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学术研究
对我国数学发展的一些看法
关肇直
本文提要 研究数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形形色色的反映了“为数学而数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当前的数学研究工作，就是要掌握现实世界中的量的关系和空间形式方面的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真正的数学理论只能在运用数学于实际时产生，并在生产实践中受到检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数学家深入实际。当数学同其它自然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并被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时，数学理论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力。闭关自守地研究数学理论，只会给数学理论带来枯萎。数学研究应当立足于国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摆脱依附于外国的不正常情况，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数学科学在我国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许多人一直抱有不同见解的问题。这里就下列几个有争论的问题来谈谈我的意见。
关于数学知识的源泉和数学研究的目的性
解放前旧中国的数学界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搬来许多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有些人认为：“数学科学应从理论到理论地发展，数学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数学是一种艺术”，“是无声的音乐，无色的图画”，“人们应该欣赏它的美而得到满足，不必考虑它是否有用”；“数学是科学之王，数论是数学之王”，等等。总之，这些论点都反映了“为数学而数学”的观点。解放后，这些有害的思想还没有受到有力的批判，在数学界还有较深的影响，例如有人说：“数学好比乒乓球，在解决难题上取得几个世界冠军总是好的，不必管它对我国生产建设有没有好处”；“强调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功利主义，会破坏数学的纯洁性，对它的发展不利”等等。
我们认为，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空间形式和量的关系的科学。同人类的一切正确思想和知识一样，数学知识来自人类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研究数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它是用来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其中的规律，并进而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世界的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我国当前研究数学的目的，就是要掌握现实世界中的量的关系和空间形式方面的规律，利用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认为，数学和其它知识一样，归根到底来自生产实践。恩格斯曾经指出，数学、天文学、力学等等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近三百年数学发展的历史完全可以证实这点。生产的发展不仅直接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而且生产发展推动了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从而又间接促进了数学的进展。数学知识也还要通过人类社会实践来检验。一些数学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真理，不是简单地由于在建立这个理论时所用的逻辑推导是确切无误的，而是由于根据自然科学中已往确立的规律，借这些数学理论所提供的方法，能预见出为实验所证实的事实，或根据自然科学的已知规律，运用数学方法帮助完成的工程技术设计，能由工程技术实践所实现。
我们说，数学的发展归根到底依赖于生产实践，并不是说数学发展的每一步骤都是由于生产实践的直接推动。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数学知识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于是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有了概括建立新理论的必要和可能。在积累的大量知识的基础上，在理论概括的过程中，产生了理论本身的矛盾，这些矛盾引起新数学理论的建立，成为以后自然科学发现新真理的工具，或成为以后工程技术设计的基础。历史上著明的群论和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发现，都说明了这种复杂的过程。在讨论数学的发展时，必须全面地分析整个过程，而不能孤立地看它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现象，模糊数学研究的目的性。
讨论数学发展方向不能脱离当前整个基础科学的特点
数学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它只是整个科学技术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在讨论它的发展方向时，不能不注意现代基础科学发展的特点。第一，现代基础科学除了探索自然这一根本任务之外，还直接参与发展新技术的工作。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和生产实践之间，有了更加直接的联系。第二，基础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边缘学科分支大量形成。特别在现阶段，数理科学向其它科学渗透。各门科学正在广泛应用着数学、物理、力学等方面的成就。反过来，化学、生物学、地学的进展、也给数理科学以新的启示和影响。第三，科学正在技术化，即在现代基础科学的研究中，往往需要庞大而复杂的试验仪器和设备。而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和大容量高速度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又给现代基础科学带来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既然繁复大量的计算有了实现的可能，数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应用就成为更广泛、更直接了。这些特点，使得今日数学的发展不仅和二百年前有很大的差异，也和二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十七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一直和力学、物理学紧密地结合着，那么几百年间数学的主要作用还是在于认识自然方面。但近年来，数学和其它基础科学一样，同工程技术等有了更紧密的联系。现代的原子能科学技术、星际航行科学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科学技术、计算技术等等都极其广泛地运用现代数学的工具，不断提出崭新的数学课题。应用数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根据自然科学的已知规律，运用现代数学的方法，解决工程技术设计中的实际问题。计算技术更使得由数学分析奠基这一似乎是纯粹理论性问题产生出来的数理逻辑，同工程技术直接结合起来，使得包括众多方面的信息加工理论发展起来。运用大容量高速度的电子计算机，不仅每天进行着繁复大量的数值计算，解决着大量来自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所提出的问题，成为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前哨；在计算过程中，又常发现一些有关数学的新现象，需要数学中许多学科加以理论上的说明和提供论据，因而带动了数学中其它分支学科的发展。在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方面，情况也有了发展。例如生物学也逐渐用到更多的数学方法，甚至用到几何学等理论性比较强的部分。
以上不过是很不全面的一些例子。但这些足以说明，数学中这些新趋向、新分支，绝不是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所能碰得到的，也不是单纯靠钻研“经典难题”所能想象得出的。
经典难题的解决标志着数学理论水平和技巧的纯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我们对于这种难题的解决是尊重的。但经典难题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最主要对象。生产力水平变了，整个科学技术情况大不相同了，几十年前乃至几百年前的人所最关心的科学问题，未必在现今还有多大意义；反过来说，今日实践中提出的科学课题，有些是古人梦想不到的。肩负着发展科学的重任的人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厚古薄今。
怎样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
从全国数学界看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是总的要求；从每个人的工作看来，方式是可以多样的。但一个最根本的方式是数学家深入实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己深入实际，甘当小学生，向实际工作者学习，和他们取得共同的专业语言，就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提炼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有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要在实际的启发下获得。坐在家里叫嚷：“你们提数学的问题来，我包下来，替你们解决”，这种提法是很片面的。固然有些实际工作者自己有较高的数学修养，能够提出数学问题来，但一般说来，非数学家的实际工作者未必掌握现代数学工具，未必能提出崭新的本质性的数学问题。自己不去深入实际，别人又提不出本质性的数学问题，结果守株待兔，倒反埋怨别人不重视数学，不肯提出问题来，这难道是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的态度吗？
当然，数学中各分支学科的性质有所不同，数学家个人的专长也因人而异。有了比较多的数学家深入实际，从实际中提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不仅他们自己可以解决一批，也可以向研究理论的数学家们提出问题，于是数学中一些理论性强的部门也就会同生产实际联系起来。
有人认为，要联系实际就要学许多其它学科的知识，例如力学、物理学、经济学、工程技术，等等。这样，读了数学，又读另一学科，岂非旷日持久吗？的确，老是读书并不是好办法。为了深入某一方面的实际，学一点有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同实际工作者取得共同专业语言，往往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实际中学习，同实际工作者讨论，了解清楚实际中存在的数学问题。单单依靠个人读书，往往本身仍是脱离实际的。
强调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就会轻视理论
近几年来，在部分同志之中，可能有轻视理论的倾向。但这不是由于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缘故，而恰恰是由于没有正确地、全面地体会党的方针政策的缘故。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1）什么是理论，正确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并要通过什么来检验？（2）怎样做才真正重视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最重视理论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实践论》）
数学界过去流行着一种看法，把“理论”两字理解得过于空泛。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整顿党的作风》）
从几千年数学科学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有些数学理论是直接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另外一些，是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但一方面这些已有的理论本身又是从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中总结出来的，同时，这些在已有的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理论，只有在能预见自然科学中的新事实，并为尔后的自然科学实验或工程技术的实践所证实，才会被接受下来当作理论。非欧几里得几何学虽是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系统的研究中建立起来的，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系统却是在总结古人从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几何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只有在广义相对论利用了它预见到光线走过引力场时的弯曲并为观测所证实之后，只有在工程理论上利用了它能正确地说明工程系统（如电动机等）的运动规律之后，才被当作科学而承认下来。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只是数学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正确地分析这个以及数学史上的众多其它例子，就会更好地认识数学发展的规律，体会理论的建立和检验的过程，也就会对理论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此，真正的数学理论只能在运用数学于实际时产生，并在生产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实验中受到检验。把数学同生产实践隔离开来，同国民经济的实际、工程技术的实际、自然科学的实验等隔离开来，数学中会产生出有意义的理论吗？既不用来指导工程技术设计或其它实际工作，又不用来说明自然现象或其它现象，那些“理论”究竟是什么理论呢？
过去人们常把数学看作一个庞大的形式体系，好象只要在这个体系中用逻辑推导增添一些东西，就是发展数学了。这当然只不过是为外国人的或古人的理论添些枝叶而已，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理论。
怎样才是真正重视理论呢？主要的办法还是使数学研究立足于国内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熟识了各种各样的现象，而由于事物的量和质的相互转化的关系，必然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新的、未被研究过的量的关系和空间形式，这样就会从根本上丰富数学研究的对象。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就会设想新的理论来定量地说明这些现象，而设想出来的理论又会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受到检验。这样建立起来并受过检验的理论才能受到广泛的重视。停留在已有的形式体系中作推导，虽然自己也可以得出长篇累牍的命题来，但如果不能说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实践中的实际现象，充其量也只能成为自己欣赏的对象，很难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
当数学同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并被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时候，实际问题就会对数学理论提出新要求，就有大量的实际中的现象要求作数学理论的说明，这样就给予数学理论新的生命力，从而这样做才是真正重视理论。闭关自守地研究数学理论，把数学理论看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会给数学理论带来枯萎。
立足于国内的观点和学习外国的科学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认为我国的数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国内，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志，乃是能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数学问题。
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影响，过去数学工作者们不注意自己提问题。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工作莫过于解决外国人提出过的经典难题。当然，解决经典难题是好的，但为了使我国数学走上自力更生的路，我们必须作到自己提问题，特别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根据认识自然的需要提出数学问题。而且，从研究工作本身说来，问题提得好，已标志着解决一半了。自己提问题，才能最终摆脱依附外国的情况，才能从根本上产生具有我国特点的学派，才能真正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你们忽视外国经验，是要吃亏的。”有人这样说。的确，我们不应当忽视外国经验。但只有在立足于国内的原则下，才能更好地学习国外经验。学习外国的成果，目的还是为了发展我国科学，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学习，是要有选择的、有批判的学习，而不是盲目跟着外国人走，更不是专从外国文献上找问题，为外国人填缝补缺。从外国文献找问题，专门去填缝补缺，在数学上永远摆不脱从属于外国的地位，又怎样谈得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新民主主义论》）我想，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数学研究也是完全适用的。
第6版()
专栏：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成就的启示
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 冯传汉
最近，读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方法》一文（载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深得启发，现把点滴体会，写在下面。
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医学，对于骨折的发生机制，愈合过程及治疗手段，是有一定贡献的。然而，随之出现了把解剖复位及固定作用绝对化，忽视活动因素对骨折愈合的作用的倾向，机械地运用各种固定方法，带来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例如骨质稀疏，愈合迟缓等。有些西医，即便提到活动因素的重要，也还是从避免伤肢肌肉萎缩引起外固定松弛，或是从防止关节强直出发，很少认识到活动在骨折修复中的重要作用。对待复位、固定和功能锻炼，也是把它们孤立起来看的。这些情况，造成西医对治疗骨折的方法与理论探讨不够，以致近年缺少生动活泼的局面。
中医治疗骨折的方法，已有悠久的历史，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比较系统的法则。凭借感觉判断骨折端的位置，然后用手法准确复位，这就要求骨科医生有很高的技术。中医这种判断和整复手法是一个骨科医生所必须继承的。解放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西医受到“崇洋”思想的束缚，未能用辩证唯物的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来整理这部分宝贵的医学遗产。
天津市人民医院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首先肩负起这一带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工作，发展了中医正骨八法，改进了局部外固定，制定了功能锻炼的步骤，不但多、快、好、省地治愈一般骨干骨折，而且解决了以前中医治疗不够满意的前臂、股骨干、踝部等处骨折的关键问题。
更重要的是：天津市人民医院的同志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治疗骨折的新论点，树立了以“固定与活动相结合”（简称“动静结合”）为核心的指导原则，从而发展了治疗骨折的理论。肢体是运动器官，活动是生命的主要表现。不少实验资料证明：活动不仅促进正常肢体的血液运动和代谢，也促进骨折修复所需物质的输送和交换，限制活动就带来血液运动和代谢的障碍。但是，骨折端必须得到固定才能连接愈合。在骨折治疗中，固定与活动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同时又是对立的。临床X线观察发现：中医局部固定有效地控制骨折端的活动，同时保证骨折部上下关节的活动。因此，固定与活动这一对矛盾，在局部固定的条件下，得以统一起来，发挥对骨折愈合的积极作用。通过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把新方法上升到新理论，它又将反过来指导实践而出现更多更好的方法，这是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成就。
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方法和其他最近经过卫生部举行的中医中药研究成果鉴定的项目，反映了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研究的动力来自听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积极探索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多发疾病（骨折、白喉、出血等）的新疗法，解决大量的实际问题。第二，掌握和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和扬弃以前疗法中烦琐、形式主义的部分和形而上学的旧医疗观点，保留有用的合理部分，并加以发扬光大。通过不断的科学实验的实践，发现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指出了新方向，提出了新理论。第三，西医坚持不懈地学习中医，遵循中西医结合的途径，用近代科学方法，提取祖国医学中的宝藏。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研究成果启发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展新医学，做好革命工作。
第6版()
专栏：
确实是治疗骨折的好方法
武汉医学院骨科副教授 朱通伯
根据我们从一九六○年起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一千余例四肢骨折的经验总结，以及通过研究天津市人民医院五千余例的成果报告，可以确认中西医结合治疗四肢大部分闭合性骨折，是很好的方法。它具有下列优点：
一、复位手法效果优良。运用这个方法治疗骨折，解剖复位和近乎解剖复位的百分比显著上升，其余部分也都达到了满意的功能复位的标准。因此，治疗中由于手法复位不满意而采用手术治疗——做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的，已经到了基本消灭的程度。
二、采用小夹板固定骨折后，上、下关节可以积极练功（即功能锻炼），从而避免了关节僵硬、肌肉萎缩等并发症。小夹板固定的特点是只固定发生骨折的一段肢体，小夹板的长度以尽量延长，而不妨碍上下关节活动为原则。所以上下关节在固定期内可以积极练功，从而避免了管型石膏固定后引起的关节僵硬和肌肉萎缩等并发症。我们曾分别测定小腿骨折经小夹板固定及管型石膏固定两组病例的膝关节伸屈活动恢复情况，结果发现：小夹板组在固定后第二周末，伸屈活动均可恢复正常，而石膏组则在固定期内膝关节完全不能伸屈。奥国著名骨科专家贝乐报告，经他治疗的病员膝关节僵硬不能完全恢复的百分率是百分之五点一八。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采用小夹板固定，这种并发症已经完全消灭。
三、小夹板固定方法简便，易于掌握，而且疗效可靠。在手法复位后，只要将固定垫按骨折的类型及复位前原有移位的方向等情况，分别用胶布粘贴在伤肢适当部位后，即可安排好小夹板，然后用几条布带分段横行结扎。操作可以从容不迫，即或复位和固定不够满意，也可解开布带，从新包扎，方法简便而灵活。石膏绷带的操作就比较繁难。在石膏未硬结之前的几分钟内，要求按骨折类型塑捏成型。如果塑型不够理想，即可影响固定的效果而发生再移位。若骨折复位不够满意，为了重新矫正，有时还必须拆除重包，并且伤肢在石膏内肿胀消退后，石膏就松了，也容易发生再移位，除非拆除重包，否则就难于校正。由于小夹板固定的疗效可靠，所以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已经基本消灭了骨折延迟愈合和骨折不愈合等并发症。
四、小夹板取材容易，且能反复使用，因而治疗费用低廉。制作小夹板的材料可用柳木、杉树皮或竹板制成，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夹板用后还可以回收，反复使用，所以费用低廉，便于在广大农村推广。
第6版()
专栏：
编者按：十月二十二日本报发表了《有关害虫防治的指导思想的一点商榷》一文，提出下列主要论点：“‘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这一原理，只看到了有机体与环境的相对统一的一面，而忽略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对立斗争的更主要的一面。”“把‘破坏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作为害虫防治的主要方向，在思想上会削弱人在防治害虫中的积极作用。”一些读者来信来稿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下面发表的就是其中的两篇。
在教育着哪个对象？
在自然界，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矛盾统一是不能否认的。一定的生物适应于一定的环境条件，不同的环境里有不同的生物有机体。生物的形态构造与其生理机能是相适应的，各种生物的生活习性又与其各自的生活环境相适应（当然在上述的每一种适应过程的始终，都包含着矛盾和斗争）。利用改变环境条件的办法，破坏害虫与其环境条件的统一，达到消灭和减少害虫生长和繁殖的可能，确实是一种有效措施。如填平臭水坑，以防止蚊虫的发生和危害。拔除田间的苦买菜、车前和夏至草，以消灭和减少棉蚜的繁殖和危害。改良沿湖海的盐碱荒地，清除芦苇杂草，就能大大减少东亚飞蝗的群体危害，等等。所以我认为，在现阶段，利用改变和破坏害虫的环境条件的办法来防治害虫，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并且确实还是一种预防性的好措施。
然而，原同志在他的《有关害虫防治的指导思想的一点商榷》一文里却说，把害虫防治的主要方向放在所谓破坏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上，不仅在理论上首先是不完全正确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提法是把人与害虫的斗争变成了环境与害虫的斗争，或是人只是通过改变环境来与害虫作斗争。他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有人甚至于把使用杀虫药剂也作为改变环境的作用来考虑。我认为原同志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把改造和拆堵连茅圈，不让猪吃到含有绦虫卵的粪便，来预防和减少绦虫对猪和人的危害的有效措施，解释为是连茅圈与绦虫的斗争，而不是人与绦虫的斗争，或人只是通过改造连茅圈的办法来与猪绦虫作斗争的。当然就更不会把利用槟榔等药物治疗绦虫病的方法，视为改变猪绦虫最终宿主——人体内之环境条件的作用来考虑问题了。
再者，原同志还提到“把破坏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作为防治害虫的主要方向，在思想上会削弱人在防治害虫中的积极作用。根据上述理由，我认为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
原同志说：“改变环境来防治害虫是一个方法，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方法。”我怀疑原同志是不是在“无的放矢”。因为据我所知，一般中学生物学和阐述达尔文主义基础的教科书上，农业基础课讲义和植物保护学讲义中，宣传农业科学知识的通俗读物中，对害虫防治方法的介绍，一般不外乎化学药剂喷洒、物理机械捕杀、保护害虫天敌的生物防除法和消灭害虫发生基地的改变环境条件的方法等四种。最多的达到五种，即增加对病株的拔除一项；最少的也有三种，有的没有生物防除法，有的没有物理防除法，也有不谈改变环境这一方法的。但没有一本书把“改变环境”的方法作为防治害虫的唯一的方法。因此，我不知道原同志这个结论在影射和教育着哪个对象。
至于是否可以把改变环境的办法作为防治害虫的方向或主要的方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要由何种作物的何种害虫、害虫的性状、害虫的生活史及其繁殖方法，害虫的危害季节及危害的严重性，作物的经济价值和药物的取得成本，以及劳力情况等来分析决定。
赵树青
第6版()
专栏：
等待自然的恩赐吗？
《有关害虫防治的指导思想的一点商榷》一文，尽管未能举出足够的论据，却否认了“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统一”原理，作为防治害虫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曲解。我认为：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害虫防治，而且是制订整个农业技术措施的科学根据。
大家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两部巨著里，精辟地分析过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他认为作为一种高级运动形式的生物与低级运动形式的无生命物体的差别，即在于“有些东西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破坏原因的，在蛋白体中却成为生存的基本条件。”又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实质上就是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不断的自我更新，指的是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即同化与异化这样两个相反过程的相成性。即使是被称为生物科学尖端的分子生物学，也不能脱离“分子”的代谢，不能脱离它的环境条件来研究，否则就失去了生物学意义。因此生命的概念本身就应该包括环境条件在内。我们知道新陈代谢“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药物治虫不正是从反面证明了害虫作为一个生物，而与它的环境条件相统一的看法是正确的吗？
由于某些原因，诸如有性与无性杂交，定向培育，物理与化学方法等，使生物的代谢类型发生飞跃性的变化时，生物的本性也相应的产生变化，生物也就获得了在一种新的环境条件中生活的能力，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生物体的适应性的变异，或原同志所说的“再适应能力”，也就是生物的获得性。正是利用生物的这种特性才有可能使生物向着于人有益的方向发展。生物科学与农业科学实质上就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条件怎样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又是怎样破坏和发展的，农业科学就是研究生物正常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从而创造这些条件，排除各种不利因素，达到高产稳产的目的。原同志所熟悉的害虫以及许多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从一个主要方面向我们提出了如何不断地破坏病虫害所不断形成的统一性，这也是生产上的新课题。文献记载，昆虫能够在滴滴涕的作用下，形成分解滴滴涕的酶。抗药性还将影响抗生素这样一些药剂生产的工艺过程。因此不承认生物的再适应能力，无异于否认变异的可能性，否认生物界的发展观，只承认先天性，否认获得性，在生产上就会处于盲目被动。那么，按照原同志的说法，生物没有再适应的能力，它是什么样就只能是什么样，我们只能束手等待自然的恩赐了。
袁蕙
第6版()
专栏：
祖国医学是伟大的宝库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骨科 陈景云
我院骨科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即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骨折。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这是一个好方法，有显著的优越性。不但我全科的工作人员都热爱这一方法，伤员对这一方法也表示十分欢迎。
它体现了祖国医学是伟大的宝库。一九五八年，我院骨科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响应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号召，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方法。从兄弟医院请来的中医大夫，热诚地帮助我们。我们从他那里学习了正骨八法以及小夹板的固定方法，并很快尝到甜头。当我们看到骨折以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速度愈合、而伤员又在比以前快得多的时间内恢复了工作时，我们非常高兴。一九六二年底我们曾对这一工作，作了小结，并从病例中找出治疗骨折的疗效差异。以骨折愈合日为例，成人肱骨干骨折的愈合日，比以前缩短一半还多。用这方法治疗尺桡骨干骨折和胫腓骨干骨折，也都有类似的效果。如此缩短的治愈日是在国外的同样报告中从未见过的。从这一经验，我们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深深体会到祖国医学真是伟大的医药宝库，从这一宝库中，我们可以吸取许多有益的知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发展世界医学作出贡献。这一方法的开展，不但提高了我们的医疗质量，还改造了我们之间许多人的洋奴思想。
它较好地符合骨折愈合所需要的活动和固定的条件。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动静结合原则，比较符合于骨折愈合的自然规律。有的西医认为石膏固定比小夹板固定牢固，因此用石膏固定可以减少骨折畸形愈合。天津人民医院的经验否定了这一看法。我们自己的实践也证明用小夹板固定后，畸形愈合是减少，而不是增加。
它可在战时为许多伤员服务。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是一个大众化的治疗方法，即使是在最偏僻的地区也可以找到治疗所需的条件，因此它能够在平时到处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同样，在战时也能为伤员服务。
最近读了天津市人民医院骨科尚天裕副主任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论述，我的收获很大。就报道资料看，天津市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应用中西医结合的范围比我们广，所获得的疗效也比我们高。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毛主席实践论的思想为指针，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道路，治疗了五千四百多骨折病人，还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骨折治疗的理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事。我今后应更好地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极端热忱、极端负责地为骨折病人服务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敢于打破旧框框，洋教条，善于取古今中外之长，走革新创造之路的英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