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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技术革命
“毛主席常常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摘自周恩来总理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的《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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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讨论，前一段时间着重议论了如何破除迷信，发扬我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加速发展新产品新技术的问题。许多同志根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和体会，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
我们能不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并且超过世界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期就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我国的大革命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五年的一次演说里，提出了一个光辉的预言：我国人民依靠着“发愤自雄”，一定能够以“异常之速度”，打破常规，在几十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他的这个论断，当时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保皇党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就提出了所谓“拾级而升”的论点，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相对抗。
这场争论，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这个伟大理想，他们即使在理论思想战线上，也没有能够彻底战胜梁启超之流的改良主义。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来完成。但是，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我们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孙中山先生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还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就敢于向当时看来还颇为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提出了超过西方的豪言壮语，驳斥了那种认为只能跟在外国人后边一步步爬行的谬说，这种革命的精神和胆略，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今天，我们同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实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每一个设计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处在这样的时代，无疑地应当具有更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更大的雄心壮志，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奋发图强，刻苦努力，发扬独创精神，同时吸取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为我所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斗争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便于读者进行讨论和学习，今天，我们将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的毛主席有关的论述，连同孙中山的讲话，梁启超的文章，一并发表在这里。这三份材料，反映了三种思想，三种观点，一种是封建主义保守派的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观点。读者可以联系自己的思想，来阅读和讨论这些材料，提高认识，努力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
清末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论战
孙中山在一九○五年东京欢迎会上的讲话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顾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之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
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时所谓文明之中心点，如埃及、希腊、罗马等，皆已不可复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发达于数百年前耳。而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盖各国无不由旧而新。英国伦敦先无电车，惟用马车，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来而迥如隔世，前之马车，今已悉改为电车矣。谓数年后之中国，而仍如今日之中国，有是理乎？
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借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国见情事日迫，不胜危惧。然苟我发愤自雄，西人将见好于我不暇，遑敢图我。不思自立，惟以惧人为事，岂计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无他，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维新之初，亦不过数志士为之原动力耳，仅三十余年，而跻于六大强国之一。以吾侪今日为之，独不事半功倍乎？
有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
又有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
且夫非律宾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非律宾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
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鄙人愿诸君于是等谬想，淘汰洁净，从最上之改革著手，则同胞幸甚！中国幸甚！
（一九○五年八月，发表在当年十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六五一六七页）
梁启超反对孙中山、主张“拾级而升”的言论
吾颇闻论者所戴之首领。尝扬言于众曰。“中国可以一蹴而至共和。不必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如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嘻、何来此异言也。夫谓国家非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立宪可也。两者原不相蒙也。若乃铁路汽车之喻。则真闻所未闻也。夫所谓良也恶也。本属抽象的观念。非具体的观念。语政体之良恶。而离夫“人”与“地”与“时”三者。而漫然曰。孰为良。孰为恶。此梦呓之言也。故达尔文言优胜劣败。而斯宾塞易以适者生存。诚以主观的良恶无定形。而必丽之于客观的适不适以为断也。故彼以君主立宪为粗恶。以共和为改良。其前提已极不正确。今让一步。如彼言共和果良于君主立宪矣。然果如彼言。我欲改良即改良之。如改恶汽车为良汽车之易易乎。国家有机体也。信如彼言。则何不曰他树已缀实。此树可以毋绽花而获果也。何不曰人子已有室。我子可以未髫龀而为之娶也。如曰有机体说。太蔑人演。不足以例国家。则国家者人类心理的集合体也。宜无以为难也。信如彼言。则何不曰。世界既有诗古文词。吾可以毋学识字造句而能为李太白韩昌黎也。则何不曰。世界既有比例开方。吾可以毋学加减乘除而能为梅宣城李壬叔也。夫十七八世纪学者。迷于空华。醉于噩梦。谓国家如一器械焉。吾欲制则制之。欲改则改之。吾凭吾心之规矩。以正其方圆。斯足矣。近今数十年。好学深思之士。远鉴历史。近征事实。然后知其事非若是之易易。蕲拾级而升焉。“国家器械说”之销匿声迹。盖亦久矣。而岂图彼人乃摭弃置之唾余。复赘以不伦之取譬。（彼演说语尚有云，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此正是最肤浅之“国家器械说”，不知物质现象与心理现象之差别者也）。敢公然演说于号称文明社会之学界。而学界中以之为虾而自为之水母者。且若干焉。在彼人果目无余子。欺人太甚。而我文明社会之程度。抑一何可哀也。（摘自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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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爬行哲学的破产
——谈谈孙中山和梁启超的一场论战
唐琴声
六十年前，中国大革命家孙中山和保皇党人梁启超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国学习西方是不是只能按部就班？中国能不能超过西方？
那时候，正是在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清朝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国内革命势力正在迅速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织了革命团体同盟会，坚决主张经过革命来推翻清朝统治，成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即保皇党），则主张保持清朝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反对进行革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西方国家都是“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liè 列］等（即“越级”的意思）；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大多是经过君主立宪再实行民主共和的，中国也只能按部就班，决不能越级。
一九○五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华侨和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尖锐地批判了保皇党人的这个“断难躐等”的论点，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君主立宪而实行民主共和。孙中山还作了一个光辉的预言：中国将来还可以超过西方。他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而且将来“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孙中山的主张受到了梁启超的讥讽和反对。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认为中国决不能不经过君主立宪一下子就进为共和，而且，实行君主立宪也还必须以“开明专制”为过渡。这个问题，谁是谁非，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为他的反动论点辩护的时候，提出了四个反驳的“论据”。
梁启超说，如果认为西方实行共和比君主立宪好，而主张中国也可以实行共和，那么“何不曰他树已缀实，此树可以毋绽花而获果也”（为什么不说别棵树已经结实累累，这棵树就可以不经过开花便结果呢）？“何不曰人子已有室，我子可以未髫［tiáo 条］龀［chèn 趁］而为之娶也”（为什么不说别人的儿子已经成家，我的儿子小辫未扎、乳牙未脱便可以替他娶媳妇呢）？“何不曰世界既有诗古文词，吾可以毋学识字造句而能为李太白、韩昌黎也”（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既然已经有了古典诗文，我就可以不必学识字造句，便能成为李白、韩愈那样的文学家呢）？“何不曰世界既有比例开方，吾可以毋学加减乘除而能为梅宣城、李壬叔也”（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既然早已有了比例开方，我就可以不学加减乘除，便能成为梅文鼎、李善兰那样的数学家呢）？梁启超的这四个“何不曰”，问得好象很“振振有词”，其实正是摊出了他的爬行哲学的底牌。他在这一段文章的结论中说，“远鉴历史，近征事实，……蕲［qí其］拾级而升焉”。也就是说，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新近的事实例证，只能得出一步一步地前进的结论。这个跟在西方国家屁股后面“拾级而升”的论点，就是梁启超的爬行哲学的核心。按照他的逻辑，中国的政体、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文化，等等，都只能一步一步地跟着西方国家爬行，决不能逾越雷池一步。
梁启超的爬行哲学，同孙中山的中国将超过西方的预言，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照。初看起来，梁启超的“拾级而升”论所提出的一些论据，似乎也有一定的根据，因为一个乳牙未脱的小儿当然不能结婚，一个连加减乘除也没有学过的人当然不能成为数学家，等等。但是，稍加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比拟，完全是一种强辞夺理的诡辩。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类比，因为类比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启发思想，起触类旁通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把实质上不同的东西进行类比。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只是一个“乳牙未脱”、没有学过“识字造句”、“加减乘除”的小孩子，而西方国家则是象李太白那样的文学家或梅文鼎那样的数学家。这个错误的类比，恰恰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一些盲目崇拜西方的人的民族自卑感。
谁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富于革命传统和历史文化遗产，决不是“乳牙未脱”的小儿可比。当然，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到二十世纪初期，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确在许多方面比西方国家落后很多。但是，这种落后，不是绝对的、命定的、不可改变的，跟小孩子在年龄上永远跟不上大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当时中国来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统治的黑暗，特别是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九○○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觉醒。正象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演说中所指出的，“近今十年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在一九○五年即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清朝反动政府的革命浪潮此伏彼起，革命形势正在走向高涨，预示着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中必然有伟大的前途。反之，当时号称先进的西方国家，却已进入了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在“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就曾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句话，来揭示一个“辛辣的真理”，即落后和先进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八二页）可是，在身穿马蹄袖、手执洋拐仗的梁启超看来，中国是什么都不行，只能象三岁小孩子那样，跟在西方国家屁股后面学走路。这完全是大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风，大灭中国人民的志气。
再说，梁启超的“拾级而升”论，本身也是似是而非的。事物的发展，当然都要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有些“级”，的确是“跳”不得、不能“跳”的。比如树木要“结果”总要先“开花”，任何人从儿童时期到长大结婚，都要经过发育、成长的过程，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谁如果不承认它，想“拔苗助长”，就要碰钉子。但是，另外有些“级”，象梁启超所说的西方国家实现民主共和所经过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这种“级”，那就决不是不能逾越的了。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不同，发展过程总是同中有异，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模一样、一成不变。更何况“君主立宪”这种级，又根本不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所有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为什么一定非“如此这般”不可呢？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原来跑在前面的国家，为了摸索新的技术，往往需要经过一条比较曲折、复杂、漫长的道路；而后进的国家接受了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不去走它们走过的那些弯路。后进的国家虽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也有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但这时所要“拾”的“级”，跟过去人家“拾”过的“级”，显然是大不相同的；正象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造蒸汽机，都用不着象二百年前的瓦特那样，从头摸索了。这同学习“比例开方”不能超越学习“加减乘除”这个“级”，也是根本不同的。
不但如此，梁启超的“拾级而升”论，根本无法解释后来居上这个真理。从历史上看来，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速度，总是不平衡的，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有的还会出现暂时的倒退。一般说来，代表新生力量的国家，处于革命形势的高涨时期，正象旭日初升一样，生气勃勃，跃进式的发展决不是不可能的；而代表腐朽力量的国家，暮气沉沉，发展速度当然要慢得多。因此，后来居上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就拿照梁启超看来无法超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们在历史上成为先进，也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以后的事。在古代历史上，这些西方国家的文明，也远远落在埃及、希腊等国家的后面。如果按照梁启超的逻辑，落后者追赶先进，只能按部就班，踏着别人的脚印前进，那么，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就应该首先发生在近东，为什么反而发生在英、法、美等后起的国家呢？
总之，梁启超的这种“拾级而升”论，用似是而非的论据，主张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走西方国家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早已走过的老路，跟在西方国家背后依样画葫芦，不能“躐等”、“越级”，这完全是一种爬行哲学。如果照着做去，中国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永远也不能成为世界上的先进国家。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这场论战，到现在已有六十年。六十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四十四年中，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早已远远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抛在后面。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新中国建国十六年来的发展速度，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它们过去上升时期所望尘莫及的。
历史宣告了并且还将继续宣告梁启超的爬行哲学的破产。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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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机械工业彻底改革了大批产品设计
本报讯 据天津日报报道，近一年来，天津市机械工业系统的一部分工厂，开始甩开在老产品结构上兜圈子的老路，进行了产品设计革命。到现在，天津市第一、第二两个机械局的二十多个工厂，已经把四十多个品种和系列的老产品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并发展了一些新产品。
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性能提高，寿命延长，体积缩小，重量减轻，材料节约，成本降低，而且技术先进，更加经济合理。有一些经过改造的老产品和试制的新产品，在结构和性能上，还接近和赶上了国内外先进水平。电子仪器厂生产的超低频系列，经过职工反复改造，产品结构更加精密，不少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通过产品设计革命，不仅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更重要的是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们越干越敢干，闯出了一条又一条自己的路子来。
产品设计革命，还给工厂企业的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变化。许多老框框打破了，设计工作中的烦琐哲学破除了；一套符合多、快、好、省精神的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来，推进了企业的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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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煤炭机械设计人员实行“三到现场”
本报讯 据文汇报消息，煤炭工业部煤炭科学研究院上海机械研究所的设计人员，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实行“设计方案到矿，设计制造到厂，试验使用再回到矿”的工作方法，深入现场开展新产品设计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设计方案到矿，设计制造到厂，试验使用再回到矿”，是近几年来设计研究人员通过业务实践摸索出来的设计研究工作方法。设计方案到矿，要求设计人员下井跟班劳动，摸清使用条件，充分掌握第一性资料，了解类似机械使用情况，并在“三结合”基础上提出设计方案。设计制造到厂，要求设计人员深入制造厂，通过“三结合”形式，完成能提高质量、缩短工期的施工图设计，并亲自下车间跟班劳动，参加制造。试验使用再回到矿，是在新的机械产品制造出来后，设计研究人员随同产品到矿，进行试验，测定技术和经济效果。
实行这种工作方法后，设计质量提高了，设计周期缩短了。通过这种方法，设计人员的工人阶级感情也有了加强，初步树立了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促进了思想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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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分析仪器厂通过解剖产品改进设计
本报讯 南京分析仪器厂在产品设计革命运动中，选择厂里的两个重点产品——二氧化碳分析器和微量氧分析器，进行解剖，找问题，想办法，改进了产品设计。
二氧化碳分析器主要用于发电厂，分析烟道二氧化碳含量，对降低煤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可是这种分析器的有些零件，有“堵、漏、变、坏”的毛病，不能很好地起到指导生产的作用。微量氧分析器的质量较好，突出的问题是用途窄，不配套。
这两个产品质量上存在的问题，工厂领导早就知道，可是他们却认为两种产品的技术要求都已超过了外国同类型产品，质量并不差，主要是使用上的问题。设计人员虽然提过改进产品质量的意见，可又认为这是仿制的产品，样机就是这样，而质量已超过样机，不敢大胆突破洋框框。
职工们通过重点产品的解剖，集中批判了工厂领导的自满情绪和只管生产不顾使用效果的经营思想。群众促进了领导思想革命，领导认真向群众作了检查。同时通过设计工作中的问题，揭发和批判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迷信洋框框等设计思想，明确认识了设计为谁服务，正确的设计从那里来等根本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工厂领导及时把职工的热情引导到改进产品设计方面来。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微量氧分析器的测量范围已扩大到五种规格，并且设计制造了一直缺少的预处理器，使仪器成套，基本上满足了用户的多种需要。新制成的二氧化碳分析器，结构比老的简单得多，体积也小，成本也有降低，经过试验，性能完全达到原来的要求。