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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我国古代备荒的理论和措施
郑昌淦 李华
我国古代关于自然灾害成因的认识,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唯物论者认为,水旱是自然现象,并非天意。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种种备荒的理论、主张和措施。其中有一些合理的部分,至今还有参考的价值。他们的备荒主张是:兴修水利,抗洪抗旱;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限制非生产人口;丰年注意节约,大力储粮,以备灾荒,等等。他们的备荒措施,主要有修建水利工程和设仓储粮两项。但是,由于古代封建政权大多腐败黑暗,各种正确的备荒主张多不能贯彻实行,各种正确的备荒措施也多时废时弛,甚至流弊丛生。
“有备无患”,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所谓“有备”,从一个国家来说,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备荒。正如古人所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若不预先储备,必至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东汉杰出的思想家仲长统曾说:“国待蓄积,乃无忧患”;“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
干旱、暴雨、飓风、霜冻和害虫等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绝书。我国领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气候变化复杂,雨量分布很不均匀。连续多年和全国性的风调雨顺是罕有的;而水旱灾害和风调雨顺交互出现,或此丰而彼歉,或夏收而秋荒,倒是常见的现象。据统计,从周朝到抗日战争约三千余年中,见于记载的较大的各种自然灾害竟达五千一百九十四次①。大抵每十年左右,总有一次范围较广较为严重的灾情,也有连续几年的。在几十年里,往往会遭逢一次特大的自然灾害。
历史上间续发生的自然灾害,严重地威胁了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三千年来,他们不断地对自然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逐渐地提高了抗灾救荒的能力。只是在长期的封建主义和近代外国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这种能力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严重的灾荒也威胁了统治阶级,尤其是它有时会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因此,古代有些思想家、政治家也很关心抗灾备荒的问题。他们在总结民间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研究和讨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备荒的理论、政策和措施。其中有一些合理的部分,至今还有参考的价值。
对自然灾害成因的认识
关于自然灾害的成因问题,古代思想家有不同的看法;也发生过争论。
上古殷商时,人们以为下雨不下雨,是丰年还是荒年,都是由天帝决定的。西周时,人们还是这样看的。春秋以后,有些人认为,灾荒是天帝为了责罚世人而有意造成的。西汉董仲舒更发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
在这种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天灾论思想支配之下,遇到自然灾害,首先便只好向天帝祈祷了。如殷商时有求雨、求年的典礼。周代设有专主祭祀祷告的职官,叫做“祝”、“巫”。遇到旱灾,由他们求雨,大水则祭社。秦汉以后,除了天帝、河伯等等之外,又增添了风神和龙王等等。灾情严重时,除了地方官举行禁屠斋醮外,有时皇帝也亲自出来祈雨。民间也出现了一批端公、巫婆等等,乘机骗财谋利。
宗教迷信的天灾论,所以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固然是由于当时生产和科学不发达所致,更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歪曲宣扬,么便欺骗人民,维持其精神上的统治威权。因为据他们说,只有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才能“上通于天”。
但是,唯心主义的天灾论毕竟是反科学的,因此,求神祈雨不会有什么灵验。春秋时,就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对它提出怀疑。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公元前六三九年,鲁国大旱,鲁僖公想烧死巫尪。臧文仲劝说道:不如做些备荒工作,“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后来齐国大旱,齐景公听卜人说是灵山、河伯作祟,打算去祭祀它们。晏平仲劝止说:天久不雨,灵山的草木将焦枯,石头将发热,难道它不希望下雨吗?河伯以水为国,天久不雨,水泉将要下落,百川将要枯竭,难道它也不希望下雨吗?祭祀它们有什么益处呢?
战国以后,有些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用朴素唯物论观点来解释天灾现象。这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如荀卿说:“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西汉贾谊也认为:“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②唯物主义者王充说得更为明确:“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水旱灾害,“天地历数当然也”。“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犹其有灾变不欲只谴告人也。”“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也。”“然则气变之见,殆自然也”,只是“气自变而人畏惧之”而已。元代王祯和明代高拱,也有类似的看法。总之,这些思想家、政治家认为,水旱是自然现象,并非天意。这是杰出的古代唯物论的思想。
备荒的理论和主张
对于自然灾害成因的认识不同,密切地影响到他们关于抗灾备荒的思想和主张。如前举鲁大夫臧文仲,他既反对“焚巫尪”,认为“非旱备也”,便进而主张:“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鲁僖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鲁国虽“饥而不害”。又如高拱认为:水旱既不是“天以某灾应某事”,“虽天不能以自主”,便主张:“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备饬虑周,务以人胜,此实事也”。可见,对于产生自然灾害的原因,如果有了唯物论的认识,那怕是很粗浅但比较合乎客观实际的认识,就会产生积极的备荒理论和正确的对策,从而在实践中也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反之,如果迷信神鬼而又单纯倚靠求神祈禳,就不会去做抗灾备荒的实际工作,结果只有听任灾害发展,而受害最大的还是人民。至于天人感应论者,在崇拜天帝的同时,往往也强调人事的配合,但因受唯心主义思想的限制,他们所提出的备荒的主张和对策总是消极的。
各派的备荒理论和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兴修水利,以备水旱。
具有代表性的论述,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编著的《管子》。作者综合自然现象说:灾害有五,即水、旱、风雾雹霜、厉(疾病)、虫,“五害之属,水最为大”。而水有大小,有远近,按其流势归向,可以因其地势,疏引以灌溉,也可以筑堤防扼塞。不过,后者常有瀑溢冲决的危险,须随时修治加固。其他四害则不难克服。因此,“决水潦,通沟渎,修漳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粉获”。这种积极的抗灾备荒论,是总结战国以来兴修水利、抗洪抗旱斗争的经验而来的。它对于汉代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后代有些杰出的思想家、农学家、政治家,都很强调兴修水利在抗灾备荒中的作用。如北宋王安石作鄞县知县时,根据老农所述得出结论说:该地所以连年闹旱,人皆畏旱,都因水利废弛,川渠浅塞,“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于是,他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大力浚治川渠,蓄水抗旱③,果然获得成效。后来他主持变法时,即着重于“农田水利”法。南宋初,董煟更明确地说:“盖天下非有水旱之可忧,而无水旱之备者为可惧。”④王祯在《农书·备荒论》中并提出具体措施,他说:“其备旱荒之法,则莫如区田……斸[zhú竹]地为区,布种而灌溉之。救水荒之法,莫如柜田。柜田者,于下泽沮洳之地,四围筑土,形高如柜,种历其中。水多浸淫,则用水车出之。……此皆救水旱永远之计也。备虫荒之法,惟捕之,乃不为灾。”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又进一步研究蝗虫的生活习性等等,并根据历代治蝗经验,提出灭蝗的方法,作为备荒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一派根据自然灾害发生的客观原因,寻求事先防备的办法,其立论合乎科学的精神,其方法也大致可取。只是由于历代封建政权大多腐败黑暗,他们的主张不能贯彻,甚至常常被忽视。
二、发展生产,储粮备荒。
《礼记·王制》说:“制国用,量入必为出。……国无九年之蓄,日不足。无六年之蓄,日急。无三年之蓄,日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后代谈论备荒,常常引证这一段话。因为,量入为出、节约消费和储粮备荒,是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如果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家就会面临潜在的危机,尤其在有敌国外患的时候。
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还进一步主张,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储粮备荒。战国初年,李悝劝魏文侯“尽地力之教”,即在平常年景,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国家收购余粮,以备灾荒时平粜之用,并借以平衡粮价,不使“粜甚贵伤民(指士民工商),甚贱伤农”⑤。荀卿也认为,如能“疆(强)本(农桑)而节用,则天不能(使人)贫”,“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他主张:“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裕民为了使民富,因而有力量去经营农田,增加产量。
有的如西汉贾谊、晁错等,则强调“抑末”,以强本劝农。抑末的要点之一在于限制非农业人口,特别是限制囤积居奇的商贾和末技游食之民。其理由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如果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就能积贮备荒,可以富安天下。反之,倘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公私都无储蓄,一旦兵旱相乘,就将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⑥。他们的立论固然是从维护西汉王朝的统治出发,但其强调农业生产,强调脱离生产的人口不能过多,对我们来说,也有其合理的内容。
关于是储粮于国还是储粮于民的问题,古代也有不同意见。大致法家多主张储粮于国,由国家来权其轻重,如李悝和《管子》一书的主张。儒家则倾向于藏粮于民,如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以及荀子的裕民富国论等。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储粮是不可能全归国家来办的。只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因其残酷剥削农民,必有余粮。至于遭受残酷剥削的贫苦农民,虽在丰年,还难以使家人获得一饱,荒年就不免于死亡,根本谈不到有余粮可供储备。
三、丰年储粮,以备灾荒。
王祯说:“今为农者,见小近而不虑久远。一年丰稔,沛然自足,侈费妄用,以快一时之适,所收谷粟耗竭无余;一遇小歉,则举贷出息于兼并之家,秋成倍称而偿之。”因此,他劝说人们要“无事而为有事之备,丰岁而为歉岁之忧”⑦。清朝康熙也说:“小民不知储蓄,每于丰稔之年,恣意糜费,一遇歉岁,即坐困不支。”他主张:“贮蓄于丰年,取之于俭岁”,“讲求储蓄之道,以备将来。……务须撙节爱惜,各留有余,预为他时缓急之需”⑧。雍正更明确地提出:“积之于丰年,用之于歉岁,所谓有备无患,法良而意美也。”⑨这些都是积极的主张。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没有认真实行,因此一旦发生水旱灾害,灾区的人民仍不免于饥饿和死亡。
备荒的措施及其局限性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备荒措施名目繁多,内容也十分复杂,但就其实质来说,不外消极的救荒和积极的备荒两种。
历史上凡是对自然灾害成因有正确认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作为“豫备于未荒之前”的重要措施,收到很大成效。如战国时,魏文侯采纳李悝等建议,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以备水旱灾荒,国以富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把“农田水利,作为变法的主要内容。据记载,从熙宁三年到九年(一○七○至一○七六年),共修水利一万零七百九十处,能灌溉农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之多,收到一定效果。明太祖朱元璋对修水利防旱涝尤其注意。据统计,自洪武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一三九四至一三九五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修塘堰水利工程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大大地超过了王安石的成绩。清朝康熙也很注意兴修水利,特别是浚治黄河、淮河,以备水旱。
兴修水利是预防或减轻水旱灾害保证农业收成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储粮备荒政策,才能真正达到有备无患的目的。
历代储粮备荒的具体措施之一,是设立各种粮仓。主要的有常平仓、社仓和义仓。
一、常平仓。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记载,见于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常平仓是由封建国家掌握的一种粮库,粮食由官府调拨,或于丰年出价收购,以备荒年平粜或赈济之用。
二、社仓。社仓是常平仓的补充,大约开始于隋朝,比较普通的设置则从宋朝开始。社仓的着重点在于储粮,只备赈济。至于粮食来源,或按土地多少交纳,或由富户自愿捐助。社仓或由官府主办,或委托地方士绅管理。
三、义仓。义仓也开始于隋朝。它和社仓的作用相同,但粮米的来源略有不同。义仓是在正税之外,附征一部分粮食,由封建政府统一掌握来充实。
从上面的这些措施来看,兴修水利以防旱涝,建仓储粮以备灾荒,这是一种往最好处争取、从最坏处打算的备荒措施,无疑这还是一种“善政”。但是,封建统治者实行这些有益于民的政策,决不是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是害怕灾荒会引起农民起义,危及他们的政权。正如唐朝陆贽所道出的,统治者对于救荒的真正目的,是“所费者财用,所得者人心”⑩。宋朝魏鹤山说得更明白:“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起于饥饿。”?正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很大局限性。如水利建设时废时弛,政治腐败时,更无人过问,甚至加以破坏。设仓储粮,各级官吏往往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胥役渔利,奸牙囤积”,以致百弊丛生?。据董煟说,南宋的常平仓,因“州县窘匮,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hé核]实,亦不过具文而已”。乾道年间,“给降会于一百万道,起诸路常平钱一百万贯,而郡县遂多侵用义仓”。这样,各种备荒粮仓实际上形同虚设,徒饱官吏私囊,对劳动农民来说,反而有害无利。
建仓储粮制度不可能长期执行,特别是当触及地主阶级利益太多时,马上就会遭到反对而停止。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景祐年间,“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就是说,义仓的粮食大部分掌握在大地主手里,因此遇到水旱灾害需要赈济时,所谓中下之民仍然没有办法。这说明在实施建仓储粮中,广大劳动农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粮仓,“多止于城郭,而不及乡落”;在借贷时要付出高额的利息,还要找“殷户具保”。而真正从中得到好处的,仍然是官吏豪绅地主。因此,我们既不要
一笔抹煞了它在历史上一时起过的作用,也不要把它估价过高。办法虽好,但看掌握在谁手里。古人对于救荒的评语,所谓“法因人坏,非法之不良”,正是这个道理。
①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三联书店一九五八年版,第六至三六页。
②⑤⑥《汉书·食货志》。
③《王临川全集》卷七五《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④?董煟:《救荒活民书》卷一。
⑦王祯:《农书》卷四。
⑧⑨《授时通考》卷五四。
⑩《陆宣公集》卷一七《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
?《荒政辑要》卷八《弭盗贼》。
?《荒政琐言·平粜》。第九十五期


第5版()
专栏:

历史上冀鲁豫交界地区种稻同改良盐碱地的关系
高敏
冀鲁豫三省,分布着大面积的盐碱化土壤,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如何改良和利用盐碱地,是这一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课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自然应从研究土壤盐碱化的成因入手,然后采取对症下药的措施。古代劳动人民曾为改良和利用盐碱土壤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冀鲁豫交界的盐碱土壤地带,自古就种植水稻
古代史籍中,保留了一些关于北方种稻的记载,属于冀鲁豫交界地区的也不少。
战国史起治邺(安阳市北),开渠溉田种植水稻只后,历汉、魏、隋、唐迄于明清,不断兴修水利种植水稻。西汉贾让曾建议于冀州(当今豫北、冀南)开渠分河水以种水稻。唐裴行方于幽州引沪沟水灌稻田数千顷。北宋时在保州、霸州
(保定、霸县),均曾引水灌溉稻田。明王应蛟,于天津、葛沽一带溉田种稻。可见今河北中部水稻种植从未间断。至于冀南,北魏曾在定州(定县)设“稻田屯兵”。唐姜师度,曾于冀鲁豫地区大兴水利,且于沧州(沧县)置屯种稻。宋时在北方大力推广水稻,宋仁宗特遣沈厚载,在今冀南一带教民种水田。豫北西部的水稻种植,大约始于汉代。三国时沁水两岸曾出现“稻田泛滥”。唐代,济沅多有水稻田。宋、元、明、清,沁水流域种植水稻从未间断。至于豫北东南及鲁西南的水稻生产,也有记载。
如上所述,在历史上,冀鲁豫交界地区是北方水稻生产的集中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恰恰是历史上盐碱土壤分布较集中的地区。《禹贡》说,冀州“厥土为白壤”,所谓“白壤”,即盐碱土壤。《吕氏春秋·乐成》谓史起治邺前,邺附近土地“终古斥卤”。豫北西部沁水流域,隋代之前,亦多舃卤。开皇中,怀州刺史卢贲,于此决沁水东注为利民及温润等渠,“以溉舃卤,民赖其利”①。《新唐书·地理志》谓邢州(冀南)的大陆泽之水可以煮而成盐,又载冀南及渔北地区之井水盐咸不可饮用者不少。北宋时于河南北诸州大力推广淤田种稻,曾多次说到这些地区是“澙卤”、“咸地”和“斥卤”甚多的地带②。因此可以断言,古代冀鲁豫交界地区,是盐碱土壤较为集中的地带。这里既多盐碱土,又多水稻田,看来二者必有内在联系。
反过来看,我国北方的盐碱土地区,是否宜于种稻呢?
上述史起治邺,使“终古斥卤,生之稻粱”,这是水稻种于斥卤之地的朗证。西汉贾让建议,谓冀州咸地,可么改种秔种。唐人张说亦建议于豫北、冀南置屯田,认为可以“化蓬苇为秔稻,变斥卤为良田”③。宋代统治者总是力主于盐碱地种稻以增加收入,而且事实证明在盐碱、沙卤的地段种稻,均获成功④。明人王应蛟,特于天津、葛沽等地的盐碱土地区实验种稻,效果良好。津沽一带则是有名的盐碱地。
可见,古代冀鲁豫交界地区之所以多种水稻,同其地多盐碱直接相关。换言之,古代冀鲁豫地区种稻,同利用和改良盐碱地有关。
历史记载的事实是,盐碱化地区种稻的效果是良好的。
史起治邺,使“终古斥卤”之地,“生之稻梁”;《水经注浊漳水》条,谓这次开渠种稻之后,“咸成沃壤”。可见盐碱土不仅可以种稻,而且可以成为沃壤。同样的例子,还见于汲郡。《太平御览·职官部·良令长》下说:“崔瑗为汲令,乃为开沟,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北宋于黄河下游两岸盐碱沙卤之地淤田种稻以后,莫不是“向之澙卤,俱为沃壤”⑤,“京东西硷卤之地,尽成膏腴”⑥。从单位面积的产量来说,西汉贾让认为于盐碱地改种水稻,较之禾麦,可以增产五倍到十倍⑦。明人王应蛟于盐碱种稻的结果证明,每亩可收四、五石,较之种薥豆高二、三倍⑧。事实证明了于盐碱地种稻,有改良土质和提高产量之效。
开渠溉田、填淤田土和排泄卤水,改良盐碱土壤
为什么种稻有助于改良盐碱土壤呢?这种作用究竟是水稻本身有着不怕盐碱的理化属性所产生,还是随着种稻所必需的其他措施而带来的效果呢?根据有限的记载来看,似乎主要是后者。
种稻必需水概,而水有溶解盐碱及洗碱的属性和作用。明人王应蛟在《海滨屯田有效疏》中说:
“天津、葛沽一带地,从来斥卤不可耕。臣谓地无水则硷,得水则润,以闽浙之法行之,未必不可为稻田。今春买牛、制器、开渠、筑堤,葛沽、白扩二处,耕种五千余顷,内水稻亩四、五石,种薥豆者得水灌溉,亦亩一二石,惟旱稻以卤立稿。始信闽浙之法,可行于北海,而斥卤可变为膏肤也。”⑨王应蛟的实验证明,盐碱地得水灌溉之后,既可以种水稻,又可以种薥豆。并且,同为盐碱地,有水溉的稻田可以丰收,而无水溉的旱稻则不能生长,益见关键在于有无水溉。因此,王应蛟得出了“地无水则硷,得水则润”的原理。
稽诸史实,这一原理是符合实际的。如邺城附近土地,悉是“终古斥卤”,史起开渠灌溉后,变成了沃壤。后来渠道堙废,其地又成斥卤之地,所以唐张说主张开漳水“灌巨野”,引淇水“溉汤阴”,则又可“变斥卤为膏映”⑩。因此,北宋王沿主张重修这里渠道时,“谓唐至德后,渠废,而相、魏、磁、洺之地旁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卤不可耕”?。这表明沿漳水土地之再度化为斥卤在张说之后,原因是由于“渠废”及漳水泛溢。王沿修复之,又一次变成了可耕的良田。漳河两岸土质的这一反复变化过程,生动地证明了
“地无水则硷,得水则润”的客观事实。
至于旱同卤的联系,唐人已有一定认识。《新唐书·地理志·赵州晋宁县》云:“地旱卤,西南有新渠,……令程处默引洨水入城以溉田,经十余里,地用丰润,民食乃甘。”这正说明晋宁之卤是旱造成的。所只开渠以溉盐碱地,同改良盐碱土壤有着直接联系。
随着水溉盐碱地而来的,必然要开凿渠道,既利灌溉,又便渲泄。假如只重灌田,而不重排水,则溶解了盐分的澙水无以外泄,停滞地面,仍不利于种稻。关于这一点,西汉时期的贾让就指出过。他说:“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三害”中的第二害是:“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他所说的“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并不是由于缺水引起的,而是由于溶解了盐碱的卤水漫行地表,无以排泄造成的。所以他主张通渠以利渲泄,通渠之后,“故种禾麦”之地,可以改种秔稻,获“高田五倍,下田十倍”?的高产。到了北魏,崔楷又发展了这一认识,把排水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后魏·崔楷传》说:
“正始中……冀、定数州,频遭水害,楷上疏日:……华壤膏腴,变为舃卤……兹地荒芜,臣实为耻。(以前)水大渠狭,更不开澙,众流壅塞,曲直乘之……至若量其逶迤,穿幽沟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预其次路,令无停蹙……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通,泄其?澙,泄此陂泽……(然后)即以高下营田,因于水陆,水种秔稻,陆艺桑麻。”此谓沿漳土地,至北魏因河水泛滥及“众流壅塞”,无法渲泄等原因而复为斥卤之地。他认为解决的办法,必须使渠道“所在疏通”,使澙卤之水,无法停滞,即“泄其?澙,泄此陂泽”,使排水系统健全化。可见健全排水系统,使澙水经常为淡水所取代,是改良盐碱土壤的必要措施。
随着上述开渠灌田而来的,还有填淤田土、下压盐碱土壤的自然效果。北方河流大都包泥率甚高,且多腐殖性物质,因此,溉田必有淤田之效。西汉贾让正是在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用黄河水溉田,“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的结论。到了宋代,用之淤田的水增加了,对淤田的好处更加认识了。宋人王沿在主张用漳水淤田时说:
“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令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尔!愿募民复十二渠……以之灌激,可使数郡瘠卤之田,变为膏腴。”?王沿的计划实现了。到了神宗时,出现了淤出的高潮,动辄数万或数十万顷。宋神宗还对用黄河水淤田加以总结说:“大河源远流长,皆山川膏腴渗漉,故灌溉民田,可以变斥卤为膏腴。”?
如上所述,开渠溉田、填淤田土和排泄卤水等措施,都有直接改良盐碱土壤的功效。这一系列措施,不仅给种植水稻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使这些地只宜于种植水稍。这就是我国古代北方盐碱土壤地区多种水稻的原因。因此,种稻的措施同上述一系列措施相结合,就构成了改良和利用盐碱土壤的手段之一。至于水稻的本身有无抗拒盐碱的属性,古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① 《隋书·卢贲传》。
②④⑤⑥?? 《宋史·河渠志》。
③⑩ 《全唐文》卷三二三张说《请置屯田表》。
⑦?? 《汉书·讲洫志》。
⑧ 《续文献通考·田赋·屯田》。
⑨ 《文献通考·田赋·屯田》。
? 《宋史·王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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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范文澜论述唐朝佛教的祸害
最近,范文澜在《〈唐朝佛教〉引言》(见《新建设》今年十月号)一文中,对唐朝佛教的祸害进行了揭露和论述。《唐朝佛教》一书是作者从即将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抽出有关唐朝佛教的两节,和《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一并印行的,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章说,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它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正当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此后,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至隋朝,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非常尖锐、剧烈,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这种需要下受到大力提倡,因而迅速发展。隋文帝统一中国,大兴佛教。南北两朝不同风气的佛教合并发展起来,到唐朝才发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极盛,五花八门,尽逼引之能事,受祸害的,归根总是广大劳动人民。
文章列举并论述了唐朝佛教的三条大祸害。
第一,多立寺庙,宣扬迷信。文章说,寺庙是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组织。每个寺有寺主,又有少数执事僧,他们居于统治地位。普通僧众则是被统治者。文章举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载的关于普通僧众生病时所受折磨,以反《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的关于禅宗六祖慧能在寺中所服劳役的两个例子说明,寺内同寺外社会一样,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所谓“众生平等”,无非是一句欺人之谈。文章说,随着佛教的盛行,许多近乎苦行的戒条逐渐废弛,寺主更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佛寺有自己的法律(戒律),甚至有白己的武装(僧兵)。
文章说,在唐朝,佛寺在全国设立了几万个大大小小的宣传据点,对民众宣传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土产的宗教迷信在中国早就有了,但它远不及佛教所宣扬的那样浓厚和完整。迷信有各式各样的品种,不论什么品种,都必须反对。其中之一的宗教迷信,性质最顽固、最险恶也最腐朽,必须彻底扫除。
第二,宗派林立,广播毒素。文章说,唐太宗亲身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他在当时虽然是战胜者,但是农民的威力使以他为首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畏惧。唐太宗知道宗教是有用的工具,因此,他对土产的和外来的宗教一概欢迎,特别是对传播已久的佛教更认为“玄妙可用”。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在唐朝全部保存下来了。文章说,佛教各宗派不管它们说得如何自相矛盾、对不上口径,只要不违背宣扬因果报应、忍受压迫的教义,都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佛教宗派愈多,吸引嗜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对统治阶级只有好处,所以能创立宗派的大僧,都会得到朝廷的优待。文章说,自从阶级社会以来,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内,都适应着剥削阶级的需要而制造或加工出来,凭外力(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骗作用),尽量在社会里扎下根柢。只要存在着剥削制度,宗教是不会消灭的。剥削制度消灭后,宗教失去了依附。但是,这也只能说它有被消灭的可能,而不会自动消灭。所以,宗教余毒不论残存多少,必须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斗争,务期干净地拔掉这条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农民,阻碍起义。文章说,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农民战争,而佛教恰恰为阻止农民反抗压迫而说教。有些替佛教辩护的人说,历史上有称弥勒出世下凡,发动起义的事例,这说明佛教也有积极作用。文章说,所举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曇选严斥弥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同农民起义有丝毫关系。曇选是颇有道理的,因为佛教教义里根本不存在赞成起义的因素,可见替佛教拉农民起义的关系是无用的。
文章说,地主统治阶级残酷地压迫农民,不许农民有怨恨心,更不许起而反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佛教对农民说教:你们前生造恶因,所么现世受苦报,如果你们又造恶因,那末你们来世连农民也当不成了,人身是多么难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身难得”论等的大力宣扬者。
文章最后说,以上列举佛教三条祸害,哪一条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第三条,阻止社会发展,尤其有辞而辟之的必要。中国劳动人民受佛教的祸害,前后将二千年。自从人民革命胜利以来,劳动人民彻底翻了身。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旧的束缚里得到解放,从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思想牢囚里脱身而出。
(张智彦)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太平军北伐、西征的历史调查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为了更好地介绍太平天国革命的事迹,最近对太平军的北伐、西征两大战役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物征集工作。
该馆人员先到西征军英勇作战的合肥、安庆、南昌、九江和湖口等城市,再到北伐军进行最后战役的河北省天津、东光县连镇,山东省济南、在平县和冯官屯公社等地,作了四十余天调查访问,收集到实物、照片、资料等八十多件。
这次调查征集力求做到依靠群众,深入实地。例如,调查者在安庆市邀请老年人士座谈,收集到了六十年前拍摄的英王陈玉成解救安庆之围的血战阵地“集贤关”等照片。江西湖口县是太平军西征将领石达开、罗大纲等痛击湘军水师的战略要地,调查者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寻访了当年的沿江城墙和炮台遗址。调查者还在山东在平县冯官屯公社后寨大队,邀请老贫农座谈北伐军林凤祥、李开芳等坚守冯官屯抗击清军的事迹。群众热情地引导调查者寻访了当年的土围城和炮台。
此外,该馆还通过北京、安徽、江西和河北等地的有关单位,收集到不少珍贵的文物资料。例如在安徽收集到西征军的遗址照片,如太平军在安徽三河镇所筑的营垒遗址;在河北收集到北伐军林凤祥最后战斗遗址东西连镇照片;在北京收集到当时清方将领琦善胜保、青麐、僧格林沁等秘密上报的反映太平军北伐、西征形势的彩色布防图,反映陈玉成保卫安庆、不屈牺牲等情节的奏折,以及遵王赖文光的军刀等。这一调查、征集工作还将继续进行。(郭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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