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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没有资格学哲学吗？
湖北省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 丁凤英
从报纸上学习了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谬论的批判。听说杨献珍还反对工农学哲学，他在一九五九年攻击说：让十四岁小姑娘讲哲学，是瞎胡闹。当时他所攻击的这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就是指的我。我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思想上有所提高。这件事被杨献珍知道了，他认为农村小姑娘讲哲学是“瞎胡闹”。我听到以后感到很气愤。难道只有专家、教授才能学哲学，我们青年农民就不配学哲学了吗？现在我想来谈谈我是怎样学哲学的，学了哲学有些什么好处。让事实来说明杨献珍同志的谬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是一个农村女青年，家里祖祖辈辈是穷人，解放后翻了身。一九五八年，我十四岁，带着好奇的心理参加学习哲学。开始学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哲学。有人说：“哲学就是折着书学”；有人说：“打开书我还学不好，折着书更学不好。”我们一些年纪小的人参加学习，更引起大人的注意，他们讽刺说：“十几岁的毛孩子也想学哲学，真是麻雀想吃雁鹅肉。”我父亲也说：“你懂得什么事？真是吃饱了饭不得消化，倒不如在家睡觉。”我听了这些话，偏想要争一口气，一定要学。可是，我实在没有把握，不知道能不能学好。不过越听辅导员讲的，越觉得有意思，什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矛盾斗争，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这时候，领导上抓住了我们的心理——又想学，又害怕学不好别人会笑话，就展开了讨论：工农能不能学哲学？为什么要学哲学？我们才初步懂得了学习的目的，树立了学习的信心和决心。
辅导学习的同志为了帮助我们，都是结合生活实际来讲哲学。比如，我们冬播要肥料，可是肥料用完了，这就是生产中的矛盾。比如，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就是唯物主义；如果把实在没有的东西，硬要说成有，就不是唯物主义了。这样，我们觉得，只要留心，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联系实际学了一段以后，觉得头脑清醒了不少，说话也能讲些道理了。有一天，我们的生产队长派两个社员去割八担田的谷，他们完成了任务。第二天，他又派两个社员去割八担田的谷，却没有完成任务，队长要扣他们的工分，这两个社员很不满意。我就去对队长说：昨天是干田，谷又没有倒，好割；今天是水田，谷又倒了，不好割。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能死搬硬套。队长觉得有道理，就没有扣他们的工分。我又对割谷的社员说：不能光讲条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听了也服气了。象这样，别人说我能说出些道理，父亲也觉得我没有白学了。
我们不仅联系生活实际，还开始联系思想实际来学。在学习两种世界观时，我想：我现在的世界观是不是正确的呢？要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呢？我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自己并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而是一脑子的个人打算。我刚上完一学期高小，家里就要我回来参加生产，学针线。我很不满意，常和母亲争吵。劳动紧张一点，艰苦一些，就想：要是读书，夏天就不会晒太阳，冬天也不会挨冻。婶娘说我“读了几年书，回来耍钩儿锄头”是“没出息”。我感到痛苦。特别是过去四个相好的同学，两个继续升学，一个参加了工作，看到她们，我又羡慕又惭愧，恨自己没有志气；劳动不敢到路边，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学，老远就要躲开。背着这个又脏又重的包袱过日子，这是什么世界观？简直是破絮包头往前撞。在学习哲学的基础上学习毛主席著作，我第一次学《纪念白求恩》，受到很大震动。白求恩能为中国革命牺牲生命，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为什么要逃避劳动，不安心生产呢？我应该学习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可是，我又有个顾虑：自己不是干部，年轻不懂事，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呢？再读到毛主席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懂得了：我虽然能力小，但只要不自私自利，就可以对人民有益。我认识到：愿不愿意到劳动中、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这是愿不愿意走革命道路的问题。只有清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轻视劳动的影响，才能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不变质。这样学习了几年，我思想上逐渐有些提高，从一个幼稚无知的毛孩子成为一个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过程。一九六三年领导上让我当生产队干部，年终分配，除了劳动收入，大队给我算了二十多块钱的补助。有人就说我：“家里养几只母鸡生蛋，一年也不止卖这些钱”。母亲说我是“白干了一年”，父亲说我“看起来是个劳力，收入还不能照顾自己。”我嘴上和他们顶，说当干部不是为了钱，只要工作搞好了，收入是小事。可是心里有些慌：这样下去，会不会影响家庭关系？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是我去说服他们呢，还是让他们说服我？这是两种思想斗争的关键时刻。于是向毛主席著作求教。毛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些话，过去我也读过，但现在读来就有不同的感受。我想：党培养我是为了做革命工作，决不能被个人主义思想所腐蚀。革命先烈可以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怎能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呢？我的心豁然开朗了，睡在床上和母亲说：“干革命，绝不能只看到自己，只看到眼前，要从党的事业出发。我还年轻幼稚，工作比不上别人，收入少是应该的，如果拿多了就是特殊。我当干部不能占群众的便宜，不然，群众就会讨厌我，我就不是你的好女儿。这几年党帮助我提高了思想，政治上的收入不少。我家祖辈都是穷人，父亲一生受苦不少，现在全家翻了身，党对我这样关怀和培养，我要是不为党做好工作，就对不起党，也对不起祖辈老穷人。”这样，我终于说服了父母亲，他们支持我，我心情舒畅了。
没有通过斗争实践，学来的理论总是肤浅的；只有在斗争中学，才能深刻，才能巩固。一九六一年我任团支部书记兼妇女主任，大队分工要我去领导养蚕。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想：领导两个人养蚕，总该没有问题。谁知不久问题就来了。我对养蚕技术不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那两个社员看我下不了手，就听鼓下锣，工作推推动动。我急了，不了解她们的思想情况，常批评她们，闹得三个人隔阂很深。我没有办法，只急得哭。后来我想：我错在哪里呢？晚上读毛主席的著作，读到毛主席说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认识到：我既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又不虚心向她们学习技术，怎么能做好工作呢？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就比较注意工作方法了。
几年来，我学习哲学，有些收获，但仅仅是开始。我相信，只要听毛主席的话，学习哲学是为了改造自己，做好工作，就一定能够不断进步。听到杨献珍同志的攻击，实在感到很气愤，我要问，难道我们青年农民、工人就没有资格学哲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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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看待工农兵学理论
——评杨献珍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观点
沙英
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各地工农兵群众学理论、学哲学的人数越来越多，自觉性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一种群众运动，不断出现新的学习高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展，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正在迅速改观。
对于这件大事和创举应当怎样看待呢？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之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所掌握的尖锐武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地做革命的促进派。
可是，另一方面，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少数人，对于群众学理论、学哲学，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指手划脚地乱加批评，大泼冷水，甚至讽刺谩骂，多方阻挠和打击群众的学习积极性。这完全是一种革命促退派的立场。
工农兵群众应不应该和能不能够学理论、学哲学呢？在杨献珍他们看来，理论、哲学都是神秘的、深奥的、高不可攀的，只有少数“上等人”才能掌握；至于工农兵群众，都是大老粗，文化低，是“下等人”，是不必要和不可能学的。如果一定要学，那是胡闹，那是把理论、哲学“庸俗化”、“简单化”！
正是基于这种极端荒谬的观点，作为所谓“理论家”和“哲学权威”的杨献珍同志，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多次的报告和演讲中，对于群众学理论、学哲学，作了百般的嘲笑和攻击。
他听说，有的家庭妇女听了哲学课以后不信神了，就表示怀疑。他听说，某县有十四岁的女孩子和白发老人学哲学、讲哲学，就大肆攻击。他听说，群众采取了一些通俗的学习形式，就尽量地嘲笑。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杨献珍同志在一个学校讲哲学时说：“要人们去读白发老媪的哲学讲稿，读十四岁小姑娘的哲学讲演稿，要人们从这里吸取哲学知识，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今人’。”
到底群众应不应该和能不能够学理论、学哲学呢？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都是工农群众怎样闹革命、怎样搞建设、怎样求解放的道理，都是群众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群众是应该学而且是完全能够学到手的。特别是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丰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一般地说，是比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按照这两个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农最容易接受的。当然，群众的文化低，在学习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这难不倒群众。文化低，可以提高。解放以来，有许多本来不识字的人，由于努力学习，现在不是都能读书、写文章了吗！
大量的事实说明，群众不仅能够学理论、学哲学，而且还学得很有成绩，很有创造性，甚至比起杨献珍同志这样的“理论家”和“哲学权威”要高明得多。
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学习运动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在全国各地各个战线上更加广泛、更加深入、更加持久地发展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逐渐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行动。特别是在各个战线上都涌现了一批学习积极分子，象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于清贤、李瑞环、李素文等，由于他们决心大、毅力强、方法对头，几年来坚持不断地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熟读毛主席的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他们不仅创造了许多先进的学习经验，而且还写出了许多出色的论文。例如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举办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展览会，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活教材，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再例如全国各地报刊上大量登载的工农论文，具有短小精悍、具体实际、生动活泼、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特点，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这都具体地说明了，群众学理论、学哲学已取得光辉的成就。
关于群众怎样学理论的方法问题，杨献珍同志也尽力加以歪曲。例如一九五九年他在以《为什么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说：工人农民学哲学的方法是“即景生情，就事论事。”照此说来，工农学哲学的方法，好象是没有目的、没有计划、零零碎碎、杂乱无章、随感即兴的。所以他跟着就提出了另一种学习方法，即“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从学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学起。”
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首先，工农学理论绝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明确的目的的。用廖初江的话来说，是“带着阶级感情为革命而学”；用丰福生的话来说，是为了“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而学”；用黄祖示的话来说，是为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而学”。
其次，是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带着什么问题学呢？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学。所谓活学活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紧密地联系实际，解决思想中和工作中的问题。这种学习方法，就是“有的放矢”，学用结合，而绝不是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什么“即景生情，就事论事”。无数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学习方法是正确的。
例如，曾被杨献珍同志大肆攻击的十四岁的女孩子丁凤英，这几年来，紧密地联系思想、联系工作来学哲学，活学活用，就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她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注意自我革命、自我改造，放下了“一脑子的个人打算”的又脏又重的包袱，树立了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注意运用辩证法，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从而改进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样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难道不是有力地批驳了杨献珍同志吗？
这种学习方法是否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那样没有系统呢？不。带着问题学，虽然每次学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或那一个部分，但是，从一个问题的学习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说明和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学得多了，就可以逐步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其实，杨献珍同志一贯追求的所谓“完整”“系统”的学习，实际上是脱离现实斗争的，使理论和实际脱节的，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条道路和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工农兵学理论、学哲学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然也有缺点和困难。但是应当看到，群众的文化低，在学理论时发生一些困难，这完全是旧社会造成的。对于他们的缺点和困难是热情地帮助，还是加以嘲笑和责难呢？这就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认为，群众学理论、学哲学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也是难免的。这种缺点，如果同伟大的成绩比较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学习的规律，总是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由“少而精”到“多而精”。例如现在群众的学习不是比一九五八年时大不相同了吗？可是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少数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鼠目寸光，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这种新事物；并且采取“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计其余”的方法，大加嘲笑和责难，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其实，应该受到嘲笑和责难的，不是群众，而是象杨献珍同志这样的人。杨献珍同志学习、讲授哲学几十年，自命不凡，以“权威”自居，结果却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愈陷愈深，终于走上了一条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道路！
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它的反面。嘲笑者被嘲笑，责难者被责难。
编后 杨献珍同志对于工农兵群众学哲学，加以百般的嘲笑和攻击。一九五九年他攻击十四岁的小姑娘学哲学是“瞎胡闹”。他所指的这位小姑娘就是丁凤英同志。现在丁凤英同志为本报写的《我们没有资格学哲学吗？》有力地驳斥了杨献珍同志的谬论。我们看到：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通过学习哲学，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所提高。她虽然年轻，但是她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能不断进步，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杨献珍同志虽然以“理论权威”自居，但却走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了。谁对谁错？只要比一比，事实不是已经做出结论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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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献珍同志为什么反对“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
——求新造船厂职工驳斥杨献珍同志对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诬蔑的座谈记录 理论为革命斗争服务是学习的正确方向
张银荣（轮机车间小组长）：杨献珍同志认为理论学习不能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说什么“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口号是错误的；还说当前做什么就学什么在一定意义上是实用主义。这些话都是荒谬的，是对工人学理论的极大诬蔑。
一九六○年五月，我们在总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时，提出：“学习为了战斗，结合战斗学习”的口号。可是，杨献珍同志偏偏说：“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口号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向我们进行公开的挑战，实际上是反对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反对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五八年三月，我们厂第一个学习小组就是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在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成立起来的。从那个时候起，六年多来，我们一直坚持“学习为了战斗，结合战斗学习”这个正确的方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工人学理论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思想，改进工作；解放军红九连创造的用小整风方法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同思想改造相结合。不联系思想去学，是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如果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学，学了也不去战斗，那么，根本不可能学好，也不可能真正掌握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起到提高思想、指导行动的巨大作用。学了不用，就是要我们放下武器，在敌人面前处于挨打的地位；就是要我们解除武装，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手中的战斗武器，如果理论脱离实际，就不能打倒三大敌人，就不能战胜前进中的困难，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战斗性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特点之一。杨献珍同志反对“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封起来，只让少数专家关在书斋里学，而不准许广大工农群众掌握这个锐利的武器。我们工人是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者，对毛主席著作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最能接受革命真理，尽管文化水平低一些，但联系实际学毛主席著作，就能够想得通、用得通、行得通。我们小组六年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道理是正确的。我们在思想上有了问题，在生产上遇到困难，总是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前进的力量。比如，去年底，我们接受了一项弯管要求特别高的紧急任务，当时组内既缺乏弯这种管子的设备，又缺少经验，怎么办？我们怎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全组同志学习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认识到只要敢于斗争，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于是开展技术革新，改热弯为冷弯，终于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我们小组是五好集体，可是在一段时间内，缺乏不断革命精神，有的工人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个别同志追求个人名利、地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以《为人民服务》为武器，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要“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一定要克服“私心”，对待生产不能采取“三心两意”和“半心半意”的态度，而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志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自觉地克服了上述一些错误思想，干劲十足地提前完成了去年十二月份的生产任务。这些事例说明，只有结合战斗学习，才能更好地发挥毛主席著作的巨大作用。
吕水潮（柴油机车间工人）：我们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要派用场；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
“学习为了战斗，结合战斗学习”，是我们学习的一条根本经验。如果只是口头上去学，光说不做，那就会变为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坚决不干。我们是学而懂、懂而用。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是反对理论和实际统一这条基本原则，妄图把我们引向邪门歪道上去，我们决不要上他的当。
活学活用，理论才能发挥巨大威力
朱李山（柴油机车间工人）：“学习为了战斗，结合战斗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阶级斗争、生产实践和思想改造。无数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理论学习在当前实际斗争中发挥巨大的威力。我们车工小组原先是个落后单位，曾有一段时间，连续十一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为此，我很着急。起初，没有找到门道，离开人的因素，就生产问题抓生产，结果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后来，我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受到很大的启发，懂得了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用阶级观点一分析，问题就找到了。原来有些青年艺徒劳动纪律松弛，严重地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对这些工人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根据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教导：“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启发他认识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划清剥削与被剥削的界限，指明前途。对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主要是启发他忆苦思甜，永不忘本，激发他的阶级觉悟。对革命干部子弟，关键是要让他们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家谱。阶级教育，一抓就灵。坚持思想领域中的兴无灭资斗争，保证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后来被评为先进小组。
解银发（技术科技术员）：杨献珍反对“当前做什么，就学什么”，实际上是反对学习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反对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改造思想的强大武器，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的事实，证明杨献珍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工艺组的特点是：青年多、技术人员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多。针对这种情况，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特别注重结合思想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有个技术人员，一九六一年开始工作时，认为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反正政治上“红”不了，一门心思钻技术，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他以为有了技术，就会有前途。前年评级时，他没有升级。这对他震动很大。事后，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去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学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说：“毛主席著作使我闻到了自己身上个人主义的臭气，认识到资产阶级名利、地位观念害死人。”他下定决心，要脚踏实地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掉错的。政治方向明确了，干劲也就更大。后来，他经常到车间参加劳动，虚心地向工人同志学习，和工人一起解决了油针机磨的难关，使工效提高了七倍。由于工作上的出色成绩，去年头两个季度，他都被评为一等奖。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满足，他说：“为人民服务应该比思想、比工作、比贡献，而不是比奖金多少。今后，我一定要学好毛主席著作，跟工农结合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由此可见，毛主席著作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指路明灯，离开它，就会迷失方向。
丁荣根（柴油机车间主任）：毛主席著作不仅是我们改造思想的锐利武器，也是生产和工作上的指南针。
一九六一年，我们车间接受了一项试制新产品的任务。当时的情况是：时间短、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按照我们的技术水平和设备能力，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我们学习了《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指示，鼓起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许多同志进一步谈到，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生产上碰到的困难，同样是“纸老虎”，因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中暂时的困难，经过努力，总是能够克服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职工的头脑，信心大了，劲头足了，这时，朱李山等同志挺身而出，他们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战胜一切困难，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在试制中，他们胆大心细，脚踏实地，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于制成了新的柴油机。
我们车间的部件小组，一九六三年被评为五好小组，就在这个时候，小组里有少数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小组一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这时，他们学习了《矛盾论》，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来分析这种情况，认识到什么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骄傲自满就是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小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不能忽视缺点，任何事情都是变化发展的，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改进，先进也会转变为落后。通过学习，大家懂得了“打了胜仗找缺点”的道理。小组就立即找差距，经过比较，找出四不如人：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如铜工弯管小组；二、质量稳定不如轮机车间车工一组；三、保机制不如部件一组；四、场地整洁不如零件钳工组。问题找到了，相应地采取了改进的措施。结果，保持了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提前一个月全面完成了一九六四年的生产任务。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才能学得好，做出成绩。否则，学不下去。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例如，我们车间的部件二组，在学习上曾经走了一段弯路。一九六三年三月以前，他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时，由于很少应用，结果，小组内思想上生产上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们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一点用一点，活学活用，小组思想和生产面貌就大有改变，成为现在的先进小组。
工人这样学、这样用，产生了这样的好结果，怎么能够说不是理论联系实际产生的伟大力量呢？怎么能够说这是实用主义呢？难道学而不用，倒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吗？
朱世友（政治部干部）：杨献珍同志骂我们工人学理论是实用主义，意思是说，这样破坏了理论的系统性。这是极其错误的。工人学理论，没有别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思想，做好工作。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一点一点地学，一点一点地用，由浅入深，由一个方面到更多方面，日积月累，不断丰富，这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毛主席著作的内容异常丰富，要求一下子全部学到手，是不可能的；从实际出发，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方法是“少而精”，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有什么不好呢？比如，我厂职工在比学赶帮的竞赛中，学了《矛盾论》，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来看问题，改变了“三不”思想，即：看不到问题，学不到经验，找不到差距，从而更虚心地向先进单位学习；学了《实践论》，懂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敢于试验，不怕失败，在技术革新上，取得很大的成绩；更为重要的，工人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对思想改造自觉了，搞生产更主动了，对党的方针政策更容易领会掌握。所有这些收获，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杨献珍指责我们是实用主义，是要使我们学理论不同实际相结合，要我们死啃硬记，书本是书本，行动归行动，理论与实际相脱节，这是妄图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用而学，而且是以用来检验学习效果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其实，杨献珍同志这样起劲地反对我们工人学理论，恰恰证明我们是做得对的，这个正确的方向一定要坚持。
更好地使学习与战斗结合，
回击杨献珍的挑战
王娟娟（技术科标准化组组长）：杨献珍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办不到的。毛主席著作是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动力。一九六○年，在技术革命中，我听了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懂得了谁要是骄傲，谁就会落后的道理，堵塞了思想上的漏洞，在技术革新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后来，厂党委送我进上海业余工业大学，当时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要在四年内达到大学毕业水平，思想上产生了畏难情绪。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我想，毛主席说的真对：要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关键在于努力学习。我还想起党对我的教导：工人阶级一定要成为文化的主人。于是，我信心增强了，经过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已从大学毕业，完成党交给我的学习任务。现在，我担任审查造船设计图纸工作。学习了《实践论》，我懂得“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道理，记住毛主席的“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教导，一方面坚持在轮机车间跟班劳动，另一方面，虚心地向老工人学习，使我的工作有了进步。党最近提出设计工作革命化，要实现这个要求，首先是设计工作人员思想的革命化。设计工作如果不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就不能有新的创造，或者即使做了一些工作，也不会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造成浪费，给工作带来损失。
顾小四（运输队工人）：我今年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在旧社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解放后，才使我跳出了苦海，翻了身，参加了共产党。我从毛主席著作中，懂得了我们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也从毛主席著作中，认识到毛主席是为我们工人讲话的。我们要跟毛主席走，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我每读一次毛主席著作，就想到过去苦难的生活，更想到今天的幸福和更加美好的明天，今昔对比，忆苦思甜，我从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著作。我越读毛主席的书，心里越亮堂，干工作越有劲，觉得多做一点事情，就是多为革命贡献一分力量。我决心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这是杨献珍同志反不掉也骂不倒的。
萧引珍（轮机车间工人）：杨献珍同志说“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是错误的，实质上是反对我们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刚入厂时，阶级觉悟低，经济观点比较严重。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我懂得了做工就是为人民服务，搞社会工作就是干革命，认识到过去我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完全劈成两截，是错误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事业，不能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应该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在对待物质待遇上，首先应该争取“政治上升级”，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我体会到，只有结合思想改造去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才会想得通，生产才会有劲头，工作才会做得好。几年来，我学一点用一点，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甜头，养成了学习的习惯，这样，毛主席的话才在自己思想上扎下了根。我就是在党和毛主席著作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在这场大论战中，我们工人要起来保卫毛泽东思想，不容许杨献珍同志对它进行歪曲、诬蔑，不容许杨献珍同志的这种谬论在工人群众中传播，迷惑我们前进的方向。
（原载一月二十八日《文汇报》）第六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