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一语的译法
岑鼎山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中说：“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列宁在一九二○年五月阅读该书时，就此在书上写了一段批语：
《архинеточно．Антагонизм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совсемне одно и то же．Первое исчезнет，второе останется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列宁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这本书的中译本（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把这段话译为：“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中译本第十三页）
从批语原文来看，这段话主要有以下两层意思：第一、指出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布哈林把对抗和矛盾相提并论，是错误的。第二、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而矛盾还将存在。
“消失”和“存在”二词，在俄文中用的是完成体将来式。一、表示动作的完成，而且完成的时间不是在现在，即不是在列宁写此批语的一九二○年，而是在将来某个时候；二、俄文中的完成体将来式，又包含比较肯定的语气，有“定将消失”、“定将存在”的意味。
因此，上面提到的译文没有充分表达原文的意思，容易造成某些误解，建议改译为：
“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
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立辩证法必须破形而上学
思之
革命就是改造世界，为了改造世界就要认识世界。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的、革命的哲学，来帮助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精神武器。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开展，生产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广大群众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大普及，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领会，并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中去了。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唯物辩证法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又斗争，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事物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一个事物转化为另一个事物的变动性是绝对的。
因此，马克思说，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便是批判的，革命的。
对革命者来说，他们总是希望事物不断变革的，所以他们敢于承认矛盾，并且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断地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对于一切不愿革命、害怕革命的人来说，他们害怕事物的革命变革，所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否认矛盾、回避矛盾和抹杀矛盾，来阻挠事物向前发展，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这样，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一切反动阶级和不愿革命、害怕革命者的共同的世界观。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之所以不欢迎辩证法的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推翻。无产阶级之所以欢迎辩证法的真理，是因为他们最欢迎革命。“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者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所以他们在理论上也背叛了革命的辩证法，大讲矛盾的融合，矛盾的消失，滚到形而上学的立场去了。他们把这种错误的理论同资产阶级的哲学配合，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到他们的反对革命的目的。
所以，要做彻底的革命者，必须做彻底的辩证法论者。
辩证法的对立面是形而上学。我们要立辩证法，就要破形而上学，正象要立唯物论，就要破唯心论一样。立辩证唯物论，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是兴无产阶级世界观，灭资产阶级世界观。
近些年来，我们批判了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理论，批判了“矛盾融合”“矛盾调和”的反辩证法论点。在国内，也进行了对“合二而一”论、“无差别境界”论等错误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对形而上学观点作了有力的打击。在我国的人民群众中，形而上学也同唯心论一样臭了。然而，形而上学的影响，还是相当普遍的，在实际工作中，形而上学的表现和危害还不小，甚至革命队伍中还有少数一部分人十分喜欢它。立辩证法，破形而上学，还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是思想战线的重要任务。
在现时代，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但并不等于说，思想中有形而上学影响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整个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等于说，基本上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在具体问题上不会陷入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地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各种活思想里贯彻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掌握客观真理，就会少犯错误，多做出成绩。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首先就要划清这两种宇宙观的界限。
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也有它的核心，就是否认矛盾，否认对立统一，主张矛盾融合论和阶级调和论。
无论是“矛盾融合”的理论，还是“合二而一”的理论或者“无差别境界”的理论，都是对辩证法核心的进攻，都是抹煞矛盾，否认斗争。
因此，承认不承认矛盾，承认不承认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承认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承认不承认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内在矛盾引起的，就成为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点。
承认一切事物都有矛盾，都有正面和反面，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过去的一面和将来的一面，就能够全面看问题，就能够逐步避免片面性。列宁说：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相反，形而上学的特点是片面地看问题，把对事物的某一方面的认识加以绝对化。毛主席说：“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例如对待我们的工作或同志，辩证的方法是一分为二，既看到成绩的一面，又看到缺点的一面，既看到长处的一面，又看到短处的一面。而形而上学的方法却是只看一面，并且把这一面绝对化。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对待先进的单位，只看到先进的一面，看不到其中还有个别落后的因素或薄弱环节；对待落后的单位，只看到落后的一面，看不到其中还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在困难时期，只想到困难重重，不去想还有许多顺利条件；到了形势好转以后，又只想到一片顺利，忘掉了还有不少困难条件。这都是片面的、绝对的观点。有这种观点的人，总是好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总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听不进批评的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这就是对自己绝对肯定，对别人的意见绝对否定，而不是对自己，对别人都一分为二。
我们反对把什么事情都看成绝对的，这并不是主张相对主义。事情总有主要的方面，有本质和主流。先进单位的先进一面是基本的，即使有落后因素，整个说来仍是先进单位，而不是说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都是半斤五两，没有区别，那就变成相对主义了。相对主义也是违反辩证法的。
形而上学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孤立的观点看世界。形而上学者否认矛盾，否认对立统一关系的结果也必然否认世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他们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彼此孤立，互不依赖，互不联系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统一整体的原理。一切反动阶级就是有意的用这种孤立的观点来掩盖客观事实真实联系的，来蒙群众的耳目的。在我们革命者内部有时也会用形而上学的孤立观点作为观察问题的方法，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只看到个人或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没有全局观念、整体观念，不能正确理解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从思想方法上看，这就是一种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广大群众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教育，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的体验，觉悟迅速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冲破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冲破了形而上学观点的束缚，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全局。“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站在天安门，望到全世界”，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就是辩证法的运用。最近一个时期，人民日报在《一切工作都是为了革命》的专栏下发表了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文章，他们写出了自己认识的转变，指出了象当收发，烧锅炉，收破烂等等平凡琐细的工作和革命的远大目标的联系，这些都是破形而上学，立辩证法的生动例子。
在人民日报关于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中，提出了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关系问题。这本来是一致的，但有些同志看不到两者的联系，孤立地注意对上级负责，抛开了对群众负责。从思想方法上说，这也属于形而上学。关于这个问题，耿长锁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回答得最好。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上级、下级，……是一个辩证的关系。谁是上级？公社以上是县，县以上是省，再以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上级是谁呢？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最根本的上级，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依靠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和上级是一致的。”这一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反对了形而上学的孤立观点。
实际工作中的形而上学是不少的，诸如抓了业务，丢了政治；抓了经常工作，放弃了中心工作；在生产上抓了农业，丢了副业；还有的只愿抓先进，不愿抓落后；习惯于“单打一”，而不善于“弹钢琴”，等等：这都是孤立地对待问题的表现。
用静止的、不变的观点看世界，也是形而上学的特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断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中。形而上学者否认矛盾，就是否认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固定不变的，从它们一产生开始起就是这样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就是一种典型。有些形而上学，如庸俗进化论者，他们也说有运动，但是只承认数量上的增减或位置的变动，而不承认事物内部的根本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这实际上还是不变的观点。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有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或者消极保守，无所作为的观点，这就是形而上学的静止的、不变的观点。
客观事物永远在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应该随着不断前进。正如毛主席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实践论》）又说：“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同上）在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中，有的文章提到，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了，但有的同志还是用领导小农经济的一套老办法，这就是思想上的停顿，认识没有随着客观情况转变。从领导小农经济到领导社会主义大农业，这需要领导方法实行大转变，需要思想上来一个革命，需要破形而上学，立辩证法。
比、学、赶、帮、超运动是充满了辩证法的运动，是寻找差距（差距就是矛盾），树立对立面，互相竞赛又互相合作的发展过程。许多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在运动中，或者由于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变得更加先进了；或者由于骄傲自满，松懈麻痹，变为落后了。你也可能没有绝对地落后，你的生产指标也可能并没有降低，甚至还提高了，但是你前进的速度比人家慢了，人家超过你了，相对着来说，你就落后了。“不进则退，非真退也，人进而我不进，乃见为退耳。”
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个表现是烦琐哲学。用烦琐哲学的观点作报告，写文章，做工作，就是罗列一大堆没有内部联系的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不分轻重大小，不找主要矛盾，眉毛胡子一把抓，使人如坠烟海，得不到要领，抓不住中心。这种方法，就是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批判的形式主义的方法。烦琐哲学也是我们要大力反对的。
总之，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否认对立统一，就是用绝对、孤立、静止、不变的观点看问题，这和辩证法承认对立统一规律，反对把事物的一个片面绝对化，主张从事物的相互联系、运动和变化中去认识事物的观点是根本相反的。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一天就把形而上学思想完全破除。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不能企求一蹴而就。形而上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环节。它不断地被辩证法克服着，而又不断地产生着。我们必须时刻注意它的产生和侵蚀，不断地与它作斗争。这样我们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会越来越多，形而上学思想就会越来越少，我们的思想就会越来越符合客观规律，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不断胜利前进。
第5版()
专栏：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的形而上学
西岩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表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性。
法国唯物论是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当时，它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唯心论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所以这种唯物论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
形而上学是和辩证法直接对立的，它把事物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如果说它还承认有变化，那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变更的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内部而在于事物的外部。这些都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特点。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继承了这些特点。
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用牛顿力学的尺度来观察世界，把整个世界看成好象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是许多最后不变的零件所组成的机械总和，这些零件相互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而是彼此孤立的。这些零件尽管都在进行机械的运动，但是整个机器是不变的。他们对事物采取了绝对、静止、孤立、不变的观点，追求所谓最后不变的元素，把整个世界看成是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并没有真正的变化和发展的。所以即使是法国唯物论的最先进的代表狄德罗也认为“有一些本质上不同的分子彼此结合在一块，可是它们自己又是绝对地不能分割的。”（《狄德罗哲学选集》第一○三页）另一方面，他也肯定“一切都在变，只有全体是不变的”（同上书，第五十七页）。
在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总的形而上学观点支配之下，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性，但是他们把物质的运动归结为机械的运动，即空间的转移或位置的变换。在这一点上，法国唯物论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霍尔巴赫说，“运动就是一种努力，由于这种努力，一个物体改变或倾向于改变位置，就是说，继续不断地对应于空间的各个不同部分，或是说相对于其他物体地改变着距离”（《自然的体系》，上卷，第十九页）。
但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在对于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比十七世纪的唯物论者有所进步。十七世纪的唯物论者一般都把物质和运动割裂开来，否认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因此他们明白主张物质运动的外因论，最后往往不得不抬出所谓“第一推动者”的思想而陷入神学唯心论的错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一般都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不能和物质割裂开来。例如霍尔巴赫就宣布：“如果人们问，在物质中，运动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就要回答，那是由它必须无始无终地运动这个同一的道理而来的，因为运动也象物质的广延、重量、不可入性、形状等等一样，乃是物质的存在、它的本质、它的一些原始特性的必然结果”（同上书，第三十页）。这样，法国唯物论者便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十七世纪唯物论在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而加强了他们反对神学和唯心论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是比较富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的原故。他们虽然企图把物质和运动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运动的根源在于物质内部的矛盾性。因此，他们在实际上还是采取了一种物质运动的外因论，对运动的本质表现出不可知论的倾向。例如，霍尔巴赫曾经分别所谓“获得的运动”和“自发的运动”，认为前者是由于外在于物体的原因引起的，后者则是由于物体内部的原因引起的。但是他所谓内部运动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分子的机械作用，不过为人们所看不见罢了。因此，他的这种区别是没有真正根据的，他最后不得不说：“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将会承认，严格说来，在自然界的各种物体中，并没有什么自发的运动，因为这些物体继续不断地在互相起作用，它们所有的变化都是由一些或者可见、或者隐藏的推动它们的原因造成的”（《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五七八页），并且宣称，“如果有人抱怨这种机械作用不足以说明各种运动……那我们就可以说，……物体中的最简单的运动、最常见的现象、最普通的活动方式都是无法说明的秘密，我们是永远不能认识它们的最初根源的。”（同上书，第六三五——六三六页）
法国唯物论者既然不了解物质运动的本源，所以，即使他们在对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比十七世纪的唯物者有所进步，也并没有使他们的运动观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他们仍然只能把运动看成机械的运动，不承认事物有真正的质变和发展。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十七世纪的唯物论者走得更远，公开提出“人是机器”的思想，否认自然界和社会的质的差别，否认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
法国唯物论者是机械唯物论者
法国唯物论者特别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服从自然的规律。这在当时固然起着反对宗教和唯心论的积极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从机械唯物论的观点出发，片面强调了人和自然相同的一面，完全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质的分别。他们把人看成是和其他的自然物一样的自然存在，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机械运动，从而都可以用力学的规律来加以说明。霍尔巴赫说：“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惯性力、自我引力、吸力和斥力以及自保倾向的结果”（同上书，第六一一页）。因此，“人这部机器的各种活动方式，不管是外表的还是内部的，尽管看起来或实际上是非常神奇、非常奥妙、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看出人的一切动作、运动、变化，人的各种不同的状态、变革，都是经常受各种普遍的法则支配的”（同上书，第六一○页）。所以，照法国唯物论者看来，人也只不过是一架机器。这种机器和一般的机器不同之点，只在于它是比较复杂、比较精巧而已。拉梅特里的话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不断宣称“人是动物”、“人是机器”、“人是钟表”。
这种对于人的看法是十足形而上学的。它把人完全看成自然的存在，生物和生理的存在，否认了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正是从这种对人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法国唯物论者得出了他们的抽象的、不变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霍尔巴赫说：“自保乃是事物的一切能力、力量、机能似乎不断地趋赴的共同目标。物理学家们曾经把这种趋势或倾向命名为自身引力；牛顿称之为惯性力；道德学家们则把人身上的这种趋势称为自爱”（《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五九四页）。爱尔维修把这种自爱称为人的感受性所首先表现的趋乐避苦的情感。他说：“这种情感是肉体的感受性的直接后果，因而为人人所共具，乃是与人不可分离的。我以它的永久性、不可改变性、甚至不可变换性来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同上书，第五○三页）这种根据机械唯物论得出来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它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冒充为人的普遍不变的天性，为资本主义的永世长存作辩护。如果说，这种思想在反封建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其积极的一面，那么在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反动腐朽的制度时，它就只能是完全反动的了。
法国唯物论者把人和自然都看成机器的结果，就得出他们的机械决定论的思想，认为“宇宙本身不过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的链条”，一切都服从于机械的因果规律，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存在。“偶然是一个毫无任何意义的字眼”“我们使用偶然这个字，不过是来掩盖我们对于产生所见的那些结果的自然原因的愚昧无知罢了”（《自然的体系》，上卷，第六三页），这样，他们就把必然和偶然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看不见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这种思想用于人类社会，便成为一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的观点直接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由和必然完全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了。它还表明，把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直接推广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必然导致历史唯心论。
法国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法国唯物论者的这种宿命论观点是和他们在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密切联系着的。作为唯物论者，他们肯定认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但是他们既然把自然和人都看成象机器一样，因此他们就不了解“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实践论》）这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反映只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一次完成的活动，而不是积极能动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首先，他们把人看成只是感性的存在，认为感觉只是物质对感官的一种机械作用的结果，从而把感觉看成纯粹是被动的。他们还片面夸大了感性认识的作用，企图把理性认识归结为感性认识，认为理性认识不过是一些感觉的结合和比较。爱尔维修说：“精神的全部活动就在于我们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觉察到不同的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或相异之处，相合之处或相违之处。然而，这种能力无非就是肉体的感受性本身，因此一切都归结到感觉。”（《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四三五页）这显然是把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看成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过程，否认是一个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
法国唯物论者不但不理解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他们更不理解认识的第二个飞跃，即从理性到革命实践的这一个飞跃。他们不了解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因此他们根本不懂得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使象他们中间最先进的代表狄德罗对实验在认识上的作用已经有所认识，但这毕竟还是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社会实践距离得很远。因此，整个说来，法国唯物论者的认识论是使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这样，他们的认识论就必不可免地具有消极直观的性质，不可能成为革命地改造世界的能动的反映论，所以他们这种认识论也就很自然地使他们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陷入宿命论的错误观点了。
法国唯物论者的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这种思想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反对封建主义与唯心论的积极作用，但毕竟是当时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认识的局限性的产物，从根本上说来，是不正确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它必然和唯心论一样要导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从而陷入主观主义的错误。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江淮评论》讨论
错误思想从何而来？
《江淮评论》一九六五年第三、四、五期展开了关于错误思想从何而来的讨论。基本论点是以下三种。
错误思想不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炳石、刘星同志认为，“错误思想，错误认识，主要是立场和方法问题，并不是从现实的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例如有的同志生产上有了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这主要是由于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不能说骄傲
自满是由实践中产生的。
作者说：“我们完全承认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必须了解这是就人们的认识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的，如就某一个人对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具体认识来说，就会由于离开实践，由于主观性，片面性，局限性，表面性而产生错误认识。”
译哲同志说：“错误思想也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但并不能就因此说错误的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错误思想是客观事物歪曲的、虚幻的反映……。那就是说，主观是一回事，客观是另一回事，这怎么能说主观来自于客观呢？”
作者认为，说错误思想来自于社会实践，提法本身就不恰当。作者引证《实践论》的话说：毛主席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们的思想，都是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从毛主席的话里，根本看不出错误的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意思，恰恰证明，“错误思想的产生，正是脱离实践的结果。”作者认为毛主席说的“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那句话不含有错误思想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意思。这句话只是说正确的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因为要认识事物就必须参加实践，否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错误的思想也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那么我们再提正确的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又有什么意义呢？”作者认为弄清这一点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你要懂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努力实践，积极参加实际斗争。
错误思想也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董玉琛同志认为“错误思想也同样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反映，只不过是一种歪曲的反映。它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他认为毛主席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那句话，并没有把错误的认识排斥在外。
“任何人的任何一种错误认识，都是同某种实践相联系的。有的同历史上的某种实践相联系；有的同外地的某种实践相联系；有的同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实践相联系，等等。作者举例说，以“老眼光”看待已经由落后变为先进的同志，显然是错了。但这种错误看法毕竟是与过去的实践相联系的。
当然，同样的客观事物，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所致。但是，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并不能说与社会实践没关系，因为人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依赖于一定社会的阶级的、历史的实践的。”只是不能“把错误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归根于革命的实践。”
天雄、臣璧二位同志说：“错误的思想，那怕是极其荒诞的幻想，作为一种思想，它既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而只能来源于实践，是对客观外界的一种反映。”“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因某个思想是错误的，而否认它是对客观外界的反映。”“一方面承认正确思想来源于实践；另一方面又把错误思想说成是完全脱离客观外界的纯主观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二元论的。”
当然，要具体分析。“我们说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里说的实践，指的是现实的革命实践。”“我们说错误的思想与实践有联系，这里说的实践，指的是一般社会实践。”就是说，错误思想“归根到底同某一种实践有联系，完全没有实践基础的错误思想，是不可思议的。”
文章说：“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来理解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在革命实践与错误思想关系上加以具体分析。我们更重要的应当找到产生错误思想的主观原因。例如理论脱离实践；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毛病，对症下药，在不断参加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改正错误思想。”
韦易同志看法和上述大体相同。他说，“认识论中的正确和错误是指主观对客观的关系而言的，它是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内容。……我们绝不能说认识论中只有正确的认识而没有错误的认识。”“错误思维和正确思维，都是从人们的实践中获得的。但是，错误思维的形成却又和人的主观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形成错误思维，还是主观思维活动的结果。”“在物质到精神的第一次飞跃过程中，来源是客观存在，形成是主观思维活动，这两者不能混淆。”“另一方面，就精神转化为物质来看，错误思维与实践同样有密切联系”，因为“纠正其错误，又必须依赖于实践。”“如果说，错误思维与实践是无关的，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判断正确与错误呢？”
许学东同志认为，第一，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都是来自于客观实际。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的唯物论。正确思想必须从反复实践中得来。否认这一点，就成了认识的“一次完成论”。所以他认为承认错误认识来自社会实践，就是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
错误思想有的来自实践，有的不是来自实践
孙贤兴同志认为，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范畴，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错误思想究竟从何而来，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他认为有些错误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有些就不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他举例说，“瞎子摸象”所得的片面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要合作社“下马”的思想，则是来自于错误的立场观点。用老眼光看新事物，这是由于脱离实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