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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紧紧抓住政治这条生命线
——广西陆川人民艰苦奋斗把“苦川”建成“米粮川”
陆川县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换精神地换样，苦川变成米粮川。他们的体会是：路，是人走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得越好，大寨的革命精神越发扬，人们走路的步伐就越稳健，越迅速。
编者按：对待困难和成绩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县委的革命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困难，就是矛盾。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领导农业生产，同领导别的工作一样，不可能不碰到困难。对待困难，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第一，承认它；第二，不怕它。有了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才能找到克服困难的正确办法，最后战胜困难。
战胜了困难，就前进了一步，就取得了成绩。对于成绩，也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工作越有成绩，工作越是顺利，越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到薄弱的环节，订出新的奋斗目标，乘胜前进。
在这方面，陆川县委作出了好榜样。一九六三年，陆川县遭到了特大的干旱，也就是说，碰到了特大的困难。在困难面前，县委有勇气，有办法，带领群众向困难进军，不但战胜了干旱，而且夺取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年产量。大旱的一年，成了大转变的一年！更可贵的是，陆川县委没有躺在已有的成绩上，而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借着大庆、大寨的两股东风，抓思想，添措施，抓先进，促后进，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热潮，结果赢得了一九六四年的粮食继续高产，赢得了一九六五年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三年内，陆川县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困难的考验，也经受了成绩的考验，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目前有些同志，对待困难和成绩缺乏正确的态度。困难当头，常常畏缩不前，背起“悲观丧气”的包袱；一旦工作有了成绩，常常为胜利所陶醉，又背起“趾高气扬”的包袱。背上有了包袱，怎样领导群众前进呢？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
我们要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说的：“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陆川县，以六条河川发源于县境而得名。河浅沙多，历来旱涝兼害。全县三十四万多人口，只有三十三万亩农田，平均每人不到一亩田。解放前的正常年景，粮食平均亩产量才三四百斤；遇上灾年，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那时候，陆川是一个缺粮的苦川。
解放后，全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农业集体化的大道前进，粮食生产逐年有所发展。到一九五八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六百八十八斤。但是，直到一九六二年前，这个县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十分稳定地、较大幅度地增产，有时高有时低，长期在六百斤上下打转。
但是，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最近三年，陆川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在生产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九六三年，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七百二十斤，比上一年亩产量增加一百三十四斤。一九六四年，平均亩产八百二十六斤，比上一年增加一百零六斤，提前三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全县平均每个农户向国家交售粮食一千斤。今年，早稻平均亩产四百六十五斤，比去年增加七十三斤，晚稻也获得了增产。据初步统计，全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了九百斤。全县的林业、畜牧业，及其他副业，在这个期间也有了新的发展。陆川县已由昔日缺粮的苦川，变成了富饶高产的米粮川，得到“广西的大寨”的称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陆川县委领导同志说：这个变化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是全县人民和干部思想革命化的结果。路，是人走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得越好，大寨的革命精神越发扬，人们的步伐就越稳健，越迅速。
大转变的一九六三年
这个县的大转变，并不是开始在风调雨顺的年月，而是在特大干旱的一九六三年。这年，烈日干风，烧着人们的心。困难就象大山一样，压在人们的身上。怎么办？陆川县委抓住了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号召群众向困难进军。各级干部走上第一线，参加抗旱，领导抗旱。结果，大旱之年赢得大增产。
一九六三年，陆川县遇上了特大干旱。从头一年的八月到这一年的四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全县六条大河都断流了，二百一十三处水库，仅有三处库底有一点死水。往年，清明前后全县就基本插完秧；这年清明已过，全县插秧还不到一半。许多田里，白蜡蜡一片。烈日干风，烧灼着人们的心。困难就象大山一样，压在陆川人民的身上。
正在这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象一场及时的甘霖，浇旺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勇气。陆川县委的同志分析了全县的形势，认为在困难面前，必须采取进攻的姿态，顽强斗争，因此号召全县人民鼓足干劲，艰苦奋斗，争取水田大增产，旱田不减产或小增产，在大旱之年创造奇迹。
这一年的年初，全县农村抓紧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抗旱抢插和抗旱保苗的斗争中，全县人民迎着困难，同心协力，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决心：“抗旱抗到天低头，大旱之年保丰收！”全县十四万多农业劳动力，就有十一万七千多个战斗在抗旱最前线。各级党政机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也都到了抗旱第一线，参加抗旱领导抗旱。全县干部、群众从播种到收割，在抗旱上付出的劳动工日就达二百八十五万个。另外，还用了一百七十七万多个工日，完成了在一九五八年兴修的十大水利工程的配套工作；新修了中小型水利工程五百八十三处。
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冲天的干劲，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九六三年的粮食生产，除了少数地区减产外，大部分地区都增产。保水田和原来的低产田，增产幅度更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千多万斤，比一九六二年增长一成四，平均亩产达到七百二十斤。总产和亩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年产量。人们亲身体会了“人的因素第一”和“精神变物质”的道理。大家都说：“苦斗出奇迹”。
跨“纲要”的一九六四年
同困难的搏斗，增加了人们的信心和才干；大增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陆川县委总结了各种增产典型的经验，分析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借着大庆和大寨两股东风，在全县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结果，全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前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成为广西粮食稳产高产的旗帜。
一九六三年的大增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鼓起了人们争先进、争上游的革命干劲，激发了全县人民大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经过一冬一春，全县保水田面积由原来的十七万亩增加到二十万亩，水利灌溉面积由原来的二十八万亩增加到三十一万亩，全县基本上闯过了水利关。
一九六四年春天，县委调查总结了二十二个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增产典型单位的经验，找到了在不同条件下大幅度增产的途径。县委又分析了全县粮食增产的潜力。一九六三年，全县亩产八百斤以上的高产田，仅占总面积百分之二十五，而亩产五百斤以下的低产田占百分之三十二，亩产五至八百斤的中产田占百分之四十三。这种不平衡，反映出有些地区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
县委认为，在全县水利基本解决、农家肥和商品肥大量增加、水稻良种也大面积增多的条件下，如果充分地发动群众，认真推广先进单位的增产经验，那么，在亩产七百二十斤的基础上，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亩产八百斤，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在春耕前提出了“夺取亩产八百斤”的口号。
这时候，大庆人奋发图强为祖国建设新油田的革命事迹，传到了陆川。大寨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事迹，也传到了陆川。县委借着大庆和大寨两股东风，到处大宣传，大动员，在全县掀起了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超运动。
陆川人民懂得，要实现八百斤并不是容易的事，必须象大庆人大寨人那样，下苦功夫，做笨工作。这一年，大批领导干部长期在生产队蹲点办样板。县委常委的主要干部大都蹲到低产地区，抓低产赶高产。他们总结推广了磷肥改土、水土保持、更换良种等改造低产田的经验以后，全县低产田的面貌大改观。历来低产的平乐、马坡两个区，就增产一千多万斤，占全县增产数的三分之一。
全县还从九百多个高产队中抽调出二千多名思想红、技术高的老农和青年，以区为单位，在各个主要农事季节，分头到一些低产社队，登门传经送宝。
人们继续大搞水利、整修农田。这一年，在水利上共用了六十九万多个工日，完成七十七万土方石方。在改土方面，压绿肥，施磷肥，挖沟排水，降低地下水位，在不少田里掺上了沙和泥。在开辟肥源方面，全县平均每户养猪一头半，存栏猪发展到十一万四千多头。冬季绿肥由前一年的三千亩扩大到十万亩。早稻良种扩大到百分之八十六。粪坑、粪房、猪栏、仓库等基本建设，增加了一大批。对于看准了的关键性的增产措施，他们狠抓、细抓、一抓到底。例如培育壮秧、合理施肥、科学排灌等先进技术，每个时期都有领导干部蹲点，和技术人员、老农三结合，做出样板，然后组织现场参观，检查评比。
陆川人民以大寨为榜样，大学大比，追赶先进，到一九六四年结束的时候，生产面貌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全县在这一年里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二十六斤，提前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成为广西的粮食稳产高产的旗帜。全县亩产千斤以上的生产队，由原有的二百一十二个增加到四百五十一个；亩产千斤以上的公社，由原来的两个增加到九个。有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五个生产队的全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增长了五成以上。
全面发展的一九六五年
全县连续两年大增产，的确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是，有些人却陶醉于已有成绩，不愿继续前进。有些人产生了消极畏难情绪，看不见进一步全面发展农副业的有利条件。这时，陆川县委便号召干部和群众带着上述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结果，一学就灵。多种经营的门路有了，粮食也更上一层楼。
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连续两年赢得了粮食大幅度增产以后，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法？新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更好地完成一九六五年的新任务，陆川县委在今年年初对全县的情况作了一次调查，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在突出抓好粮食增产的同时，积极发展了多种经营。这些社队，在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时候，有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例如龙化公社的第六生产队，仅仅由于去冬种了九亩烤烟收入的现金，今年春耕就买回两头耕牛，一批化肥和石灰，社员的现金收入也增加了。
另一种是，出现了一些所谓“高产的穷队”。例如官田公社上垌生产队，虽然粮食连年增产，但多种经营没有搞起来，集体的生产投资和社员个人看病、理发、孩子上学、买油盐等费用，都要卖粮食来解决，要想扩大生产投资，感到力不从心。
这种情况说明，以粮为纲，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已经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这就是下一步棋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县委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针，及时地提出全县在一九六五年实现粮食亩产九百斤，现金收入平均每人五十元（去年是四十元）的奋斗目标。
事物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任何时候思想政治工作都要走在前面。县委虽然提出了新的目标，但在有些人中却存在两种不健康的情绪，障碍着新的跃进。一种是骄傲自满情绪，陶醉于“亩产八百斤县”的既有成绩。一种是消极畏难情绪，认为搞多种经营门路不多，耕畜不足，劳动力安排有矛盾，等等。
这时候，县委就号召带着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着重学习“一分为二”、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观点，学习为人民、关心群众生活的观点。通过学习，广大干部认识到，要不要大搞多种经营，归根结底是一个有没有群众观点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增加社员收入、巩固集体经济的大问题。
在县、公社、生产队逐级制定全面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县委提出了发展全县多种经营的具体方针：“大种大养，长短结合，以短养长”。根据本地的特点和特长，着重发展“六种、六养、三园一山”。六种是种烤烟、黄麻、甘蔗、水果、茶叶、林木。六养是养猪、牛、蚕、鱼、蜂、家禽。三园一山是：经济作物园、果园、竹园、速生林山。
许多事情，看起来很难，而一旦认真去抓，抓得对路，其实用不了太久，就能见效。陆川县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就是这样。虽然现在还不到年底，但据有关部门预计，原来的计划到今年年底是完全可能完成的。全县在今年一年中，种下的荔枝、龙眼、柑橙、木菠萝、乌榄等果树，就有三十三万多株。新种的竹子也有三十万株。这些果树和竹子大部分成活，生长良好。五年以后这些果树就可以结果。
增产粮食这一条纲，今年也举得更高了。过去所有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方法、好措施，今年都继续全面加以推广和发展了。今年的早造和晚造都有了更好的收成。
但是，这些成就并没有成为陆川人民继续前进的包袱。最近，县里的干部正在热烈谈论着如何迎接即将来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他们正在更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不断地总结经验，摸索规律，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黄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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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泉人民公社社员在开辟梯田、梯地。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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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司法机关作出决定
宽大释放一批坦白悔罪的美蒋武装特务
被释放的六十四名美蒋武装特务和十二名运送特务的船员，坦白交代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并用亲身经历，驳斥了美蒋反动派的骗局，表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作人，以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恕
新华社十四日讯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司法机关，最近对一九六二年以来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降的六十四名美蒋武装特务和运送武装特务的十二名船员，因为他们能够坦白悔罪，决定免予刑事处分，宽大释放。
被释放的六十四名美蒋武装特务中，有纵队正副司令、支队正副支队长十人，正副参谋长四人，电台台长三人，一般队员四十七人。
这些美蒋武装特务和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员，经过人民政府的教育，亲眼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识破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骗局，坦白交代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司法机关，鉴于他们能够坦白悔罪，根据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决定对他们免于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安置他们适当的工作。家在台湾，本人又愿意回去的，人民政府允许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
这六十四名美蒋武装特务和十二名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员，在得到人民政府予以释放的通知之后，都深深感激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大处理。他们从自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一切投靠美帝国主义、进行反人民勾当的人，都逃不脱人民的惩罚，只有投靠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们一再表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宽恕。
被宽大释放的六十四名美蒋武装特务是：
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在广东省海丰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二纵队”中尉组长吴尚文，中尉队员戴坤、曾能发；一九六二年十月七日，在广东省惠阳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三纵队”中尉队员萧延疆；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广东省电白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五纵队”中校副司令陈业基，中尉队员叶社宁、曾达明、丘维新、严俊辉、林斌；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广东省电白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六纵队”上校司令莫如森，中校副司令莫凡，上尉副司令王士武，中尉组长萧光剑、陈金荣，中尉队员孙帝生、陈国琪、萧信明、张卓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广东省台山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七纵队”队员贾德生、刘泽恩；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广东省中山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少尉特务陈唐德；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广东省海丰县偷渡登陆的蒋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第九十一支队”上尉支队长姚尹粦，少校副支队长邓国英，上尉参谋长李春信，少尉副参谋长黄祖绸，上尉电台台长张和明，少尉大队长庄水长，少尉副大队长陈世珍、曾昭咸；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广东省陵水县空降着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特务机关“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C·C·）准尉特务符锦富；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浙江省平阳县偷渡登陆的蒋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上尉参谋长杨廷尧，少尉中队长屠永兴；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浙江省永嘉县偷渡登陆的蒋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第十一支队”少尉中队长郑连棠；一九六三年十月六日，在山东省海阳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二纵队”上校司令张吉元，中校参谋长温洁民，少校电台台长方行舟，中尉副支队长崔丰田，中尉队员初善云、阎学泮、曾孝廉、刘子正、夏克钧；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在江苏省射阳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八纵队”中尉队员冯进仁、孙强干；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浙江省黄岩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浙江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六纵队”上校司令吴佑江，中尉队员吴德明、陈国声、陈宽文；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广东省万宁县偷渡登陆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一纵队第二支队”上尉支队长蔡东佑，上尉电台台长骆永廉，中尉队员李昌进、邢儒新、吴天顺、李汉璧；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在福建省霞浦县捕获的蒋匪情报局武装特务国庆林、顾祝林；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在福建省长乐县捕获的蒋匪情报局武装特务林载根、林祖煌；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在福建省连江县捕获的蒋匪情报局武装特务宋连清、倪尾尾；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在江苏省启东县捕获的蒋匪情报局“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十九纵队第一支队”少校支队长陈尔昌，少尉队员王厚德，中士队员刘正海。
被宽大释放的十二名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员是：
王文福、杨才寿、庄自修、夏春安、杨居发、曾启昭、洪益修、熊建富、沈进富、吕子绵、许猪江、张海泽。
新华社十四日讯 最近被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司法机关宽大释放的美蒋武装特务，在关押期间，经过我公安机关的教育改造，坦白交代了他们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充当武装特务的罪行，用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美蒋反动派对大陆的种种造谣污蔑，表示今后要投靠人民，重新做人。
在关押期间，我公安机关耐心地向他们交代了政策，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罪恶，还组织他们读书读报、学习国内外形势和参观工厂、农村人民公社等，使他们亲眼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有的人原来是文盲，公安机关还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其中有些人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已经识了一千多字。家在大陆的人都同家属取得了联系，会见了亲属，了解了亲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获得宽大释放的这些美蒋武装特务，都坦白交代了他们充当武装特务的经过。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过去在大陆上被蒋匪抓去当兵，这次又被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送到特务机关训练后派到大陆上来卖命的；有的人是在生活无着、走投无路的时候被骗进美蒋特务机关里去的。美蒋特务头子向他们肆意污蔑大陆情况，并且宣传什么他们到大陆后如果被捕或投降，就会遭到“严刑拷打”、“抽筋剥皮”；一些蒋匪特务头子还用加发薪饷、升官和同他们“结拜兄弟”等手段来笼络他们，布置他们互相监视，实行“连保连坐”，企图使他们在这些威胁利诱下死心塌地去为美蒋卖命。
这些美蒋武装特务说，他们登陆后的切身经历证明，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种种宣传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大陆人民生活幸福，他们到大陆来进行破坏活动，对祖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美蒋武装特务只有向人民投降才有出路。一九六二年十月间在广东省电白县偷渡登陆后被我活捉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五纵队”的“中校副司令”陈业基，“第六纵队”的“上校司令”莫如森、“中校副司令”莫凡等人说，蒋匪情报局局长叶翔之曾一再向武装特务吹嘘说：“只要你们一登上大陆，一定会得到大陆同胞的拥护与爱戴”。这些鬼话曾使他们半信半疑，结果他们爬上岸后，惊魂未定就被军民包围在一个山沟里，人人吓得发抖。他们被捕后在押解去电白县城途中，看到有许多群众拿着各种武器来搜捕他们，连老妇和小孩都对他们怒目而视。他们说，这些事实使他们认识到，祖国大陆根本就没有美蒋武装特务的容身之地。许多武装特务说，他们在关押期间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吃得饱穿得暖，管理人员对他们不打不骂，更不用说什么“抽筋剥皮”了。他们自己过着饱暖的日子，倒担心他们在台湾的家属怎样活下去。
这些武装特务在关押期间，管理机关组织他们参观了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和商店等等。他们对照台湾情况，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深为感动。特别是有许多人的家属在大陆的，同自己的家属取得联系后，了解到亲人今天的幸福生活，对自己的罪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海南岛偷渡登陆后自动向我缴械投降的蒋匪情报局“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一纵队第二支队”的“上尉电台台长”骆永廉说，他曾回到广东省花县探亲，亲眼看到了他的家乡炭步公社的巨大变化：电动排灌站建立起来了；他童年时熟悉的一些只长草的荒地，现在被改造成了亩产千斤的良田；千百年来威胁着当地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也已绝迹。他的贫苦家庭也获得了大翻身。他的家人，不但不象蒋匪帮宣传的所谓“受到歧视、虐待”，而是生活得和旁人一样好。他的哥哥现在是小学教师，嫂嫂是供销社售货员，妹妹是毛巾厂工人。这些事实，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过去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这个特务支队的支队长蔡东佑也在与家属通信中知道，他的母亲在成立人民公社后受到了照顾，生病后由人民公社予以治疗，病死后由人民公社帮助埋葬，这些事实使他深受感动。一九六三年六月在浙江平阳县偷渡登陆的蒋匪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上尉参谋长杨廷尧、一九六三年七月在浙江永嘉县偷渡登陆的蒋匪特种军事情报室“反共挺进军第十一支队”少尉中队长郑连棠，都以自己家庭今天生活美好的事实，揭露了蒋匪帮关于蒋军在大陆家属受到“虐待”的欺骗宣传。杨廷尧家在四川万县，全家十口人，现在七个大人都在工作，三个孩子在上学，生活很好。郑连棠说，他母亲解放前为了生活到宁波给人当佣人，后来同他失去了联系，生死不明。这次政府帮助他在上海找到了母亲，去年七十岁的老母亲还从上海赶来看他，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母亲要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使他非常惭愧。
这些武装特务在获得宽大释放的时候，一再感谢人民政府给予的宽大待遇，表示要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来报答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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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恶从善就有前途
本报评论员
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五省的司法机关，最近宽大释放六十四名表现较好、能够坦白悔罪的美蒋武装特务和十二名运送特务的船员，并负责安置他们做适当的工作；家在台湾、本人愿意回去的，允许他们回到台湾，同家人团聚。
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分子，一贯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这个政策，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巨大威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豢养的一切反革命特务分子，只有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才有生路，才有光明的前途。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力，只有死路一条。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总是错误地估计人民的力量，把幻想当成现实，拼命地向他们的娄罗进行欺骗宣传，驱使娄罗为他们卖命。今日之域中，已是人民的天下。如果你们不服气，那就再来试试吧！你们来一批，我们消灭一批；你们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你们从那里来，我们就把你们消灭在那里。我们再次向美蒋武装特务提出警告：如果你们甘心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命，胆敢来犯，那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你们不愿替美蒋卖命，主动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就会受到人民政府的宽待，有功的还能受奖。被俘被捕以后，只要真心悔改，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就能得到宽大。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抉择吧。
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美帝国主义正在向南越大量增兵，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并且不断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和战争挑衅。同时，美帝国主义指使蒋介石匪帮加紧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窜扰和破坏活动，继续派遣特务分子到大陆上来捣乱。但它来得越多，必然失败得越惨。
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
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是逃不脱这样的命运的。我国人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和公安部队、边境和沿海的公安机关和民兵同志们，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保卫我国的边防和海防，把敢于来犯的敌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