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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
蔡文锦
每一个文艺作品,都是要宣传某种世界观的。无产阶级的作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非无产阶级的作者宣扬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呢?只要分析一下它的主题思想就可以了解。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说:这个剧本是“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这种提法是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的。退田和除霸,都是戏剧冲突。戏剧冲突不等于剧本的主题思想。剧本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戏剧冲突、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的,是作者通过选取题材、塑造形象、描绘社会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整个剧本的中心思想,整个剧本的灵魂。从这个意义来看,我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概括地说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
首先看看作者是怎样塑造剧本的主角海瑞的。海瑞是封建王朝的忠臣,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可是剧作者却把他描写成人民群众的救星,农民阶级的政治代表。全剧一共九场,在前五场里,在海瑞尚未出场或尚未断案以前,作者就用插叙旧功、陈述新绩、官民烘托和家属反衬的艺术手法,精心塑造了海瑞这个异常高大的艺术形象。接着,作者在第六场里感情倍增地描写了海瑞除霸和退田的果断精神:徐瑛被判绞刑,王明友被斩首,李平度被囚禁,萧岩被革职,同时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一应把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作者通过众乡民之口歌颂海瑞:“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及至海瑞罢官去职,吴晗同志也还不肯对这个改良主义者的失败有丝毫揭露,相反,却安排了幕后合唱,为海瑞高唱一曲颂歌:“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就把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塑造成一个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贫苦农民的救星,留在观众的心目中。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人是根本没有的,超阶级的官吏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社会的明朝政权,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它是不可能代表人民的。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海瑞,又怎么可能超乎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为民作主”呢?海瑞在他的官场生涯中曾经替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镇压农民起义和海南岛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曾经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处罚了几个贪官,退了少数田地给农民。海瑞的这些行为,都是为了维护他本阶级利益的,怎么可以把他说成是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呢?
但是,吴晗同志却背离了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采用了资产阶级极其虚伪的超阶级的观点,片面地夸大海瑞的所谓“为民作主”的一面,并且淋漓尽致地把他描绘成一个“站在人民立场上”的英雄,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的代言人,是人民群众的大救星。抽掉了海瑞的阶级性,美化他的某些政治作为,其结果只能诱使人们相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相信只要依靠海瑞这样的清官出来“为民作主”、“为民平冤”,被剥削阶级就有“好光景”了,人民群众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正是模糊人们的阶级观点、混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级界限、宣扬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论”吗?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怎样美化皇帝的。皇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首脑,然而吴晗同志却把它写成广大人民的领袖。剧本通过海瑞之口说:“那徐阶纵子行凶,我海瑞如顾私恩而忘国法,何以对慈母,对圣上,对百姓。”“为虎作伥欺皇上,昼行愧影夜愧床。”最后还写海瑞凭着“秋审朝旨”处死徐瑛。它让人们相信,明朝皇帝是海瑞除霸退田、“为民作主”的靠山,是人民利益的最高政治代表。
封建君主究竟是什么人呢?马克思早在一八四八年就指出:“皇帝——旧封建官僚社会的最高政治表现,最高政治代表。”(《在科伦法庭前的辩护辞》)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封建君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首领,是为地主阶级统治农奴压迫人民服务的。毫无疑问,明朝皇帝也是明朝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首领。他们干了不知多少坏事。熟悉明史的吴晗同志却歪曲了历史史实的真相,抽掉了明朝皇帝的阶级本质,把他写成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靠了“圣旨”,可以除霸退田,可以为民平冤。在吴晗同志的笔下,海瑞是“为民”的,皇帝是“为民”的。既然他们都是为民的,都是人民的代表,那末,这岂不是说封建统治阶级是人民的代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吗?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实际上充当了阶级调和论的义务宣传员。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至今所有一切社会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奴隶主与奴隶,地主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从他们产生的时候起,阶级斗争就不断进行。剥削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为了使得他们的剥削制度永久化,就不断加强反动的国家机器,从法律、宗教、文艺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奴役人民的武器。阶级调和论就成为他们常常使用的一种欺骗术,他们向被剥削阶级宣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从而模糊人民的阶级意识,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腐蚀人民的政治觉悟。阶级调和论是剥削阶级延长寿命的一个法宝。古往今来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为了迎合国内外剥削阶级的需要,无不重弹阶级调和论的滥调,鼓吹阶级合作,鼓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否认阶级斗争,否定一切革命。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写的《论海瑞》,就有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后来他通过写文章、作报告,以至著书、写历史剧,越来越大力宣扬阶级调和论。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他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的文章,仍然坚持宣扬阶级调和论。《海瑞罢官》就是他的阶级调和论的艺术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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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封建“王法”掩盖了阶级矛盾
师文伍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是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要封建制度存在一天,这种矛盾就存在;只要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存在一天,这种矛盾所引起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消失。
《海瑞罢官》剧中所描写的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是封建社会里千百万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的共同遭遇。洪阿兰家与地主徐家结下的三代冤仇,有着深仇血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里两个根本相对立的阶级的矛盾。
然而,《海瑞罢官》的作者却把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矛盾,写成了仅仅是违犯王法与维护王法的矛盾。而这个王法又是人民的福音书,是为民谋利的。
当徐瑛强抢赵小兰时,众乡民责问道:“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要报冤仇,也把希望寄托在
“朝廷王法三尺在”,要“伸冤诉告上公堂”。海瑞在途中听到赵玉山的冤屈,也说:“有这等事,凭的是那条王法?”并表示“要申三尺皇家法,杀尽贪官污吏头”。恶霸地主徐阶呢?也因为自己的儿子犯法感到理屈,觉得“豚儿犯法面无光”。
在作者笔下,“王法”成了超阶级的东西。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也无论是封建官僚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它作为衡量事物好坏的共同准则。这样,徐瑛强抢民女所引起的矛盾也就只是犯法与王法的矛盾,洪阿兰一家与徐家的矛盾的阶级实质被作者抽掉了。整出戏的矛盾也就是围绕着“王法”来开展的。
面对徐家父子“违反王法”的行为,“众乡民”和赵玉山大声呼吁王法的保护。到哪里去找王法呢?只有到封建社会的执法机关——县衙门去告状。而县官也是违反王法的。赵玉山非但告状不成,反被“杖毙堂前”。这样,违反王法的已不只是徐瑛,又多了个枉法赃官王明友,由徐瑛违反王法而引起的犯法与王法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作者也就进一步地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实质。
面对公公被打死的又一血的事实,洪阿兰仍然坚持告状,不但告徐瑛“夺田抢女”,而且连王明友“打杀人命”一起告。就在这个时候,海瑞出现了。海瑞的出现,使围绕王法展开的矛盾得到了解决,找到了归宿。戏中的海瑞是王法的化身。他口口声声“整顿纪纲,替黎民,申雪冤枉”。他处处事事“执法持平”,“铁面无私”,决不“循情枉法”。正因为海瑞能按王法办事,所以违法的徐瑛被处死,枉法的王明友受到了惩罚,洪阿兰深重的冤仇得以伸雪,老百姓被占的田产得以退回。总之,作者笔下的王法真是公正严明,“王子庶人是一般”。封建王法也就这样成了维护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法宝了。就这样,《海瑞罢官》的作者终于使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在王法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的矛盾在王法上合二而一了。
王法是什么呢?“王法”就是封建地主国家的法律。列宁说:“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注〕。“王法”实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工具,是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枷锁,而决不可能是受剥削压迫的农民的福音书。然而,吴晗同志却抽掉了它的内容,而把它说成是各个阶级共同遵守的准则,这不正是在宣传阶级调和论,宣传“合二而一”的观点吗?
一个口口声声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把封建国家的王法写成超阶级的东西呢?既然以洪阿兰,赵玉山为代表的一方和以徐家父子、王明友为代表的另一方的矛盾,仅仅是呼吁王法和违反王法的矛盾,那么,人们从《海瑞罢官》里又怎么能看得出他们双方是代表着两个根本利益相对立的阶级呢?《海瑞罢官》又怎么能如作者所说是“以农妇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来说明这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呢?事实上,《海瑞罢官》倒是真正做到了用封建王法掩盖了阶级矛盾,从而否定了阶级对立。
〔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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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杨金龙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作家如何表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鉴别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试金石。旧的历史剧,往往歪曲人民群众的形象,劳动人民在舞台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今天,在人民的时代,新的历史剧作家应该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表现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剧作家的使命。然而,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在《海瑞罢官》里,作者是把洪阿兰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来描写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人。她的丈夫被徐家气死,公公被贪官打死,女儿被徐瑛抢走。但在血海深仇面前,她不是极度愤恨,不是极力反抗,而只有哀求、痛哭、悲伤。她的反抗与仇恨不是随着苦难的加深而增长,而只知道
“满腔悲愤唤苍天”,怨恨“人间难把是非辨”。
洪阿兰在不幸中遇见了海瑞,好象遇见救星,跪在他脚下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伸冤啊!”以至为他欢呼“公侯万代”,高唱赞歌。似乎除了海瑞之外,无论自己或别人都无法使她脱离苦难。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生活极端痛苦。但是她们并不甘愿忍受这种痛苦,有不少妇女还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就在海瑞的时代,就有苗族妇女米鲁为首的农民军勇敢奋战,可是作者不愿意去描写人民的斗争,感兴趣的只是象洪阿兰这样软弱无力的形象。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偏见。
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还歪曲丑化了农民的群象。在戏中的乡民也是胆小怕事的。当徐瑛调戏赵小兰时,他们只知道呼告:“天老爷要睁开眼,治治这坏蛋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拔刀相助”。当赵玉山被徐家恶棍打得昏死过去时,众乡民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叹息道:“这是什么世界!王法何在?天理何在?”当贪官王明友打死了赵玉山时,众乡民也无愤恨的表示,默默地抬着赵玉山的尸体回去。他们竟然说:“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似乎多说了一句不平的话,就作不成佃户,当不成奴隶,或者还会遭到赵玉山同样可怕的下场了。农民在作者笔下都成了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毫无斗志的可怜虫。他们虽然生活困苦,但不是十分愤恨贪官地主,只是埋怨自己穷人“命不该”。他们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清官”。他们赞美海瑞是
“公正为官”,“美政多端”,“明断公案”,能为“百姓伸冤诉苦”。当“海清天”说了几句好话以后,农民就喜于形色,连连叩头称谢:“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欢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他们一再叩头表示“感恩戴德”。在吴晗同志的笔下,农民群众就这样被描写成一群屈辱的奴隶,而不是一个反抗的阶级。
吴晗同志所以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因为他对“谁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看法。他在剧本的“序”中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在吴晗看来,谁敢说谁敢做,谁就是历史的主人。皇帝敢杀老百姓,敢统治人民,皇帝是历史的主人。海瑞敢“骂皇帝”,敢与徐阶作斗争,海瑞就是历史的主人。
正因为吴晗同志有这样的错误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于历史剧也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看法,说什么:“现在有一些历史剧都不适当地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一大群人民群众上了台,就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写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恐怕就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庸俗化了。”
了解了吴晗同志对历史和对历史剧的看法以后,就不难理解在《海瑞罢官》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都那样苍白无力,懦弱无能。庸俗地歪曲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正是吴晗及其《海瑞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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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编者的话
《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许多来稿都指出这出新编历史剧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里摘登了其中几篇。我们希望读者继续来稿,就《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思想,它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以及它的出现说明了什么等问题展开讨论。来稿最好短小一些,就一个方面的问题,作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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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良乎?革命乎?
王澈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里,谈到他七次重写的过程中,改变了戏的“主题思想”。他说:
“前四个本子的主题都是强调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强占百姓的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的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许多朋友指出,海瑞下令退田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来衡量,这种政治措施肯定是改良主义的。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看了这一段话,不禁发生这样几个问题:
一、吴晗同志说,因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所以改以“除霸”为主。那末“除霸”和“退田”究竟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呢?难道海瑞的“除霸”不是改良而是革命吗?
不错,“除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可以是革命的措施,象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叙述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兴起农民运动的地方曾经枪毙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象土地改革运动中对恶霸地主的镇压,那都是革命的措施。但那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打击,是推翻封建制度的一个步骤和组成部分。而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如果除霸是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措施,那只是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尽管有时对人民也有一些好处,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革命。
我以为,对海瑞的“抑豪强”措施不是不可以作肯定评价的,但是要适当,要有阶级分析。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写成了“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来为人民打抱不平,而把群众却写成只会诉苦、告状、喊冤、啼哭、叩头的“群氓”,只是“陪衬”海瑞的“高大”形象的材料,这种写法,宣传的只是否定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
二、吴晗同志虽然似乎也同意了退田这种措施“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可是他在戏里并不是这样写的,而是恰恰相反。作者在写海瑞下令退田以后,叫“众乡民”叩头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感恩戴德,我等回去,要图画大老爷尊容,朝夕礼拜!”然后是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你看,衣饭也不愁了,好日子也到了,这怎么是“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呢?改良主义好得很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四十多年革命才开始解决的农民衣食问题,四百年前的海瑞一纸命令就解决了。既不用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又不用走社会主义道路,多么简单省事!这不是美化封建制度,宣传改良主义又是什么呢?
连海瑞自己都没有对他的退田措施估价得这样高。当时戴凤翔弹劾海瑞,说在海瑞的支持下,老百姓象老虎,乡官变成了鱼肉。海瑞在《被论自陈不职疏》里辩驳说:“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今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千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这是真话。且不说海瑞命令退田并不是都退给农民,就算象《海瑞罢官》描写的那样都退给农民吧,农民原有的田就很少,日子就不好过,而退回的不过占被夺去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怎么就能过起“不愁衣饭”的“好日子”来了呢?海瑞自己承认,他任应天巡抚九个月,虽然作了一些措施而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这虽是他想辞官不干而有意说自己的缺点,却不能说不是实情。这些史料吴晗同志不消说很熟悉,而且吴晗同志也曾强调写历史剧要符合“时代的真实性”,那么为什么要抹煞这一点呢?改良主义可以解决农民的问题,难道这是“时代的真实性”吗?
三、吴晗同志看来也同意这样一个意见:写退田是宣传了改良主义。那么,该怎么办呢?吴晗同志于是把退田由“主题”的地位降为“陪衬”。可是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吗?就不是宣传改良主义了吗?明明知道是宣传改良主义,为什么不肯放弃呢?改良主义作为“主题”来宣传不可,作为“陪衬”来宣传就无妨,这样的道理站得住脚吗?难道错误的东西只要在戏里不占主要地位就变成正确的东西了吗?难道有毒素的东西只要不是“主题”就没有毒素了吗?我还想问:吴晗同志对于“在今天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究竟是怎样看的呢?这是个重要问题,含糊不得。从吴晗同志文章的语气看,似乎只是说宣传改良主义“没有什么意义”。我看,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有意义,这意义就是提倡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戏曲里宣传的东西,如果只是“没有什么意义”,那不过是“无害”而已;宣传改良主义能说是无害吗?今天的作家编写剧本,不管是现代戏也好,历史剧也好,都应该宣传革命,而根本不应该宣传改良主义。这才是问题所在,而不在什么“主题”或“陪衬”。
是不是写了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就是宣传改良主义呢?不一定。问题不在改良主义的措施能不能写,问题在怎么写,用什么观点写。如果是写改良主义虽然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民的问题,表明了改良主义“此路不通”,也就从反面证明了革命是唯一的道路。这种写法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也不会起宣扬改良主义的效果。如果是象吴晗同志那样,写退田使农民能过“不愁衣饭”的“好光景”,那就不管作为“主题”也罢,“陪衬”也罢,都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都是宣传了改良主义。
吴晗同志先是以“退田”为主,以“除霸”为陪衬,经过多次“翻复”以后,又改为以“除霸”为主,以“退田”为陪衬。他自己说这是“主题思想”的“很大的改变”,其实根本没有改变。改来改去,不过是以改良主义替换改良主义,以改良主义陪衬改良主义。吴晗同志的七次翻复,始终跳不出这个圈子,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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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亦鸣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他虽然斗倒过几个权门巨富,但正象鲁迅所说,这等于替皇帝掐死几只填肥了的鸭子,掐出来的家私大部分还是落入头号地主皇帝的腰包,换上几只空肚鸭子,对人民也只有被吃得更凶。——这些,似乎已不难肯定。因为海瑞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今天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要不然,就是把我们的创作水平降低到旧日海瑞戏的水平了。
如果姚文元同志的批评基于这一点,归结到这一点,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想他对《海瑞罢官》的缺点以至错误,一定会提出比较公允的意见。可惜他的文章从这一点起步,就象脱了缰的野马,远远地奔到界外去了。而那界外的某一点,恐怕还是批评家为自己立在那里的目标,以便得出他那“一株毒草”的结论。
姚文元同志主要认为海瑞被塑造得一无缺点,成了农民的救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本和戏看,这个海瑞明明是有缺点的。海瑞满口皇上,不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吗?即如姚文元同志所说,海瑞被摘了印还聊以解嘲地口里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令人为他的精神胜利法哑然失笑,不也正是他的缺点吗?姚文元同志还说海瑞被写得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斗争,这不也正是海瑞的缺点吗?怎么能说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怎么能说作者要拿他来做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呢?
至于戏上的农民把海瑞当作救星,不等于作者也把海瑞当作农民的救星。农民唱:
“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这正表现了四百年前的农民在偶然满足了一点狭隘的经济要求和基本的人权要求之后的感激和喜悦,恰恰使今天的观众想到这些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而且完全保不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农民有多少幸福。水平高一点的观众就能从而想到,这正是海瑞的改良主义在当时起着冲淡阶级矛盾的害处。
姚文元同志在肯定了这出戏是这样那样塑造海瑞的以后,就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一个假海瑞”。
人物的真与假,在历史剧和现代剧里的要求是共通的,即要求艺术的真实。写现代剧不要求照抄生活,写历史剧也不要求照抄历史;写活人写古人都不要求替活人、古人照相。《海瑞罢官》不是连台本戏,因而只能要求以一点表现出了全体,或者只能要求这一点与海瑞的其他方面并无根本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个海瑞是剧作者在大量历史素材面前,经过取舍扬弃,加以突出渲染创造出来的。为了成真,却确是弄假。
在加工创造上,原作决非完善。批评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吴晗同志的第一号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批评文章写到有助于这个作品的提高和第二号作品的生长。但是,姚文元同志不在此,他从一个假海瑞的结论出发,说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就要看看作者拿这个假海瑞来宣扬什么了。好象只要是一个真海瑞,就不产生宣扬什么的问题,而假海瑞呢,就一定是在宣扬要不得的东西了。于是他又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宣扬阶级调和论”!紧接着追问作者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而且马上替作者作主,说是学习退田,学习平冤狱,要么准是学习以傲骨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了。而照他看来,退田者,吴晗同志主张把今天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退给地主或农民也;平冤狱者,吴晗同志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也;吴晗同志的横眉呢,是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于是乎最后结论来了:“一株毒草”。好痛快!这篇批评文章不正是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的吗?
文艺作品要人学习什么,未必决定于它的故事情节有些什么。《海瑞罢官》有退田和平冤狱两个情节,但是写海瑞而着眼于这两个情节是最不足为奇的。被徐阶并吞的土地,不管是原属于贫雇农还是原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总是该退的吧?戏里的冤狱,总是该平的吧?海瑞是怎样跟土地兼并者和冤狱制造者进行斗争的呢?吴晗同志着力写了他用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刚直不阿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斗争。我看作者要人学习的就是这种斗争精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封建社会里极其难得的东西,有一些正是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得以普遍发扬的,刚直不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讲到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姚文元同志也说,官僚主义确实要反。是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长期斗争的内容难道应该排斥有关反官僚主义的文艺作品吗?这出戏不是触及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吗?何况,学得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也可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活命主义的。
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傲骨就是魏延后脑杓上的反骨。这实在太奇特了。看来,他从凡是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一定意在影射现实这个前提出发,联系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又套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个客观规律,就轻而易举地把虽酝酿于一九五九年,却写成演出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扔进这只染缸里去了。
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确有影射现实的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连牛鬼蛇神明目张胆的进攻都不怕,蝎蝎蜇蜇的含沙射影又何惧之有?而且影射也有区别。事实上,我们见过怀着阴暗心情的人,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现实作恶意的影射,这种毒草,非拔不可;我们也见过一些作者,好心好意,但是胡里胡涂,也拿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不恰当的比喻,这种作品,大抵只要加以批评,对作者进行帮助就行。此外,出于善意,比喻虽然不百分之百地恰当,却可以起一定的惩前毖后、借古励今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出现过?有。今后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作品比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隔一层、差一点,无妨搁一搁,慢慢地来。
历史的最大用处之一,就在于给后人当借鉴,接受祖先的经验或教训。中国的历史不是劳动人民写的,现有的史书本身很难直接起这个作用;旧日的历史剧和演义戏十之九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演,极少数可以整理的,整理起来也往往事倍功半,实不如新编。这就有待历史与戏剧两皆在行的作者来考虑动手。这个工作,将来需要加以鼓励,现在也从未被人忘却。倘有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阻遏,吓得人不敢碰一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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