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历史的要求 历史的权利
——从部队优秀短篇小说看社会主义文艺英雄形象的创造
李希凡
编者按：近些年来，我国的业余文艺创作，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繁荣景象。广大工农兵青年业余作者，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遵循着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适应着革命斗争的需要，用各种文艺样式（特别是“文艺的轻武器”——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独幕话剧、曲艺等），用鲜明的色彩、雄壮的调子、豪迈的语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热情地歌颂了我们伟大的时代，表现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不断革命、胸怀世界的革命理想。近年来出版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选集》、《新人新作选》、《新人小说选》、《萌芽丛书》，就是我国广大青年业余作者丰富的创作成果的一部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新人新作，尽管还带有新生事物某些难免的缺点，但是，他们以一批光采熠熠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有力地回答了“写中间人物”之类的错误理论，说明为什么必须是工农兵英雄人物而不是“中间人物”占据社会主义文艺的主导地位；为什么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创作“路子”是“宽”了而不是“窄”了；能不能以及如何反映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还是要“现实主义深化”，等等。这些新人的创作，已经并将继续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以及文艺领域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作出贡献。
只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推动我们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只有热情关怀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才能促进他们更快地成长。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为了配合会议，本报将陆续发表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花，需要众人来浇，才能开得鲜艳，开得繁茂，希望广大读者、评论工作者都来关怀青年业余作者的成长，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推向新的繁荣的高潮。
一
在社会主义文艺里，究竟是工农兵的革命形象应当占据主导地位，还是所谓“中间人物”应当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究竟是革命的群众、革命的英雄人物能够体现矛盾斗争的性质和方向，还是“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社会主义文艺大写英雄人物，究竟是把创作的“路子”写“宽”了，还是写“窄”了？这是我国文艺战线上进行着的一系列论战的突出焦点，它关系着我们文艺的性质和方向。拆穿来讲，这实质上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里争夺主人公地位的斗争，而树立光辉的社会主义英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坚定不移的历史的要求、历史的权利。在这场斗争中，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的业余作者不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参加论战，有力地揭露和驳斥了关于“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而且以他们所创造的光采夺目的社会主义英雄形象参加了战斗。《解放军文艺》举办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征文的丰硕成果，就是最有力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只看看部队的优秀短篇小说是怎样回答创造社会主义英雄形象的这个历史的要求、历史的权利的。
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最敏锐的感官。尽管在文艺思想斗争中，两种阶级力量在理论上的交锋，并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但是，从文艺史的角度来看，两种不同倾向的斗争，在创作领域里却一定会留下对峙的“形象”。正当有些人在大肆鼓吹“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和创作的时候，部队的短篇小说，却唱出了响亮、高亢的社会主义革命英雄的赞歌。一边是号召作家“着力”去描写所谓“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一边却创造了激荡着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开顶风船的角色”。不能把部队青年作者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和“写中间人物”的理论同时出现的客观上的对峙，看成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是文艺史上的必然。在思想战线上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会寻找它的代言人，为它争夺思想阵地；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生活真实，也必然要求自己的文艺家树立起鲜明的旗帜，向着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开顶风船”，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
《开顶风船的角色》里的鲁牛子，在练兵生活中的顽强执着、勇于向困难和自己弱点进行不断冲击的革命精神，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时代英雄人物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概括。而在部队近年来的优秀短篇小说创作里，它又只是第一支赞歌，随之而出现了灿烂的群星。
《刀尖》里的刘明远是个说话不多却善于思考的普通战士。他做着平凡的炊事员的工作，但心胸广阔，眼光远大。小说里刘明远的处境是，全连已开往前沿练兵，只他一个人留守营房，他却毫不松懈，虽是一个人要料理很多事务，仍然抓紧一切时间练习火线送饭的战备科目。自定的紧急集合晚了半分钟，还要嘱托班长黄四虎向上级汇报，特别是他给新战士白兰芳的那封“检讨信”，多么丰富地展示了一个革命战士的精神境界！用他的话来说，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只看到东海前线对面岛子上的美蒋反动派，那就看得太近了，因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这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战士，不仅要做好东海前线的“刀尖”，而且要放眼世界，做好世界革命的“刀尖”，才能“永不卷刃，永远光亮”。《高山峻岭》里的洪家根，当所做的一切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他被认为是一个“好出花花点子”的调皮鬼，可是，当团政治处主任章健揭开了这个青年战士的心灵的盖子，人们却看到了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攀登高峰的革命热情，在这个年轻的接班人身上表现得多么强烈！
胜利和荣誉，都是能鼓舞人们前进的。但是，革命的战士既不能在胜利和荣誉中掺假，也不能在胜利和荣誉中停息自己前进的脚步。因为美帝国主义正在我们身边点燃着侵略的战火，革命的战士必须永远保持敌情观念，睁大警惕的眼睛。正是为了这样的缘故，《五十大关》里的指导员章有法，才向老战友缪东化和二班长周大山展开了严格的思想斗争；正是为了这样的缘故，《在师指挥所里》的黎师长，才在击落敌机的胜利中，毫不松弛地抓紧三八作风；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接旗》中的二台台长陆光远，才在“夺旗评比赛”揭晓的时刻，不肯立即接旗，一而再地进行突击考查，揭露薄弱环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沉船礁》里的大队长严明才在大风浪之夜要年轻的副舰长指挥军舰通过沉船礁，向他的自满情绪敲起了警钟；《迎春曲》里的团长赵长程，也在新年之夜，给保持了“常胜英雄连”光荣称号的连长王忠拟出了“迎春”的新课题，使他从自己的思想上找到了来年工作的“出击点”。
在这里，有的是普通战士象鲁牛子、刘明远、洪家根，有的是连、团甚至师的指挥员，象章有法、陆光远、严明、赵长程、黎镇远，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着不同的责任，但是，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却有一种共同的新的素质，新的特点，新的光辉。如果简略地加以概括，那就是他们虽然身处和平环境，在大多数场合，是在和假想的敌人作战，却不肯拣近便的道路走，而是自觉地溯逆流，攀险峰，身在部队，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大练过硬本领，永不满足已得的成绩，随时随地都自觉地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要求战友，寻找向新的水平前进的“出击点”，鼓足马力向更高的境界不断猛进！时刻准备着给可能来犯的敌人以迎头痛击！
二
我们当然不能忘却，为革命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这是人民战士的英雄本色，这是党和毛主席几十年教导出来的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正如罗瑞卿同志在《学习雷锋》一文中指出的：“我军指战员从来就有一种最高贵的品德，这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这种品德，在董存瑞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董存瑞；在黄继光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黄继光；……雷锋就是上述英雄人物在新的环境中的化身。”这就是说，党和毛主席教导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既经得起流血的阶级斗争的考验，也经得起不流血的阶级斗争和建设生活的考验。无论环境怎样千变万化，革命无产阶级的英雄本色则永远不变。就象烈士王杰所说的那样，“在战场上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在平时安心于平凡的工作，乐于做平凡的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民主革命时期的英雄战士，和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代代相传正是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民主革命时期的永垂不朽的英雄们，至今仍然能激励人们的革命斗志，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欧阳海和王杰，都曾以董存瑞、黄继光，作为自己前进中的榜样。而且今天掌握着方向盘，培养了雷锋、欧阳海和王杰的，也正是走过了民主革命光荣道路的英雄的老一代。不正是章健、黎镇远、赵长程、严明，在引导着那些年轻的指挥员和战士不断前进吗？
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竟又是两个不同的时代，阶级关系、阶级矛盾、斗争方式也都有所不同。董存瑞的英雄形象，表现在与碉堡同归于尽的“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崇高理想上；红岩英雄们的伟大，反映在“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英雄誓言中；而雷锋和王杰的动人的英雄业绩，却不仅是表现在他们时刻准备着“把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的革命行动上，而且表现在他们随时随地在做建造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石”的顽强毅力里。用王杰的话说：“在工作中要做一个‘万能螺丝钉’，党把我拧在那里，就在那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用雷锋的话说：“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那个自己出“点子”“整”自己的鲁牛子，那个对自己一丝不苟的刘明远，以及那些在练兵生活中不断给自己和战友出难题的英雄指挥员们，不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雷锋和王杰这种“傻气”吗？
这难道真是“傻”吗？不，这正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新的素质，新的理想的闪光。它的名字叫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伟大出于平凡，这新的英雄主义大量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而到了严重的时刻、紧要的关头，同样会产生临危不惧、忘我献身的英雄行为。
列宁曾经说过：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比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任务是更加困难得多，“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列宁称这种“英勇精神”为“终身英雄主义”。
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需要从平凡中发掘这种伟大的品质。多年来，这曾经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领域里的困难的课题。它之所以困难，首先是由于我们不少文艺工作者缺乏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没有深入工农兵，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从实践中取得认识它的能力。雷锋、王杰的出现，为人们打开了眼界，他们的全部性格的美，向人们展示出共产主义战士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使人们看到了，在平凡的日常劳动和工作中，也同样需要顽强的意志，需要燃烧着的永不熄灭的战斗热情。而部队优秀短篇小说的贡献，也正在于它在部队生活的特殊领域里，开始展现了社会主义英雄形象的这种时代精神的美。
无论是严格要求自己、永不满足已有成绩、不断向自己的弱点冲击的鲁牛子、刘明远，还是从难从严地要求部下，竭尽全力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严明、赵长程、章健，在他们面前，都还没有真实的敌人出场。但他们却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相反地，一切从练为战出发，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一分为二，不断地找寻自己的弱点，不断地提出更高的要求，随时随地把自己融合在党的事业里，随时随地在准备着夺取最难攻破的堡垒。如果在平时没有这种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没有这种“火车头”和“老黄牛”的精神，也就很难想象到了关键的时刻，会产生欧阳海、王杰那样不怕死的英雄行为。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蕴藏着伟大，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然具备的崇高品质。这样的性格，这样的英雄人物，难道仅仅是部队所需要的吗？《开顶风船的角色》的作者任斌武说得好：“一个战士（或者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学生）只要具有这种精神，他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就会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的革命事业今天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未来的征程上将有不少艰难险阻，风浪危礁，多么需要有这样的战士，多么需要有这样的革命精神！”农业战线上涌现出来的“灾荒大吓不倒，困难大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荣誉大夸不倒”的大寨英雄，工业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把“大地当床，星月当被”、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坚决拿下了大油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骨气的大庆英雄，不正是以同样崇高的精神境界，忘我的战斗风格激励着我们吗？而在三大革命运动里，也恰恰是这样的革命群众，这样的英雄人物，在缔造着我们的幸福的今天和明天。王杰说得好：“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组成了伟大的事业，正是这无数做‘平凡’工作的人，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那么，为什么反映这个时代的革命文艺，就不应当让这样的英雄人物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呢？今天，事实仍然是：无论是大庆式的英雄人物，或大寨式的英雄人物，都还没有在文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部队的优秀短篇小说所以如此激荡人心，就在于他们把这样的英雄人物放在主导地位，树立了正面体现时代精神、鼓舞和号召人民前进的革命形象。当然，比之出现了雷锋、欧阳海、王杰的伟大的部队现实，即使部队的文艺，也还不是写得太多，写得很丰富，写得很深刻，而是应当写得更多，更丰富，更深刻，才无愧于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革命战士们的英雄业绩。
三
大写英雄人物，努力发掘我们时代英雄人物的革命精神的闪光，是不是就把创作的路子写“窄”了？是不是就会把英雄人物写成了“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从胡风到“写中间人物”论者，就都是这样杞人忧天的。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必须写阴暗的、内心分裂的人，创作的路子才是“宽”的。然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作家来说，却只有大写英雄人物，才是最宽广的创作道路。因为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人物有广阔的活动领域，尽管他们都是生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光照下，但是，同样的共产主义风格，同样的忘我无私的高贵品质，同样的艰苦奋斗、顽强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在不同职业、不同岗位、不同生活经历的具体人物身上，却有千差万别的具体表现。努力概括无产阶级的时代精神的共同的本质，不仅不会泯灭个性，而且给丰富地发掘个性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即使是雷锋和欧阳海这两个同是贫农出身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也有着多么不同的丰富的个性表现啊！
个性的特征总是要比共同的本质丰富得多，毛主席说得好：只有“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只有“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只一次强调：“生动性和丰富性”和“这一个”的独特性，“精确的个性描写”，“过着现实的、丰富的生活”，是创造典型性格的必要条件，他们反对“把个性完全消溶在原则里”，反对“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可见，敏锐地发掘和把握人物的个性特征，是作家创造艺术形象必须具备的能力。
但是，这不等于说，共同的本质的概括，对作家的创造个性，捕捉个性化的特征，毫无作用或作用不大。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没有对共同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概括，也就不会孕育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鲜明个性。《开顶风船的角色》中的鲁牛子在生活中并不是只有一个素材原型。据作者说：他“所在的那个海防部队，是一块神枪手的盛产地，优秀的神枪手层出不穷，而且一个比一个过硬。”即使从素材原型具体的启示来看，鲁牛子的影象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一个是由于识别敌机过不了关而引起变化的“球迷”，一个是不肯承认子弹挂边算自己命中成绩的“傻兵”，一个是由于自己急躁、冲动，命中率不强，而有意识地向自己弱点冲击的“专演小武生的业余演员”。作者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共同的性格和许多闪光的东西”，才在脑子里“很自然地凝结成一个统一和谐的形象——一个自觉的阶级战士的形象。”很明显，在这里，作者对于这些英雄人物革命精神、革命性格的认识和概括，是作者进一步探索、开掘鲁牛子鲜明个性的基础。据《刀尖》的作者林雨谈，刘明远“这个形象，也是综合了许多不同兵种、不同职务的人物共同的思想感情创造出来的。”尽管前人也说过，作品“主人公的性格是由好多个别的特点作成的，这些特点是从他的社会群体中，他的行列中各色各样的人物里取来的。为着要近于正确的去描写一幅工人、神甫、小商人的肖象，必须好好地仔细去看其他的千百个工人、小商人、神甫。”而对创造我们时代英雄人物的作者来说，努力从渗透着时代精神的英雄群象中把握那闪光的核心，在这核心的光照下再去深入地发掘丰富的个性特点，就尤其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正在照耀着千百万劳动群众共同前进的道路，而且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象毛泽东思想这样，成为广大劳动群众共有的精神财富，指导着、支配着他们的革命行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化为移山填海的伟大物质力量。目前在我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已经成为千百万革命群众，特别是社会主义英雄人物共有的品质，共同的信念。
这种时代精神，是我们社会的独特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成果，因而，不论它的表现形式多么纷繁差异，也不论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性格有着多少个别的特点，它都只能在这共同的光照下闪耀自己的个性的亮采。革命作家不能在时代精神的概括上把握这闪光的核心，他就无法深入发掘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鲜明个性，也无法为他们纷繁差异的性格特征找到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聚光点。在这里，个性的发掘和共同本质的概括，是相互渗透、相互深化的，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无个性即无共性。但如果不能从诸种个性的反复比较、研究、分析中，概括出其共同的本质，也无法加深对个性的认识和发掘。
鲁牛子和刘明远，都是作者首先从个别性格中认识到的。而更深一步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创造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鲜明个性形象，用任斌武的话说，“吃透了人物，点亮了心”，却是在加深了对共同本质的认识之后取得的。部队优秀短篇小说所塑造的这些英雄人物，虽然性格千差万别，但渗透着他们英雄形象和精神世界的，却正是显示了这种新的素质，新的特点，新的光辉。那些倡导“写中间人物”的人，认为创造这样的英雄形象，就是“神化”，就是“一个阶级一个典型”，就会把创作的路子写“窄”了，即使不是他们有意地歪曲，也充分说明，他们的阶级偏见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也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共同的革命精神，恰恰是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照亮了人们前进道路的伟大精神果实。不能认识和表现这个共同的时代精神的源，也绝不可能对那个性的差异的流，进行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和概括。用资产阶级陈腐的文学概念，来分析这样的英雄形象，正象用斗去量海水一样，他们是不可能找出正确答案的。
四
提倡大写英雄人物，就是提倡一概不能写缺点；只写完美无缺的人物，就是提倡无冲突论。这是“写中间人物”论者的又一个“非英雄化”的论据，但这是明显的歪曲。事实上只有对生活持形而上学态度的人，才会这样看待生活、看待社会主义英雄人物。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完善，人类的发展进步就是在不断克服缺点和谬误中前进的。问题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写和怎样写。如果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写英雄人物的缺点，那势必会歪曲英雄人物；如果不从性格出发，而认为写英雄人物都必须写缺点，这同样是形而上学的。
雷锋、欧阳海和王杰，都不是生来就是英雄。他们的英雄性格的威力，是表现在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严格要求自己，勇于面对缺点、改正缺点的高度自觉的革命精神里。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有不少情节多方面地描写了欧阳海不断克服缺点的成长过程；王杰的光辉的日记本身，就是一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觉进行思想改造的热情的诗篇。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英雄形象，相反地，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我们时代的革命战士是怎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血肉丰满起来的。
在部队的优秀短篇小说创作里，有一些作品也描写了英雄人物的缺点和弱点。但是，这些英雄人物对于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从来不是采取姑息容忍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自觉的精神主动地寻找自己的缺点，主动地向自己的弱点冲击，在不断克服缺点和弱点中阔步迈进。因而，描写这些缺点和弱点，丝毫没有减弱英雄人物革命英雄主义的光采，相反地，是显示了他们严格对待自己缺点、错误的革命者的本色，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不断革命、“更上一层楼”的革命胸襟。要知道，发现缺点，特别是发现自己的缺点和发现真理一样，都是不很容易的。《高高的天线杆》里的四台台长铁健，不是曾经“被他工作上的缺点的灰尘覆盖住了，所以往往不能第一眼就看到他那发光的本质”。但是，当那位善于探索战士心灵的指导员魏震海，终于找到了打开铁健前进大门的钥匙，用铁健自己的话说：“把我这个死葫芦的脑壳敲开了”，一向含蓄寡言的铁健，不也因此“心里热腾腾的，好象烧起了一把火”，而迫不及待地要谈谈“将来”吗？这篇小说岂只是写了英雄人物的缺点，而且恰恰是通过写他的缺点，写对缺点的发现和认识过程，突出地塑造了一个象铁锤一样的坚实性格。社会主义文艺绝不排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但是必须坚决反对给英雄人物脸上抹灰，给英雄人物硬塞什么“五分钟动摇”之类的反动货色。
《沉船礁》、《迎春曲》和《五十大关》不只是写了英雄人物的缺点，还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练兵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如果说《沉船礁》和《迎春曲》写的还只是老上级嗅到了部下思想里的“不对味”的东西，通过出难题的考验，推动他们去提高认识、提高觉悟，那么，《五十大关》则完全写的是一场尖锐的思想冲突。刚来到虎山英雄连的新指导员章有法，一开始就遇到了要不要政治思想挂帅和如何对待荣誉的棘手的问题。成为对立面的，又是老战友连长缪东化，而且开口闭口虎山英雄连，开口闭口突破五十大关，投弹第一、红旗第一的锦标主义，已经沾染了整个连队的空气。矛盾是尖锐的，连长缪东化和二班长周大山的思想毛病也不能说不严重。要想使虎山英雄连健康地成长，章有法就必须向老战友这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
这里有的英雄人物虽然有缺点，但是，在作家们的笔下，都并未失去他们的革命性格的光采。《沉船礁》和《迎春曲》里的杨亭山和王忠，在老首长的帮助下，变化得非常自然。《五十大关》里的缪东化和周大山，虽然经历了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他们的转变也是写得很可信的。他们的缺点虽然受到了批评，但由于作者能够深刻地写出人物的革命品质，所以这些人物仍然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在这里，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部队作者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写英雄人物缺点的。如毛主席所说，他们的批评，“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因而，在他们的笔下，缺点的灰尘永远也掩盖不住英雄人物的革命性格的光采。
社会主义文艺不会也不应当设置固定的框框。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尖锐与否，这是要由作家所概括的题材，更确切地说，是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决定的。不过，我们却必须反对“写中间人物”论者的那种只提出矛盾，不必去表现解决问题的错误理论。因为我们的作家不是易卜生，而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文艺战士，同时他还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他的心目里，社会和生活的前途，不存在着问号。因而，他们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必须运用革命辩证法，不能让矛盾冲突摆弄人物，而是通过对生活矛盾的描写展示英雄人物的性格，展示英雄人物如何在处理和解决矛盾中推动生活和事物的发展。就作品来说，通过对矛盾冲突的揭示，则是深化主题思想的好途径。部队优秀短篇小说如《政治连长》、《沉船礁》、《五十大关》、《高山峻岭》、《神枪手和万里云》，在对待荣誉、对待竞赛、对待如何培养接班人以及如何在连队工作中突出政治等一系列矛盾冲突中，都比较丰富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生动活泼的战斗生活，也比较深刻地显示了文艺作品提出矛盾、解决问题的艺术魅力。
部队短篇小说所以能创造出这样多英气勃发的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所以能提供出这样丰富的针锋相对驳斥“写中间人物”论的好经验，这是部队在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抓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广泛开展创造四好连队的丰硕成果，也是部队作者正在向“思想过硬”“生活过硬”“技术过硬”的目标前进里程中的丰硕成果。目前好八连式的四好连队，雷锋、欧阳海、王杰式的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优秀的指挥员、杰出的政治工作者，正在大量涌现，它们已经成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取之不竭的丰富源泉。我们相信，在部队作者的勤奋努力下，将会创造出更多更丰满的体现时代精神的革命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