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中间人物”和典型问题
——驳邵荃麟同志“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 吕德申
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正当我国城乡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时期，邵荃麟同志充当了宣扬资产阶级文学主张的急先锋，在文学上大力鼓吹“写中间人物”，反对塑造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邵荃麟同志的文学主张，有着一整套的错误理论。其中，他的关于典型问题的错误理论，是全部“写中间人物”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邵荃麟同志在他的典型理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文艺中，什么样的人物典型应当在作品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写新生的、萌芽的事物与典型创造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文艺与旧的文艺有没有不同，有什么不同？创造新英雄人物形象是否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怎样正确理解典型的所谓多样化？对这些问题，邵荃麟同志和我们的理解都是完全相反的。
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邵荃麟同志和我们之间所进行的这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什么样的人物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典型？是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还是“中间人物”？我们主张前者，而邵荃麟同志主张后者。这是一场有严重意义的争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一部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有它们各自不同的主要的描写对象，有它们各自不同的英雄人物。各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他们在文艺作品中也总是占着主要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成为这个阶级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通过它们表现着这个阶级的思想。
在封建社会的文艺作品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被尽量的美化，成为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英雄人物。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学中，有着大量这样的作品。同样的，在西欧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理想的英雄人物。当然，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期和没落期，它的英雄人物也有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它的文艺作品中还出现过一些体现着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堕落和腐朽，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在日益堕落着，我们在现代反动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中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战争贩子、流氓、强盗、杀人犯等等了。
在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突出的现象，就是处于被剥削、被统治地位的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从来没有在文艺中得到过正确的表现。他们在过去至多只是作为一种被怜悯、被同情的对象而描写着。文学艺术历史上的这个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现象，只有在社会主义文艺中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底和一八四七年初写的一篇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德国的那些“真正社会主义者”如倍克等，说他们只是“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在文艺作品中正确表现工人阶级的要求。后来，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写给英国女作家哈克纳斯的一封信中，又进一步地提出这个要求，说明“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他们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企图——不论是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给哈克纳斯的信》）。
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产生，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地位也改变了。社会主义文艺是崭新的文艺。这种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过去文艺作品中所从未出现过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在他们身上最充分地体现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的主人公巴维尔和他的母亲尼洛芙娜，是最早出现的两个新人的形象。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中，又陆续地出现了象郭如鹤、莱奋生、恰巴耶夫、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的英雄们等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中，这种新的形象也正在出现。朱老忠、梁生宝、杨子荣、李有国、许云峰、江姐、雷锋、李双双……都是这样的例子。在这些形象身上，强烈地体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们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伟大力量。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艺的主要典型。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的劳动人民和他们中的英雄人物，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成为文艺作品中的真正主人。这是文学艺术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资产阶级文艺家和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我们的文艺创造新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他们提倡什么“非英雄化”，诬蔑表现革命、表现英雄人物的作品“不真实”、“公式化”等等。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和这几年来的这一股思潮相呼应的。他这个文学主张的中心内容，就是要用他所谓的“中间人物”，来挤掉英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的地位。
邵荃麟同志为了贩卖他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不惜歪曲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理论。
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的那封重要的信里，提出了作家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著名理论。这个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典型的理论和科学的唯物史观联系起来了。恩格斯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批评了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把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写成消极的群众了。他说：“如果说在一八○○乃至一八一○年，即圣西门和欧文的时代，这是正确的描写，那末，在一八八七年，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参加五十年光景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荣誉，而且一直被‘解放工人阶级应当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这个原则指导着的时候，这样的描写就不是正确的了。”他也指出，小说中所描写的工人阶级，就女作家所描写的范围（伦敦东头）来说，可以说是典型的；可是，由于她所写的这个环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是典型的，因此她到底没有创造出符合更高的现实主义要求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恩格斯的原意是很明白的，他为的是号召作家们创作出真正代表那个时代的、先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形象，反对把工人阶级写成消极的群众。但是，邵荃麟同志却说：“对恩格斯批评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的话，发生了一种误解，似乎恩格斯是批评哈克纳斯没有把《城市姑娘》中的主人公耐丽的觉悟程度写得很高。实际上，恩格斯是批评作者对主人公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没有写好，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把群众写成是消极的。至于女主人公耐丽，可以是自觉的，也可以是半自觉的。”他还说：“如果把《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写成英雄，整个故事也就没有了。”究竟是谁“误解”了恩格斯呢？事实是很明显的。
邵荃麟同志为了同样的目的，还对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进行了歪曲。毛主席在《讲话》中号召作家艺术家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去观察、分析各个阶级，各种人物，各种社会现象；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关于文艺的源泉问题。而邵荃麟同志却把这也说成是主张写
“中间人物”了。难道还有比这更拙劣的歪曲吗？毛主席在《讲话》中曾经讲到：“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但在各种各样人物中，主要的应该还是那些最能发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的作用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毛主席正是在这个《讲话》中，号召当时革命根据地的作家艺术家们要努力地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他还举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为例，指出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法捷耶夫就是在这部著名的小说中，创造了莱奋生这样一个新人的典型。毛主席在《讲话》中一再地强调这样一个思想：要歌颂人民、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反对“暴露人民”。邵荃麟同志却企图从这个著作中为他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这自然是徒劳的。
从恩格斯写那封著名的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从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历史进入了一个更伟大的新的时代。中国人民已在十五年前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他们正在继续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着自己。今天的作家艺术家们，不是应该用更大的热情来歌颂这样的人民，更有力地表现出他们作为世界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的精神面貌吗？不是应该让更多的真正是与旧时代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彻底决裂的完全新的人物，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艺的主要典型吗？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应该创作出体现我们阶级的伟大理想、代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新的典型，革命的工农兵的典型。这是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也是党历来的号召。邵荃麟同志的“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党的文艺路线针锋相对的。
讴歌革命的、新生的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社会主义文艺是否应当强调反映革命的新生事物的问题上，我们和邵荃麟同志也有着原则的分歧。
我们知道，在资产阶级的上升期，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由于资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新兴的阶级，那时它的文艺也还反映当时生活中那些与它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属于新生的事物。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成为反动的阶级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和暴露，这时它的文艺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反动的作家艺术家企图维护和巩固已经衰朽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他们就用文艺去肯定、粉饰和歌颂旧的现实；另一部分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作家艺术家则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极端不满，但由于本身阶级的局限，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途，这样他们的文艺就只能是对当时现实的暴露和批判。这后一部分作品，就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总之，这时候的资产阶级文艺，无论是属于前一部分还是后一部分，它们的注意力主要地都是放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已经过时和死亡了的旧事物上面，而没有能力去反映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了。
和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今天真正代表着未来的阶级。它本身是新生的阶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因此它不仅能够最彻底地批判旧的现实，而且能够看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前途，这样它就能够充分地认识和估计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意义。“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革命的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待新生事物的这个正确观点，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光荣的任务：永远站在革命的新生事物一边，用自己的文艺去肯定和讴歌一切革命的、新生的事物。哪怕这种新生事物，真正还是生活中刚刚诞生的，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只要它是有发展前途的，是真正代表了生活的发展方向的，革命的作家艺术家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维护和支持它，帮助和促使它的成长和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自然也还应该去反映和批判那些还存在于今天的旧的残余；但是，它这种对旧东西的批判和否定，乃是在它对新的东西有所肯定的前提下的批判和否定。这和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只看见旧的、死亡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文艺把革命的、有生命力的、尽管看来暂时还只是萌芽，而不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加以典型化，创造出强有力的艺术形象，这也就是高尔基所说的“把新事物的火星搧成辉煌的烈焰”的工作。社会主义文艺必须重视这种典型的创造。强调创造这种反映新生事物的典型，强调反映新生事物的典型意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但是，邵荃麟同志为了反对作家艺术家创造新英雄人物，提倡写“中间人物”，他却贬低文艺反映革命的、新生的事物的典型意义。他有一段话，最明显地说明他的这个思想。他说：“说典型不一定是大量存在的，萌芽的东西也是典型，如高尔基的《母亲》，这也对。但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与他的这个观点相一致，他在评论作品时就尽可能地贬低象《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这个在群众中受到那样热烈欢迎的新人形象的意义，却相反地去抬高象梁三老汉这个形象的意义，说后者是“很高的典型人物”，而前者则“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等等。他的赞赏小腿疼、赖大嫂等等形象，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邵荃麟同志这样反对文艺去反映新生的事物，反对把新生事物创造成强有力的艺术形象，这显然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完全相违背的。如上所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待新生事物的正确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强调典型要反映生活中的新生事物，而邵荃麟同志却用种种借口反对创造这样的典型。他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使我们记起了冯雪峰过去为了反对创造高大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所提出的要反对“把萌芽描写成大树”的“理论”。
邵荃麟同志也许说，他并没有完全反对写新生的、萌芽的事物。因为他肯定过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他也承认这个作品是写了“萌芽的东西”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真正强调的是什么。他一则说“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再则说“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三则说“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这样，他心目中真正强调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他真正强调的，是写那些他认为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是“中间人物”，而反对的是写新生的、萌芽的东西，是实际上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英雄人物。事实就是这样。他的“写中间人物”的文学主张，也正是在这样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以上还只是从理论上说明邵荃麟同志的典型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指出，如果联系到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则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等等，早已不仅仅是
“萌芽”，而已是大量的存在。邵荃麟同志由于他的牢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长期地、严重地脱离实际，他根本看不见解放以来我国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他完全看不见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大量出现并将继续大量出现的象雷锋、欧阳海、陈永贵、周明山、董加耕、侯隽、邢燕子、铁姑娘、倪志福、郭兴福……这样的英雄人物，而只看见象梁三老汉、亭面糊、赖大嫂、小腿疼那样的身上有着“旧的东西”的沉重负担的“中间人物”实即落后人物。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前者即便有也还是一些“萌芽”，是微乎其微的。他对现实生活的这种看法和毛主席的看法成为多么鲜明的对照！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是这样描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他又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另外，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还写了这样一则按语：“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编者按）应该说，毛主席在这里所批评的“文学家”，正就是指的象邵荃麟同志以及和他持同样观点的人们。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书中，批评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说：“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里所说的问题的本质方面和主流方面，是指的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两点。邵荃麟同志对人民的看法，主要也是对于我国农民的看法，他把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多数看成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实际就是落后人物。这不是毛主席所批评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是什么呢？他正是象毛主席所批评的那种分不清生活中的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非主流；把非本质看成本质，非主流看成主流的人。这就无怪乎他只看见他所谓的“中间人物”实即落后人物，却看不见工农兵群众中已经成批地涌现出来，并且还将继续成批涌现出来的代表时代主流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了。
我们说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已经大批地涌现出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已经是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但他们是群众的代表，是属于革命的、新生的力量，他们代表着未来。而邵荃麟同志却根本不承认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大量存在，更不能认识出现这种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重大意义，然后又在文艺理论上贬低和否定创造新英雄人物的意义，这就远远不止于是一个文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了。正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他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今天的现实生活，从而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文艺观点。
排斥英雄人物后的多样化就会把我们的文艺引到修正主义的绝路上去
邵荃麟同志为了反对文艺描写新英雄人物，宣扬写“中间人物”，还提出一个所谓典型人物多样化的问题。他认为，提倡写英雄人物使得创作的路子窄了。因此，他提出：“只有人物多样化，才能使创作的路子宽广起来。”他所说的人物多样化，说穿了，还是一个写不写“中间人物”的问题。
邵荃麟同志首先对我们文艺创作的现状极为不满，攻击我们写新英雄人物的作品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说什么“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等等。
对一切不顾事实的谎言的最好回答，是事实。对邵荃麟同志批评的最好回答，是我们的创作。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文艺创作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
《红岩》是近年来最受读者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塑造一批革命者的群象。这些革命者又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身份：共产党人。故事的主要部分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反动派的集中营中展开的。可见作者给自己所提出的是一个怎样不容易完成的任务。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也没有把其中的人物写成“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在作者的笔下，绝大部分的英雄人物都是写得成功的。作者并没有回避写他们身上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这一方面是很主要的；比如说，他们都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们在任何艰难残酷的斗争条件下，始终表现出一种革命者的英雄气概，他们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对人民的赤胆忠诚，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永不动摇的信心，等等。尽管如此，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物，仍然都是个性十分鲜明的，其中有党的领导干部，有普通党员，他们都按照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等等而思想着和行动着，在读者记忆中留下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又如同样是反映今天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作品：小说《李双双小传》、《新结识的伙伴》和话剧《丰收之后》。这三篇作品写了三个农村的新型妇女：一个是敢想敢说，那么平凡又那么不平凡的、心地纯洁得象水晶的普通公社社员李双双；一个是热情奔放的、火辣辣的农村妇女张腊月；一个是胸怀全局、眼光远大、关心群众的女支部书记赵五婶。这几个形象，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新人的某些本质特征：比如她们都具有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品质，这是她们性格中共同的东西。然而熟悉这些作品的人，谁不知道，李双双、张腊月和赵五婶之间，各自的个性是多么鲜明突出！如果不是有意歪曲，谁会说她们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呢！
为什么我们文艺作品中的这些形象能够不成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呢？这是因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从来是通过鲜明的个性去表现出某种共性。上面所举的一些形象，都是这样的例子。正因为共性在不同人物身上是通过不同个性表现出来的，所以尽管某些人物有着某种相同的共性，他们仍然是不同的，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恩格斯说：“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给明娜·考茨基的信》）这是典型创造的根本准则。今天现实生活中新英雄人物个性的丰富和多样化，更是作家艺术家创造多种多样典型人物的有利条件。历史上优秀作家艺术家创造了那么多的成功的典型形象，今天的作家艺术家是有更充分条件创造出更多的既是典型、又是鲜明个性的英雄形象来的。邵荃麟同志说我们创造出来的新英雄人物都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按照他更具体的说法，就是认为我们作品中的英雄人物
“都是红脸”，或者说：“人物写得单纯，只写人物的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只写共产主义风格”，“无产阶级的典型，只能是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这就说明，他对今天的文艺这样反感的真正原因，原来并不在于人物的个性表现方面，而是在于人物身上体现了那种代表这个时代英雄人物的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共性，如英雄主义、敢想敢干、共产主义风格、英勇奋斗、大公无私，等等。这样，他真正反对的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自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今天的文艺在描写新英雄人物方面已经没有任何缺点了。不是的。我们承认，在某些作品中，缺点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产生这种缺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作家艺术家本身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化。有的作家艺术家，由于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不够，他们对自己的描写对象还不够熟悉。此外，我们也还应该看到，描写今天这样完全新的人物，是过去文艺所从未遇见过的新课题，由于缺乏可借鉴的经验，出现一些缺点是能够理解的。这也是一种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我们相信，在今后作家艺术家们进一步革命化和他们继续创造经验、摸索经验的过程中，所有这些缺点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各条战线上英雄辈出的时代。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空前的表现出来。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这些英雄人物，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英雄人物，他们有最崇高的品质，有最丰富的个性和内心生活。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风流人物”。他们具有我们这个时代英雄人物所共同的一些特点，但他们各人之间又是那样的不同。今天的作家艺术家们只要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那里的新人新事是写不完的。这是一条无限宽广的道路，而决不是一条“狭窄”的道路！邵荃麟同志说创造新英雄人物使得创作的路子“狭窄”了，这是站不住脚的。
邵荃麟同志为了反对我们提倡写英堆人物，诬蔑写英雄人物是一条“狭窄”的道路，他还加了一个罪名到我们头上，说我们主张写英雄人物“只写他完美无缺”，并且指责这也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是“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但是，这个罪名完全是捏造的。请问邵荃麟同志：是谁有过这样主张呢？的确，我们不是自然主义者，我们主张文艺作品对英雄人物身上的某些不重要的缺点有时是可以不写的。正如周扬同志所说：“我们的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我们的现实主义者必须同时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这是完全正确的。有意地忽略、不写英雄人物的某些不重要的缺点，这和邵荃麟同志所说的对英雄人物“只写他完美无缺”，是完全不相同的两回事。自然，我们的文艺作品有时也可以写到英雄人物的某些缺点，但它们必须是无损于他们作为英雄人物的根本品质。其实，问题是明显的，邵荃麟同志对我们的指责，不过说明他是在宣扬一种我们早已熟悉了的地地道道的“非英雄化”的“理论”而已。
如上所说，我们首先认为，写新英雄人物本身就是一条宽广的道路，而决不是一条“狭窄”的道路。我们要大力提倡写新英雄人物。特别在今天，英雄人物不是写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虽然如此，我们却并没有因此就主张我们的文艺不可以写到其他的人物。我们历来主张，作家艺术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是可以也应该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包括某些暂时处于某种“中间状态”的人物典型（如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的宋老定）的。为了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出复杂的现实生活，文艺作品有必要描写多种多样的人物；为了充分地表现新英雄人物，文艺作品也有必要写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为新的英雄人物也只有从他和各种各样人物的关系和矛盾斗争中，才能表现出来。我们的文艺作品实际也是这样写的，《创业史》中不仅仅写了梁生宝、高增福、欢喜，它也写了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等。同样的，《李双双小传》也并不只写了个李双双，它还写了喜旺、孙有、金樵等等。但是，我们在这里却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总的说来，代表时代主流和前进方向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必须在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必须大写特写；他们既然是时代的主人，也就应该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其他的人物，只能处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这个原则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因而也是不可动摇的。我们需要人物的多样化，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前提来讲多样化；离开这个前提的多样化，即排斥英雄人物后的多样化，那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多样化，它只能把我们的文艺引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绝路上去。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