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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趋利避害”论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哲学
蓬一 木火
自私自利是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特有的本性，而不是一切人共有的本性。可是，冯定同志却宣扬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观点，提倡所谓“趋利避害”论。按照这种“理论”，个人主义是人皆有之，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消除的，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则不过是一种“幻想”。很明显，这是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谬论，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有必要对“趋利避害”论进行彻底的批判。一
冯定同志说：“人为了生活，不论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都必须行动；而且也只有在行动中，在改造世界因而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认识外界客观事物。”（《平凡的真理》一九六○年版，第八十页）这就是说，“争取对己有利和避免对己不利”，即“趋利避害”，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并且只有通过“趋利避害”的行动，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据说人也不过是个生物，而生物的基本特性就是“趋利避害”。他说：“生物，……只要整个生物体尚未衰朽或老死，那么总是在避开对生命不利的东西，在迎合对生命有利的东西的”。（同上，第五十四页）“生物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特性，便是保持生命；这首先在对外来刺激的向背，或者说是对外来刺激的避开或迎合而表现出来。”（同上，第五十五页）“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为了保持和延续生命，必须争取和迎合有利的事物，拒绝和避开不利的事物。”（同上，第六十六页）在冯定同志看来，“趋利避害”既然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特性，因此人的一切活动都不能不受它的支配并成为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就是冯定的所谓“趋利避害”论的基本内容。显然，这样的“理论”是陈腐的、荒谬的、反动的。
谁都知道，利害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什么自然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趋利避害”是否是“生物的最基本最普遍的特性”，退一步讲，即使生物的基本特性是所谓“趋利避害”，把它当做人的特性也是非常荒谬的。人固然是由生物进化来的，但由生物到人，是个根本的质变。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所以人的本性，是他的社会性，而不是什么自然性，生物性；支配人们活动的是社会的规律，而绝不是动物界的规律。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特征，仅仅由于这一点，“就不可能把动物界的规律简单地搬到人类社会去”（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三六页）。硬要用所谓生物的特性来代替人的社会性，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歪曲，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这种歪曲和诡辩，是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惯技，如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是如此。他们为了替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为了掩饰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硬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罪恶现象，说成是永恒的自然法则。冯定的“趋利避害”论也是这一类的货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的偏见强加于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里把这种偏见搬用于社会。
把“趋利避害”说成是人人共有的“天性”，不但是虚假的，而且是反动的。如上所说，利害问题是社会问题。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全人类共同的利害。对立的阶级，其利害也是对立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必然对无产阶级有害；反之，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对资产阶级必然有害。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因此，阶级社会的一切人都不过“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见《资本论》第一卷，初版的序）。无论每个人自觉不自觉，他总是在为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不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过我们，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是为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而奋斗的，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而冯定同志在“趋利避害”口号下宣扬超阶级的功利主义，是和毛泽东思想完全对立的。乍看起来，象是超阶级的东西，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
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利己主义。冯定的“趋利避害”论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冯定自己说得明白：“趋利避害”就是“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这种以“己”为中心的“趋利避害”论，不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当这个老底被人们揭穿后，冯定又换了一个说法，说什么“这里说的对己有利和对己不利，……不仅是对个体而说的，而也是对族类而说的。”（《平凡的真理》，第十——十一页）冯定同志似乎以为，只要换一个字眼，“趋利避害”论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实质就可掩盖过去了。然而这是徒劳的，因为这种伎俩并不新鲜。十九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约翰·穆勒，就曾经为他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做过类似的辩护。他说：“我必须声明，功用主义（即功利主义——引者）所认为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但他紧接着又强调说：“大多数的好行为不是要利益世界，不过是要利益个人，因为世界的利益就是个人利益合成的”。而冯定所谓的“族类”，最多不过是一种由“个体”合成的动物群；人类既非冯定制造出来的动物群，因此所谓“族类”的利益，也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说穿了，同穆勒的所谓“世界利益”一样，不外是个人利益的不同说法。冯定同志自己说：应当“将整个人类设想为一个巨人”，而所谓“巨人”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放大”。（《平凡的真理》，第一二七——一二八页）把人类当成个人的放大，也就是说人类的实质仍然是个人，这当然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
很清楚，冯定的“趋利避害”论并不是冯定的新创，而是资产阶级货架上的陈货，并且贴着刺目的实用主义商标。实用主义哲学把世间的一切都视为资产阶级谋取私利、应付环境的工具。它和冯定的“趋利避害”哲学一样，也企图用生命的、生理的现象来论证其“合理性”。杜威说：“凡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行为，就有活动。为了使生命得以维持，这种活动应当与环境相适应，以便确保利用环境，改变周围环境中的某些因素，使环境变得对于我们的生命维持有利”。杜威的观点，同冯定的说法虽略有差异，但调子却是一个：活着就是一切。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冯定同志，居然同实用主义的头目唱同一个调子，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又是什么？二
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中，冯定同志有一段“名言”：
“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个人为了大众而牺牲，直至牺牲生命，这并不是经常需要这样的；在一般情况下，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么能够为大众服务呢？”一九五九年他在讲课中曾公开散布：“人生来总是先照顾自己，小孩认为世界都是为我服务的。因为小孩自己不能生活，周围的人都来照顾他，因而产生小个人主义。”在冯定看来，自私自利是生而俱有的，是人的本性。这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思想。冯定同志的这种论调也是从实用主义那里贩运来的。过去，杜威在中国作伦理学讲演时就说过：“己达然后达人，己立然后立人，若专从事自损，一己都不能自立，还能有益社会吗？”；“牺牲自己，是矫饰不自然，好象有点拂逆人性。”让我们对照一下。冯定说，如果不照顾一己的利益，就想不通也行不通，杜威则说，这是“拂逆人性”；冯定说，首先自己不能活，怎么能够为大众服务呢？杜威则说，一己都不能自立，还能有益于社会吗？请看，这里何其相似呵！
把自私、个人主义说成是人的天性，这是资产阶级的捏造。事实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历史的产物，是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个人主义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更成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既然如此，它就不会是什么永恒的、普遍的东西，而是历史的、阶级的东西；随着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最后被消灭，个人主义思想也必然要消灭。冯定同志把个人主义说成是人的“天性”，这只能说明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
无产阶级的“天性”，与资产阶级的完全相反，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这种美德，尽管对于资产阶级的人们来说，是想不通行不通的，但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别说牺牲个人利益，即使牺牲生命，他们也都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在无产阶级看来，只有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伟大精神，才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也只有具有这种伟大精神的人，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四页）而象冯定所宣扬的为一己利益而奋斗的人，无论他能力有多大，都不外是一个道德低下的庸人，是为无产阶级所不齿的。
冯定同志可能还会辩解，说自己也说过“为大众服务”的话。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说过这一句话。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当然知道，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总是要同别人发生一定关系的。因此，他们也必须考虑到社会和别人。但这种考虑，是从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根本就不是考虑个人为社会、为别人服务的问题，而只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会和别人来为自己服务的问题。冯定同志也是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谈“为大众服务”的，这种“为大众服务”，不外是“为自己服务”的一种幌子、一个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自己。他自己就说：“因为人过的从来不能是离群索居的生活，而是社会的生活；如果社会倒霉了或者垮台了，那么个人的生活也就无法保持了，更不用说改善和提高了。”（《平凡的真理》，第三六页）很清楚，在冯定看来，所以要考虑到社会，归根结底是为了“个人生活的保持、改善和提高”。他提倡要“经常记得个人以外还有别人”，也是因为“个人没有了千千万万的别人就不能生活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第六二页）。显然，这是一种更狡猾、更伪善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种伪装的利己主义，当然也不是冯定的创造，同样是资产阶级的破烂货。资产阶级学者曾提倡过所谓“开明的自私”、“聪明的自私”。杜威对这种自私的本质有一段淋漓尽致的表白：“善于为我的人，见到好吃的菜，会有节制，因为怕食多伤胃。愚笨人则大嚼起来，不管后患了。愚而自私的人说，有利快夺，不必迟疑。智而自私的人说，利不可专有，我靠人的地方很多，眼光不放大，他人都不理我了，我助人，人才助我。所以开明的自私，也是自私的变相。”杜威这里讲“助人”，而冯定却把它翻译成“为大众服务”，名词不同，自私的性质却是一样的。说穿了，在冯定的人生观中，“为大众”是假心假意的，“为自己”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众”只是手段，“为自己”才是目的；“为大众”是骗人的外衣，“为自己”是真正的内容。
总之，无论冯定同志怎么伪装和掩饰，都无法改变他所宣扬的人生观的资产阶级性质。冯定同志用共产主义的招牌来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应该看作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往往采用“合法”形式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特别要警惕的，并且要善于识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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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舍身为国 永垂不朽”
董存瑞生前亲密战友
特等战斗英雄 郅顺义
董存瑞同志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壮烈牺牲，这是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每个革命者学习。可是，冯定同志却说这“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这是对革命英雄极大的诬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作为董存瑞生前的战友，我抑止不住内心的愤怒。我们必须对冯定的这种谬论，给以严肃的批判。
我一参军就和董存瑞同志在一起，直到他为革命壮烈牺牲。我认为董存瑞同志舍身炸碉堡的壮烈行动，绝不象冯定所诽谤的那样，“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而是董存瑞同志革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刘少奇同志说：“人的言论行动，都是有人的思想意识来作指导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隆化战斗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董存瑞同志是在一切“为了新中国”、为了“建立一个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完成“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朱德委员长题词）的英雄壮举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隆化战斗打响的前一天，我们连召开了“挂帅点将”大会，大家一致选出六班长董存瑞当“爆破元帅”。指导员说：“我也同意。董存瑞同志不仅爆破技术好，而且战斗决心大，这几天，他已经四次跑到连部来要求爆破任务了。”这时，董存瑞同志显得非常激动，他站了起来，又一次向大家表示了决心：“……为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为了给千千万万老百姓报仇，为了全中国的人民都吃饱穿暖，我们坚决响应党的‘五一’号召，打响头一炮。这回我把生命交出来，保证打伤不下火线，打死也别把我拉下战场，死也要把隆化拿下来！”
五月二十五日，天一亮，战斗就打响了。董存瑞对我说：“咱俩都是党员，党交给的任务，今天一定要完成。”我说：“对，我们一定要配合好，坚决完成任务。”当我们完成了干掉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四个炮楼和五个地堡的任务后，中学外侧旱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响起了机枪声，封锁住我们冲锋的道路。指导员考虑到我们已经连续执行了几次爆破任务，就想叫别的组上去。董存瑞一听就急了，几乎喊了起来：“指导员，我是同志们选的爆破元帅，隆化没解放，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任务终于被他抢过来了。我们互相配合着，向桥形碉堡扑去。离碉堡不远，我狠狠地甩了一捆手榴弹，趁这个机会，董存瑞几步就窜到了桥下。可是，他在那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支放炸药的地方。正着急，只听冲锋号响了，桥形碉堡上的砖头，一块一块全捅开了，六挺机枪一齐向我冲锋的战友们射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董存瑞猛地举起炸药包，但见导火索在嗤嗤地冒烟，我心一惊，可了不得啦，这不明明拿身子当炸药架吗！我赶紧站起来，没命地朝他跑去，心想找个东西把炸药支住，还没等我跑到，就听见董存瑞朝我厉声喊道：“卧倒！卧倒！”接着，他又迸全身力量，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冲啊！”话音未落，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炸药爆炸了。……
董存瑞壮烈牺牲了。是什么力量使得他面对死亡而毫无畏惧呢？“为了新中国，冲啊！”就是最响亮的回答。我们的英雄在这一瞬间所想到的，既不是什么“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也不是什么“正义的冲动”，对于董存瑞这个模范共产党员、伟大的革命战士来说，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他早就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鼓舞他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伟大理想，支持他的，就是争取战斗胜利的坚定信念。董存瑞同志这种崇高的品质，就是平时也处处可见。在部队向隆化进军的途中，他就曾不顾危险，从大火中抢救过老乡的孩子。在日常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他也总是处处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有一次，班里有个同志用了老乡的柴禾烧洗脚水，董存瑞知道后，就在班务会上狠狠地批评说：“我们是为了人民的解放来打仗的，宁可自己吃苦受罪，也不能侵犯人民的利益。”那些年，部队整天行军打仗，生活十分紧张艰苦。可是，不管战斗多么激烈，行军多么劳累，我总是见他乐呵呵的。在他思想上，找不到一点点个人的小打算，他常说：“我就是一个心眼儿，怎么多消灭敌人！”
树有根，水有源。董存瑞同志这种高度的阶级觉悟和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的实践锻炼的结果。他在少年时代，就饱尝了阶级苦、民族恨。一九四五年，他才满十五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里，他战斗勇敢，进步很快，立过好几次大功，一九四六年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时，他向党组织表示决心说：“遇事先别想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了叫受苦人再也不受苦，都过上好日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愿意把这一辈子都交给党。”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董存瑞同志献身革命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董存瑞的一生，清楚地告诉我们，英雄，绝不是象冯定所诬蔑的那样，只靠一时的“正义的冲动”就可以出现，相反，英雄的道路，正是一条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努力锻炼，自我改造，逐渐成长的艰苦道路。一个革命者，只有真正这样去做了，他才可能在遇到需要踏踏实实做一个螺丝钉的时候，成为雷锋，遇到需要舍身炸碉堡的时候，成为董存瑞；在平时成为模范，在战时成为英雄。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还想再问一下：是什么思想使得冯定对我们的英雄大肆诬蔑呢？我们在他写的同一本书的另一节里，找到了答案。他说：“个人为了大众而牺牲，直至牺牲生命，这并不是经常需要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个人如果首先自己不能活，那么怎样能够为大众服务呢？”原来，冯定就是用这种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来理解我们革命战士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心，来度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之腹，这样，他当然是怎么理解也理解不了，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的。
我们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为了取得胜利，付出一定的代价，直到必要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怎样看待这种牺牲呢？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难看出，在生和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这个问题上，冯定同志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是多么遥远！当然，我们赞扬这种为人民利益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绝不等于提倡无谓的牺牲。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这就是我们对待牺牲的态度。还以隆化战斗来说，当总攻的时刻已到，冲锋号声响起的时候，我军象潮水一样向敌人冲去，敌人的桥形碉堡里，六挺机枪同时开火了，这时，片刻的犹豫，将会是多少战友的牺牲呵！董存瑞毅然地牺牲自己，换得了整个隆化战斗的最后胜利，换得了更多同志的保存，这个牺牲是完全值得的，是“重于泰山”的。我认为每个革命者，都应该象董存瑞同志那样，当革命需要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时候，就毫不勉强地自觉地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这里，我还可以谈谈自己的一点经历。就在董存瑞牺牲后不久，我们又进行了昌黎战斗。当时，上级命令我们班将一连敌人压缩在一个大院里，不许跑掉一个人。敌人这么多，要是冲了出来，我们这几个人是顶不住的。怎么办？我又想起了董存瑞，要是他在这里，会怎样呢？一定还是那句话：“就是死也要完成任务！”这样一想，我脑子就冷静多了。我记起了首长平日的教导：“我们不但要和敌人斗勇，还要和敌人斗智，要千方百计地消灭敌人。”现在敌人还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可不可以一个人闯进去威逼他们投降呢？当然这样做是危险的，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却是完成任务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要是不这样，放跑了敌人，又会有多少人民要遭受他们的残害呵！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自己纵然一死，也象董存瑞一样，是完全值得的。我对自己说，这正是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向董存瑞同志学习的时候了。时间也不容许我更多地考虑，我下定了决心，就对副班长说：“你们守在外面，敌人要是乖乖地缴枪，万事全休；要是硬往外冲，你们先别管我，膛里有子弹，枪上有刺刀，哪样方便来哪样，一定要坚决消灭敌人！”交代完，我端着冲锋枪，“腾”地就闯进了大院。敌人万没料到解放军竟敢一个人闯进来，一时慌了手脚，我趁机指出他们已陷入了包围，又一再讲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终于迫使这一百四十多个敌人缴了枪。这些年来，经常有些青年人问我：“是什么力量使得你这样勇敢呢？”我总是说：“在旧社会我是个深受剥削压迫的穷木匠，是共产党、毛主席拯救了我，教育了我，是董存瑞鼓舞了我，使我变得勇敢。”事实也就是这样：当你真正把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看成是理所当然和最大幸福的时候，你就会有百倍千倍的勇气，面对着死亡；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智慧，迎接着困难；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你的前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战争年代，如果没有无数的象董存瑞那样的革命先烈，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忘我战斗，新中国的诞生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就不需要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仍然需要我们在必要时，象向秀丽、欧阳海那样，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需要我们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利益：需要我们为了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自觉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切，都是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表现。这种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它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董存瑞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刘耀南 丘正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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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得通，做得到
上海市先进生产者、青年三轮车工人 程德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而冯定同志却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掩护下，大唱反调，竭力推销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赤裸裸地宣称：“人如果丝毫不照顾一己的利益，不但思想上不易搞通，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易行通的。”我和千千万万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看了冯定同志的书以后，非常气愤。我们决不上冯定的当，而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自己锻炼成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记得在一九六二年夏天，十一级台风袭击上海，狂风加暴雨，黄浦江潮水倒灌过来，市区里积了很深的水。如果按照冯定所说，这样大的风，这样大的水，三轮车工人都从“一己”利益出发，那就应该留在家里，不出门去踏车子。但是，我们三轮车工人知道，正因为台风大潮水深，有些线路的电车不能行驶，路上行走不便，更需要三轮车去为群众服务。就在这样一个深夜，我从北站送一个刚下火车的女客到市中心区去。刚踏过泥城桥不远，猛涨的潮水，从苏州河畔冲了过来，三轮车没在水里，链条掉了下来。我在水中摸索着装上链条后，满心高兴地踏着车再往前走。可是，没走几步，链条又被大水冲掉下来。“啊呀！这可怎么办呢？”车上的女乘客着急地叫起来。我安慰她说：“请放心，只要你乘上我的车，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我也要把你送到目的地！”我看链条在水中已不能用了，就找了一段绳子，拉着车子，迎着狂风暴雨，在深水中一步一步向前走。这时我一心想的，只是怎样尽快地把顾客送到旅馆，而不是想什么一己利益。本来，从泥城桥到湖北路只要十多分钟，可是那天整整走了一个多钟头。当到达中央旅馆门口的时候，我已经象个泥人一样，肩膀也磨破了。乘客一面感激地说：“同志，你真好，你真好……”，一面就把车钱塞到了我的手里。我一看是一元，比议价多六角，就赶忙把找头送给客人。“我知道车钱只有四角，一路上你吃了那么多的苦，才把我送来，这钱你一定要收下。”乘客说着又把我找的钱塞到我的手里。乘客这一番情意，我知道是出于内心的感激。但是，我想：车钱多少，全市三轮车工人有统一议价标准，工人阶级向来是说到做到，不论人前人后，不管刮风下雨，都应该自觉遵守，这不是几角钱的问题，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我毫不迟疑地把钱退给客人，说：“帮助乘客解决困难，这是我们的责任，一分钱也不能多收。”我又拉起车子，涉着半人深的大水，到北站去载运别的客人。
还有一次，一位外国海员在外滩乘上我的车子，到中百一店门口，这位海员下车后，给了我一张三元钱的钞票，转头就向里走。我一个箭步追向前去，拦住了他的去路，指着三元钞票说：“先生，车钱只要三角，我还没有找你钱呢”。我看他一点也没懂我的意思，赶忙把两元七角钱找给他，转身就走。海员追了出来，把钱又交给我，嘴里直说：“no，no，……”意思是说，这钱应该给我。我又给他说：“先生，你收回去吧，我们中国的三轮车工人，从来不要额外报酬！”他不懂我的意思，正好旁边一位懂外语的人把我的话翻给他听。外国海员大为惊异，连连伸起大拇指说：“中国好，中国好……”周围观看的人中，许多人说我做得对，做得好。但也有个别人带着惋惜的口气说：“已经到手的钞票不拿，偏要退回去，真是呆大！”我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劳动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钞票服务。我们只收合理的报酬，决不靠别人的赏赐增加自己的收入。我向他们解释说：“几个钱是小事，工人阶级的品质是大事！”
我为什么宁愿做“呆大”，不愿从一己利益出发，多收顾客一分钱呢？说来也很简单。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父亲在地主家里当长工，母亲领着我们兄弟五人，租种了地主几亩田。一次，父亲被地主折磨得生了病，爬不起来。地主就跑上门来威胁说：“不要装病偷懒，再不来，就不要你做长工了”。父亲为了一家七口，咬紧牙关，抱病做工，病一天天加重，终于因无钱医治而死去了。父亲死后，地主收回了我家租种的几亩地，从此，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五人讨饭过日子。一个弟弟被活活饿死了，一个弟弟被迫送给了人家，没多久，也被折磨死了。在旧社会，我们穷人真是走投无路！我的母亲也忧愤而死。我十二岁就到上海一家很小的印染厂里当学徒，四年后又被老板一脚踢开，流落街头，学拉黄包车，成了一个被有钱人辱骂为“瘪三”、“两脚马”的人。
解放后，我们劳动人民翻了身，做了主人。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劳动中做了点工人阶级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就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荣誉，选我做市人民代表，评我为上海市先进生产者，并在前年国庆节邀我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北京我看到了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在旧社会被人辱骂为“两脚马”的穷孩子怎么能有今天呢？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革命先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得来的。我下定决心学习革命先辈一切为了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象冯定同志所说的那样，人人都为一己利益，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象我这样解放前受尽剥削压迫，被人当作牛马的，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不，决不。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都是这样。因此，在党的教育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劳动人民，都懂得没有阶级的解放就没有个人的解放。不为一己利益，大公无私，他们是完全想得通、做得到的。
天下有没有不为一己利益就想不通、做不到的人呢？有。冯定同志就著书立说公开地宣传这种思想。在旧社会，我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人，而且我还身受其苦。我在印染厂当学徒时，老板为了一己利益，要赚大钱，逼着我赤脚踩开水泡着的染纱。脚上和手上都烫起了泡，可是稍慢一点，就是一顿毒打。这样干了四年，弄得我只剩一身皮包骨头，浑身被漂白粉泡烂，长满脓疮。老板看到我不能再为他赚钱了，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流落街头。同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地主为了一己利益，残酷地剥削农民，使我父亲病死，使我一家老小四口丧命。我吃够了为一己利益的人的苦，我恨透了为一己利益的人。血和泪，使我懂得刘少奇同志说的：“剥削者总是以损害别人、使别人破产作为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一切剥削阶级的特色，决不是如冯定同志所说，是“人”的本性。
想想过去，对比现在，使我懂得了：过去，如果人人为一己，劳动人民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放；现在，如果人人为一己，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人间地狱的生活，又要落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头上。冯定同志以共产主义作招牌，给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披上“合情合理”的外衣，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企图把我们青年引上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道路。我们革命青年决不误入歧途，我们坚决跟着党走，听毛主席的话，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尚 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