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业余创作十八年
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八郎人民公社两家子生产大队业余创作组组长 赵景春
“鸡毛飞上天”
我们业余创作组已经建立十八年了。
一九四七年，在党的领导下，斗倒了骑在我们头上的地主——台吉（蒙古贵族），这是我们穷苦农牧民天大的喜事。大伙都要办秧歌，热热闹闹地过个翻身年。可光有秧歌没有唱还显得不“火暴”，还不能说出心里话，唱吧，旧秧歌词净是“一进大门抬头观，观观财主的灯笼杆”那一套。不用说唱，一听就来火了，根本不能用。唱新的呢？还没有。穷哥们说：“咱自己编！”老支书也说：“景春，你找几个人编吧！”我虽然不知道“创作”这玩艺有多重分量，可也知道这东西不好整。不过我有股犟劲，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一找人，找了五个。可我们五个人，刘绍义是文盲，我只念了二年书，赵忠和张德念了三年，唐景山文化高才念四年。还找谁呢？穷哥们说我们就是“圣人”。一个字：“闯”！
我们去找村文书要张纸，没想到这个“老秀才”说：“你们也想编词？骑老母猪要高粱叶子，瞧瞧你们的人马刀枪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瞅他那个样，我们转身就走了。
夜晚，我们五个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编唱词。编了一句：“大鼓一打响咕咚”，就难住了，七个字有四个字不会写。一碗灯油快熬干了，也没想出“鼓、响、咕咚”怎么写。后来大伙说想不起来就画个号顶着。还没编到十句，满篇纸净是“O”了。一宿功夫白费了。
第二天，村文书看我们眼睛熬得通红，故意问：“编好了吧，拿给咱见识见识！”村文书讽刺，可老支书支持我们，他说：“景春，咱们要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嘴唱自己的歌！不会写不要紧，能记住就妥，有教育意义就行！”我们一想，对！干脆用脑袋记。
我们五个人里张德的记性最好，编完了，记的也差不多，大伙再一提头就妥了。就这样，我们编成了第一批作品。翻身年过的挺热闹，群众夸我们，说我们是“庄稼秀才”，“编的对心思”，由于群众鼓励，我们的劲儿也就更足了。
土改胜利后，村里青年报名参军。贫农李义自愿报名，可他的妻子扯后腿。经过李义和妇女会向她做工作，她想通了，亲自送李义参了军。于是我们创作了小演唱《全家光荣》。这个节目小，可影响很大。李义的事迹传开了，青年们都要学习李义夫妻，结果全村有十四名青年参了军。李义还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了话。一个人做什么比他做了对群众有益的事情更高兴呢！区委书记说我们参加了战斗，打了胜仗。我们真有点乐得睡不着。心里只是翻翻腾腾地想：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安的翅膀。
村里办冬学，我们几个二话没说，都参加了冬学，以后又学“速成识字法”。人经过难处，学习也用心，几个突击，我们把眼面前的字都捡起来了。这回心里更有底了。
土改后，村里的生产高潮和政治运动一个跟着一个。一九五三年，农村阶级斗争很尖锐。一部分上中农明面上搞假互助组，暗地里雇工放贷，大搞个人发家致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一部分贫农由于劳力少，人口多，加上自然灾害，不得不把土改时刚分来的土地卖掉。一些富裕中农在互助组里，占尖取巧，排挤贫困户，把一些组搅得“春插夏散秋垮台”，抵制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就在这时，贫农董树方领着一伙无车无马的贫下中农成立了一个“穷棒子组”，他们听党的话，以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夺得了大丰收，在全村农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上，立起一面红旗！当时，党支部要我们把老董的事迹编出去。我们就及时编了二人表演唱《董老汉》。戏不大，作用不小，使贫下中农认清了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富裕中农在互助组里耍的各种花招，纷纷提出坚决办好互助组。转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这以后，我们创作组更来劲了，配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又写了一些作品。我们配合互助合作运动，创作了《互助合作力量大》、《水流千里归大海》、《十夸合作社》等。在高级合作化运动中，编了歌剧《公社前夕》。这些节目在村里演出后，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六年，我们读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写的按语，心里更豁亮了。知道了我们农民虽然文化低，没有创作过，可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贫下中农敢于革命的闯劲，也可以拿起笔来，把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革命需要的，写出来，唱出来。这真叫“鸡毛飞上天”。
争夺阵地的斗争
一九六一年，我国经济遇到困难，地主、富农乘机活动起来。车仁久等几个地主、富农，在屯里设了五个黑“说书场”，大讲《施公案》、《济公传》……；富农张广福在地头唱起了《小王打鸟》、《劈山救母》、《大西厢》；地主子弟周凤俊唱《打牙牌》。地主富农的猖狂活动，使某些觉悟不高的贫农青年受了毒害。第四队会计段占民听书上了瘾，借了一本《绿牡丹》，放在抽屉里，写一会儿账，看一段。后来竟无心记账了，甚至把生产队的公款借给上中农去搞投机倒把活动。
这只是文艺活动吗？不，这是阶级斗争。党支部书记向我们讲：“文艺，它是一杆枪。我们要放下，敌人就会抢过去向我们进攻。”同时党支部确定：加强文艺战线，整顿俱乐部组织。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在创作组内展开了大讨论。阶级斗争的警钟使我们每个成员头脑清醒起来。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说的：“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几句话含意深刻。许多党团员都激动地说：“敌人的枪还没放下，我们怎么能放下武器呢！”多年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创作组成员，只要他脑子里有“革命”，他的创作热情就会象一盆火，越烧越旺。这次活的教育，使我们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创作活动又从一个新的起点上发展起来。
但是，争夺阵地的斗争井不是一帆风顺的。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被清除了，可在炕头上、地头上不仅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市场，还有牛鬼蛇神的活动空间。我们既然要搞兴无灭资，就必须对它们发起全面进攻。
这时第二队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阵地争夺战。一天响午，摘掉右派帽子的赵光，又在生产队里讲起了《包公案》。这时，刚刚当上故事员的赵喜友走了进去。一看，一些老年人坐在炕上静听《狸猫换太子》。革命的斗争精神使他丢开了“讲不好”“张不开嘴”这一切顾虑，他就在东屋讲起了《杨子荣大摆百鸡宴》。他抬高了嗓门，打起了手势。革命英雄惊心动魄的斗争，抓住了听众，听书的越来越多。最后，《包公案》的听众只剩了两名，赵光也只好散了。
随着一次又一次争夺阵地的斗争，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争夺的阵地很广，由剧场到队部，由家庭到田间，所有这些群众进行生产劳动和休息的场所，都需要用我们的文艺去占领，因此，必须把书面创作和口头创作结合起来，把写、讲、演、唱、画各种形式有效地利用起来。
阵地扩大了，参加创作的人员增多了，创作活动也空前活跃起米。各个角落都出现了一片写新、唱新、演新的沸腾景象。在家庭故事场里，在地头故事会上，不仅讲《红岩》，讲《烈火金刚》，讲《儿女风尘记》等长篇小说的选段，还自编了《一对红》、《模范老党员》、《不走回头路》等很多新故事。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我们创作组用文艺作品与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也更加主动了。社员李春的妻子一贯迷信鬼神，一得病就说是“大仙附体”、“要出马”，不肯请大夫，结果被疾病折磨死了。我们抓住这个事实，创作了《迷信害人》《再不上当》《侯快腿出丑》等演唱材料，在旧历腊月二十二的晚上（旧俗送灶王的前一天），举办了一个破除迷信专题晚会。在演出中，社员王峰的妈妈，越看剧中的迷信婆越象自己，她看不下去，没等演完就跑回家去，烧了供奉多年的“胡黄二仙”、“眼光娘娘”的牌位。通过这场晚会，没等到腊月二十三，都提前“送”走了灶王，有力地打击了封建迷信的残余思想。
一九六四年冬，常玉民、王雅彬等三对青年男女，结婚不要彩礼，新事新办。团支部、妇代会和文化室，给他们在剧场里举办了个热热闹闹的新式婚礼。我们创作组赶编了《喜事新办》《不要彩礼》等六、七个文艺节目，还有一些喜歌、喜联。举行典礼之后，业余剧团就地演出这些节目。参加婚礼的社员于文龙说：“我家去年办喜事，要象人家这样，那能搞得生活这样困难”。打这以后，谁家娶媳妇都找文化室。
创作组不能改变颜色
随着知识青年的返乡生产，我们的创作组增加了新的力量。我们在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促进创作队伍思想革命化中，又突出地注意抓活教材，进行思想教育。赵景太就是一例。
赵景太，一九五七年高小毕业，他很热心于文艺创作，可是方向不明确。一九六○年，听说县里搞业余美术展览，他煞费苦心地画了一套《夜战马超》、《三战吕布》等三国人物画，跑了七十里，进城送画，因为内容不好，一幅也没选上。后来通过阶级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明确了什么应当成为青年的理想，什么是革命文艺的战斗任务。从一九六三年起，三年来，他配合本地火热的斗争，写了几十篇作品，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有些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把稿酬的一半买了毛主席著作和报刊供大家学习，另一半买了纸张文具。他的进步受到老贫农的夸奖，受到青年的称赞。他两次当选为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今年又被选为大队的团总支书记。我们就把他当做样板，号召大家学习他那种为革命创作的思想，也吸取他过去的教训。
创作组的成员思想觉悟提高了，生产劲头和创作热情也都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四十三个人当中，今年开春，就有近三十名被评为五好青年。我们大队是个风沙严重、十年九旱的地方，去年春天，眼看着有一百多晌地要种不上，全大队响应党支部的号召，展开了挑水保墒的斗争。我们创作组一面拿起扁担投入战斗，一面挤时间做好宣传鼓动。当时第五小队的困难最大，他们的地离水源三里多路，青年们为了抢种这块地，一天挑水十八趟，往返一百零八里。
创作组员们在这些英勇的斗争中，见到好人好事不写出来，就觉得自己任务没完成。有时甚至不吃饭也要挤空把他们写到板报上，这样，我们的创作组既成了大小队文艺宣传活动的“总编辑部”，也成了自我教育的学校。就拿最近宣传老党员刘振才的情况来说吧，这位老党员今年六十二岁，解放以来，一直走在各项运动的前头，现在队里不让他再参加劳动，他不干。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革命！”生产队拗不过他，只好分派他去看果树园子。他一到果园，不但看的好，还给生产队捡了很多粪，一开春还挑水在园子里种了七百多埯子窝瓜。春耕前，他到住在纳河的弟弟家去串门，听说那里的麦种、糜种好，就要了一些双粒糜子和克强麦，他怕自己带着误了农时，就提前邮了回来。回来之后队里表扬他，他说：“这是社员的本份，用不着表扬”，我们创作组及时创作了《千里背麦种》、《红管家》等作品，宣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创作组，就是这样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现实斗争和具体创作中锻炼提高，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
编者的话
毛主席说：“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在思想领域里，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一样，不经常打扫，它是不会自动退出的。只有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跟它较量。比过了它，胜过了它，革命的、转会主义的正气才会抬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邪气才会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才会一天天扩大。
八郎人民公社两家子生产大队创作组的同志，吕燕华同志，刘成义同志，正是在一定要占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信念的鼓舞下，通过“比”来斗争的，在茶馆里比，在田头上比，在炕头上比，比的结果，破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一旦占领了文化阵地，精神就变成了物质，“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地里变米粮”，正是具体的写照。
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看看人民群众的毅力和天才，可以确信这个阵地一定可以占领，并且会不断发展巩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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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唱得旧歌滚下坡
贵州遵义县青山坡公社社员 刘成义
人人都说编歌难，我说编歌也简单。提笔就把主席想，几天几夜写不完。
一九六一年春天，我进入蓬义师范二年级的时候，响应党发出的支援农业第一线的伟大号召，回到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青山坡来安家落户。决心要在山区革命一辈子。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还有些残余的封建习惯势力，既不准妇女唱歌，更不准妇女去开会。我结婚后想出去参加点社会活动，婆婆就有意见。我整天除了出工，就忙于繁忙的家务，家庭负担很重，引起我很多烦恼。
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我们这闭塞的山区带来了革命精神。我懂得了我们年轻人在革命事业中的责任。同时，我也认识到，应该帮助家庭进步。因此，每逢散会回家，我就给他们讲解《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传达开会的精神。就这样，公婆的思想觉悟渐渐地提高了，对我出外活动不再阻拦了。
今年队里开始薅包谷时，有少数社员做起活来干劲不足，“摆龙门阵”，薅草进度很慢，我心里想：有什么办法能使草薅得更快点呢？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唱歌是可以鼓干劲的，于是，我就领起青年妇女唱开了《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学大寨，赶大寨》等革命歌曲。歌声压倒了“摆龙门阵”的声音，草薅得又快又好。
在收工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薅草唱歌能提高工效，可见其他队薅“打闹”草是有道理的。薅“打闹”草是我们这个高山地方流行的一种宣传鼓动形式，就是在薅草时，由两名闹师一人背鼓，一人提锣，站在薅草的人群前面对唱山歌。
当天晚上我向队里建议向别的队学习，也薅“打闹”草。大家都表示赞成。
第一天薅“打闹”草，一开始，两名老闹师按照老一套唱了“请神”、“锁龙”歌之后，就一首接一首的唱了起来。我一听，首首都是旧货色。如有个闹师唱道：
今天社员来得多，
听我唱个扯白歌。
大哥麻象阳雀菌，
二哥麻象鬼登哥。
只有三哥好一点，
麻得一脸米筛窝。唱完后，很多人都直摇头，感到很不满意。可也有人哈哈大笑。老闹师还接着唱了一些黄色低级的旧歌。我听了非常生气。当时真想站出去批评他们几句，夺过锣鼓来唱新的。但一想，自己是第一次参加薅“打闹”草，从来没有唱过山歌，更不知道该如何“打闹”法。于是我就找两个团员商量，准备接过来唱。但两个女团员都没有文化，又都没有唱过山歌，而这个地方又从来没有女的当“打闹”师的，所以，她们都不敢上台。我想：毛主席说过，应该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唱这些旧山歌，只能腐蚀人民，帮助敌人。在我们面前正摆着一场革命斗争呀！“打闹”场这块文化阵地，革命的文艺不去占领，难道就让那些封建迷信、神灵鬼怪、低级庸俗的旧山歌继续占领下去吗？不！我们一定要占领这块阵地！不会唱山歌，可以学；没有现成的新山歌，自己可以动手编。于是，我下定决心，晚上回去编新山歌，作好准备，第二天再来。
我把我的想法和家里人一说，一家人都感到很惊讶，我婆婆说：“上闹场又不是唱一首两首的，你怎么看得那样简单？”我爱人李其富又讲：“你敢去唱山歌，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只有我那七十岁的公公闷声闷气的一言不发。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心想：我就不信编山歌有那样难！
吃完晚饭，做完家务事后，我就坐下来编歌。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家都说，从来没有妇女上闹场。可是，如今妇女都翻身了，男女平等，为什么我就不能放开喉咙唱呢？越想越激动，顺手就写下了一首：
从前妇女不上坡，
从前妇女不唱歌，
每天围着锅台转，
唱歌惹人闲话多。写完后，两眼望着四句词直发呆：是呀！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妇女上闹场唱歌，今天，我要提锣上阵，去当“打闹”师，是不是会惹人笑话呢？思想里乱糟糟的，很想停笔不干了。可是，笔一离手，我想起了离校时党对我的嘱咐，想起了一个共青团员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我的脑子清醒了。我问自己：“你不是有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的雄心壮志吗？怎么现在还没有上阵就要当逃兵？”又想到：通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青山坡的绝大部分社员的觉悟都提高了。只要自己能编出、唱出新山歌来，他们一定会欢迎的。
决心下定了，编什么呢？唱什么呢？我拿着笔，心里又七上八下的了。还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吧！我又一次学习了《愚公移山》。我想：愚公立志要搬走两座大山，难道我编新山歌还此搬两座大山困难吗？愚公的精神鼓舞着我，一首新的山歌出现了：
愚公立志把山搬，
我要立志把歌编。
明日提锣上阵去，
要那旧歌滚下山。我又想到：我敢编新山歌，完全是因为党领导的好。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是不敢这么作的。于是我又写道：
党的领导真正好，
我们妇女翻身了。
上坡敢赛男子汉，
放开喉咙唱歌谣。写到这里我又想：老闹师唱旧歌，是因为他们不会唱新的，也没有人来编新的给他们唱。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对他们不能采取打击的态度。应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于是，我便写出了《五不忘》、《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等山歌。脑子一开窍，越写越激动，越写越顺利。继续写出了歌唱党和毛主席，歌唱人民公社，还有关于民兵训练、国际形势、鼓舞生产干劲的山歌，一共五十九首。这时候鸡已经叫了，忽然，堂屋门被人推开，回头一看，我那七十岁的公公进屋来了。原来他老人家听说我要编山歌、唱山歌，就一直为我担心，见这么夜深了我的堂屋里的灯还亮着，便起来问我还在做啥子，当他老人家知道我还在编山歌时，很受感动，说：“成义呀，薅‘打闹’草要的歌多哩，你编的那点怕不够。”于是，他又帮我编了十二首，和我编的加起来，一共七十一首。还一字一句地教我唱。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坡上，老闹师已打锣开场了，仍然是唱的一些旧歌。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休息时就向队长说：“我来唱一台气！”队长很惊讶地说：“谁跟你唱呢？”群众也议论纷纷，有的在摇头，有的在笑，但是，许多青年和老社员却都向我投来了热情的眼光，好象在说：“干吧！我们支持你！”这给了我很大鼓舞。我浑身都是劲，毫不犹豫地提锣上阵，打将起来。哪知老闹师“呵——喂”一声，锣鼓一停，便抢先唱道：
高山画眉未出窝，
哪有妇女唱山歌。
妇女唱歌逗人笑，
劝你煮饭去烧锅。我一听又气又急。昨晚编的山歌一首也对不上，心头真有点慌了。但坚决要和旧山歌、旧思想斗争到底的决心，使我从慌乱中慢慢的镇静下来。我根据老闹师唱的内容，一边延长打锣的时间，一边想歌词。社员们看到我只打锣不唱歌，都望着我，为我着急，个别的人悄悄议论：“你看，她对不上了，下不了台啦！”我不断警告自己：沉着，沉着！就这样，敲了一阵锣，终于也“呵——喂”一声，唱出了一首新歌：
从前妇女不唱歌，
如今上阵打响锣。
唱得人们干劲大，
唱得旧歌滚下坡。老闹师听到这首山歌，便轻视地唱道：
你也唱来我也唱，
你我唱歌不一样；
男人唱歌宏朗朗，
女人唱歌喳喳腔。我针对他这一首，又想到他们昨天和今天唱的一些旧歌，便随口唱道：
你在唱来我在想，
你我唱歌不一样；
我要歌唱共产党，
你偏要把旧歌唱。老闹师当然不服气，瞪了我一眼，故意把歌的内容岔开：
太阳大了难得挨，
丢下锣鼓去打牌，
为人要学轻巧艺，
他包跳到我包来。（包指钱包）我一听就冒火了，也没有细想，顺口就回唱：
革命人唱革命歌，
要把旧歌撵下坡，
贫下中农爱劳动，
哪个和你去赌博！老闹师自己知道理亏，赶快又唱道：
不唱赌博唱诸葛，
听我把那三国说，
桃园结义刘关张，
三人义气好投合。我马上就回唱道：
山茶花开红似火，
哪个跟你唱诸葛，
要唱社会主义好，
红色山歌震山河。老闹师脸红筋胀，有点对答不上了，竟唱道：
师傅来了我欢喜，
没有哪样迎接你；
拿个癞子大哥来接你。
头也癞，尾也癞，
管你师傅爱不爱。我一听他骂人，更加气愤，接口唱道：
一上闹场办交接，
唱歌骂人要不得；
单为骂人方上台，
请你快快改过来。老闹师词穷了，只好应付道：
有了山歌唱山歌，
没有山歌打呵嗬；
呵嗬呵嗬三呵嗬，
三个呵嗬当首歌。
这一唱一答，使得社员们大笑不止。先是笑今天的稀奇，妇女也敢上闹场；后是笑老闹师节节退败，没歌唱了。老闹师越来越站不住脚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便劝说地唱道：
老闹师你听端详，
从前苦处细思量；
忆苦思甜紧记住，
不要忘了共产党。这一唱正打中老闹师的要害。因为他本来就是贫苦农民，党对他的关怀和照顾是说不完的。只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才在闹场上唱旧山歌，作了反面宣传。经过这首山歌的提醒，他便紧敲着鼓，好一阵才惭愧地唱道：
你唱山歌我听清，
句句话儿记在心。
过去苦处我想起，
坚决跟党一条心。
＊＊＊
从前唱的封建话，
今天应该改变它。
新歌唱遍青山坡，
旧歌让它进三坝。 〔注〕老闹师转变了，我兴奋得满脸通红。直到这时候，我才发觉，因为我干活时左手拇指的半边指甲受了伤，是用食指和中指拴麻绳提锣，现在，食指和中指都拴肿了，疼得钻心。可是，斗争胜利的喜悦压倒了疼痛，接着我把昨夜编的歌都唱了出来。社员们听了很满意。先前支持我的大多数社员，看见我打了胜仗，他们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先前怀疑我的，这下子也放心了；先前嘲笑我的，这下子也不嘲笑了。这天，唱得热闹，不知不觉薅草薅了几大片，工效空前高。收工后，一些人笑着问我：“成义，你今天咋个胆子这样大，敢上场对歌呀？”我顺口就唱了一首，作为回答：
昨日深夜我编歌，
一共编了五十多，
主席思想教导我，
今日“闹场”我对歌。
这以后，许多青年都来找我教唱新歌，队长和会计也编了不少新歌，此如《五不忘》、《八不准》、《唱丰收》等等，并将它们写好贴在鼓上，在薅“打闹”草时看着唱，连老闹师也唱了新歌，在群众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薅“打闹”草之后，我看见了老闹师的转变，看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欢喜。我编新山歌的劲头更大了。现在，我们大队文化室已经成立，我要在党和团的领导下，和我们队的青年在一起，逐渐把社会主义的各种文化活动都开展起来，全面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让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注〕：三坝是当地的大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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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讲一辈子革命故事
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社员、业余故事员 吕燕华
一九六四年一月，公社党委让我去参加县里召开的文教积极分子大会，县领导号召我们广泛开展业余文化教育活动。县委书记还向我们指出：“革命故事是宣传革命思想的，故事员就是党的宣传员，讲故事不是闲聊，是革命工作，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少不了它。”‘革命工作”这四个字“嗖”的钻进了我的耳朵，牢记在我的心里。我马上向书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看故事书。我只读了一年多的书，看起书来特别慢，时间看久了，疲倦得不行，有时，手拿着书就睡着了。长此下去，我怕影响生产，就改在天一有点亮，就起来读。烧饭时就在灶头前一边烧火一边读。劳动休息时也拿出来看看。这样，我学会了《红灯记》、《血泪斑斑的罪证》、《老队长迎亲》这样一些新故事。有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本领，我就到处去讲革命故事。
有天，我走过小蒸镇东市梢的茶馆门口，看到里面有许多农民正在听一个老头子讲《唐伯虎点秋香》。这是一篇宣扬地主阶级玩弄女性的故事，是和我们社会主义思想唱反调的，当时我就想闯进去讲个革命故事。这时，另一个思想产生了：茶馆是个“百口衙门”，我们家乡的习惯，妇女一般是不进茶馆的，我进去了，人家说长道短不怕，要是把我轰出来怎么办？但又想起了县委书记的话：“故事员是党的宣传员，讲故事是干革命，要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现在阵地就在眼前，我能不去占领吗？于是一脚跨进了茶馆，往长凳上一站，向大家讲起故事《红灯记》来。许多茶客听了都说：“人家李奶奶、李玉和、铁梅真是英雄，唐伯虎一天到夜想女人，呒没意思。”从此以后，我就常常到茶馆里去讲故事。大家也很爱听，很支持我。但是，对讲革命故事这样的新鲜事物，不是每一个人都一下子就习惯的，特别是我们女故事员进茶馆，开始时难免会遭到一些讽刺。有人说我象个“女江湖”，达时我心里却想：我是个革命故事员，同旧社会里的“走江湖”卖艺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他们一定要把进茶馆去讲革命故事叫做“走江湖”，那么，为革命“走江湖”，又有什么不好呢？
有一次，我到县里去开会，从小蒸镇乘轮船到青浦，路上要三个多钟点，同船的乘客没有事做，有的闲聊天，有的打瞌睡。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宣传阵地，就说：“我来讲个故事好不好？”大家很赞成，我就讲了起来。讲完一个，大家要求继续讲，我就一个又一个的讲，一路讲到青浦。隔了一些时候，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有个乘客写信给文化馆，说我是个农民“宣传家”。文化馆的同志向我指出这样见缝插针，随时随地占领阵地很重要，今后要经常这样做。从此以后，上千个人的会上我去讲故事，茶馆只有三个茶客我也讲，两个人走在路上也一路讲。人家请我，我乐意讲，人家不请我，我也要争着去讲。去年“五一”劳动节，我刚吃饭，文化站的许美瑛同志推门进来说：“燕华阿姐，庄浜大队今夜要演戏，听说有《碧落黄泉》、《英台哭灵》！”我丢了饭碗，同她一起赶到庄浜，经过同晚会负责人再三商量，终于抽掉了这两出旧戏，由我讲了《一只鸡》的故事。今年春天，我从市里故事传授班学了《大寨人的故事》回来，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一面自己讲这个故事，一面把这个故事传授给本公社其他故事员，通过大家，到处讲讲，使家家户户都知道了大寨人、大寨支部、大寨精神。不少社员听了故事以后，冒雨积肥。金星大队团支部书记朱建华，挑粪时不小心跌了一跤，大家劝他休息，他说；“人家赵小和跌断了腿，还要接上骨头去劳动，我为啥要休息！”这些事对我教育很大，促使我更加热爱讲革命故事了。
我除了讲现成的故事外，自己也学着编故事。因为：有些中心工作找不到适当的故事配合，同时公社里有许多新人新事，使我非常感动，觉得非写下来不可，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可以编成故事。我编的第一个故事《母女会》，就是根据自己的家史编的。我没有出世以前，妈妈从家乡流浪到上海，被人贩子卖给资本家当丫头；怀孕八个月的时候被资本家对准肚子踢了一脚，当天夜里生下了还没足月的我；后来资本家为了要我妈妈当奶妈，竟把我送进育婴堂，妈妈赶到育婴堂，从铁抽屉里把我抱回来，我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可是资本家总把我看作眼中钉，有一次拿一把剪刀掼过来，戳在我脸上，鲜血直流，到现在还留下一块疤。……我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家史编成故事，让更多的故事员一起来讲，让大家都牢记阶级仇恨，把革命进行到底。想到这里，我顾不得三九深夜的寒冷，不管自己文化水平低会带来多大困难，马上从热烘烘的被窝里坐起来，一笔一笔，歪歪扭扭的开始写起家史来。经过三个夜晚，总算勉强写下了初稿。尽管质量很差，白字不少，还有许多写不出的字只好画个圆圈圈代替，但是我把它写出来了。后来，在文化馆和出版社的帮助下，增添了母女失散和相会的情节。又在社员中讲了几次，吸收意见作了修改，发表在《故事会》上。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种田人也是能够创作的。
这以后，我编故事的劲头更高了。我时常根据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和社员的意见，把一些新人新事编成口头故事，进行讲述。比如：我们公社周童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幅根，发现供销社多给了队里一千五百六十六斤肥田粉，立即退还给供销社。我就把这件事编成故事《好支书》；每次开会，孩子们总是吵得厉害，影响会议效果，但也有几个孩子很好，我就把几个好孩子的事情，编成《队长的女儿》，教育启发孩子们；川沙县有一个故事员，她祖母死后，她劝说叔叔姑母不要请和尚道士，不要搞迷信活动。叔叔姑母说不过她，憋气撒手不管，让祖母的棺材留在客堂里。她没有被他们难倒，请科学试验小组的青年们帮着料理丧事，把棺材抬了出去。我把这件事编成故事，讲给村里的人听，大家听了都很感动，都说要学习这种坚持移风易俗的革命精神。象这样的新人新事是很多的。我认为要展开兴无灭资的斗争，要配合三大革命运动，就要着重发扬这些新人新事，使一点红变成一片红，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除了自己创作，我还把自己看过一些好的电影、小说、连环画编成故事讲给社员听，随看随编，随编随讲，两年来，前后口头改编的故事有《李双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十八个。
两年来，我讲了一些故事，编了一些故事，为党作了一点宣传工作，这都是由于党的关怀和培养。我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进一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提高觉悟，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讲一辈子革命故事，做一辈子党的宣传员，把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