让二十六个共产党一起来讨论它们之间有分歧的意识形态问题的。现在,这个主张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因为召开会议的建议本身已大大加深了它原来打算要弥合的分歧。……那些通常是亲苏的党,一直在悄悄地批评俄国人明显的想同中国人来一次大摊牌的希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过去已经被俄国放弃了,比以前更聪明和更为独立的一些小党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因此一直对开会缺乏热情。”
“现在预料下周的会议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即使是使会议成为一个连续性的委员会的建议也不大可能使终于去莫斯科的少数代表中意。”“我们不要对俄国的困难感到幸灾乐祸”。
法国报纸和通讯社说,这次会议甚至在未开幕前就已遭到失败,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比以往更深刻
法国《震旦报》三月二日说,“国际共产主义会议昨天在莫斯科开幕”。“这次会议现在已经没有实际内容。”“这是莫斯科领导人自从一九六○年以来处境为难的最近的表现。他们现在处于守势。”他们同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对峙中,“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震旦报》还说,“中国人已经赢了主要的两分,无论如何,俄国人不能放弃显然受到北京谴责的会议而使中国人再得分。”
《震旦报》二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坚持下星期一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会议“甚至在未开幕前就已遭到失败”。
《震旦报》说,“诚然,取消这次会议会丢面子,会引起别人的嘲笑。然而,把这次会议降为一次无足轻重的交谈,也会使赫鲁晓夫继承人遭到同样是当然的嘲笑。被邀请的各国共产党事先知道,讨论只进行两三天便草率结束,不会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它们都已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这些党的高级领导人都拒绝出席。”“总之,参加会议的将只有约二十国。对苏联大人物来说,该多么失望啊!”“他们大为失望,以至于据说柯西金借口参加来比锡展览会的开幕式,而要避免亲自出席会议。部长会议主席去东德,而不接待苏共的客人,这是不可想象的!”
《民族报》三月二日说,“克里姆林宫坚持这次会议它就‘保全了面子’,而又不冒被那些害怕同北京最后决裂的共产党人公开谴责的危险。因此,人们保持了‘原状’而又没有放弃同西方的和平共处。”
《民族报》说,“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莫斯科决心把美国在南越的适当报复变成全面战争。而是恰恰相反。目前,在考虑按照自己的实力地位标准进行谈判之前,中苏分歧是美国所进行的扑克赌博的重要因素。”
《战斗报》三月一日的社论写道,“政治观察家们期待了许多个月的、经过周密准备的、多次宣布而又不断推迟的共产党会议,今天终于在莫斯科开幕了,但是,这是在同赫鲁晓夫倡议举行这一会议时所希望的条件肯定不同的情况下召开的。”
“会议将不是有些人所希望的那种广泛交换意见。这次会议甚至不会就使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那些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它将只是一个协商会议罢了,这次会议有不少党没有参加,在会上,将只会小心翼翼地表示一些看法而已,因此,毫无疑问,不会得出了不起的结果。”
《战斗报》说,“柯西金知道,他的命运部分取决于他同中国对立的结果,他事实上只拥有作绝望的挣扎的一些武器。”
法新社莫斯科十日的消息说:东欧观察家们说,“难于预测公报包含的建议大概会产生什么具体结果。”
“这些观察家说,只要研究一下公报,就可以看出,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
日本报刊和电台说,会议公报缺乏说服力,在今天没有希望兑现。会议闹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日本共同社驻伦敦特派记者二月二十七日说,“将于三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协商会议,归根到底,将会迫使苏联陷于困境。苏联的新领导人所以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共派各个党的反对,决心召开会议,大概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再延期召开,就会使苏联在共产党阵营内部的威信低落。”
“但是,如果象赫鲁晓夫所计划的那样,举行一次目的在于开除中共的会议,就不会有很多的代表参加,排场也不好。因此,苏联无可奈何地把这次会议改为协商会议或座谈会形式的会议,总算做到召开会议的地步。”
“但是,可以认为,肯定无疑的是,不论是座谈会,或者是低级会议,召开中共派一直坚决地反对的会议这件事情本身,就会使中苏两国朝着分裂的方向前进一步。”
共同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二月二十八日说,“全世界瞩目的世界共产党会议筹备会议,将自三月一日起在莫斯科开幕,参加的国家已经从被召集的二十六国减为十九国,会议的正式名称也改为‘协商会晤’。”
“赫鲁晓夫倡议举行的这个会议,真正的目的是要以筹备举行世界共产党会议为名,解决陷于僵局的中苏对立,把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排挤’出去。”
苏联新政府“照旧要举行筹备会议”。“在苏联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再次延期或取消举行会议的计划,就会丢尽共产党阵营的盟主的脸面,事到如今,它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因而决定按照预定计划召开会议。”
“据塔斯社二十七日晚上播发的消息说,包括苏联自己在内,将有十九个国家的党代表参加会议。”,在与会党里面“好象有一些党是内心反对会议,然而为了顾全苏联的面子,才勉勉强强地前来参加会议的”。“经过这种周折以后,总算达到了召开会议的地步。从上述经过情形来看,也可以知道,这个会议没有力量能够通过决议和宣言,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号施令,归根到底,可能会成为一次就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举行象上面所表明的那样‘协商会晤’。”《朝日新闻》三月十日发表社论说:会议公报只表示将在适当时期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连何时召开的目标都没有提。这又一次证明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已经非常软弱无力。可是由于终于开了会,并且通过了公报,接受赫鲁晓夫遗产的苏联共产党总算松了一口气。
《东京新闻》三月十日的社论说,这次十九国共产党会议,事实上只是以挽救主持国苏联的面子的结果而告终的。社论说:会议公报缺乏说服力,在今天没有希望兑现。中苏对立将进一步把苏联推向进退维谷的境地。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三月十日的一篇新闻述评说:“最近东方和西方发表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联合声明,一个是印度支那人民会议的决议,另一个是世界共产党代表协商会晤的联合声明。”这两个文件“似乎形成了微妙的对照。”莫斯科会议的联合声明,一方面表示“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又说,进行争取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斗争也是必要的”。而“印度支那人民会议通过的决议,具有相当强硬的内容”。这项决议强调说:“无论如何,美军撤退是解决印度支那战争的唯一途径。”
日本广播协会电台三月十日的一篇评论说:“聚集到莫斯科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举行世界共产党会议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有的表示反对,有的表示赞成,有的要求苏联立即和共产党中国和解,有的申斥苏联对共产党中国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简直是闹得乱七八糟。因此,据说苏联代表团被搞得一塌糊涂,简直没能很好地交换意见。”
“苏联镇压示威的事件,使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了。共产党协商会议决定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来恢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但指出筹备会议必须由参加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出席。换句话说,只要中共等党不出席筹备会议,就不能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因此也就等于将无限期地延期到共产党中国同意举行时为止。所以说,决定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不是苏联,而是共产党中国。不言而喻,这意味着苏联的惨败。”“莫斯科会议联合公报也清楚地证实了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没有按照苏联的打算行事。”
意大利报纸说,会议的失败是赫鲁晓夫继承人的国际政策总失败的一部分
意大利《新闻报》三月十日评论说,莫斯科会议的一个“躲躲闪闪”和“含糊不清”的文件表明,“下次会议只有在得到中国及其盟友的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举行”。该报十一日发表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题为《共产党会议以彻底失败告终》的文章说,最后公报“充分证实了俄国倡议的失败……莫斯科邀请的二十六党中,只有十八党接受了邀请。当这十八个党开会时,又出现了全面分歧”。文章还说,这次会议的失败是赫鲁晓夫继承人国际政策的总失败的一部分。
《晚邮报》三月十一日以《莫斯科没有能加强反华阵线》为题写道:“唯一的决定就是不定期地推迟共产党国际会议。”文章写道,莫斯科连二十六党会议都没有能开成,它怎么能开成八十一党会议呢?
《前进报》三月十日说,会议公报是一个表示处境“尴尬”的文件。可以从这个文件中看出,“莫斯科向北京提出休战,而以前赫鲁晓夫却扬言要把毛泽东异端革出教门”。
安莎通讯社三月十日说,“好象经过妥协一样,公报避免说全都满意或全都不满意。但不管怎样,公报说明了下面两点:一、为什么承认有损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分歧和矛盾的存在。二、为什么呼吁必须召开一次大型的、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各国共产党的世界会议来解决这些分歧。”
“没有提到召开这次大型的红色会议的日期。但是,既然北京急于要拒绝十九党的呼吁,人们就应该认为,这样的会议永远召开不了。而莫斯科和北京的分歧——政治上的分歧大于教义上的分歧——将继续存在,至少在两国目前的执政者仍然掌握政权时是这样。”西德报纸说,苏共领导遭到了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败
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三月一日在一篇社论中说,“今天已经肯定,苏联在筹备会这件事情上遭到了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败。”“克里姆林宫作出的这个最后的尝试,是要至少部分地挽救它在共产主义世界运动中的领导权要求。但是这种尝试不仅遭到北京派的拒绝,而且还重新引起了一向亲莫斯科的党的很大的不信任。”
“但是,莫斯科不能在这件事情上继续遭到失败。因此人们坚持执行在莫斯科开会的计划。”“会议几乎不可能作成赫鲁晓夫继任人曾经谋求过的最后的决议,也不可能为召开一次所有共产党的世界性会议作真正的准备。这件事对勃列日?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人来说肯定是忧郁苦恼的。”
《世界报》三月十五日的评论说,“赫鲁晓夫的继任人已经威信扫地:最后在共产党莫斯科协商会议期间表明,勃列日?夫和柯西金在他们领导党和国家的五个月中,他们的行动是多么不成功。这次会议表明,克里姆林宫对北京无能为力。”
《法兰克福汇报》三月十一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莫斯科的一篇题为《窘迫的莫斯科公报》的报道说,“目前情况表明,矛盾的消除已经遥遥无期。公报签字者在草拟公报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这次莫斯科会晤的本来目的是压服和谴责中国,但实际上这个目的却保留得不多了。”这项公报表现出“莫斯科会议上的那种不知所措和束手无策的情况。”
南斯拉夫报纸说,会晤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对召开国际会议问题有不同看法
南斯拉夫《战斗报》记者三月十一日在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说:“在苏联首都举行的十九个共产党协商会晤中辩论各个问题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昨晚发表的正式公报反映了包含莫斯科会议全体参加者的想法的有意识的折衷。”
报道说,“全体与会者表示认为,必须在不同的地方加速各党代表的双边会晤和多边会晤,还应当采取其它一切可能的形式,展开党与党之间的合作。”
报道说,“在召开最后公报提到的八十一个党协商会议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党说,应当尽快召开会议,另一些党则表示认为,现在不具备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条件。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折衷,办法是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为召开国际协商会议创造条件,但是多数党认为这将是一条十分漫长的路。”
《战斗报》六日在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说:“提供消息的人称:参加协商的大多数人表示认为,如通过纲领性的共同文件,不会有好处,因为,一旦通过,就会使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处于这样的境地: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这一文件表明态度。换句话说,莫斯科的协商会晤将作为政治讨论而告终。”
《政治报》三月六日刊登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说:“问题太深刻了,以至于协商会议可能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此外,中国也不会接受协商会议的建议,由于中共反对这次会议,所以中国有一切权利拒绝接受这样一次会议提出的即使是最一般的建议。由于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的面广而且深,因此,协商会议很难使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代表以及没有出席这次会议的共产党的意见发生改变。无论如何,所有出席会议的人这次有机会通过直接接触相互听取各人的意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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